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云烨历史上是谁，古称燕蓟之地，据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北京城建城已有3040年的。不过在这3000多年中，应该分为三次建城史。

第一次，西周。

早在公元前11世纪中期，周朝灭商后，武王封帝尧之后于蓟。《礼记·乐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讲的是周武王消灭了殷商势力之后，立即着手分封黄帝的后代于蓟的事实。

西周初年，周武王还封了另一个诸侯国，这就是燕国。《史记.燕召公世家》：“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

也就是说，西周初年的时候，现在的北京城及临近的地区，实际上有两个西周的诸侯国，一个是蓟国，另一个是在蓟国附近建立的燕国。

东周时，燕国逐渐兼并了北面的蓟国，并且将国都迁移到蓟城，从此以后就有了燕都蓟城的说法。后来北京又被称做燕京，也是来源于这里。

唐代著名诗人陈子昂，写过《蓟丘揽古》诗，其中有：“北登蓟丘望，求古轩辕台。应龙已不见，牧马生黄埃。”

第二次，辽金时期。

契丹统治者在吞并燕云十六州后不久，便改国号为辽，建都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并在幽州城建立陪都。

因为这个陪都位于它所统辖的疆域南部，所以叫南京。

女真人攻灭辽国后，又在北京建立了中都，使北京在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成为一个王朝的都城。

中都建设于辽南京的基础之上，是一座4000多米见方的城市，它的西北城角位于今羊坊店附近，东北城角坐落在今宣武门内翠花街周围，西南城角踞今凤凰嘴村，东南城角则立足今北京南站一带。

如果将大定、贞祐年间（1160年—1215年）的金中都图与今天的北京地图作仔细对比可以看出，金中都的位置相当于今宣武区的西部及相邻的海淀区、丰台区的一部分。

第三次，元朝。

今天北京城的基础是七百多年前忽必烈建设的元大都所奠定下的，忽必烈以位于今天北海琼华岛旁的金代行宫大宁宫为中心，建立新的都城，并命设计师刘秉忠主持规划。

刘秉忠选定今天鼓楼一带为北面的中心点，与南面丽正门外第三桥南一棵被称为“独树将军”的大树相连，画出了一条直线，作为建立宫殿的中轴线。

1267年新城开始动工，到1272年基本完成。

建成后的元大都东西长6700米，南北长7600米，略呈长方形。

今天的长安街是它的南城墙位置，北土城是它的北城墙，东到朝阳门，西至阜成门。

元大都城图呈现出一棋盘状整齐的城市街道格局，东西、南北向各9条大街构成了全城的主干道，主干道相交形成若干长方形居住区，各居住区内又由若干条胡同平直分割。这一街道格局自此一直保留至今。大都城与中都旧城相隔400米，被称为北城，原来的中都就称为南城，南城逐渐衰落，到明朝时最终被废弃了。

此后，明朝朱棣迁都北京后，将元大都的南城墙又向南移了800米左右,重修后的北京城为长方形，西北处因为太平湖的存在形成一个斜角。

元大都的建成，标志着北京城址由莲花池水系转移到高粱河水系上来，为日后北京城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历史上焚书最多的皇帝是谁？

疯狂的焚书

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六月间，史吴前例的文画大哥命刚刚掲开了序幕，在我所居住的地区，忽然掀起了一阵“焚书热”，几乎家家都在门前或者附近挖一个坑，把要焚毁的书浇上煤油，一本本付之一炬。没有人下什么命今，只是听说洪魏兵快要来抄家了，还是早点消灭“罪证”为好，于是大家就主动焚起书来。我仿佛记得，最早带头楚书的好像是原中供湖南省萎第一叔记、当时担任中南科学院副院长的周小舟同志。在我们这一带，他是个目标最大、而且具有“前科”的“走字派”，又是彭、黄、张、周“反当集团”的第四号人物，所以惶惶不可终日。他要焚的书并不多，只有一点点，大概是日记之类，一会儿就烧完了。但此举并不能保证他的安全和减轻他的“罪行”，过不了多久他在被揪斗了几次之后就服毒自杀了。

