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位名叫刘吉的首辅，他因为一段与棉花有关的插曲而被历史赋予了“棉花宰相”的称号。然而，这个称号背后的故事却鲜为人知，让我们一起揭开这段历史的面纱，还原一个真实的刘吉。 刘吉，字以正，号东篱，是明朝成化年间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他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改革，使得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显著的发展。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政治家，却因为一段与棉花有关的故事而被人们误解。 据史书记载，刘吉在位期间，曾经大力推广棉花种植，以此来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然而，由于当时人们对棉花的认识不足，加上种植棉花需要一定的技术和时间，因此，这项政策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反而，由于棉花的产量低，价格高，使得许多农民因此而陷入困境。 这就是刘吉被称为“棉花宰相”的原因。然而，这个称号背后的故事却鲜为人知。实际上，刘吉推广棉花种植的初衷是好的，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项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并不能说明刘吉是一个无能的政治家，反而，他的这种勇于尝试和不怕失败的精神，正是他作为一位政治家的重要品质。 刘吉被称为“棉花宰相”，这是他历史形象的一部分，但并不是全部。他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和挑战，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为明朝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一生，是一部充满激情和挑战的历史长卷，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反思。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和文人墨客，他们以其高尚的品质、卓越的才能和深远的影响力，赢得了人们的敬仰。其中，明朝内阁首辅刘吉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以其深思熟虑的政治智慧和温和包容的性格，赢得了“棉花宰相”的美誉。 刘吉，字以贞，号石田，明朝政治家，曾任内阁首辅。他在位期间，以其深思熟虑的政治智慧和温和包容的性格，赢得了人们的敬仰。他的政策主张稳健，注重民生，深得人心。因此，人们赞誉他为“棉花宰相”。 “棉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常常被用来象征柔软、包容和坚韧。这与刘吉的性格特点和政治理念不谋而合。他在政治上的处理方式，就像棉花一样，既能吸收压力，又能保持自己的形状。他的政策主张稳健，注重民生，深得人心。他的这种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使他在明朝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刘吉的政治生涯充满了挑战和困难，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以民为本，稳健施政。他的政策主张，如减轻赋税、重视农业、鼓励商业等，都体现了他对民生的深切关怀。他的这些政策，不仅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实施，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刘吉的“棉花宰相”之名，不仅是对他个人品格的赞誉，更是对他政治智慧的认可。他的政策主张和处理问题的方式，都体现了他的“棉花”智慧。他的这种智慧，使他在明朝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总的来说，刘吉是一位深思熟虑、稳健施政的政治家。他的“棉花宰相”之名，是对他政治智慧和个人品格的高度赞誉。他的政策主张和处理问题的方式，都体现了他的“棉花”智慧。