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期勋贵主要有两波:和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叫“开国辅运推诚”徐增寿，帮助朱棣靖难的叫“奉天靖难推诚”，文臣就在后面加守正文臣，武将就在后面加宣力武臣，最后面加爵位，例如“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魏国公”

朱元璋借着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大肆杀戮功臣勋贵，再经过靖难之变后，朱元璋封的那批开国勋贵所剩不多，然后朱棣上台以后，就把自己用顺手的人抬上来，迁都的时候，也主要就是把自己一首提拔的勋贵们带到北京去了，把朱元璋时期传承下来的一些勋贵就留在了南京，免得碍手碍脚，明朝勋贵就分为南北两个体系，北京那边的就是奉天靖难推诚系列，南京这边的就是开国辅运推诚系列。

留在南京这边的有:徐达家；刘伯温家；常遇春家，李文忠家，汤和家，邓愈家的，华云龙家的，顾时家的，郑遇春家的，费聚家的，赵庸家的，廖永宗家的，华高家的，朱亮祖家的，黄彬家的，梅思祖家的，陆聚家的。

建文帝是怎样的一个皇帝？

洪武中的“洪”字代表宏伟、雄大的意思，“武”字代表以武建国、以武治国的意思，这个词的确符合朱元璋。“建文”顾名思义就是以文治国，朱允炆确实在跟他的爷爷唱对台戏。从小在儒家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君主的确跟上代君主在气质上截然不同。

洪武帝朱元璋

洪武皇帝一旦死去，继位的建文皇帝迫不及待地纠正了洪武皇帝的一系列错误做法。他平反冤案，被关押的犯人相继被释放，被流放的家属也都回来了，减刑法、宽赋税也在进行中。大明帝国的儒生们在这种新气象中看到了他们的前途。

他们欢呼雀跃：“朱允炆！你是好样的，我们需要的就是像你这样的君主。”

朱允炆也在心中呐喊：“我的老师们，这个国家我已经没有依靠的对象了，我能依靠的只有你们。”

建文帝朱允炆

建文之治没进行多久就出现了问题，建文皇帝被他的老师方孝孺带入到复古的彀中。两个人成天在宫里鼓捣如何恢复井田制，如何把各个州县的名字、各个街道的名字、所有文武官职的名字、宫殿内每个宫门的名字都复原到周代的标准，哪怕是在北方战事如火如荼的时刻，两个人依然闷在宫里搞这些无聊的事情。

方孝孺是个复古的狂热分子，言必称三代。在他眼中只有周代是最好的，不仅礼乐应该恢复到周代，人们的思想，土地所有制度，甚至政权的组织形式都应该恢复到周代。无独有偶，董仲舒、王莽、王安石、朱熹这些大儒都是井田制的倡导者。建文皇帝和方孝孺的日益偏激化引起了藩王和武将们的不满。

方孝儒

建文王朝并没有改变洪武王朝的那种不稳定性，不安的骚动正弥漫着整个大明帝国。人们对于未来都有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洪武皇帝封藩会给帝国带来动荡。

始皇嬴政统一天下后，并没有实行分封制，而是实行郡县制。事实表明，这一制度实行过急。因为经过周代近八百年的分封制，各地的贵族依然权力巨大，天下一乱，这些贵族首先起来造反。汉吸收秦的灭亡教训，实行郡县和封国并存的制度。事实表明，这种制度到了那个时代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历史土壤。那么，朱元璋为什么又捡起了历朝历代早就丢弃的分封制度呢？我认为这里有三个原因。首先要声明的是朱元璋的分封制跟前代已大不相同，实际上实封的就是北边的几个藩王，其他的都是虚封。

封王戍边的原因，一个是因为京城离边塞太远，封王戍边刚好可以起到让藩王守边的作用；二是这一行为体现了朱元璋的朴素和小家的思想，他认为老子打了天下就应该让子孙们帮着一起守；三是为了避免争权夺利，嫡长子一旦被立为太子，其他皇子就必须离京，而封藩则可以在异地解决他们的身份问题。所以，洪武皇帝的封藩制既有不利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

齐泰

在洪武皇帝还没有死的时候，朱允炆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对他的这些叔叔下手了。建文时代，围绕在建文帝身边的就是方孝孺、齐泰、黄子澄这三名儒臣。跟方孝孺鼓捣建文帝复古不同的是，齐泰、黄子澄鼓捣的是削藩，齐泰建议先削燕王，而黄子澄建议先削势力弱小的藩王。建文帝最终采纳了黄子澄的意见。实际上，先削谁、后削谁都已经不重要，关键的是削藩此举既违背洪武宪法，又不得人心。

