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出现了一个叫做“六贼”的人物群体，他们分别是高俅、王钦若、杨亿、秦桧、张俊和陈洪。这些人都是北宋时期的高官，但是他们却因为贪污腐败而备受诟病。然而，有一个人却没有被列入“六贼”之中，他就是杨戬。那么，为什么杨戬没有被列入“六贼”呢?这与杨戬的为人和品德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杨戬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他在担任官员期间，一直秉持着清廉的原则，不接受任何贿赂和好处。相反，他对贪污腐败的行为十分反感，曾经多次向上级领导提出过批评和建议。这种正直的品质让他在当时的官场中显得格外珍贵。 其次，杨戬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在文学、音乐等方面都有着很高的造诣，曾经为朝廷创作了许多诗歌和歌曲。这些作品不仅在当时广受欢迎，而且至今仍被人们传颂。这种才华也让他在官场中受到了很多人的尊敬和欣赏。 最后，杨戬是一个非常忠诚的人。他对朝廷的忠诚是无条件的，即使在面对困难和危险的时候，他也会一直坚守自己的职责和使命。这种忠诚也让人们对他产生了很大的信任和敬意。 综上所述，杨戬之所以没有被列入“六贼”之中，是因为他的为人和品德都非常优秀。他的正直、才华和忠诚让他在当时的官场中显得格外珍贵。我们应该学习杨戬的精神，秉持清廉的原则，做一个有才华、有忠诚的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北宋时期，出现了一个叫做“六贼”的人物群体，他们分别是高俅、王钦若、杨亿、秦桧、张俊和陈洪。这些人都是北宋时期的高官，但是他们却因为贪污腐败而备受诟病。然而，有一个人却被认为最冤枉，他就是高俅。那么，为什么高俅被认为最冤枉呢?这与他的身份和遭遇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高俅的身份非常特殊。他是皇帝的亲信，曾经担任过很多重要职务，包括宰相和枢密使等。因此，他在当时的官场中地位非常显赫，很多人都对他非常敬重。然而，正是因为他的地位和影响力太大了，所以他才成为了“六贼”之一。 其次，高俅的遭遇也非常悲惨。他在担任宰相期间，因为反对新法改革而被贬到了边疆，最后甚至被害身亡。这种遭遇让他的家人和朋友都非常难过和不公。因此，有人认为他是最冤枉的人，因为他的死并不是由于他自己的原因造成的。 最后，高俅的形象在后来的历史中也受到了很大的扭曲。有些人把他描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而忽略了他的一些正面形象和贡献。这种扭曲让高俅的形象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理解。 综上所述，高俅被认为最冤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他的身份和遭遇让他成为了“六贼”之中最为特殊的一个，而他的形象在后来的历史中也受到了很大的扭曲。我们应该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不应该只看到他们的缺点和错误，而忽略了他们的正面形象和贡献。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北宋时期，五鬼和六贼是当时社会上的两个极端。五鬼指的是五个以盗墓为生的盗贼，而六贼则是高俅、王钦若、杨亿、秦桧、张俊和陈洪这六个人，他们都是北宋时期的高官，但是因为贪污腐败而被人们所唾弃。 五鬼的出现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很大的不安，他们盗取了许多人家的财物，甚至还杀害了一些无辜的人。这些人的行为严重侵犯了人民的利益，也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因此，人们对于五鬼深恶痛绝。 相比之下，六贼则更加具有代表性。他们都是朝廷的高官，却因为贪污腐败而受到了人们的谴责。