还有一户焚书最多的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肖殷同志，他藏书甚多，同时职居中供中难局宣船部文一处处长，自然是“重点户”。他几乎把所有的书全部烧光，整整烧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余烟袅袅，不绝如缕，这样反而欲盖弥彰，果然不多久，洪魏兵就来抄他的家了。

（黄秋耘，焚书记，一九九0年三月，434）

古今中外的不少统治者，都有一个特点，一方面是“以为自古莫及已，他是伟大中的伟大，圣哲中之圣哲，一方面又怕人议论他。应劭先生为“偶语弃市”作《集解》说：“禁民聚语，畏其谤己。＂这同朱元璋在做了太祖高皇帝之后不许苏州人“讲张”一样。苏州人把讲话叫做“讲张”，因为所讲者张士诚也。张士诚虽然是一个失败者，但他在苏州，比朱元璋得民心得多了。素始皇的“偶语弃市”，正是他二世而亡的伏笔、这是真正的历史辩证法，没有力量可以抗拒的。

（论烧书，冯英子，一九九六年六月七日，436）

“阿拉伯人攻陷亚历山德府的时候，就烧掉了那里的图书馆，那理论是：如果那些书籍所讲的道理，和《可兰经》相同，则已有《可兰经》，无须留了；倘使不同，则是异端，不该留了。”这段记录摘自鲁迅先生。

焚书者的理论总是简单明了的，斩钉截铁，不容抗辩，总是有一种神圣威严的王者气象，再加上一种维护神圣的信徒情味。

奏始皇的理论是：“別黑白而定一尊”。既然完成了“六王毕，四海一”的伟业，统一了国家，统一了文字，统一了钱币、车轨和度量衡，那么，进而统一言论以至思想，在征服者和归顺者看来，就是天道之内的事情了。

罗马教廷的理论是：铲除异端，消灭邪恶，宣讲信仰，培养道德。教皇的权力至高无上。非但理论简单明了，异端裁判所的审讯条例更是简单明了的：“…四，一切有利于被控告人的证词都不能成立。任何从事有利被控告人的活动，都要予以最严厉的惩罚。…六，被告可以不经审判便予处死；…七，被告认罪后，如又翻供否认，即不再审讯，予以火刑。……”

还有希忒勒的理论：“今天的任务是造就一代新人。““阻止一个民族的精神堕落到愚蠢和贫困的状况，这是国家灵导仁的职责。这一堕落趋势必将在某一天结束。”希忒勒的文画哥命目的，在于确立一种新的德国文化，重新塑造徳意志民族的灵魂。为此，“清除有传染危险的霉菌”便是必不可少的了。纳粹宣船部长赞美说：犹太和知识分子的帝国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灰烟中，一种新的精神诞生了。徳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

面对这样至高无上的理论，任何申辩的言辞都自然枯涸、粉碎。人是不可能对铁墙说话的，何况是金碧辉煌的铁墙呢？任何话语一经碰上铁墙，就会弹片一样反弹回来，堕入污泥，或击毙言说者自己。

于是诗人海涅写道：“哪里烧书，哪里接着就会把人也扔进火堆。

……

一九三三年四月，德国那粹当局开始在报刊上公布德国和外国作家的禁书目录，宣船部的清单列出ー百多名作家，一万二千余种书箱。马刻思、爱因斯坦、亨利希·曼、托马斯·曼、雷马克、茨威格、杰克·伦、纪德、左拉、弗洛伊德、普鲁斯特……简言之，凡是”对我们的前途起着破坏作用的或者攻击德国思想、德国家庭和德国人民动力根基的任何书籍，都得付之一矩。”

五月十日，一场”强有力的、伟大的和有象征意义的”焚书运动开始了。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希特勒青年团员、冲锋队员，举着火炬进发，纵队的首领是柏林大学的著名教授。这样一个队伍，唱着歌，点燃了广场上焚书的火海。柏林、波恩、法兰克福、慕尼黑、纽伦堡……的夜空，被烤得通明。

大学生！大学教授！焚书！与冲锋队一同焚书！在今天，我们读到历史的如是记载，为禁为之愕然。

（筱敏，书的灰烬，443——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