黄子澄

建文皇帝的第一刀挥向了周王朱橚。周王是朱棣的同母弟弟，处理了周王就等于剪除了燕王的一只臂膀。建文帝的动作相当快，朱元璋死了一个月，他就动手了。周王痴迷于医学，他自己种植植物园，自己品尝药材。建文帝拿下周王后将他发配云南。云南这个边远的地方给周王的医学研究以很大的便利，那里有丰富的物种、有奇花异草、有烟瘴、有长期患病无法得到医治的民众。周王到了云南便联合当地的医官开始研究医药、著书。虽然朱棣夺得皇位后给了周王自由，但周王的一生都在钻研医学的抑郁中度过。

张三丰

周王被削后，湘王、齐王、代王、岷王又进入了建文皇帝的视野。厄运很快降临到湘王朱柏头上。朱柏跟周王朱橚一样也是个文化人，解缙对他的评价相当高，说他“幼而美异，长而通明，温恭粹德”。朱柏除了文采好，武功也不错，他还是个虔诚的道教徒。跟朱元璋和朱棣一样，他也寻访过张三丰。

周王朱橚

建文元年（1399年）四月，建文帝以谋反罪和私印钞票罪着有司兵马逮捕朱柏进京询问。朱柏为了免受刀笔小吏之辱，全家自焚而死，时年28岁。

即使是建文帝这样的仁君，在面对政治斗争的时候依然是毫不手软。而以黄子澄、齐泰为首的削藩者，打着儒教、礼治的旗号，在面对自己的利益受威胁时仍旧是行霸道、走诈术。我们可以很明显地在这里看到双重标准。

建文帝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孩子，如果你认为他老实，那你就错了。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建文帝刚处理完周王，对其他四个藩王的处理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对燕王的处理就已经开始了。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十一月起，大批的军队和锦衣卫被派往北平监视朱棣。

燕王朱棣

在建文帝削藩如火如荼的时候，朝中的不同声音一直没有断过。建文帝也曾犹豫过，但都被齐泰、黄子澄硬顶了下来。从建文元年（1399年）开始，北平与南京之间消息不断，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到了六月，燕王的左护卫百户倪琼进京被锦衣卫捕获，供出了燕王准备谋反的情况。建文帝得知后只得提前动手。

建文帝首先动手了，派去捉拿燕王的军队反被燕王府的卫队打败。接着，燕王的卫队乘势夺取了北平九门，控制了北平防务。燕王若想南下，还必须控制整个北平的外围，这样才能有一个稳固的后方。于是燕王便率领王府的卫队和从外地奔来的燕王卫队迅速扫荡了北平的外围，控制了整个北平周围要地的防务。内战终于爆发了。

燕王已经营北平多年，手下燕军已经是帝国战斗力最强的军队。在燕王的攻击下，北平周围中央军的迅速溃败也就不难理解。而且，因为燕王的人脉熟络，还有不少中央军投降燕军，进一步增大了燕军的实力。

《明皇祖训》

燕王既然要谋反了，总要找一个谋反的理由吧。其实理由很好找，翻翻史书就找到了。对于燕王其实不需要翻史书，翻翻《明皇祖训》就知道了。朱元璋为了防止后世子孙变质，专门刊印了《明皇祖训》。《明皇祖训》中记载了这样一条，如果朝中出现奸佞，各地藩王有权力带兵进京勤王。朱元璋封王除了戍边外，也是为了防止江山变色，可这条记录却给朱棣的谋反提供了借口，而且还是合法的借口。的确，朱元璋在世的话也会支持朱棣这样做，黄子澄、齐泰的做法已经超出了一个人臣的本分。建文帝刚即位，大明皇族便已是刀光剑影，这虽然出自建文帝的圣裁，但齐泰、黄子澄的推波助澜也不无作用。

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打起了“靖难”的大旗，并发布对建文帝本人和黄子澄、齐泰一系列的指责。这些指责在当时看起来似乎比黄齐的削藩和方孝孺的周礼更能争取人心。的确，从那个时期起，人心便已开始微妙地向燕王转移。

耿炳文

为了平叛，建文帝启用了老将耿炳文。建文帝为什么要用耿炳文？因为建文的姐姐嫁给了耿炳文的儿子。建文帝将平叛权交给耿炳文后，便接着跟方孝孺鼓捣复古改制了。对于建文帝来说，燕王造反也是好事，因为他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处理燕王了。