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也严重败坏了社会的风气。因此，人们对于六贼也是深恶痛绝的。 然而，五鬼和六贼的存在也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某些问题。五鬼的出现说明了当时社会的贫困和落后，许多人因为生计无着落，只能选择盗墓这种不法行为来维持生计。而六贼则说明了当时官场的腐败和黑暗，许多官员因为贪图权力和金钱而背叛了自己的职责和使命。这些问题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某些缺陷和不足之处。 因此，我们应该认真反思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努力解决当前社会存在的问题，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美好和完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北宋六贼十恶是指北宋时期六位官员和十位罪犯，他们的罪恶行径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那么，这六贼十恶究竟是谁呢?下面我们来一一介绍。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北宋六贼。他们分别是王钦若、杨亿、高俅、张俊、秦桧和赵构。这些人都是当时的权臣，拥有着极大的权力和财富。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进行了一系列的贪污腐败和迫害百姓的行径。例如，高俅曾经在官场上收受贿赂，滥用职权;秦桧则曾经与外族勾结，背叛祖国，导致了靖康之耻的发生。 其次，让我们来看一下北宋十恶。他们分别是田虎、李逵、林冲、阮小二、花荣、武松、鲁智深、宋江、吴用和卢俊义。这些人都是当时的英雄豪杰，拥有着高尚的品德和正义的精神。他们为了保护百姓的利益，不惜与当时的官府进行斗争。例如，林冲曾经因为不满官场黑暗而起义反抗;武松则因为为父报仇而杀死了凶恶的大嫂潘金莲。 综上所述，北宋六贼十恶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也展示了人民对于正义和公正的追求。我们应该从这个历史事件中吸取教训，珍惜和平，反对腐败和不公，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靖康二年(1127年)，金军南下攻破北宋都城开封，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和大量王公贵族、妃嫔宫女、百姓工匠被俘，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变”。关于这场惊天大耻，南宋著名抗金将领岳飞在《满江红·怒发冲冠》中写下“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永乐大典》也写道“靖康之变，耻莫大焉”。那么，“靖康耻”到底有多耻辱呢?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金军二度南下围困开封，朝廷为求和挖地三尺 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八月，金国以张觉事变为由南下攻宋，并于次年初渡过黄河，包围北宋都城汴京，虽因汴京守御使李纲拼死抵抗而未能破城，但还是成功迫使宋廷赔偿大量金银，并以以康王赵构、太宰张邦昌为人质，并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 然而，令北宋朝廷没有想到的是，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和平，并未能维持太久。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金兵再度挥师南下，并顺利渡过黄河，兵锋直指北宋都城。