他的这种智慧，使他在明朝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傅恒的四团龙补服是乾隆钦赐的殿阁大学士。但期间还经历了一个从“不能穿”到“重要场合可以穿”的过度过程。 （傅恒着四团龙补服画像） 先说说傅恒的四团龙补服由来。乾隆十一年、十二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先后攻打周围其他土司，破坏川藏地区秩序，乾隆派兵征剿。川陕总督张广泗进剿无力，乾隆又派朝中第一重臣，保和殿大学士讷亲前往调度部队。结果讷亲缺乏经验，又与张广泗不合，对军事作战产生分歧，贻误军机还讳败为胜，事后互相推诿过失，丧师辱国。最后，大怒的乾隆将二人召回京城，张广泗处斩、讷亲赐自尽。乾隆十三年，年仅二十八岁的新晋勋贵，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傅恒毛遂自荐，前往前线。乾隆对傅恒寄予厚望，命其以户部尚书兼理川陕总督，经略军务。更是将当时最高官职保和殿大学士授予傅恒。傅恒抵达前线后更是加授太保，加军功三级。在这种厚望之下，傅恒不辱使命，攻克金川数个重要据点，但是随后战争也陷入胶着。乾隆担心傅恒重蹈讷亲覆辙，再次丧师辱国，于是见好就收，召回傅恒。回京后，傅恒获封一等忠勇公，赐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服。 （公爵爵位应该使用的是前后两块正蟒方补） 这是傅恒的四团龙补服由来。但是问题来了，因为傅恒的爵位是公爵，按照清朝制度，公爵的补服是正蟒方补，而只有宗室亲王、郡王、贝勒、贝子才能用团龙补服，并且贝勒、贝子只能用两团龙补服，亲王、郡王才能用四团龙补服。故而，傅恒虽然获赐四团龙补服，却不能穿，至少在乾隆给予明确旨意前绝对不能穿，否则就是僭越。 很快，旨意真的来了。因为傅恒班师回朝后不久，莎罗奔迫于压力，不敢继续抵抗，就将降表就送来了。乾隆大为惊喜，于是对傅恒更为赞赏。上谕云：“ 经略大学士忠勇公傅恒，奏报莎罗奔郎卡俯首就降，经略大学士忠勇公傅恒前已晋爵封公，酬庸更无殊典，所赐四团龙补褂着只受服用。”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乾隆准许傅恒穿这件四团龙补服了。而且是让他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穿。 但是傅恒还是不敢，奏请在平时不穿，重大场合乾隆有旨意才穿，乾隆又发上谕：“经略大学士忠勇公傅恒因朕赏给四团龙补服，并请于朝贺大典之日，遵旨服用，其寻常仍服公品级补服。著于朝贺典礼之时，时常服用，不必恳辞。其寻常入朝入部办事，应从所请，随宜即用公品级补服，以成谦挹之美。”意思是朝贺典礼等重大场合，傅恒不需要特殊旨意就穿，平时入朝和入各部办公的时候，就同意傅恒的奏请，让他继续穿公爵的正蟒方补，以成全他谦逊之心。 另外，傅恒死后，又因为儿子福康安的战功被追赠郡王爵位，也配得上四团龙补服了。但是傅恒已死。如果活着获封郡王，那他平时也要穿四团龙补服。 明朝内阁由哪些大臣组成？ 元至正二十四年(红巾军宋龙凤十年，公元1364年)，朱元璋即吴王位，仿元制，置中书省、行中书省，设左右相国。洪武元年(1368)改为左右丞相。洪武九年，改行中书省为三司，改变行省政治直属中书省局面。同年，裁汰中书省官员，唯余丞相。洪武十一年，诏令六部，政事“勿白”中书省，夺六部政务于中书省。洪武十二年，谪斩右丞相汪广洋。洪武十三年，左丞相胡维庸案发，株连万余人，废丞相、中书省，设春夏秋冬四辅官，两年后撤之，仿宋制，改设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四大学士，并增置文华殿大学士。诸大学士仅以“辅太子、备顾问”。建文帝改革翰林官制，废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大学士但设学士，将翰林、殿阁学士合而为一。永乐帝继位后，复旧制，并充实翰林官。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永乐帝命解缙、胡广、杨荣等翰林官七人入值文渊阁，协理庶政，是为内阁肇始。 永乐时，内阁初置为七人，以侍读、修撰、编修等职入阁，不足五品。其职初为皇帝的秘书机构，以顾问、拟票(拟定文草)等。初以解缙为首，后胡光，后杨荣，今以资历或入阁先后为序，并无职务高下。 鸿熙帝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重置各殿阁大学士，增设谨身殿大学士。设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孤(少师、少傅、少保)。并以封阁臣。鸿熙元年，仁宗设宏文阁，以杨浦掌理，“广知民事，为理道之助”(明仁宗宝训)，即负责听取意见，作为对内阁决策的反馈。当年，仁宗崩。宣德宣宗立，将宏文阁并入文渊阁，杨浦入内阁共事。