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生于1896年(逝于1984年)；比梁思成大了6岁梁从诫，比林徽因大了9岁。

他是湖南长沙人，哲学家、逻辑学家；清华30年代的校刊上，关于金岳霖，有这样一段描写:

“……金岳霖先生，你却一望而知他是哲学大师。真怪，无论他身上的哪一点，都有点儿哲学味似的。

眼镜厚厚的，帽子的边沿务求其下，好遮他眼前的光。有时候西装外面套一件大褂，有时候大褂外面又套一件棉袍。

这都有理，不是乱来的。

光穿一套西装冷点儿，你说再穿点儿什么？冬天屋子里的温度比外面高那么许多，所以一进屋必脱掉外衣，可是脱下棉袍后难道光穿短衣不成？所以里面有件大褂预备着。

走起路来总是慢慢地，手中常常提着那个‘教授皮包’，口中常含一支纸烟。

是的，他很喜欢吸烟，最多忍一小时必须吸一支，所以遇有考试时，他不能临场至两小时，中间总会出去吸几口烟。

吸烟确实可以帮助人思考，所以他自己坐在屋子里时，拼命运用思想，想不出就吸烟。

谁都知道，金先生的头脑清晰极了，那都是他自己训练出来的。”

校刊上还写道，金岳霖因为是怀疑的哲学家，遇到事，他常以怀疑的态度对待。

“靠不住吧？”

这就是他的口头禅。

金岳霖认为，搞哲学需要有“彻底的和经过训练的怀疑态度”——思想起于怀疑，对于任何事物、任何问题，都要问个“为什么”；不怀疑，就不能发现问题，“科学无禁区”。

乔冠华晚年回忆说，在清华哲学系那几年，是金先生教会了他怎样去思考；即对任何事物都要好好想一想，不要轻易相信书上的话，也不要轻易相信他人的话。

金岳霖属于那种批判型的学者；他早年在学术批评中的用语，辛辣中流于尖刻。

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所写的审查报告，金岳霖在提到胡适之时，竟然用了“美国人”来评价他；但又言之成理，且引几段如下:

“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根据于一种哲学的主张而写出来的。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以不知不觉间所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

“对于他所最得意的思想，让它们保存古色，他总觉得不行，一定要把它们安插到近代学说里面，他才感到舒服。同时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所以在他兼论中西学说的时候，就不免牵强附会。”

“哲学既离不了成见，若再以一种哲学主张去写哲学史，等于以一种成见去形容其它的成见，所写出来的书无论从别的观点看起来价值如何，总不会是一本好的哲学史。”

金岳霖研究的主要领域是“形式逻辑”；他的研究成果，曾经遭到了一些人的批判与冷落，尤其在建国之初。

金岳霖在《琐忆》一文中写道:

“回到北京，不久果然解放。张奚若忙得不可开交，梁思成、林徽因先生是参加了美术设计工作，后来又参加了市政工作，也忙得不亦乐乎。我不只是闲着，而且好像局外人。

理由很简单。解放前一些人士一直骂形式逻辑的。这件事当然不好办。骂可以，可是要骂得言之成理，又要引用形式逻辑。因此骂也只得乱骂一阵。”

《琐忆》这篇文，载于1982年4月的《清华校友通讯》复刊第5期；也许此时，金岳霖回忆起了建国之初的一件事。

艾思奇三进清华园讲解新理论，在报告中，过于强调了辩证逻辑，而批评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

金先生主持了报告会；在最后致感谢辞之时，他说:

“艾思奇同志的讲话很好，好就好在刚刚他说的每一句话都符合形式逻辑。”

这个反击，反映了金岳霖在学术上、当仁不让的风骨，却又是很幽默的。

汪曾祺在《金岳霖先生》一文里，回忆了当年金先生在西南联大时讲逻辑课的生动、风趣。

“有一个华侨学生叫林国达，操广东普通话，最爱提问题，问题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觉得逻辑这门学问是挺‘玄’的，应该提点怪问题。”

有一次，他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

金先生想了一想，说:

“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

林国达傻了。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

也由此可见，形式逻辑只是语言运用的规则，并不表示内容的对否。

后来，林国达游泳淹死了。

金先生来上课，说:

“林国达死了，很不幸。”

这一堂课，“金先生一直没有笑容”。

汪曾祺在文中，继续回忆说:

“有一个同学，大概是陈蕴珍，即肖珊，曾问过金先生:‘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逻辑课的前一半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有意思。后半部是符号，简直像高等数学。她的意思是:这种学问多么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觉得它很好玩。’”

金岳霖竟然把他的学术专业，说成是觉得“好玩”。

金岳霖的天赋里，本来就有一种很强的逻辑意识；例如，中国有一个谚语:

“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

金先生曾经撰文说，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谚语有问题。

如果用这两句话做前提，推出来的结论就应该是“朋友如粪土”了，与这个谚语的本意正好相反。

他后来对逻辑学发生兴趣，按他自己的说法，却是属于偶然。

1924年的一天，“有一个美国姑娘同张奚若和我在法国巴黎圣米歇大衔上边走边争论。”

“他们都说彼此不通，他们好像都提到逻辑，我也参加了争论。但是，我可不知道逻辑是什么。”

金岳霖说，“可是，不久同逻辑干上了” 。

还有一个流传的故事:

那时，金岳霖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当时的昆明人跑警报，大都会把一些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最普遍的是金戒指。

老金提着一个箱子——里面装有林徽因的情书；跑了几次警报以后，忽然迸发出灵感:

既然有人带金子逃跑，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

有了这个逻辑推理之后，他便把这个发财的门道，悄悄地告诉了几个学生，让他们如法试行。

果真有同学在解除了警报之后，留心巡视路面，捡到了金戒指。

老金闻讯甚为得意。

正如冰心女士所说:

“有幽默感的人，尤其是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幽默资料的人，总是开朗、乐观而豁达的人，使人愿意接近。”

她说金岳霖就是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幽默资料的人；她记得有一次，金岳霖笑着对她说:

“我这个人真是老了，我的记性坏到了‘忘我’的地步！有一次……”

“忘我”的故事，金岳霖其实有过很多次；他后来写了篇文，题目就叫作《我会忘记自己的姓名》。

文很短，不到三百个字，分作两段，我把第一段抄录于下:

“在三十年代，我头一次发现我会忘记我的姓名。有一次我打电话给陶孟和(东局56)，他的服务员问‘你哪儿’。我忘了，答不出来，我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我不好意思说我忘了。可是那位服务员说‘不行’。我请求两三次，还是不行。我只好求教于王喜，他是给我拉东洋车的。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没有听见人说过？’他说:‘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就提醒我了。”

率真、幽默，确是金岳霖的性格特点。

金岳霖在讲课时，常会由课堂外面带来许多的兴趣之事；有时候把学生讲笑了，他却反而会以天真的口吻问:

“你们在笑什么？”

据汪曾祺的回忆；有一次，金先生在昆明金鸡巷一座小楼上的小客厅里，应邀给一些学生讲《小说和哲学》的题目，他说:

“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

正说着说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

“他把右手伸进了后脖领，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金岳霖兴趣广泛，保持着儿童的天真，率性而行，至老未改。

他写过一篇文，题目叫《我参加过斗蛐蛐的游戏》；文中写道:

“这游戏涉及到高度的技术，艺术，科学。要把蛐蛐养好，斗好，都需要有相当的科学。”

他曾在斗蛐蛐的比赛中，用一只九厘八的红牙黑，打败了一分重的名星翅子。

再看他文集里的这些题目:

《我喜欢作对联》；

《山水画的中心问题是意境》；

《我对于活着的古物兴趣很大》；

《中国菜，世界第一》；

《我最爱吃“大李子”》；

《我欣赏杂在别的东西里的甜》；

《我养了一对黑狼山鸡》；

在《黑狼山鸡》这篇文里，他这样写道:

“到了昆明之后，我有一个时期同梁思成他们住在昆明东北的龙头村。他们盖了一所简单的房子。我们就在这所房子里养起鸡来了。这一次不是玩，养的鸡是我们的唯一荤菜。”

其实，这时的养鸡，是为了给林徽因积弱的身体、增加一点营养。

据梁从诫说:

住在昆明的时候， “金爸在的时候老是坐在屋里写呵写的。不写的时候就在院子里用玉米喂养他养的一大群鸡。有一次说是鸡闹病了，他就把大蒜整瓣地塞进鸡口里，它们吞的时候总是伸长了脖子，眼睛瞪得老大，我觉得很可怜。”

这个时期，金岳霖已经有了丰富的养鸡经验；十几只鸡长势很好，也没有生病。

早在北平北总胡同居住时期，金岳霖就养着几只大斗鸡，并有过与它们同桌就餐的经历。

但在那个时候，他只养着玩的，经验更是不足。

他还闹过请杨步伟医生、为鸡助产的笑话。

杨步伟是赵元任的夫人，曾在日本学医，专业是妇产科。

当时，赵元任在清华任教；1926年，金岳霖正是通过赵元任的介绍，才来到清华接替他教了逻辑学的，而赵元任则改为专门教音韵学。

且看杨步伟医生在《杂记赵家》里，对老金请她助产一事的记述:

“有一天忽然来了一个电话说有紧要的事，赵太太能不能进城来，我问有什么事，老金说不能说出来，非请你来一趟不可，越快越好，事办好了请你们吃烤鸭。”