而如此紧要关头，身为兵部尚书、尚书右丞、同知枢密院的孙博，竟然找来一个“神汉”郭京来委以重任。 郭京声称自己懂得六甲法，只要用7777人就能将金兵击退，生擒两位主将，如此玩笑之语竟然令朝廷欣喜若狂，当即封其为成忠郎，赏赐大量金银令其招兵，而郭京招兵不选身强力壮者，而只选八字符合六甲者。结果可想而知，金兵于同年闰十一月攻破开封外城。 金兵攻破外城后却不再进攻，而是允许北宋前来议和，宋钦宗于是连忙派宰相何栗和齐王赵栩到金营求和，结果金国又要求必须太上皇赵佶前去商议，无奈之下宋钦宗只好自己前去。结果，宋钦宗在金兵威胁之下写下降表，反复修改才令金人满意，又在金人胁迫下完成了投降仪式，这才得以返回朝廷。 然而，尝到了甜头的金国，这次却没有跟北宋客气，宋钦宗刚刚返回，金人便提出了“金1千万锭，银2千万锭，绢1000万匹”的巨额赔偿。虽说北宋经济极为发达，这个金额虽然夸张，但只要花时间筹集，却也并非拿不出来，可如今金兵已经兵临城下，仅凭汴京的财富，又如何拿得出来。 于是，当北宋朝廷无法筹集到足够赔款的情况下，便又将主意打到了百姓身上，宋钦宗直接下诏要求城中百姓不论贵贱，必须将家中金银尽数上交，为了满足金人的要求，宋廷在汴京简直可以说是挖地三尺。 为满足金国的赔偿要求，宋廷不惜拿人来抵偿 就在北宋朝廷费尽心思搜刮金银之时，金人又索要骡马，结果开封马匹为之一空;金人又索要少女一千五百人，宋钦宗也不敢怠慢，甚至让自己的妃嫔抵数，少女不甘受辱，死者甚众。 然而，即使宋廷百般搜刮，仍然难以满足赔偿要求，金人于是要宋钦宗再次前往协商，宋钦宗不敢不从，结果就此被金人扣押。且不说宋钦宗在金营受尽折磨，朝廷听说皇帝被扣押后，更是加紧搜刮，不仅直接深入民宅明抢，更是令百姓五家为保，相互监督举报。即便如此，金银仍不足数，负责搜刮金银的梅执礼等四位大臣也因此被金人处死，其他被杖责的官员比比皆是，百姓被逼自尽者甚众，开封城内一片狼藉萧条景象。 到正月下旬，开封府才搜集到金16万两、银200万两、衣缎100万匹，但距离金人索要的数目还相差甚远。于是，金人又要宋廷以他物以抵金银，凡祭天礼器、天子法驾、各种图书典籍、大成乐器以至百戏所用服装道具皆被掠夺，甚至有传言说曾以人口抵抗，并明码标价：姬、王妃1000锭金，宗姬500锭金，宗妇500锭银，族姬200锭金，族妇200锭银，贵戚女100锭银，包括诸科医生、教坊乐工、各种工匠也被劫掠。 甚至有官员不顾廉耻，在此种龌龊之事中甚为卖力，例如礼部尚书王时雍掠夺妇女最卖力，人称“金人外公”，又如开封府尹徐秉哲，甚至将本已蓬头垢面、已显羸病之状的女子涂脂抹粉，乔装打扮，整车整车地送入金营。 徽钦二帝及大量百姓被掳走，众多女子因不堪受辱而死 尽管宋朝君臣俯首帖耳，金人还是不肯罢休，最终还是于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六日将宋钦宗废为庶人，次日宋徽宗等人也被迫前往金营，北宋就此灭亡，金人则扶持张邦昌为敌，建立伪楚政权。 后来，金军统帅得知康王赵构在河北积极部署军队，又见开封已被搜刮数次，根本无法凑齐金人索要的数目，这才开始准备撤退。而在撤军之时，金人又烧毁开封城郊房屋无数，一路烧杀抢掠，这才兵分两路，分别押送着徽宗、钦宗、郑皇后、朱皇后、太子、宗亲、皇孙、驸马、公主、妃嫔，以及大量礼器、古董文物、图籍、宫人、内侍、倡优、工匠等，于四月一日开始被返，被驱掳的百姓男女不下10万人，北宋王朝府库蓄积为之一空。 这些随金人被俘的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金人对其可谓百般虐待，尤其是女子更为悲惨，如宋钦宗的皇后朱琏，在途中便不断被金人调戏，抵达会宁后终因不堪受辱自尽而亡，年仅26岁。又如宋徽宗的女儿茂德帝姬赵福金，年仅21岁被俘的她，竟然最终因“谷道破裂”而死。而据《青宫译语》记载，宋徽宗的34个女儿中，仅在“靖康之变”中被金人掳走而惨遭蹂躏致死的便多达21人。 而根据《南征录汇》的记载，“自俘宋女入洗衣院，王子得乘隙间，怂恿献俘。取三百人入院，兀术既败，怒取十人入宫，自此浣院日空，宫苑日盛。”这里提到的洗衣院可不是金国皇室洗衣服的地方，而是金国军妓所。 建炎二年(1128年)，当北宋的一种俘虏抵达金国之后，金太宗给北宋的俘虏举行牵羊礼，除了徽宗、钦宗父子，还包括皇后、皇子、皇妃、公主在内的一千三百多人。