宣德年间，宣宗特赐文渊阁印。内阁凡机密事，加封文渊阁印入内，其它公文加翰林院引移各衙门。 英宗正统三年(1438)，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入内阁，并为三孤，兼六部之职。已为至尊。其实，英宗尚幼，事皆决于太后。太后不欲专权，每事皆付内阁议决。内阁权始重。英宗正统七年(1442)翰林院落成。翰林院迁出文渊阁。内阁与翰林院正式分立。英宗天顺六年(1462年)，李贤“掌文渊阁”，始为首辅次辅之分。 弘治七年，内阁专设阁员典诰敕，嘉靖中止。嘉靖十六年，世宗修缮内阁馆舍，完备制度，内阁制度至此已备。 嘉靖世宗时，首辅权位渐重，“李时为首辅，夏言次之，顾鼎臣又次之”(明史·顾鼎臣传)，至万历张居正至极。其时，一切政务由首辅票拟专定，次辅坐待之。中极殿大学士(旧名华盖殿)，建极殿大学士(旧名谨身殿)，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并正五品，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凡上之达下，曰诏，曰诰，曰制，曰册文，曰谕，曰书，曰符，曰令，曰檄，皆起草进画，以下之诸司。下之达上，曰题，曰奏，曰表，曰讲章，曰书状，曰文册，曰揭帖，曰制对，曰露布，曰译，皆审署申覆而修画焉，平允乃行之。凡车驾郊祀、巡幸则扈从。御经筵，则知经筵或同知经筵事。东宫出阁讲读，则领其事，叙其官，而授之职业。冠婚，则充宾赞及纳征等使。修实录、史志诸书，则充总裁官。春秋上丁释奠先师，则摄行祭事。会试充考试官，殿试充读卷官。进士题名，则大学士一人撰文，立石于太学。大典礼、大政事，九卿、科道官会议已定，则按典制，相机宜，裁量其可否，斟酌入告。颁诏则捧授礼部。会敕则稽其由状以请。宗室请名、请封，诸臣请谥，并拟上。以其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内阁。 先是，太祖承前制，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正一品。甲辰正月，初置左、右相国，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吴元年命百官礼仪俱尚左，改右相国为左相国，左相国为右相国。洪武元年改为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以统领众职。置属官，左、右司，郎中，正五品员外郎正六品都事、检校，正七品照磨、管勾，从七品参议府参议，正三品参军、断事官，从三品断事、经历，正七品知事，正八品都镇抚司都镇抚，正五品考功所，考功郎，正七品。甲辰十月以都镇抚司隶大都督府。吴元年革参议府。洪武元年革考功所。二年革照磨、检校所、断事官。七年设直省舍人十人，寻改中书舍人。 洪武九年汰平章政事、参知政事。十三年正月，诛丞相胡惟庸，遂罢中书省。其官属尽革，惟存中书舍人。九月，置四辅官，以儒士王本等为之。置四辅官，告太庙，以王本、杜佑、袭斅为春官，杜斅、赵民望、吴源为夏官，兼太子宾客。秋、冬官缺，以本等摄之。一月内分司上中下三旬。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寻亦罢。十五年，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礼部尚书邵质为华盖，检讨吴伯宗为武英，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典籍吴沉为东阁。又置文华殿大学士，征耆儒鲍恂、余诠、张长年等为之，以辅导太子。秩皆正五品。二十八年敕谕群臣:“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当是时，以翰林、春坊详看诸司奏启，兼司平驳。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建文中，改大学士为学士。悉罢诸大学士，各设学士一人。又改谨身殿为正心殿，设正心殿学士。成祖即位，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预机务。阁臣之预务自此始。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 仁宗仁宗以杨士奇、杨荣东宫旧臣，升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荣为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谨身殿大学士，仁宗始置，阁职渐崇。其后士奇、荣等皆迁尚书职，虽居内阁，官必以尚书为尊。景泰中，王文始以左都御史进吏部尚书，入内阁。自后，诰敕房、制敕房俱设中书舍人，六部承奉意旨，靡所不领，而阁权益重。世宗时，三殿成，改华盖为中极，谨身为建极，阁衔因之。嘉靖以后，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
