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都是一家之国盛世邪妃，一人以决，所以一个国家的性格或者说一个帝国的性格往往来自开创帝国的君主或者说是兴盛帝国的领袖人物。我将这个称呼为帝国的气质，气质是个好词即可以形容人也可以形容国家。

汉武雄浑，气吞万里如虎，汉帝国气质就是恢宏大气，面对敌人毫不手软即使将亡国之时也可以击退外族。

宋朝时期，赵匡胤黄袍加身，害怕武人乱国于是以文抑武，到了徽宗时期更甚，皇帝舞文弄墨，丹青画笔，整个社会当然自然是莺燕之气。最后屈辱而亡

明朝皇帝则不定性，会由于情绪的激昂与兴奋，在一场艰难的大胜后，脱去平日的严肃与谨慎，将故作的威严化作轻快与喜悦。做木匠或打猎是他们所檀长，但热情奔放地驰骋于大江南北，甚或突破传统，建立新的规范，却实在为难了他们

清朝皇帝从一而终，都以防汉为思想主题，最后就难免封闭保守，以愚民政策为主要国策，结果就是亦步亦趋，步步落后最后逆时代而动。

因此自唐代之后，中华帝国就成了肉包子一样的存在，越来越趋于保守，外扬的精神，就如那包子馅一样从未看到。而唐帝国，在中国的历史上，却是最为外向的帝国。

他们信心坚定，这种坚定让帝国的朝阳从长安一直照到了葱岭以西。

创造这一帝国气质的，不是开国皇帝李渊，而是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皇帝的起点并不光彩，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夺取最高权力的道路充满了血和骨。但是为了开创伟大的时代，按照结果论，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虽说权力之路由罪恶的鲜血染成，但人们也不会因玄武门弑太子兄弟，逼父亲退位，就将他一生功绩抹杀。

那时的唐帝国，可算得上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振奋的一段时期。李世民病入裔肓，由身体赢弱、胸无大志的太子李治端茶递水照料下的太宗，或许还会想起公元630年的那场彻底消除北部边患的战争。

那年，李世民命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李道宗为大同道行军总管，幽州都督卫孝杰为行军总管，统兵10余万，以李靖为元帅，兵分六路进军东突厥，大败颉利可汗于阴山并生擒之，东突厥就此灭亡。

随后李世民被四方首领尊为“天可汗”，在万邦来贺的大殿上，唐朝的太上皇李渊弹起了心爱的土琵琶，唐朝皇帝则旁若无人地跳起了流行舞蹈，一国的领袖在 “四夷君长”面前表现得如此洒脱自如，实在是古今未有。这份从容和写意，还有大气，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这就是唐帝国的气质。

一国之强盛，单靠武力强权，难免落得一个穷兵黩武的贬评，太宗的唐朝令人高山仰止，呼为不世奇功，使得贞观之治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治世之一，更多的来自“武功之外的文治”。我们先看一组数据：来自《旧唐书》记述。

公元630年，一斗米卖四五钱，帝国百姓再也不用为买不起粮食而发愁，房子不用关门，因为没小偷，出门都不用锁门，乡道村舍间到处可见成群牛马；

公元633年，帝国百姓全体进入小康社会，远行路人，不必担心没钱，只要走进农家，就会受到热情款待，客人吃饱后，还会赠送饮食，而前提是，不要钱。

唐史将其形容为“此皆古昔未有也”。

天下安定，丰衣足食，使得贞观时期，帝国户数以每年平均7万户增加，是唐代人口增长最快时期，这样可观的户数增长，贞观之治成果可想而知。

当时的帝国的都城长安，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超百万入口的城市。这座梦想城市，周长达35.56公里，面积约84平方公里。

什么概念，我们换算一下，当时的长安城。

比汉长安大2.4倍；

比隋洛阳大1.8倍；

比元大都大1.7倍；

比明南京大1.9倍；

比清北京大1.4倍；

比当时的罗马帝国罗马城大7倍。

一个帝国的强大，首都是最直观的体现，看看以上数字对比，当时的长安毫无疑问对标的是今日的纽约，伦敦，东京。

不对，不是对标而是碾压性优势。李世民的长安城无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它巨大棋盘状的空间布局正象征着皇帝与他帝国的包容和雄心。

而当时的欧洲，不过是蛮夷之地，“黑暗时代”。

科技停滞、宗教迫害、人种争斗是当时主题，生存都不易，又有什么精力去用心经营国家，更没国力与雄心去建造如长安城般雄伟壮阔都市。

因此，在欧洲历史上，除了古罗马帝国时期的所谓“五贤帝”时期算得上治世之外，没有其他可供赞誉的盛世。

长安城或许只是开始，至少对李世民来说是这样。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兴建的大明宫才是他一览众山、俯视天下的帝王居所。

大明宫周长7.6多平方公里，面积约3.2 平方公里，是紫禁城4倍。

国盛而民强，民强而信足，信足而具有强烈的安全感与容纳性。

依靠李世民功业，帝国皇宫在安全感与容纳性上，同样呈现出空前绝后的姿态。

这就是唐代雄风，贞观之治的胜景。在君臣努力下，“贞观之治”成为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武功兴盛的大平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