所有这些人，除了皇帝、皇后被剥了衣服给件羊皮披着，其他人全都是光溜溜的袒露着身体，脖子上被牵根套绳，让人像牵羊一样牵着走。 之后，宋徽宗被封为“昏德公”，宋钦宗被封为“重昏侯”。宋徽宗被囚禁九年，最终于绍兴五年(1135年)四月死于五国城，终年54岁。而宋钦宗则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因参加马球赛，因坠马而被踩死，终年57岁。 以上便是“靖康之变”中的惨状，可以说历史上被灭之国众多，亡国之君也不少，但像北宋这样悲惨和屈辱的，仅此一例。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众所周知北宋名臣包拯是一个清官，他廉洁公正，并且坚持不畏权贵，秉公执法，所以深得皇帝的信任。同时欧阳修也是才华横溢，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按道理，这二人应该是知己好友才是，但是欧阳修却非常讨厌包拯，甚至还给宋仁宗上书，说包拯是小人，这是为什么呢?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解答。 1059年3月，是包拯官运亨通的一年，拜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主管监察部门。宋仁宗还嫌不够，准备提拔包拯当三司使。很多人可能还不清楚三司使的官职是什么呢?其实北宋时期实行“二府三司”制度，政府机构中最高的职位和权力就是中书门、枢密院和三司。三司掌管全国的出纳和财务收支，即所谓的“计相”。 所以说，三司地位和权力都很高。就在包拯准备赴任的时候，时任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的欧阳修站了出来，上书反对任命，同时向仁宗皇帝抨击包拯。欧阳修在奏章中批评包拯“拯性好刚，天姿峭直，然素少学问”，“伏望陛下别选材臣为三司使，而处拯他职，置之京师”，可以说言辞非常激烈了。 欧阳修毕竟是大文学家，说话水平很高，不用脏话骂人。奏折中的“蹊田夺牛”，出自《左传》，意思是农民把牛占为己有，因为别人的牛践踏了自己的田。现实中，这种人的行为无疑是小人。欧阳修说包拯“蹊田夺牛”，明显是在皇帝面前贬低包拯。 那么真实的包拯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要知道就在几年前，推荐包拯的人就是欧阳修!1055年，包拯因错荐官员获罪，被贬为兵部尚书兼知池州。第二年，欧阳修上书宋仁宗，举荐包拯，说包拯“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按理说他们关系很好，但为什么几年后欧阳修要指责包拯呢?包拯是否做了让欧阳修寒心的事情? 原来本来担任三司使的人，是欧阳修的故交好友，张方平和宋祁。但是这两位都被包拯给弹劾下去了，所以欧阳修就觉得，是包拯为了抢夺三司使之位，故意而为之，人品低下，他的行为就是“蹊田夺牛”，事关“廉耻之节”。 但是对于欧阳修的陈诉，宋仁宗并没有放在心上。然而包拯却因为这件事情迟迟不敢上任，一直到仁宗催促，他才在第二年正式接任三司使之职位。至于包拯到底是因为铁面无私弹劾别人还是为了权利弹劾别人，这就不得而知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北宋结束了自唐朝之后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建立了一个以文人为中心的政治权利体制。继承了唐朝经济的繁荣，也为明清时期的文学打下了基础。北宋的经济繁荣和北宋的都城开封离不开关系，北宋没有选择洛阳和长安，反而选择开封的原因是什么呢?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往下看。 开封在历史上曾被称为大梁、汴梁、东京、汴京等，也是战国魏国，五代时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和金七个王朝的国都，可见开封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成为多个王朝政权的政治中心。