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蔚傅作义简介。 马文蔚（1904年～1988年），阳曲县黄寨村人，出生于农民家庭。在黄寨村读完小学后，父亲安排他到一家店铺当小伙计。但喜好读书的他却偷偷跑到太原报考山西国民师范完全科。 1925年毕业后，留师范附小任教，由于他聪明能干，被推荐到阎锡山创办的育才馆第10班培养。但他并不满足，不久又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 1930年初，到阎锡山驻南京第三政府内部任科员、监察院秘书。中原大战开始后，经傅作义介绍到了上海，投入金融界，在国民党中央造币厂审查委员会任文书副主任。 傅姓在历史上最有名气的人是谁？ 介绍几位傅姓名气比较大的人： 1.傅善祥，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状元，不过她不是正式朝代上的女状元，而是太平天国建立政权后实行考试选拔而出的，后来被大权在握的东王杨秀清看中，弄到了身边。下图为杨童舒扮演的傅善祥。 2.傅作义，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原为晋绥军将领，在早年跟随阎锡山参与北伐奉军，在涿州孤军守城一战成名。1936年组织指挥了百灵庙战役，击退了有日本顾问参与指挥的伪蒙军进犯，成为抗日名将。解放战争时期已经脱离了晋绥系，自成一家势力，任华北“剿总“司令。在平津战役中，顺应民心所向，率领所部接受解放军改编，避免了古都北京遭受战火之灾。建国后，任首任水利部长。 3.傅崇碧，共和国开国少将，建国后曾经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等职务，经历了“杨、余、傅事件”。 4.傅全有，解放军高级将领，山西原平人，曾参加过解放战争、对越自卫反击战等。1995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上将军衔。 5.傅懋恭，个人认为他是傅姓最有名的人，因为他的化名是——彭真。之所以说他还是傅姓名人，因为他本来姓傅，子女也都姓傅，说明彭真仅仅是因为工作需要化名。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建国前曾任是北方局重要领导人，建国后长期担任北京市领导职务，70年代末期开始到中央工作，后来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委员长等职务，为我国法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下图为他和毛泽东在一起。 如何区分叛变投敌和起义投诚？ 草包刘峙虽然在淮海战役中的军事指挥一塌糊涂，军事眼光毕竟还是有的，他战后曾经评价说：“第110师师长廖运周叛变，是加速黄维兵团失败之关键”。当然，这是敌人的说法，在解放军看来这就是“阵前起义”！而该师所属的第85军各师的结局，几乎准确回答了如题所问的“起义和投诚”的区别。 第85军属于何应钦系统，1948年9月才划归第十二兵团指挥，因此在“土木系”看家部队组成的兵团中属于另类，颇受第18军、第14军的排挤和歧视，这也是蒋军痼疾。该军军长吴绍周虽然兼着兵团副司令，但是没什么话语权，下辖第23师、第110师和第216师，全部跟随黄维到了双堆集。 中原野战军刚刚完成对第十二兵团的包围后，黄维决定以四个主力时齐头并进实施突围，地下党员廖运周自告奋勇率110师打头阵。于是1948年11月27日拂晓，廖师主力包括师部及329团、330团共5000余人举行起义（另外一个团被留作了兵团预备队），部队顺利通过中野阵地开向解放区，起义获得成功。 所以“起义”的必要条件是：首先必须是敌方部队的主动行为，其次是在战场形势不明朗、胜负未分的情况下，因为此时黄兵团主要战斗力犹在并且建制完整。同时还要与我方提前进行接洽，廖运周就派出了侦察连副连长前往中野六纵联系，而王近山司令员则指示纵队作战参谋武英前往110师师部担任联络员。 显然，《亮剑》中这项任务由纵队副政委赵刚来完成就明显级别太高了，不甚符合军史。最后一点，如果起义部队中有我方地工人员领导和筹谋，那就是完美的起义行为，黄埔毕业生廖运周那是1927年的老党员，所以，第110师的起义完全符合各方面条件，虽然带出来的部队不多（重炮带走一批），但是对敌人的心里震撼是非常巨大的。 第110师战场起义后，书呆子黄维愈发对整个85军不信任起来 ，该军其它两个师的对空联络电台被禁止使用，收音机也都强令关闭，甚至各师与85军军部的有线通讯联系，也必须经过第18军转接，这也就加速了敌人内部的分崩离析。中野和华野联手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后，战至12月9日，敌第十二兵团已被压缩到很小的区域内。 当天中野六纵和华野七纵血战大王庄，全歼第18军“老虎团”第33团，小王庄观战的第85军第23师官兵看得是心惊肉跳，而我军似乎因为110师起义的关系，对小王庄也是手下留情没有立即发起攻击。经过阵前喊话，第23师师长黄子华当晚率领全师三个团、以及第216师的一个团共10000余人“投诚”，放下武器走向解放军阵地，所以第85军最后只有三个团是被消灭的。 当然，起义部队和投诚部队的待遇也是不一样的，第110师起义后受到热烈欢迎，经过思想教育会整建制编入我军作战序列（二野第14军第42师）。而投诚的部队首先要缴械，一般高级军官会被遣返回籍，大部分下层军官和士兵经过思想改造后会分别补入我军各部，意味着这支部队建制不在，只能说比“投降”的待遇稍好一些。 其实“叛变”和“投敌”的区别也在于此，那就是主动和被动的关系，一般而言，我方人员被捕后禁不住诱惑或者严刑拷打，最终改变立场的是为“叛变”，比如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地下工作者。 而“投敌”则是脱离我方阵营的主动行为，比如在武汉主动投靠军统的张国焘、比如从重庆出走投奔日寇的汪精卫等，是抗战时期两大投敌事件的代表。 就部队而言也是如此，携械主动投奔敌方阵营谓之“投敌”，在敌人的拉拢和诱惑下反水则成为“叛变”，不过，虽然叛变和投敌的具体含义不尽相同，但是完全可以统一称为”叛徒”。