清朝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个朝代，殿阁大学士也是沿造前朝公务员制度而设置殿阁大学士。清朝的殿阁大学士位高权重；早期议政王大臣会议辅佐机构，略相当于现在的最高办公厅及最高书记处兼各研究室的权限总和。 因为清朝殿阁大学士最开始是指保和殿、中和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共计四殿两阁，并称为殿阁。殿阁的掌舵人被封为大学士。 殿阁大学士是相当于内阁的集体，授予大学士时分为满汉两类。该职称代表着所在殿、阁的负责人。 代表人物有索额图、张廷玉、和珅、阿桂、福康安等历史名人。 清朝大学士官阶非常之高，达到正一品。也有从一品的协办大学士。其外还有学士、侍读学士两类中高级编制，分别是从二品和从四品。 兵部侍郎是一个什么职位？ 早在周朝，六部的制度就已经出现了雏形 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就是这六个部门的长官。 到了隋朝时期，三省六部制度正式形成。三省，便是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兵部的长官，称为兵部尚书，隋唐时期为正三品，明则为正二品，清为从一品；副长官，则是兵部侍郎，隋唐时期为正四品，明时期则为从二品，清朝为正二品。 兵部，作为六部之一，是和军事相关的一个机构。但实际上，兵部在绝大多数时候，是没有多大的军事权的，负责的大多数都是行政类和后勤类的工作，比如说武职选授、处分及兵籍、军械、关禁、驿站等。相对来说，历朝历代中，明朝的兵部权力最大，清朝的兵部职权最弱。 兵部，如果类比到现在，就相当于国防部，兵部尚书则相当于国防部长，属于正部级官员；兵部侍郎则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属于副部级官员。 在清朝时期，侍郎属于正二品的大员，和侍郎属于同品级的官员还有： 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各省总督，各部院左右侍郎，副都统，总兵。 在这里又要注意，清朝时期的总督，往往会加授兵部尚书衔，品级会达到从一品，总督一省或多省的军政大权，属于封疆大吏级别。 而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基本上属于没有实权的，属于荣誉性质。 总兵则是绿营兵的将领，位在提督之下，要受到总督和巡抚的节制。 明朝的内阁制度是怎样形成的？ 内阁是明朝创设的机构，距离皇帝最近，与皇帝联系最多，对明朝政治生活的影响也最大。内阁制取代了前朝的宰相制，内阁的形成与发展也经历了较长的时间，下面我来简单聊一聊。 萌发期洪武、建文时期，还没有内阁之名，但内阁的形态已经萌发。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太祖废中书省和罢丞相后，每天要亲自处理大量的政事，于是当年九月设置了四辅官。所谓四辅官，是效法古代三公四辅的说法而设置的。 洪武十五年（1382）七月，四辅官废除，这一时期前后又对辅政形式做了新的尝试，除了设置“翰林院平驳诸司文章事”这一机构外，还设立了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 上图解缙，永乐时期的阁臣之一 创立期永乐皇帝即位后，对洪武、建文时期的辅政形式稍事变通，创立了内阁制度。具体做法是，恢复洪武时翰林院的设置，继续用翰林官辅政，并使之制度化、固定化，辅政地点在文渊阁。文渊阁在午门之内，文华殿南面，地处内廷，入直人员要在大内就餐，于是称为内阁。 此文渊阁指南京故宫的文渊阁。迁都北京后，北京宫廷中的文渊阁位置与南京相同。今日故宫的文渊阁，非明代文渊阁，为乾隆时所建。内阁最初也不是官署名，而是入直文渊阁的俗称，以后固定化、经常化，就成为文渊阁的代名词，并演变为官署名。 上图杨士奇，洪熙年间升任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 发展期洪熙、宣德和正统初年，这一时期内，内阁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仁、宣之后，以侍郎、尚书入阁的比例越来越大，随着阁臣品秩大增高，内阁的地位也越来越明显。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正德年间。 鼎盛期嘉靖、隆庆、万历初年，阁权向上下左右全方位渗透。内阁一般由五到七人组成，多时达九人，少时也有二三人，一人独在内阁的情况极为罕见。