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五大臣出洋 到了近代，从秦始皇以来左右中国政治文化的根基遇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谭嗣同名言。 这个现象在晚清以来的社会变革中有很多例子：大家知道清末出现“立陷运动”。我们以前说它是比较温和的“改革”，其实从今天的眼光看，它应该说是相当“激进”的。当时有两种“立陷”，一种是日本式的立陷，是要尊皇统敬天皇的。另一种是英国式的立陷，它除了保留一个王室外，其他和共和制没有什么区别，而当时清末民间的立陷派主张的都是英国式的立陷。 严格地说，英式立陷派和革命党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尽谈立陷派的软弱性、妥协性、摇摆性，好像它缺乏革命派的坚定性。其实孙中山的一派，尤其是在国内的那帮人和立陷派的区别并不明显，只是在海外侨民中这两股势力打得不一乐乎。 孙中山与中华革命党在日本 我们经常提到梁启超和孙中山在海外的论战，说他们在原则上有什么什么分歧，实际上他们当时就和现在的政治侨民一样，表面上看政治岐见颇大，实际上争的主要是经济资源——海外捐款。在国内这两派还是合作居多，包括武昌起义都是两者联手行动。当时的立陷派主张是很激进的，他们主张只保留一个象征性的国王，其他一切按共和制运作。 清末外国华侨 这些立陷派在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恰恰就是广东的宗族自治势力，立陷派在广东的一个组织“广东立陷联合会”。它是一个由个人成员和团体成员的组织，它的团体成员中就有27个“宗族自治研究会”的团体。这些团体支持立陷派和当时东南沿海的宗族势力兴起是一致的。 后来中国教科书上夸大了“族权压抑人权”的状况。我们现在一谈到家族，就谈“四大绳索”中的“族权”如何如何恶劣，祠堂怎么剥夺个人的自由，阻碍自由恋爱，私设公堂等等。这种现象当然也存在，但是的确被大大地放大了。 在传统时代族权并没有那么厉害，当然它毕竟也是一种传统权力，在高度现代化以后它是不是还能保留下来，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在初期近现代阶段，当时压抑人权的主要是中央集全国家的法家化权力。而此时，宗族的活跃是民间社会生活的涌动，是社会多元化的一种表现，或者说随着大共同体的一元化的解构、法家传统的衰落，中国同时出现的“西学”的兴起和儒家的复兴，它们之间不是对立的，而是一种并行的潮流。这一点在明清两代的非主流思潮中已看出端倪。 清末民初广州 明清两代一直就存在着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所谓“启蒙思想”，即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些人，一直延续到后来包括康梁、章太炎、谭嗣同。他们都一个共同点，就是建立在弘儒批法、批道德基础上来呼吁改造传统、来呼吁中国社会的进步。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黄宗羲。 顾炎武像 在70年代，中国历史上的进步人物都被带了一顶“法家”的“桂冠”，甚至说朱元璋也是法家，张居正也是法家，总之“封”了很多法家。不知大家注意了没有，始终没有人给黄宗羲带上一顶“法家”的帽子，而奇怪的是也没有说黄宗羲是儒家。黄宗羲非儒非法到底算什么家？思想史上该如何归类呢？ 黄宗羲从49年以后就被公认为是一个进步思想家。象郭沫若、侯外庐、范文澜等学者都很欣赏黄宗羲。儒家既然是反动势力，而黄宗羲又是进步思想家，所以黄宗羲就不能说是儒家。但是如果说他是法家又太不像话，因为黄宗羲几乎从商鞅一直骂到张居正，所有被认为是法家的人他无一不骂，所有被认为是儒家的人他无一不赞，而且黄宗羲对在“评儒批孔”中提到的包括井田制、宗族传统、礼义仁孝等儒家崇尚的东西都高度评价，但是对被认为是法家改革的那一套，包括郡县制、科举制等都是极力否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70年代的人们只好对他采取回避态度闭口不提。可见政治运动左右下的学术多么滑稽可笑。今人回过头来看，会觉得那时的人都跟傻缺一样，但凡有一点常识都不会用所谓大人物的好恶、用此一时彼一时的“政治书皮包装历史”。可是在当时的氛围下人们趋之若鹜地跟着鹦鹉学舌，唯恐大合唱的队伍里少了自己，甚至争当弄潮儿的人不在少数。 黄宗羲当时提出的反砖制、反皇权，基本上都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法家传统的一种抵制，用他的话说就是反对“用法之法”。