1955年酝酿授衔的时候，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程潜授何军衔成了难题。从资历上说，程潜曾经是孙中山大总统府陆军总长1927年8月1日、抗战初期的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陆军一级上将，不给个开国大将军衔说不过去吧？另外还有陆军二级上将傅作义呢，这两位也是起义将领当中职衔最高的代表。 （程潜） 好在这两位将军当时都解除了现役身份，程潜已经是人大副委员长，而傅作义是政府方面的水利部长，最终决定都遵循转入地方工作不再授衔的原则，跟张鼎丞、邓子恢、李先念等我军将领成为了一个群体。而仍然担任兵团司令员的陈明仁将军，则授予了开国上将衔，这个黄埔一期生在率部起义时，仅仅是陆军中将的职务军衔。 尽管陈明仁第一兵团各部队在长沙起义后，先后叛逃了40000余人，但仍然被改编为四野第21兵团（后来缩编为第55军），四野首长亲自授予了兵团旗帜。陈明仁曾率该军参加广西剿匪，十万大山里面的桂系残部，还真是对付不了湘军的雷霆手段，纷纷被消灭。而新疆的陶峙岳、绥远的董其武两位将军，所部也都改编为解放军的兵团建制。 （周福成其实没按投诚处理，而是投降） 所以这就是“起义”将领和部队的重要待遇：部队成建制保留，并且授予我军的番号，而军事首长也成为我军的高级将领，成为“自己人”。解放战争中，起义或者接受和平改编（比如北平部队）的官兵总数量达到了114万人，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百万大军，对迅速取得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师以上重大起义发生60余次，部队规模约153个整师，共1000余名少将以上的起义将领。 关于起义、投诚和投降的界定问题，之前已有专文，就不再重复介绍，本篇重点说明的是待遇问题。主动起义的将领和部队，对加速战争胜利的进程，减小我军的伤亡，都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给于优厚的待遇是理所应当的，同时，对起义将领的妥善安置，必然也影响在后续战争进程中，敌方将领在战与和问题上的态度，这都是相辅相成的。 （卫立煌按起义对待） 在蒋军兵败如山倒的1949年底，第二野战军第3、第5兵团附四野一部、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挺进大西南，其实我军总兵力不过50万人，而西南地区的中央军、川军、黔军等杂七杂八的部队，拢共有将近90万人，本来会是一场非常艰巨和艰苦的战役。然而在我军政策的感召下，以及大批起义将领受优抚在前，所以西南之敌出现了“争先恐后”的起义浪潮。 贵州第19兵团起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川军将领起义，四川宜宾郭汝瑰第72军起义、罗广文率第15兵团起义、董宋洐率第16兵团起义（兵团司令孙元良只身跑路）、裴昌会第7兵团起义、陈克非第20兵团起义，第3兵团和第18兵团大部起义，赵子立第127军起义，最后还有云南的卢汉起义，90万大军，真正顽抗到底的只有包含蒋系起家第1军的李文第5兵团（最后投诚）。 （陈明仁将军） 因此我三大野战军的部队，以极小的代价在最短的时间里，就彻底解放了大西南，这期间蒋军阵营大部分起义和投诚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起义部队多被指定地点改编，然后西南军区派出工作团对各部进行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对部队中的反动分子、不良军官和兵痞进行清理，个别实在烂泥扶不上墙的部队予以遣散，西南军区政委特别提出了：“改造90万起义投诚部队、消灭90万土匪”的任务口号。 起义将领们也都妥善安排了工作，比如裴昌会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罗广文出任山东省林业厅长、陈克非出任中南军区高级参议兼第50军副军长、赵子立出任全国政协委员等等。而按“投诚”处理的李文就不一样了，他被送往解放军重庆教导总队和西南军政大学高级班学习。也就是说，虽然没有按战犯处理，也不会当成自己人安排工作，而是要集中起来学习和改造，后来李文潜逃香港了。 （董其武将军） 其实“投诚”和“投降”有时候很难界定的，这个问题在沈阳、在淮海、在西南都出现过，理论上说，投诚应该是在我军的军事压迫下主动放下武器，而投降是指山穷水尽的情况下被动放下武器。但确实有些将领和有些部队先是企图顽抗、后面发现打不过又请求“投诚”的，比如沈阳的警备司令周福成、比如长春的兵团司令郑洞国，最后如何认定，有时候只能是由野司甚至请示西柏坡来决定了。 对三种部队的处理办法也是不一样的，并且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比如起义的60军改番为50军，还参加了抗美援朝。而投诚部队一般不会保留建制，而是将大部分军官调训，士兵教育和改造后补入我军，至于投降的部队，那就是什么政策都没有了，因为都是“俘虏”。比如西南军区专门下发了文件，起义部队团以上军官尽量安插留用，团以下的更为宽松，而投诚部队军官调训、士兵收枪，经过思想教育后再行分配。 （罗广文） 某种意义上，投降其实跟兵败被俘没啥区别，像宋希濂、陈长捷等就直接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桂系第七军军长李本一后来干脆被镇压了。而投诚将领则免于这样的处罚，一般给予自由后者安排闲职，个别投诚将领后面转道出国，也基本没有拦阻，但是你杜聿明、王耀武、黄维就不行了，必须在功德林里面改造，只有特赦后才能出狱。 长春守将郑洞国其实是兵败被俘，但是情况特殊按投诚处理，而最后的待遇，几乎跟起义差不许多，算是个特例。 （杜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