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隋炀帝伐高句丽真的是好大喜功吗，其实是朝廷上下都想打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趣历史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隋场帝三伐高句丽，竟至国破家亡，身死人手，其祸惨烈。究其原因，则莫衷一是。隋炀帝讨伐高句丽公开的原因是说高句丽无事君之心，不守藩臣之礼。但唐初，魏征等人在总结隋亡的教训时则认为隋丽战争的土要原因在于隋场帝好大喜功，这个观点曾长期左右后世对隋丽战争起因的解释。此种解释的片面性不言自明，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从当时的国际局势及隋丽两国的具体情况来分析之，但综观各家解释，似乎多论及一面，不及全貌，因此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高句丽的华夷身份

　　隋朝北破突厥，南平陈朝，势力雄视东亚世界，国力强盛使民族精神为之振奋，一扫南北朝时期的颓废之气，传统的天下观念和大一统思想义深入人心。当此之时，高句丽外虽称臣于隋，朝贡受爵，内则不自安，“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隋丽之间彼此疑惧，互相防备，以至“炀帝嗣位，天下全盛，高昌王、突厥启人(民)可汗并亲诣阙贡献，于是征元入朝，元惧，藩礼“颇阙”",双方的盾更加激化。

　　其实早在“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甚至大臣陆知命竟向文帝毛遂白荐说“臣请以一节，宣示王风，使彼君臣面缚阙下”，由此可见，开皇末，由国力的强盛，隋朝士大大对辽东的在意了。但开皇末，没有平定的不仅有高句丽，还有西北的吐谷浑、高吕、西突厥等，而隋朝士大大却对高句丽特别在意，原因何在呢?

　　从历史米看，高句丽所统治的领域曾在中原王朝直接统治下长达四百余年，汉化程度极高，经济文化早己纳入中国文化圈"，不仅在其治下有汉人社会"，其至高句丽族本身也是“以汉族为主源形成的一个民族”，其中的“汉人成分己逐渐成为主体了”。

　　因而对于华夷之辨思想浓重的中原士大夫米说，高句丽人更多的是“华”，而非“夷”，但其政权不服王化，又是“夷”而非“华”，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其人是“华”，另一方面其政权是“夷”，这是吐谷浑等国所不能比拟的。而用华变夷历来是中原士大大自赋的责任，当此国力强盛之时，这一文化传统自然就成为朝野互相勉励，以图进取的动力。

　　故裴矩在劝炀帝图高句丽时就说“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今乃不臣，别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得不事，使此冠带之境仍为蛮貊之乡呼?”显然依裴矩之见，不应使高句丽这一“冠带之境”继续作“蛮貊之乡”。由此可见，中原士大大耿耿于怀者实有两点。

　　一是辽东乃中原王朝固有领土，应回到中原王朝治下，这种领土.观念直到唐初还很强烈;二是高句丽人乃“华”，而非“夷”，不能使之继续沦为“蛮貊之乡",即高句丽应该纳入中华大一统之内。但是，高句丽本是东夷，它占领辽东、乐浪等汉人郡县后，汉化水平逐渐提高，经济文化有类中原，但对于其国王及其统治阶级米说，于公于私都不愿将高句丽纳入中原大一统之内。

　　何况，当地已脱离中原直接统治二百余年，早已形成一定的独立自主倾向，对中原称臣朝贡，不过是当时弱国与强国交往的一种外交手段，是弱者臣服于强者在国家层次上的反映。因此高句丽对隋朝称臣纳贡，只表明高句丽承认隋朝的大国地位，并不表明高句丽就完全臣服隋朝，它只是一种外交手段;但对于隋朝米说，则表明高句丽已成为其藩国，就应遵守其天下秩序，履行藩国义务。

　　因此对高句丽来说，称臣于隋朝，同时又为了维护其独立白主的地位而不断地强军备战，就丝毫不矛盾了，甚至为了寻求发展，还要向契丹及朝鲜半岛南部扩张。但对于隋朝米说，这就破坏了天下秩序，违背了藩臣之礼。因此高句丽与隋朝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

　　隋文帝讨伐高句丽，虽说缘于高句丽配合突厥，入侵辽西，但亦是这种利害冲突的反映，当时文帝非不想继续讨伐高句丽，实不能也，时势不许也，故只得接受高句丽的“谢罪”，而高句丽亦“岁遣朝贡”，恪守藩臣之礼。文帝虽待之如初，但并不信任之，这从文帝时代总管府的配置上就可看出。