他说现在这种制度就是把天下当作一小之私，天下等于被皇帝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而皇帝十分害怕别人和他争天下，为了这个目的就制定出无数的法，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用一人以治其私，又用一人……”发展出一套完整的非常繁琐的制衡机制，以至于搞得“布法不得不密，而法一密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 言下之意，天下之乱就是这个“法”造成的。当然他讲的“法”不是我们现在说的“法”，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说，天下之乱就是法家的那一套造成的。黄宗羲的这些话的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就是孔孟的儒家思想。孔孟思想并不仅仅是现在人们理解的“民本思想”。有些人说孔子讲“人治、德治”，就是要对老百姓好一些。如果仅仅是这样讲，还不足以成为近代-现代化的一种资源，因为这种思想在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朝代都存在。 传统儒家的小共同体的自治观念对解构中国法家传统的确是一种有利的武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在黄宗羲那些人眼里，小共同体的自治传统和个性解放并不矛盾。黄宗羲一方面强调小共同体应有它的自治性，他很反感“科举制”，认为应该恢复“乡举里选”，也就是恢复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即我称之为“准儒家”那个时代的很多做法，但同时他却并不把个性解放看成是小共同体自治的威胁。他认为砖制制度的根源在于否定了个人利益，“是使天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立，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也”。 黄宗羲对砖制制度在这个意义上的批判从形式上非常近似于近代自由主义。因为近代启蒙思想对砖制制度的批判主要不是说砖制制度妨碍了大多数人的意志，而是说它侵犯了公民的个人权利，剥夺了每一个人的公民权，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质疑砖制制度的合法性的。 黄宗羲像 吴旭（清）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一直到戊戌时期当时的中国人在非常顺利地接受“西学”的同时丝毫没有感到“儒学”对这个过程有什么妨碍。他们都认为“西学”和“儒学”都是对当时现实制度改造过程中的一种资源。象戊戌时代的很多思想家，梁启超、谭嗣同都是很激进的。谭嗣同有一句名言“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 这里的“大盗”指的就是“秦政”、就是“法家”，孟轲在《孟子》这本书中对“乡愿”骂得很厉害，它指那些“八面玲珑、屈从权势、丧失节气、没有原则、屈意迎奉的“风派”。这是传统儒家很厌恶的，他们提倡“刚直不恶”、“清流、清议”“东林党人”“海瑞”式的忠诚。这自然和“乡愿”是对立的、格格不入的。但是这种“乡愿”传统中庄周的思想很突出，所谓“大盗”和“乡愿”的互补，就是“法道互补”，就是“强权哲学”与“犬儒哲学”的互补。梁启超、谭嗣同这些人都认为中国两千年以来，“大盗之政”和“乡愿之学”摧毁了“孔学”，以至于使“孔学”不绝如缕，已经被摧残的所剩无几了。 如果要说现在还有一点传统的话，主要就表现在黄宗羲这些人身上。谭嗣同曾说过一句很极端的话，意思是“自从荀子以后就没有什么书可读”，按照他的说法，董仲舒、朱熹这些人的书都很糟糕，但是如果说还值得一读的，就是黄宗羲、顾炎武他们这些继承了孔孟传统的人，而我们又继承了顾、黄的传统。 谭嗣同 如果以此类推，从孔孟到顾王黄，再到康梁，这是正统儒家的线索。如果按照梁启超、谭嗣同的说法，儒家后来分化了，其中孔孟是正宗，而荀子是异端，后来就变成法家了。那些保持正统儒家价值的人并没有妨碍他们接受“西学”，并没有妨碍他们对“西学”中最本质东西的认识。在他们看来，西学与儒学并不扞格，起码可以相向而行相互扶持走一段同道的。 *本文由音频整理而成， 未经作者本人审核） — 每更一图： 金雁/插画