当时，金岳霖不住在清华，而与一个美国女子同居在北京城里；所以，赵步伟医生以为是这女子怀孕了。

原来，老金当年在英国读书时，倜傥率真、才华横溢，得到很多妙龄女子的追捧。

其中，有一位风流俊美的、整天高喊着“哈喽”、“OK”的、美国的金发女郎，于1925年11月，跟随他来到了中国。

她的中文名叫丽琳。

在当时看来，这个女郎属于妇女界的另类；她倡导不结婚，但对中国的家庭生活又极感兴趣。

她便与老金，在北平城里悄然居住了下来，算是来体验中国家庭内部的生活与爱情真谛。

杨步伟医生到了老金的住家，就是丽琳来开了门。

杨医生还说自己死盯着她的肚子看；后来才知道了，不是人有什么事，而是鸡出了点儿问题。

杨步伟继续写道:

“我问什么要紧事，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我有一只母鸡三天了，一个蛋生不下来，请你来动手术给取下来，它现在满园子乱跑。”

“……鸡子捉来了一看，也不象一只鸡，有十八磅重，老金告诉我他天天喂鱼肝油给它吃，我大笑说和人一样，有孕时吃得太多太油，胎儿就难产。”

丽琳与老金在一起时，没有生育；至于她何时离开了老金回归美国，则少见于文字记载。

徐志摩在1928年12月13日，由上海到北平后，在给陆小曼的信中，写了这么一笔:

“丽琳还是那旧精神……”

一般的说法是，自从金岳霖与林徽因相识后，丽琳便被老金，想方设法打发到美国的娘家去，再也没有回来了。

老金只迷恋林徽因一人，从此就不大与其他女性来往了。

老金也从此不再提起丽琳来，仿佛她是从来不存在的一样。

所以，老金说他与林徽因，只有纯粹的友情；——我也是不能尽信的。

1955年春天，金岳霖在西南联大时期的一个学生周礼全，来到北大哲学楼办事；此时的老金，已由清华、被调整到北大哲学系任教兼系主任。

周礼全来到金岳霖的办公室；老金把门关上，先是默不作声，过了一会儿突然说:

“林徽因走了！”

他一边说，一边号淘大哭起来。

只见老金两只胳膊靠在办公桌上，头埋在胳膊中，哭得极为伤痛。

周礼全陪伴着他默默地坐了一阵，后来又伴送老师，回到了燕东园的宿舍。

至于说，金、林的这段情缘，对梁思成的心情，半点儿也没有造成影响，我也是不能尽信的。

有这么的一个传说:

梁思成在林去世几年后，便续娶了清华营建系资料室的学生辈林洙为妻。

金岳霖闻知消息后，买了一瓶二锅头，一包花生米，独自来到八宝山林徽因的墓前。

他倒出半瓶酒以敬献亡灵；剩余的，自己就着花生米慢慢喝。

半瓶酒下肚后，醉眼朦胧的老金，半哭边说:

“徽因啊，你看看，当初找错了人吧？人家又结婚了，我还是光棍一条。事实证明，最爱你的人还是我老金头啊！”

出现这样的情景，当然也是有可能的；但疑问在于:

这举动、这言语，金岳霖不说，又有谁看到了，听见了？

1955年3月31日，梁思成从隔壁的病房来到林徽因的病床前；看到她脸上已没有一点血色，心里很难受。

夜深过后，梁思成回到了自己的病房休息。

未久，林徽因自知不久于人世，用微弱的声音告诉护士，说要见梁思成有话要说。

护士竟以“夜深了，有话明天说”为由，作了拒绝；可林徽因于此时，已没了气力，又怎么能够等待到天亮？

4月1日晨6时20分，林徽因辞世，终年51岁。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林徽因还有些什么话，要对她的夫君说呢？

此刻，金岳霖当然是不可能、也陪同在林徽因床前的。

可金岳霖当然也会想知道，她会对她的夫君说些什么；他一定也想知道，她有没有什么话，要对自己说的。

附记:

梁漱溟在西方哲学家中，情有独钟的是柏格森；他这样说过:

“愿有从容时间尽读柏氏书，是人生一大乐事。柏氏说理最痛快、透澈、聪明。”

在解放初期或者是在批林批孔时期，当梁漱溟受到责难之时，在什么会场上，金岳霖不直接批评梁漱溟，却违心地批判了柏格森，使得梁漱溟很气愤。

当夜，金岳霖来访，一进门就抱住梁漱溟的脖子哭，以示歉意。

我读到这个故事，当时受到了大感动，也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虽然也是事出无奈，却有谁能放下面子，如此坦诚、及时地道歉呢？

也只有金岳霖这样率真性情的人，才能够做得到的。

但搜遍房中的梁漱溟、金岳霖及其相关的书，我未能翻检到这条记载；故而没有写入到本篇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