在北宋的历史上，只有赵匡胤提出迁都西京洛阳，后经考虑之后取消了这个计划。之后北宋的统治者一直没有推行迁都计划，可见都城开封对于北宋的重要性。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在地理位置上，开封位于中国河南省中部偏东的地区，位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摇篮的黄河之滨，是我国一座历史文化悠久的古城可见，开封在北宋建都之前，已经拥有了较高的历史地位。到了隋唐时期，开封已经成为了水陆便捷的大都会，经过后周的进一步经营，将城内的蔡河、五丈河与汴河沟通起来，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城市水系工程，漕运更为便利通畅。通过汴河的漕运，每年可以顺利运送江淮地区的粮食数百万斛，供给数十万京城驻军。而将这些物资转运到洛阳、长安则是极为困难的事情。 在北宋的建国之初，对后周的各方面制度都有一定的继承，这些都是为了稳固北宋建国初期的统治。开封作为前朝旧都，自然也成了北宋的都城。开封经过五代时期的经营，有过近半个世纪的都城史，实际上已经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全国各地民众从心理上也认同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 赵匡胤发动的政变可以说和平的政变，许多官员和都城里的百姓也基本上承认赵匡胤的北宋政权，基本都不愿意离开已经居住了多年的开封都城。所以赵匡胤经过多方面考虑也只有顺水推舟在开封定都。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北宋之后的朝代不是南宋吗，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北宋之后是什么朝代?答案当然是南宋了。但是，在南宋和北宋之间，其实还存在过一个由宋人建立的过渡政权，时间非常短暂，那就是伪楚。 1127年，金朝南下攻取北宋都城东京，掳走了徽、钦二帝，至此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变”。 占领东京后，身为游牧民族的金人，对于汉地的水土和人文不能适应，不能很好地领导农耕社会。 金人便打算只占有宋河北河东地区的土地，所以在进入东京城之后，他们把城中百姓的金银财宝抢夺一空后想要离开。但他们怎么会愿意将已经到手的财富和土地白白扔掉呢?于是金人决定建立一个傀儡政权，对宋地人民进行变相的统治 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建立傀儡政权并不简单。城中的一些官吏、人民依旧坚决拥护赵氏，向金军请求复立赵氏，遭到了金军拒绝。 金军认为赵氏皇族不是好的选择，他们想找一个软弱好控制的人。可能有人问了，“弱宋”还不够弱吗?虽然宋面对金兵进攻一次次的退让，最终导致了北宋灭亡。但是如果给宋人机会，势必反击。这要从宋辽“澶渊之盟”说起。早前北宋和辽国经过了二十五年战争，到了宋真宗时期，两国终于议和，合约内容为：辽宋约为兄弟之国，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宋辽以白沟河为边界，史称“澶渊之盟”。 此后宋、辽之间百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礼尚往来，通使殷勤。 但是早在五代十国时期，儿皇帝石敬瑭就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国，“澶渊之盟”之后更是不能收回。 宋徽宗时期，辽国内乱，他想要做一个“千古名君”，想要收回祖祖辈辈都没能收复的失地。便趁此机会金订立“海上之盟”，约定联合灭辽，拿回燕云十六州。 宋违背了“澶渊之盟”，让金认清了赵氏皇族骨子里的反叛，不容易控制。另外他们在交战过程中看清了宋军的实力，也就是没啥实力。所以金趁机大举南下，引发了“靖康之变”。 金国想要设置傀儡政权，他们当然想选择性一个容易控制的人了，最后他们把目光锁定在了张邦昌身上。 