内阁多人，必有一人主持阁务，这就形成了首辅。一般说来，首辅以入阁先后，资历深浅，以及皇帝的信任程度来确定。内阁地位提高，首辅的地位自然更高。弘治、正德以后，只有首辅才能秉笔票拟，地位和名望与次辅、群辅有很大差别。嘉靖以后，更有一批首辅权力膨胀，成为权臣。 上图张居正 衰落期万历中后期以及泰昌、天启、崇祯三朝，阁权从顶峰向下滑落。鼎盛期的内阁，特别是内阁首辅，权力过重，给明朝高层权力运作带来新的矛盾，这些矛盾决定了内阁权力必然要走向下坡路。 明初本来已经消弭的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又有复张的兆头，《天府广记》引明朝人何良俊的话说：“夫威权日盛，则谤议日积；谤议日积，则祸患日深。故自世宗以来，宰相未有能保全身名而去者。”何良俊讲的“宰相”，就是指内阁首辅。杨廷和、张璁被迫去职。夏言竟然被杀于西市。严嵩罢官后被抄家。高拱被轰赶狼狈离朝。张居正死后被籍没。总之，前一阶段权力过大的首辅几乎下场都很凄惨。而且，内阁内部争夺首辅地位的明争暗斗日益突出，阁臣之间钩心斗角，相互倾轧。 天启二年(1622年)，任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万历中期开始的东林党议，与皇权和阁权的关系，以及阁权之争、阁部之争密切相关。从此，内阁的尊荣地位逐渐消失。到了天启年间，阁臣拜倒在权阉魏忠贤门下，蝇营蚊附，成为宦官的附庸。崇祯朝，阁臣身世沉浮变化莫测，17年间竟有50名阁臣先后在政坛上表演，多数阁臣成为皇权的牺牲品，内阁走到了下坡路的尽头。
两个人都是清朝的重臣内阁学士，深得清朝皇帝信任的肱股之臣，不过相比较而言，李卫的名字相信大家不会陌生，一部《李卫当官》让李卫的名字真正家喻户晓了，至于刘统勋，可能很多人并不认识，其实也有一部影视剧讲述他的故事，那就是《天下粮仓》（暴露年龄了），当然提到他的儿子，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个人就是刘墉，相信他的影视剧很多人都熟悉吧！ 其实，刘统勋和李卫两个人有过同朝为官的经历，不过那个时候李卫是雍正麾下的重臣，可以说在雍正时期，李卫绝对是能够让刘统勋仰望的存在，而刘统勋真正进入仕途的高峰，是在乾隆年间，而那时李卫早已经去世十多年了，所以如果比较两个人同时期的官职大小，不用想也是李卫大了，不过这里应该说的是两个人官场生涯最高峰的较量，那么下面我们分别分析一下两个人生涯都担任什么品级的官职吧！ 先来说说李卫，虽然影视剧中的李卫大家都非常熟悉，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小混混出身，当然这是影视剧的杜撰，真实历史上的李卫，也是出身官宦之家，不过李卫这个人从小应该是不爱读书，所以进入官场并不是想其他读书人那样通过科举进入官场，而是家中捐了一个员外郎的官职，这样在康熙五十六年的时候成为兵部员外郎，这个官职干了两年时间，就升任户部郎中，不过在康熙时期，李卫并没有能够获得太大的进步。 等待雍正皇帝继位后，原本平平无奇的李卫竟然得到了雍正帝的重用，可以说是火速飞升了，雍正继位后李卫直接被任命为直隶驿传道，可是还没有到任就被雍正调任云南盐驿道，这可是实权官职，在这个职位上李卫做的风生水起，仅仅一年多时间就升任了云南布政使，并且监管盐务，这个官职可以从二品，真正成为了封疆大吏了，又过了一年时间，再次被提拔成为浙江巡抚，雍正四年，仅仅担任一年的巡抚的李卫，再次兼任两浙盐政使，而雍正五年，直接成为浙江巡抚，已经做到了地方最高官员了，可以说这一段时间李卫是一年提升一级了，能够从从五品的员外郎，一个闲职官员，要不然也不会花钱就能当官了，不到十年时间，最终成为朝廷从一品官员，简直是做火箭一般了，可以说雍正就是李卫的伯乐了。 等到雍正七年的时候加封兵部尚书，因为母丧回乡守制，后面加封太子少傅，雍正十年的时候，成为刑部尚书，出任直隶总督，乾隆元年的时候，监管直隶总河，最终在乾隆三年病逝，可以说李卫一辈子担任的最高官职就是直隶总督加兵部尚书和刑部尚书了。 那么刘统勋呢？他是正儿八经通过科举进入的官场，在康熙五十六年李卫捐官进入官场的时候，刘统勋这一年恰好考取了举人，成为朝廷候补官员，真正进入官场是在雍正二年考取进士，担任了翰林院庶吉士，在雍正时期担任过南书房行走，上书房行走和詹事的官职，而他真正获得重用是在乾隆时期，在乾隆刚继位后，刘统勋就被提拔为内阁学士，乾隆二年就升任刑部侍郎，后面因为母亲病逝回乡丁忧，再次回到朝廷是在乾隆六年，此时担任的官职是都察院左都御史，这是从一品的官职。乾隆十一年的时候出任漕运总督，乾隆十三年后刘统勋升任工部尚书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后又调任刑部尚书。根据《清史稿》记载：十一年，署漕运总督。还京。十三年，命同大学士高斌按山东赈务，并勘河道。