民国二十九年起，他与侯宝林合作，为侯捧哏，在天津南市燕乐戏园首次联袂献艺，一鸣惊人。又经电台广播扩大了影响，声名大震，成为当时颇负盛名的五档相声之一。当时他常演的曲目有《戏剧杂谈》、《卖布头》、《闹公堂》、《改行》等，被天津知识界誉为“文明相声”。他与侯宝林自天津返北京后，在西单游艺社、上海游艺社和凤凰厅演出，每天日夜两场，上座非常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他参加了北京相声改进小组，致力于相声的改旧创新，并讲课教学，培养青年相声演员。

1951年，他与侯宝林参加了第一届赴朝慰问团，在朝鲜前线编演了《杜鲁门画像》、《狗腿子》等新相声。

1952年起，他俩加入北京曲艺三团，1954年曾随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赴西藏作慰问演出，1955年又一起调入中央广播说唱团。

在广播说唱团工作的十多年间，他与侯宝林一起加工表演了许多反映现实生活的新相声，如《夜行记》、《离婚前奏曲》、《砍白菜》、《妙手成患》

郭启儒在与侯宝林合作的二十来年间，专事捧哏。他一贯主张“捧哏要蔫，逗哏要欢”。他为侯宝林捧哏一丝不苟、严丝合缝，尺寸、火候恰到好处，既起到了烘托作用，又不喧宾夺主，以自己的“蔫”反衬出侯的“欢”，以自己的“冷面”托出侯的“火爆”，以自己声调的低沉浑厚来显示侯的高亢激越，以自己“云遮月”的嗓音与侯金石般的歌喉形成强烈对比，以自己憨直朴实的表演风格来突出侯机智幽默的艺术特色。两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成为对口相声表演艺术中不可多得的黄金搭档。

后辈相声演员马季尊崇他为“捧哏巨匠”。在具体捧哏技巧的运用上，郭启儒除很好地继承了递火点鞭、烘云托月、火上浇油、穿针引线等传统技法外，还创造了画龙点睛、锦上添花等新技法，丰富了捧哏艺术的表现手段。

郭启儒有时也说单口相声，以说《熬柿子》、《求一毛》等段子最为拿手。郭启儒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总结出从事相声表演的八条经验：

说相声首先得让人听得懂；

相声艺术要从多方面来丰富；

只有热爱自己的艺术，你才能被观众热爱；

使好垫活，先把观众的精神领过来；

相声演员的舞台形象必须给人一种美感和亲切感；

捧哏的要掌握好包袱儿的节骨眼儿，既要聚精会神，又随机应变；

捧哏的要运用好蹬、踹、说、卖和迟、急、顿、挫这八个字的表演技巧；

捧逗演员之间要搞好团结。

他的表演经验，经蔡兴林整理成《相声表演心得》一文，1964年和1981年先后发表在《戏剧报》和《曲艺》杂志上，1984年收入中国曲艺出版社《中国曲艺论集》(一)中。

郭启儒为人宽厚朴实，平易近人，提携晚辈，诲人不倦。1956年马季初到中央广播说唱团，他主动向马季传授训练基本功常用的相声段子《对春联》，录音演出时，还为马季捧哏。后来他为马季捧哏表演的相声《打电话》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作。1962年李文华到广播说唱团后，他承担了培养任务，与李朝夕相处，言传身教，使李受益匪浅。其亲传弟子有全长保、佟大方、于连仲、李福增等人。

郭启儒在曲艺界德高望重，同行尊称“老郭爷”，他提携晚辈，言传身教，马季、李文华等都受益匪浅。同行都说老郭爷忠诚厚道，从不追逐名利，在金钱和荣誉面前肯吃亏。他勤俭持家，谦虚谨慎，人品杰出，圈里圈外有口皆碑。相声界将郭启儒的人品、作风归纳为“绿叶精神”。

郭启儒重视传统相声遗产的挖掘整理工作，1961年他亲自口述了即将失传的稀见传统相声《熬柿子》、《抢三本》等共十三段，被作为资料记录和保存了下来。

代表节目有：《熬柿子》（单口）、《关公战秦琼》、《夜行记》、《戏剧与方言》、《改行》、《打电话》等。

77号（侯宝林、郭启儒）

北京话（侯宝林、郭启儒）

猜字（侯宝林、郭启儒）

串调（侯宝林郭启儒）

打百分（侯宝林、郭启儒）

打灯谜（侯宝林、郭启儒）

方言（侯宝林、郭启儒）

汾河湾（侯宝林、郭启儒）

服务态度（侯宝林、郭启儒）

改行（侯宝林、郭启儒）

关公战秦琼（侯宝林、郭启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