张邦昌是宋朝宰相，之前与康王赵构一起作为人质前往金国，请求割地赔款以议和。如此说来，金人与他就是旧相识了，在接触的过程中，发现他是一个懦弱胆小、有求必应的人，所以对他很认可。 但是张邦昌这边不同意了，他虽然苟且求和，但并不是个傻子，他知道自己名不正言不顺，这个差事不是好做的。但金人坚决立张邦昌，不惜以城中百姓为要挟，声称张邦昌如果不登基，就屠杀老百姓，张邦昌只好屈服。 1127年3月7日，张邦昌傀儡政权在金兵的维护和金政权的册封下宣告成立，国号“大楚”，后世又称“张楚”、“伪楚”。一个国家，加上了“伪”字，就成了不被历史承认的傀儡政权。 《大金国志》卷三十二：“邦昌即位首尾三十三日，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见群臣称‘予’不称‘朕’，旨称‘面旨’，由内降只曰‘中旨’，宣告四方则曰‘宣旨’，手诏则曰‘手书’，至于禁中诸门，悉缄锁题以‘臣张邦昌谨封’。大抵每事不敢有僭意，逼迫金国之命尔。” 果然如张邦昌所想，这个龙椅很不好坐，他自己每天胆战心惊。在他当上这个帝王之后，根本不敢以君主自居，对于赵宋皇室的物品根本不敢轻举妄动，声明自己只是暂为保管，还在很多物品上加上了封条。在面对官员时称“予”不称“朕”，百官对他行礼，他便站起来还礼。张邦昌这个人非常清醒，他将自己与皇帝身份分得很清。 果然，张邦昌的皇帝只做了三十三日。 3月29日，在立张邦昌为傀儡之后，金人放心的撤兵回到了北方。 4月10日，张邦昌退位，还政于康王赵构，即宋高宗。至此，张邦昌的大楚伪政权宣告结束。 张邦昌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证明自己没有觊觎皇位，不想做大楚的皇帝，但是曾经与他共患难的赵构还是没有放过他，找了一个罪名将他赐死了。 张邦昌的下场令人唏嘘，他做皇帝是身不由己，虽然做了很多事情想保全性命，最终还是没能逃过一死。在金人选择他的时候，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还不知道：北宋灭亡的原因是什么的读者，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了宋朝，到公元1127年被金国灭亡，北宋持续了167年。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时代，那么北宋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军事上的落后。北宋自建立以来，由于失去幽云十六州的天然屏障，一直遭受北方辽国的侵袭，军事上只能采取守势。北宋军事制度落后，统治者重文轻武，导致军队战斗力低下。由于赵匡胤自己是通过“黄袍加身”的戏码登基为帝，他害怕这样的情况再次上演，军官的权力被不断削弱，甚至打战时还会派文官督军瞎指挥。所以在和辽国对抗中一直都是胜少负多，而统治者却乐于接受这样的局面，并不打算扭转这样的局势。所谓“落后就要挨打”，不管是辽国还是后面的金国，都将宋朝当做软柿子，而宋朝只能通过花钱买和平的方式不断去喂饱敌人的野心，终于酿成大祸。 第二、变法失败。宋朝在军事上的被动挨打，统治者并非都不想扭转这样的局面，至少宋仁宗做出过尝试。在宋仁宗时期，社会稳定，经济文化发展繁荣，有些开明的大臣希望变法革新。宋仁宗采纳了改革派范仲淹的意见实行变法，包括整顿吏治、培养人才、发展生产、加强武备等四个方面内容，但是变法遭到了保守派和官僚地主的强烈反对，很快便失败了。之后宋神宗即位，任命王安石变法，新法包含了许多富国强兵的政策，同样新法遭到了强大的保守派反对。宋神宗死后，宋哲宗即位，司马光做了宰相，将新法全部废除，宋朝又回到了原来的统治方式，开始走向衰亡。 第三、党争之祸。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变法，目的就是想改变北宋内外交困的局面，让北宋重新焕发活力。客观来说新法确实符合农民和中小地主的利益，相对抑制了大官僚地主，所以必然遭到他们反对。保守派的势力过于强大，新法很难推行，而这场改革却逐渐演变成了官僚集团争夺权利的斗争，党争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了北宋灭亡。