迁工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改刑部尚书。 等到乾隆十七年的时候，刘统勋进入了清朝的核心权力机构，担任军机处行走，真正成为乾隆的重臣，乾隆十九年的时候有升任太子太傅兼陕甘总督，此后刘统勋多次被乾隆命令疏通运河，可以说治水有功深受乾隆赏识，最终在乾隆二十六年刘统勋出任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和兵部事务，乾隆二十九年升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上书房总师傅和殿试阅卷大臣，等到乾隆三十年出任国史馆总裁，乾隆三十八年更是出任《四库全书》总裁官。 综合两个人的官职，我们也就能够清晰的看出两人的官职大小，李卫最高担任直隶总督、兵部尚书和刑部尚书，直隶总督是正二品官员，加封兵部尚书就是从一品官职，而刑部尚书也是从一品官员，所以李卫就是从一品的朝廷高官；而刘统勋是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这是最重要的两大官职，虽然军机大臣没有品级，但是军机处才是朝廷的权力核心，至于东阁大学士是清朝的殿阁大学士，属于正一品的官职，清朝最高的官职，而且在清朝殿阁大学士就是百官之长，两大官职集于一身，就是清朝真正的“宰相”了。 可以说在清朝的时候，真正掌控朝政的官员都是军机大臣加上殿阁大学士，当然这里说的是雍正之后的官场，比如雍正最信任，也是辅政大臣张廷玉和鄂尔泰都是如此，后面傅恒、阿桂、福康安以及和珅都是如此，这样的人才是清朝站在权力最高峰的官员了，我们仅从官员品级上去看的话，刘统勋都是要比李卫更高，因为东阁大学士是正一品，而李卫的六部尚书只是从一品而已，不过李卫一辈子没有进入过军机处，也没有担任大学士，两个人的高低一目了然了。 而且刘统勋死后被赠谥号“文正”，这是清朝最高等级的谥号了，可见此人在乾隆心中的地位了，他的地位，就是他的儿子刘墉也没有达到，尽管刘墉在影视剧中成为和和珅斗法的存在，另外一个人就是纪晓岚，可是两个人与和珅的地位相差太大了，其实就是刘统勋也没有达到和珅的高度，更何况是刘墉和纪晓岚呢？刘墉一辈子最高也仅仅做到体仁阁大学士，但是进入军机处却一直没有实现，至于纪晓岚，最高仅仅做到吏部尚书和协办大学士，这是低于殿阁大学士一级的官职，在没有宰相的清朝，大学士的地位就相当于宰相，不过这里说的是进入军机处的殿阁大学士才是宰相，所以李卫没有达到这个高度，而刘统勋就是清朝名副其实的“宰相”了，所以两个人谁的官大，还用说吗？
明朝的内阁制跟君主立宪一点关系都没有内阁学士，明朝的内阁制不但不是君主立宪制的产物，反而是专制君主制下的怪胎。明朝后期文官的流氓化并不能证明明朝的君主已经丧失了权力，个别君主的软弱无能并不代表在这个制度下，君主真的成为了毫无权力的国家象征。 君主立宪制，在政治学中，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政体，这种政体的特点是君主仅仅是国家的虚位元首，是国家的象征但不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治理国家的内阁由议会产生并对议会负责，而议会则由选民选举产生，换句话说，君主立宪制下的内阁是对议会和选民负责的，而明朝的内阁则只是对皇帝负责，权力主体完全不一样。 （君主立宪制制下的内阁对议会负责，而非君主） 目前的英国就是实行的君主立宪制，人民先用选举的方式选出议会，议会中的多数党在组成内阁，多数党的党魁成为首相，在一切都尘埃落定后，首相才回去觐见女王，虽然女王名义上有拒绝的权力，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从未发生过。伊丽莎白女王二世所做的仅仅是接受人民的选择并履行仪式，他个人对首相的看法无足轻重。 反观明朝，内阁完全由皇帝任免，对皇帝负责，皇帝可以随时罢黜内阁成员，比如明末的崇祯帝，就是将内阁首辅像走马灯一样的更换，崇祯皇帝的权力无疑要远大于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实际上，明朝的君主权力不但没有变小反而是更大了，在以前，还有宰相牵制皇权，宰相可以代替皇帝进行决策，皇帝要想更换宰相也要与大臣商议。到朱元璋废除宰相后，文官集团的势力大幅减弱，到了朱棣，虽然设立了内阁予以弥补，但是内阁首辅的权力远小于宰相，其作用更多是咨询而非决策，除了张居正这种特例，别的内阁首辅只需皇帝一张纸条就可以罢免。此外，内阁还受司礼监的牵制，皇帝在文官和太监中周旋，通过政治斗争、挑拨离间的方式巩固自己的皇权。明朝的种种现象，不但不是君主立宪制的特征，反而是地地道道的专制君主制。 之所以明朝内阁制会给人君主立宪制的错觉，无非是很多人认为明朝末年，文官们总是欺负皇帝，皇帝不敢处罚，由此断定皇帝已经丧失了权力，这是完全错误的。