双方在北平附近进行了一场主力会战。耿炳文失败后，在黄子澄的推荐下，建文帝启用了李景隆接替耿炳文指挥。李景隆从山东德州挥师进攻北平，而此时大明辽东军开始破关南下，攻打永平府。永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是北平的东门户，一旦永平被攻下，辽东兵就可以随时攻打北平。此时的形势对于燕王朱棣来说已是危如累卵，南边有李景隆的几十万大军，东边有已经破关的辽东军，燕王朱棣陷入夹击之中。此刻正是燕王朱棣一生中至暗时刻，但他很快冷静了下来。他知道对付李景隆的大军最好的办法是拖，已经入关的辽东兵才是最大的威胁。燕王朱棣将一部分军队留下守城，自己带着精锐去驱赶辽东军。为了提高防守的效率，他撤除了北平城外的一切守军，集中力量防守北平，并把守城的任务交给了长子朱高炽，自己带着次子出发。燕王朱棣的这一防守策略十分正确。

李景隆

燕王朱棣的心里也没有底，但他只能这么办。他寄希望于儿子朱高炽能够守住北平。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朱高炽守北平的局势跟当年朱文正守洪都的局势如出一辙。无论燕王朱棣如何的心乱如麻，此刻的他只有冷静下来稳扎稳打。朱棣迅速击退了南下的辽东兵，这时候北平的攻防战打得正激烈。当朱棣得知他的儿子对北平严防死守时，朱棣又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带着军队往北奔袭至关外的大宁，收缴宁王朱权的军队。那里有精锐的朵颜部蒙古骑兵。

朱棣带着宁王的军队轻而易举地击溃了已经攻城三个星期的李景隆大军，此时的他已经有了完全可以对抗朝廷的本钱。

盛庸

李景隆兵败后退回了德州，双方歇息了近半年。建文二年（1400年）四月，李景隆率30万军队再次北上。护国军和朱棣的10万叛军在白沟河展开了最大规模的一场主力会战，李景隆再次败北，退到德州。这次朱棣开始了穷追不舍，李景隆退到济南，朱棣又追到济南。在济南朱棣遇到了真正的对手—都指挥使盛庸和布政使铁铉。朱棣围城三个月，却无法破城。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为什么奇怪？因为对于朱棣这个反叛者，明帝国竟然没有增派军队来围剿。这也就说明朱允炆能控制的资源其实就是济南城的守军。朱棣越打越胆寒，这时候他做出了一个愚蠢的举动，退回了北平。

朱允炆立即任命盛庸为平燕将军，总督平叛兵马。盛庸随即跟朱棣大战于东昌，朱棣再次战败。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朱棣起兵以来，一直到建文三年（1401年）底，朱棣一直在北平附近晃悠，打不开局面。朱棣本来的策略是稳扎稳打，拿下山东后，再南下安徽攻取南京，可几年下来，朱棣明白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不仅济南打不下来，就是德州也拿不下来。而一旦建文帝醒悟过来，征调各地人马围剿，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越过山东，直取南京。

朱棣在赌，他赌的就是帝国的军队不插手这件事。朱棣在三年的战争中已经捕捉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敢这样做。

从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起，朱棣率领不足10万的人马开始从北平出发，绕过德州渡过黄河进入徐州。驻扎在山东境内的中央军得知消息后，开始在后追赶。双方在安徽境内大战一场，中央军失利。接着，燕军攻破淮河上的盛庸防线，强渡淮河，进入南方，接着攻下扬州，抵达浦口。此时盛庸的水军正在长江上布置防线跟燕军对峙。

很不妙的是盛庸手下的都督佥事陈瑄叛投燕王，保卫南京的最后一条防线不攻而破。此时南京城内有两种不同的声音，黄子澄和齐泰力主守城，李景隆和兵部尚书茹瑺力主谈判。已经到了这个时候还怎么可能谈判呢？

最终李景隆打开了城门，迎接燕王入城。李景隆为什么要打开城门？因为没有办法，此时各地的兵马已经不愿意拱卫南京，建文帝只能在南京附近招募义兵守卫南京。这些毫无作战经验的新兵如何能够守卫南京？

就这样，朱棣进入南京承继大统。

关于明朝的问题，大家可以看看阮景东作品《大明权力场》，台海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