谭嗣同（1865.3.10—1898.9.28），男，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人士。其所著的《仁学》，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谭嗣同早年曾在家乡湖南倡办时务学堂、南学会等，主办《湘报》，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公元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谭嗣同参加领导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年仅33岁，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目录 1基本资料 2人物生平3主要成就4人物评价5亲属成员 基本资料1 中文名：谭嗣同外文名：SitongTan别名：壮飞、复生、东海赛冥氏、廖天一阁主国籍：中国民族：汉族出生地：湖南浏阳出生日期：1865年3月10日逝世日期：1898年9月28日信仰：佛教主要成就：维新变法主力代表作品：《仁学》《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 人物生平2 1865年（清朝同治四年），谭嗣同出生于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胡同邸第，其父谭继洵时任湖北巡抚。1870年（同治九年），谭嗣同五岁，时得重病，昏死三日，竟又奇迹般复活，故名“复生”。1875年（光绪元年），谭嗣同10岁时，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他对王夫之的思想发生了兴趣，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他读书务求广博，好讲经世济民的学问，文章写得很有才华。他对传统的时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几个字。他仰慕那些锄强济弱的草莽英雄，曾和当时北京的一个“义侠”大刀王五结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1877年（光绪三年），谭嗣同在浏阳与唐才常订交，他又师从涂启先，系统学习中国的典籍，开始接触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此后又到兰州，在他父亲的道署中读书。1884年（光绪十年），谭嗣同离家出走，游历直隶（今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 主要成就3 谭嗣同一生致力于维新变法，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是维新派中的最激进者。早年在湖南举办新政，利用时务学堂培养了大量的维新志士；后来参与领导了发生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的戊戌变法，期间他力辅光绪皇帝推行变法，整顿官制，革除弊政，最后怀着“愿以颈血刷污政”的决心为变法而牺牲，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虽然资产阶级的博爱、平等、自由是虚假的，但是他用博爱、平等、自由来冲决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伦常，在旧中国那个史况下，在激烈的反封建专制主义这点上，有它突出的进步性。谭嗣同身处晚清新旧中西混杂的思想格局中，交往师友众多，强调兼收并蓄。谭嗣同在《仁学》序言仁学界说二十七界说第二十五条中说：“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 人物评价4 新华网：戊戌变法虽然失败，谭嗣同也被杀，他的那种愿以颈血刷污政，视死如归的精神不仅直指清朝政府的腐败和黑暗，同时也为人民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让后人永远去敬仰。光明日报：（唐才常、谭嗣同）两人生前“生同志，死同烈”的誓言，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新浪新闻：同样是湖南人，同样是书生救国，稍早的曾国藩走到了传统“人臣”道路上的最高阶段，而菜市口引颈待戮的谭嗣同，则有一种以身殉道的悲壮。这种悲壮，终结了湘学“经世致用”精神在传统道路上的努力，开创了湖湘志士新的救国之路。梁启超称谭嗣同为：中国为国流血第一士。康有为曾经这样赞扬谭嗣同：挟高士之才，负万夫之勇，学奥博而文雄奇，思深远而仁质厚，以天下为己任，以救中国为事，气猛志锐。北京西城区政协主席杜灵欣：作为近代中国为改革变法而流血牺牲的第一人，谭嗣同的思想学说得到后人重视，他敢于担当、勇于奉献的爱国精神更是时下锐意创新、不断深化改革需要的一种精神传 亲属成员5 父亲：谭继洵（1823—1901），谭继洵曾任清政府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等职。生母：徐五缘（？—1876），为其父正室，徐氏出身贫寒，作风勤朴，督促幼年谭嗣同刻苦学习。夫人：李闰（1865—1925），清朝户部主事李篁仙之女，李闰在谭嗣同就义后取“忍死须臾待杜根”之意自号“臾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