皇帝有没有权力要看法律如何规定，而不是看皇帝的实际表现，如果皇帝是个低能儿弱智，那么它计算大权独揽也毫无意义。实际上各国的末代君主都是软弱可欺的怂包，无论是路易十六、尼古拉二世还是末代皇帝溥仪，南唐后主李煜，他们都被臣子玩弄欺骗，但你能因此就说他们的国家都是君主立宪制吗？ （溥仪在弱也不代表大清是君主立宪制） 核心的区别在于在君主立宪制下，你这个皇帝就算再精明强悍也不能影响议会，也不能干涉立法，你的才干高低并不能影响政局分毫。而在明朝，如果是天启这样的糊涂蛋，自然文官太监可以掌握权力，但如果碰上朱棣这种强人，他们就只能做皇帝的奴才。专制君主制下，皇帝的权势主要看皇帝的能力大小，而君主立宪制下，皇帝怎么做，结果还是没有任何权力，这就是最大的区别。 内阁制度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 明代的内阁制度，起于明太祖朱元璋时期，他初定天下，固定了中华的行政版图，对外，他采取了武力与怀柔并济的措施，征伐北元残部，进攻哈喇和林，其所到之处，兵强势盛。对内，他亲力亲为，在处理琐碎的政务上，尤是如此，洪武十三年，为了保障皇权的稳定，也为了创立一个新的权力结构来进行国家的运转，朱元璋忍痛杀了其忠心耿耿的宰相胡惟庸。 在彻底的对帝国官僚体系进行了一次净化后，朱元璋也顺理成章的废除了宰相一职，他希望能够将国家事务按类、按部就班的分给六部进行运转，自己则掌握大权，进行裁定决策，据史料统计，由于朱元璋对国家事务做到了几乎事无巨细的处理，其每天能够处理高达两百多件的奏疏，这几乎就耗尽了他一天的时间和精力，后来，他认为应该酌情设立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的特点是，非定设、非定员、具备优秀的文字能力、不能够有涉及政务的权力，同时，进入的人员还要有一定的资历，如此甄选，很快就有一些人进入了朱元璋的视线，后来朱元璋定了四个人作为文职顾问，这四个人的职能仅仅就是为皇帝进行文字的润色，为皇帝进行代笔、阅读或解读奏疏的工作，他们被称为四辅官，其中出名者如宋讷和刘三吾，但是仅仅过了一年，朱元璋便废四辅官，他显而易见的仍是不希望他人参与皇权最高阶层的政务，显然，四辅官只是一种尝试，但这种尝试却为后来的内阁之路打下了基础。 明初在撤销中书省，废除丞相制度，改用四辅官而又证明不副职任之后，乃改用内阁制度以作为皇帝的辅政部门。 内阁本来并不是一个机关部门的名称。最早，朱元璋使用翰林院的学土、编修、检讨、修撰、侍读等所谓文学侍从官员来协助做一些文墨工作。具体职责是帮助皇帝阅看各机关送来的章奏和执行封驳的工作，根据皇帝的意图草拟处理意见等等。这些人并不能参与重大政务的研究，更不能独自处理什么问题，仅是由于他们经常在宫廷殿阁之内工作，随时听候皇帝的传呼差使，逐渐才被称为内阁学士或大学上。彼调来的人有的便被称为“入阁”。 初期内阁的职权完全不能和原有的中书省相比拟，内阁大学士更不同于丞相，当时规定，内阁大学士之下不得设置任何宫属僚佐，内阁大学士本人也不过是五品小官，仅能遵命办事，不得干预各机关的事务，不得参署诏令，更不得以部门或个人的名义发出任何指示命令，各机关奏事也不许关白内阁。可见，当时的内阁完全是一个辅助性的办事机构，所谓大学士也不过是一些与皇帝比较接近的文书工作人员而已。他们的职任仅是“详诸司奏启”，只能使用“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事某官”的名义，可见纯是事务性的，而非政务性的职务。洪武时期的内阁及其大学士，“职卑位微”，“帝方自操咸柄，学士鲜所参决”。 朱元璋一反自秦以来将内侍人员逐步升格为正式朝官的做法，而是将已定型的国家机关和职官重新贬降为侍从。这样的模式曾经维持到他去世为止。其所以能勉强试行了十多年，主要是由于朱元璋本人具有着不同于其后代皇帝的优异条件，他“肇迹民间”，“备历艰难，饱谙物态”，作为创业开国之君享有极高的权威，又具有丰富的政治军事经验和才能，并且极勤于政事，所以能够以这样的体制推动当时国家机器的运转。但这是变局而非常局，可以适用于一时，而难垂诸久远。因为，由一个全能的至高无上的皇帝大权独揽，小权不放，事必躬亲地履行全部统治职能，事实上是绝难世代相承的。 到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内阁及其大学士的实际职权便已发生明显的实质性变化。朱棣采取一种渐进的过渡形式以修正其父手订的中央辅政体制。他在篡位胜利之后，立即在全国范围内精选了解缙、胡广、杨荣、杨士奇、胡俨、金幼孜、黄淮等七位年轻有才能的士人进入内阁，并对他们放手重用，在诸如有关和战、立储、用人、征调或蠲免赋役等重大军国政务上，都征求他们的意见，有意识地吸收他们参与论议国家的核心机密。终朱棣当政的永乐时期22年，内阁学士的品秩仍然是不高的，一直都不过是正五品的官阶，但实际上，他们经常能参与对重大政务的研讨，甚至对于六部的要政，也可以在御前进行更高层次的审议，以供皇帝参考。 