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历，清朝第六位皇帝，在位六十年。说起这个的话，各位一定都有所耳闻吧。

　　清朝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八月，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驾崩，其子爱新觉罗·弘历受遗诏继位，也就是乾隆皇帝。

　　乾隆是个有理想的皇帝，刚继位就准备放手大干，但其在头一年(包括雍正十三年的后四个月)的执政时间里，基本上就是在和死去的雍正皇帝唱反调。

　　雍正皇帝崇尚僧、道，生前养活了不少相关人士在皇宫内帮其修道炼丹，根据《清史稿·高宗本纪》中的记载，乾隆首先就拿这帮人开刀：“九月......壬寅，止进献方物。禁内廷行走僧人招摇。”

　　从传言雍正皇帝的死因是服食丹药过多来看，乾隆的这个行为无可厚非，历史上死于丹药中毒的皇帝不少，乾隆对此厌恶和警惕是应该的。

　　可在此之后，乾隆的许多行为就完全颠覆了雍正在遗诏中称赞他“居心孝友”的说法，把雍正爱干的事全给掀翻了。

　　如乾隆登基后的当月：“庚戌，召杨名时来京……戊午，赏李绂侍郎衔，命管户部三库事。”次月“丁丑，起彭维新为左都御史。”

　　这几个人中，杨名时早在雍正六年就被论罪罢官，且根据《雍正起居注》中的记载，他是雍正相当厌恶的官员，称其为“逆子”、“逆臣”，还骂他是“巧诈沽誉，朋比欺朦，从不实心办事，毫无亲君爱国之心”。

　　李绂因和雍正宠臣田文镜互相攻讦，于雍正五年两次被雍正判为死罪，后虽免死，但此后弃用时间也长达八年。

　　而彭维新是受乾隆的叔叔，果亲王允礼的弹劾，被雍正关在监狱中。

　　除以上三人之外，早在雍正四年就被罢官的前江苏巡抚张楷，雍正七年因触怒雍正，被发配到军中效力的前监察御史谢济世，等等诸人，全部被乾隆召回为官。

　　简单来说，就是雍正朝获罪，不被雍正喜欢，甚至厌恶的官员，乾隆都予以重用。

　　乾隆对待雍正朝的论罪官员如此，对待雍正朝判定的一些案件，也是如此。

　　比如，乾隆于十月“命治曾静、张熙(两人都是雍正朝吕留良案中的关键人物，极力宣传反清复明，雍正和曾静编《大义觉迷录》，以此反驳民间反清言论)罪。”两个月后，即“磔曾静、张熙于巿。”

　　而这两个人，是雍正曾公开宣言：“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并予以保护的的人。

　　乾隆元年三月，乾隆“释汪景琪、查嗣庭(金庸先祖查昇的堂兄)亲族回籍。”

　　汪景琪是年羹尧的死党，其所编著的《西征随笔》被雍正狠批为：“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汪景琪被雍正杀掉后，脑袋在菜市口悬挂十年之久，家人全部发配给披甲人为奴。

　　查嗣庭于雍正五年因文字案，被定为“讽刺时事，心怀怨望”之罪，本人自杀后，还被雍正下令戮尸，子孙十六岁以上者全部被杀，十六岁以下者，包括女眷，全全部发配给披甲人为奴。

　　如此被雍正判定的重罪之人的家人，乾隆全部赦免。

　　雍正不想杀的人，乾隆马上给干掉，雍正判重罪的人，乾隆却马上赦免，他想干什么?

　　和上述乾隆刚一继位就马上反雍正的政策相比，乾隆十三年后，全部赦免被关押的雍正的兄弟们、恢复被开除宗籍的允禩、允禟等人后代的皇族身份，就不算什么了。

　　古有“子不言父过”的伦理规则，或许乾隆皇帝的治国理念和雍正皇帝不太一样，可要改变雍正的某些政策和行为，也不至于如此急迫。

　　即便是为了其宽仁治国的理念，但在继位之初，雍正尸骨未寒之时，这样的行为难免不令人遐想。

　　乾隆为何要不顾及雍正的颜面，急切地推翻雍正的各项主张?

　　其实，根子是在雍正身上，而乾隆的这些反雍正政策的行为，也是得到了雍正的许可。

　　乾隆继位之初，清朝上层的政治气氛是很紧张的，这都是雍正在位十三年中，因为要强硬推行“摊丁入亩”、“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等受大部分士绅、官员反对的革新政策带来的结果。

　　雍正是用比较严酷的态度对待反对者，由此带来的是，皇权和臣子们的严重对立。

　　比如被雍正发配充军的谢济世就公开指责其是“杂霸之治”，这代表了绝大部分官员对雍正和皇权的不满。

　　这样的紧张氛围和对立关系，显然不利于清朝的统治，初继位的乾隆知道，病死的雍正也知道。

　　雍正如果不病死，未来也会采用部分和乾隆类似的手段来缓和和臣子们的关系，只不过因为突然病死，没来得及做。

　　而为了继任者乾隆能顺利地掌握权力，且不受道德伦理的指责，雍正在遗诏中，给乾隆铺好了路。

　　在《雍正遗诏》中，有这么两段话，可以表明雍正的态度：

　　至于国家刑法禁令之设，所以诘奸除暴，惩贪黜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者也。然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从前朕见人情浇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今人心共知儆惕矣。

　　凡各衙门条例，有从前本严而朕改易从宽者，此乃从前部臣定议未协，朕与廷臣悉心斟酌，而后改定，以垂永久者，应照更定之例行。若从前之例本宽，而朕改易从严者，此乃整饬人心风俗之计，原欲暂行于一时，俟诸弊革除之后，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嗣后遇此等事，则再加斟酌，若应照旧例者，仍照旧例行。

　　从中可以看到，雍正清楚的表明了“然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的态度，且明明白白的告诉乾隆，他采取的严苛政治行为，是特殊情况下的暂时实行，乾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随时更改。

　　正是因为有了雍正如此正式的交代，乾隆才能在继位之初，不用理会孝道的伦理羁绊，大张旗鼓的推翻雍正的一系列严苛行为。

　　雍正是个相当有本事的皇帝，对于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宽松和紧张，有他自己的路线图，他在位时，目标就是把国库堆满银子，既然完成了，自然就会缓和君臣关系。

　　乾隆和雍正的治国理念稍有不同，没有雍正的遗诏，他也会改，只不过，不会那么快的改，毕竟，要考虑到雍正的声誉。

　　而雍正也不傻，用遗诏的方式，让乾隆可以放心大胆的改，父子配合如斯，当然就能继续“康乾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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