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来讲，唐朝的政体是三省六部一台运转堂。

三省是中书、门下、尚书。

六部乃尚书省的下设，分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下辖四司，总计二十四司。

一台是御史台。

具体运作是这样的：

中书省代皇帝制“敕”，也就是替皇帝起草诏书。军国大事、官吏任免等凡是需要皇帝下诏的，都由中书省来起草。中书省除正长官中书令、副长官中书侍郎外，有中书舍人六人具体负责文书诏令的起草。通常情况是，接到拟敕任务后，中书舍人每人草拟一份，称为“五花判事”。中书令或中书侍郎从中选出最佳文本，补充修饰，呈送皇帝。皇帝画“敕”后送门下省审议。

门下省负责审“敕”。中书省起草的诏书经门下省审查同意后，才能交尚书省执行。门下省除长官侍中、副长官侍郎外，设有若干给事中，虽只是五品官员，却拥有对诏书的“封驳”之权，也就是可以将诏书退还中书省让其重新起草，甚至还可以涂改诏书，直接在诏书上作批示。中书省修改后，重新交门下省进行审核。

门下省过了，剩下就是尚书省了。尚书省是执行机构，六部二十四司的主要作用，是将皇帝的诏敕细化为具体实施的政令，颁发下去并监督执行。

为了提高执行力，尚书省还设立了纪检性质的都省。诏令文书下达尚书省后，尚书都省会在其上签注收到日期，并根据其内容分送相应的六部诸司办理。六部诸司需要在规定时间内拟定出具体执行方案，每种业务都有具体时限的，耽误或者延缓了，有相应的律法伺候。

另外，尚书省主执行，并不代表尚书省地位低，相反，唐初还加强了尚书实权，以尚书仆射为正宰相，让吏、兵两部尚书参预朝政。同时，尚书省在执行过程中发现有不便之处，仍可将诏书封还。

御史台呢，独立于三省之外、直属于皇帝的中央监察机构。其监察内容与对象，一是弹劾百官及政府机构；二是监督皇帝；三是监督百官朝班时的言行举止；四是参与司法审判，推鞫刑狱，对于遭申诉的疑难案件，由中书舍人、给事中及侍御史一起进行会审，称为“三司受事”。遇有重大案件，则由刑部与御史台、大理寺共同审理，称为“三司推事”。

三省六部制将决策权与行政权分离，通过中书省掌决策、门下省掌审议、尚书省掌执行的运作模式，形成了一种组织严密、职权分明的中国式三权分立。这种运作模式，是中国封建社会行政体制发展成熟的标志，为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础。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御史台的设立与功能的完善，对官吏起到了有效的监督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冤假错案的发生，亦为大唐盛世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遗憾的是，到了唐代中后期，随着形势的变化和统治方式的变更，三省制没有达到很好的执行，三省制走向了衰落，御史台也逐渐脱离了既定轨道，派往地方的监察御史，逐渐演变成为了地方长官的领导者，特别是巡视边疆的监察御史长期停驻，逐渐成为了既可指挥军事、管理财政，又有用人大权的节度史，埋下了割据之隐患。安史之乱，唐室之溃，即由此而生。

更遗憾的是，唐之后，再也没有这种中国式的三权分立的运作了。所以对后世也没啥影响，除了一些名称与概念遗留下来，政体的三权分立精神，亦成为大唐之烟花、历史之绝唱了。

明朝太监是如何控制朝廷运作的？

在明朝中期后，太监的干政现象是比较严重的，虽然明朝的太监没有能像晚唐那样，能扶立或废去皇帝，但明朝太监对于朝政决策的干预是比较严重的。特别是由太监掌控的司礼监，拥有特殊的权力，并有特有的干政方式。

明中叶以后，朝中出现了明朝特有的一些较奇怪的现象，有好几位皇帝都有懒政、怠政状态，不喜欢上朝理政，而喜欢以他们所幸趣的方式去满足各自的特殊爱好。或喜欢斗蛐蛐（如宣宗朱瞻基），或酷爱玩猛兽（如宪宗朱见深），或爱好炼丹方术（如世宗朱厚璁），或爱吃春药、爱女色（如穆宗朱载垕），或喜欢敛财聚宝（如神宗朱翊钧），或酷爱干木匠活（如熹宗朱由校）等，他们忙碌着玩他们所幸趣的，感到很过瘾，而不喜欢上朝理政。于是，这便让宫中太监有了可乘之机。因为明朝这些深居宫中，或忙于玩乐的皇帝，需要身边的太监来辅助他们，一是代理他们处理朝政，比如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行皇帝“批红”等；二是需要太监来制衡内阁大臣，让司礼监掌印太监去制约内阁首辅等。

而正是皇帝需要太监辅佐，因而，明朝的太监便充分利用皇帝重用他们的机会，伺机揽权擅政。

明朝太监干政，有其特殊的权力和特有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代太监有代行皇帝“批红”的特殊权力，这是太监们借机干预朝政、擅自作决策的重要方式。

众所周知，“批红”原本是皇帝的特殊权力，是皇权至上重要体现，是皇帝行行使决策权的具体手段。皇帝正是通过“批红”来对重大事件作出决策，对各部各衙门上奏的方案进行审批。