到了洪熙(明仁宗朱高炽)、宣德(明宣宗朱瞻基)以后，情况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内阁的地位和作用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因为朱高炽和朱瞻基登位时，朱棣时期任用的内阁大学士如杨荣、杨士奇、杨溥等人都还在位，以前朝旧臣元老的地位和熟谙政务的身份辅政，年幼的皇帝不能不把很多政务交给内阁办理，内阁的权力就逐渐加重。及至正统(明英宗朱祁镇)以后的历届皇帝，差不多都是荒怠懒惰或宠信宦官的人，有人20余年不上朝办事，国家的日常事务更只能推给内阁办理。本来规定，内阁只能承旨办事，内阁大学士不过是备顾问的辅助人员，但事实上，他们逐渐担任了代替皇帝草拟诏令敕浩的工作，还负责起草批复奏章的“票拟”任务;本来规定，六部及其他国家机关均由皇帝直接领导，内阁大学士的品级和权力均远较六部尚卡低(原来规定内阁大学士为正五品官，尚书为正二品官)，各单位有事不得关白内阁，但后期的大学士有些兼任尚书之职，有些还享有太保、太傅、少保、少傅等崇高政治称号，官阶又更定为正一品，六部尚书有事只好请示内阁大学士，又演变为实际上是内阁属吏的状况，基本上恢复了中书省统率六部的办法。在内阁大学士中又按地位高低顺序，分为首辅、次辅、群输，首辅“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在这种情况下，便相继出现了像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这样的“权相”。朱元璋关于永废丞相的规定事实上被完全破坏了。 内阁政治地位的明显提高，主要表现在掌有了“票拟”之权。所谓票拟，也叫做票旨、条旨，也就是说对于来自全国各方面的奏章，在送呈皇帝批示以前，由内阁学士“用小票墨书”，贴在各奏疏的对面上以进呈。这实际上就是代拟好“御批”的稿本，供皇帝采纳。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掌握代替皇帝起草批示的职权，其重要意义是可想而知的。所谓“代言之司”，所代表的乃是具有绝对权威的“皇言”。“各衙门章奏留送阁下票旨，事权所在，其势不得不重。”但是，内阁的“票拟”终究不过是给皇帝提供参考的初步意见，最后的拍板定案仍决定于皇帝的御批(当时叫做“批朱”)。内阁权力的有无及大小，内阁实际地位的高低，也主要表现在所拟“票拟”被采纳的程度上。洪熙、宣德时期，三杨所拟的“票拟”，万历前期，张居正所拟的“票拟”，差不多都转化为“批朱”的蓝本，阁权之重、阁职之隆，自不待言。但在正统以后，诸如成化、正德、隆庆、天启等朝的皇帝都特别宠。
明朝建立之初，大多采用宋唐时期的官僚制度，设丞相一职废除丞相制度。丞相一般有两个，左丞相最大，其次是右丞相，两个人互相依托，又互相掣肘。 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从胡惟庸案爆发以后，朱元璋深切体会到丞相有尾大不掉的弊端，也看到了丞相的权利，丞相权利一旦做大，就会架空皇权的统治。可是一个王朝或是政权还离不开丞相的作用，但朱元璋是个例外，这些活自己能干。通过胡惟庸案就彻底废除了丞相制度。自己设置了内阁制度，直接架空了丞相的权利，自己牢牢的掌握着大明王朝的权利中枢，使分散的权利集权化，权利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中。 明成祖驾崩以后，皇帝开始懈怠朝政，内阁才开始逐渐的行使丞相的权利，虽然不叫丞相了，干的活就是丞相干的活。一直到明朝灭亡，内阁开始逐渐行使大明王朝丞相的角色。 内阁和宋唐时期的丞相制度还是有一定的改革，以前丞相的权利为什么那么大？因为一些地方上的政事，如果不是涉及国本，丞相有权直接处理，最后呈报给皇帝就可以了，不用皇帝亲自过问。这样就给了丞相最大的权利了。看宋唐时期的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利非常大，最后皇帝都得妥协，甚至葬送江山。 明朝内阁一般规定人数三到七人不等，设一个内阁首辅，负责领导内阁的最终决定。决定商议完之后，送司礼监由掌印太监浏览，呈报给皇帝，皇帝批准后，由司礼监批红，这份文件才能生效。中间环节多了一个司礼监，起到了一个相互制衡的作用。虽然看起来很完美的制度，在明朝中后期，由于皇帝懒政，大部分都是司礼监掌印太监总管决策，也催生出了明朝太监专政的局面。 丞相，内阁，无论什么样的组织和制度，都不是完美的，关键因素还是在人。没有人的掌控和实施，任何制度都没有完美的。 废丞相设内阁看似完美，可是，朱家后世子孙争气的很少。不上朝，怠政，各种原因，最后导致了丞相和内阁做的工作相同，只是换了个名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