　　可以说杨谅虽无功而还，损失惨重，但中原士大夫对辽东的关注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反而随着国力的发展还在进一步加强。及至炀帝即位，因其好高骛远，勤事远略，又骄傲白大，容不得不臣之人，而且炀帝自比汉武帝,而汉武帝在辽东设置四郡，这是炀帝时隋朝所无的，而炀帝“不欲人出其右”,而要超过汉武帝就必须征服高句丽。

　　因此对隋炀帝米说，只有征服高句丽才能恢复旧疆，完成大一统，也只有这样才能既满足朝野之议，满足白己超过大汉大子的虚荣心。各种因素汇集到一起，终于使征伐高句丽成为朝野上下的主流思潮。当然这一思潮也是对客观需求的反映，而不是凭空产生的。

　　辽东之地在地缘战略上是中原对付草原游牧民族的犄角,对中原是非常重要的,石季龙就曾“以船三百艘运谷二十万斛诣高句丽”，约为犄角，夹击前燕。炀帝即位时，隋朝国力达到鼎盛，东突厥启民可汗虽己降附，但在隋朝的扶持下，实力大增，渐有独霸塞外之心，显然这不符合隋朝的利益，双方矛盾逐渐萌生。

　　启民事隋虽诚，但炀常却不信任他，大业二、四年均大规模修筑长城”，其地正当东突厥南下之冲要，炀帝对启民防备之意甚明。但当时二者尚有互相利用之处，隋朝希望以启民稳定北部边疆，防止草原民族东西联成一气,共同对付隋朝，而启民则希望联合隋朝以对抗西突厥。

　　二、隋朝、突厥和高句丽的三方关系

　　崔君肃奉命出使西突厥，向西突厥处罗可汗指出启民的用心云:“突厥本一国也，中分为二，白相仇敌，每岁交兵,积数十年而莫能相灭者，明知启民与处罗国其势敌耳。今启民举其部落，兵且百万，入臣天子，甚有丹诚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独制，故卑事天子以借汉兵，连二大国，可灭可汗耳。”

　　经崔君肃软硬兼施，处罗可汗遣使朝贡隋朝，并答应为隋击吐谷浑，而“吐谷浑者，启民少子莫贺咄设之母家也”，“启民畏天子之威而与之绝，吐谷浑亦因憾汉，故职贡不修。”由此可见,大业时，启民势力强大，欲称霸塞外，但这是隋朝所决不愿看到的，炀帝对之不能不防，一方面修筑长城，防备其入寇，另一方面于大业二年大张旗鼓地巡幸启民帐，炫耀实力，日的无非是进一步威服懂突厥，扩大隋朝在塞外的影响。

　　同时还伐其交、伐其谋，极力拉拢西突厥，使之与启民平衡，并迫使启民与其姻亲吐谷浑断绝关系，还借口吐谷浑不修职贡而联合铁勒击灭之，郡县其地。这虽是炀帝经营西域的需要,同时也截断了东突厥右臂,对东突厥无疑是一种孤立和打击，启民不是白痴，当然不会不理解这一点。启民虽无力与炀帝抗衡，但亦开始有隙，如大业中叶，炀帝命薛世雄出征伊吾，本是约同启民共同出兵的，但启民爽约，没有派兵襄助，致使隋军孤军度碛,炀帝对此亦无可奈何。

　　此时能与东突厥互为唇齿的只有高句丽。高句丽国虽不大，但实力却不弱”,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也比较高，对隋朝东北边境构成了一定的威胁，而且对契丹等游牧部族还与隋朝形成一种竞争关系。征服高句丽不仅可以解除东北边防的压力，减少竞争对手，还可断东突厥左臂，为进一步驯服东突厥创造条件。因此征伐高句丽也是当时国防和外交的双重需要。

　　三、总结

　　炀帝嗣位，大下全盛，“户口益多，府库盈溢”，国家处于上升阶段，确有适度发展的需要。炀帝“内恃富强，外思广地，但决非一人之奇想，而是当时隋朝国家发展需要的反映。到大业中叶，隋朝又南臣林邑，西灭吐谷浑，西北筑城伊吾，就连桀骜不顺的西突厥也已朝贡称臣，势力达于极盛，此时适宜隋朝发展进取的惟有辽东一隅，余则多为中原士大夫眼中的化外蛮荒之地。

　　对于高句丽来说，同样存在一个发展进取的问题，驱逼鞅羯、固禁契丹，南侵新罗、百济，西通东突厥，都是其寻求发展和安全的需要，如此则必然违背文帝提出的“守藩臣之节，奉朝止之典，自化尔藩，勿忤他国”的要求。因此从国家发展进取的角度米讲，隋丽战争亦是难以避免的。总之，隋丽战争对于隋朝来说是既有主观愿望，又有客观需求，也具备物质条件，但战争的爆发则是双方内政、外交等各方面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决非炀帝一人的主观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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