更重要的是，内阁所票拟的文件必须经过皇帝的“批红”才能生效。阁臣们的“票拟”若未经“批红”，便成了一纸空文。

但是，内阁以及皇帝直管的一些机构上报的文件往往是比较多的，皇帝处理不过来，便让司礼监的宦官辅助处理，于是，便形成了一种代行“批红”的惯例，成了一种默认的制度。

而当宦官有了“批红”权，便有了代行皇帝决策的部分权力，进而也有了制约内阁的重要权力。

当皇帝懒政、怠政时，皇帝的“批红”权常被宦官所掌握，司礼监的太监代行皇帝的决策权，如由皇帝身边的秉笔太监或掌印太监代为阅览并“批红”，这相当于替皇帝作决策，这是干政的很重要的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状况，那就是由于皇帝尚年幼（比如明英宗朱祁镇登基时才九岁），显然还不太懂得对奏章进行“批红”，这便让王振等有了可乘之机，英宗年幼时，有太皇太后张氏和“三杨”辅佐，王振才暂时不敢干政，但在张氏和“三杨”去世后，王振便开始擅政了。

明中叶后，那些厌政怠政的皇帝往往长期不上朝理政，而他们又想牢牢抓住皇权，自然不敢代行“批红”的权力交给内阁大臣，但是，他们又不想理政，于是，便让他们身边的太监来代行“批红”。

而当代行“批红”的权力掌握在司礼监太监手里，司礼监的太监等于是代行行使皇帝的部分权力，也就是有权替皇帝作出部分决策权。如此一来，太监就有很大的机会可是干预朝政。

黄宗羲非常深刻地指出了明朝宦官干政的巨大危害，他说：“宦官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去无几，然未有若明之为烈也。汉唐宋有干预朝政之宦官，无奉行阉官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富，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他无不皆然。”（《明夷待访录·置相》）

显然，在黄宗羲看来，汉、唐、宋有干预朝政的宦官干，而明代却有奉行阉官的朝政，朝中大权由宦官所把持着，朝政成了宦官的朝政，内庭的各方面权力皆比外庭优先，太监干政严重破坏了朝廷政局，造成畸形的专制和腐败。

第二，明朝太监掌握着上呈奏章、传宣御旨、核审盖印等各个环节，在大臣上奏和皇帝传旨的过程中伺机干预，拦截奏章上报，阻止圣旨下传，甚至矫改旨意或假传圣旨等。太监从这些方面进行干政，使朝中大臣很准应对。

明朝自宣宗时起，便大大加强司礼监的权力，而其中的一项权力，便是掌控着上呈和下传的政令传递途径。在大臣上奏章的过程中，在皇帝下传圣旨时，太监皆有机会在各种环节进行干预。比如，扣住奏章迟报、留住圣旨迟发，或者审核盖印时拖时间甚至矫改旨意等。

比如，太监冯保就曾扣下了弹劾他的奏疏，而这道奏疏是当时的内阁首辅高拱授意御史刘良弼等上呈的，对冯保十分不利，因而被他扣下了。

第三，明朝太监代有权参与阁议，他们常常利用会同“三法司”审理案件的机会，干预案件的判决。

明代司礼监还有有一项特殊权力，他们可以代表皇帝出席内阁会议，而当内阁商议军国大事时，司礼监所派的代表不仅有权发表意见，而且，他们常常驳批内阁大臣的意见，甚至还敢逼迫阁臣接受他们的主张。

此外，司礼监的宦官还有另一项重要的权力，他们有权会同“三法司”审理囚狱，代皇帝行使司法权力。从英宗朝开始，皇帝便命司礼监太监同“三法司”堂上官审理狱囚。其实，太监拥有部分司法权力，这严重破坏了司法监察部门的审案、断案正常秩序，这成了酿成冤案的严重祸根之一。

第四，司礼监提督东厂、内行厂当特务机构，被拥有外派内官之外，还有一些特权，这严重地干扰内阁和兵部等正常行使职权，这也是太监干政的重要方式。

比如，司礼监曾派内官出外执行特殊任务的权力，与兵部同理京营军务以及执行特殊任务等。再如，司礼监拥有调派内臣的权力，而司礼监不但将内臣皆换成他们的亲信，而且，还指派宦官到一些要害部门去监视那些部门的官员。

第五，司礼监太监常被皇帝派去执行特殊任务，而执行任务时拥有特殊权力，太监便有了超乎地方官员，甚至超越朝中大臣的专门特权，这很容易形成太监干政的现象发生。

比如，永乐时期，“三宝太监”郑和三下西洋，表面看，这是太监领着船队出使各国，展开对外交流，但却被认为是郑和奉朱棣的密令，出洋在秘密侦查建文的踪迹，郑和在执行特殊任务，权力当然很大，当时的地方官员都对他很敬畏，极力奉承他。若换成别的贪图权利的太监执行特殊任务，那么，干政一定是很严重的。

总之，司礼监因拥有“批红”和“掌印”等权力，便成了内廷的权力核心，成了与外廷内阁相牵制、相制衡的权力机构。

从制度的设置看，内阁与司礼监是皇权治理下的两个权力机构，它们共同分享相权，而每个部门都没有能掌握独立的相权。这方便于从中制衡，以此来巩固皇权，但是，这却造成了明朝太监干政的严重现象，造成了皇权专制集权统治的畸形发展。明中后期，皇帝疏懒怠政，沉溺于玩乐，司礼监得以做大做强。

而司礼监太监利用其特殊权力，党同伐异、贪财敛财，使后期的明朝成了大臣奉承宦官的王朝，最终导致明王朝败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