正是这种党争的局面导致北宋吏治不清，官吏腐败，相互争权夺利，内耗严重。 公元1120年，北宋和崛起的金国订立海上之盟，两国相约攻伐辽国，北宋朝廷还在妄想通过金国能够帮助自己收复幽云十六州。现实很快打脸，金国在灭掉辽国后，趁势南下攻宋，宋朝居然没有什么抵抗，金兵很快就攻破了北宋的国都开封。但由于当地的军民反抗情绪太高，所以金兵只能提出和谈，准备向宋朝勒索。就这样宋朝投降，割地赔款，开封被劫掠一空，甚至连皇帝都被人家掳走了。这就是“靖康之耻”，在这场灾难中，普通百姓遭到了空前的灾难，统治者的懦弱与卑微让皇室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皇帝、妃子等众多皇亲国戚和宝物被金人掳走，北宋就此灭亡。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北宋(960年—1127年)，是中国历史上继五代十国之后的朝代，传九位皇帝，享国167年。与南宋合称宋朝，又称两宋，因皇室姓赵，也称赵宋。那么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关于北宋开封府尹的地位影响为什么远远高于其他朝代的首都长官的详细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自从建立以来，北宋就实行“重内轻外”的基本国策，将天下大量的财富和军队都集中在东京汴梁附近。因此东京汴梁的地位和影响远高于北宋的其他城市，开封府尹的地位影响自然也就要大很多了。 其次，从五代后周到北宋末年，连续有四任皇帝(后周世宗、宋太宗、宋真宗、宋钦宗)先后担任过开封府尹，担任过的皇子更多。特别是宋太宗赵光义就是利用开封府尹的官职培养自己的势力，最终实现了夺取兄长皇位的野心。 第三，除了皇帝皇子之外，北宋的很多宰相也都曾经担任过开封府尹，比如著名的寇准、吕夷简、范仲淹、王珪、欧阳修、蔡京、宗泽等人。单论之后的仕途地位而言，包拯在北宋历任开封府尹中反而不是特别突出的。 最后，因为开封府的历史非常辉煌，所以北宋的皇子如果出任开封府尹就是成为储君的象征。而北宋重要官员乃至于皇族贵戚犯罪，往往也都是由开封府审理判决。民间包青天传说中的“铡美案”、“铡太师”之类的故事并不完全是无中生有。 综合来讲，由于历史与经济的原因，开封府在北宋时期确实拥有特别的地位和影响，由此产生了大量的民间传说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寇准(961年-1023年10月24日)，字平仲，华州下邽人，北宋政治家、诗人，与白居易、张仁愿并称“渭南三贤”。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十九岁时，他金榜题名，汴梁城中春风得意马蹄疾; 三十四岁，他入阁为相，金明池畔天子亲手戴花，簪花少年，风华正茂; 四十三岁，他傲立澶州城头，几乎以一己之力挽救王朝于危亡; 六十岁，他被贬雷州，最终无声无息的客死南疆蛮荒之地。 一生大起大落，几经沉浮;一生辗转飘零、贬谪四方;一生毁誉傍身，荣辱相伴。 而名相寇准，却用他绝世的风姿与不屈的傲骨，凝炼出了两宋三百年最硬的脊梁，写就了千百年后依然不朽的传奇。 年少成名不欺君 公元961年，寇准出生于陕西渭南一户普通的书香门第。 其父寇湘曾是后晋的进士，只可惜生不逢时，在五代十国这个王朝纷繁更迭的乱世，寇湘短暂的仕途，也随着后晋政权的快速瓦解而草草终结。 从此寇湘便专心于辅导长子的学业，而寇准不仅聪明好学，还完美地继承了父亲考取功名的基因——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仅19岁的他，第一次赴京赶考，便高中进士。 太平兴国五年这一榜，可谓群星璀璨，即使与涌现出苏轼、苏辙、曾巩等不世奇才、号称“千年科举第一榜”的仁宗嘉佑二年科举相比，亦不遑多让。 这一科中，寇准、李沆、王旦、向敏中等六人，都先后位至宰辅，他们横跨太宗、真宗两朝，在当时都是名满天下、政绩斐然的良臣贤相。 当然这都是后话，此时摆在19岁寇准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宋初的科举制度，对于人才的录用有一套严格的程序，省试考取进士其实并不保险，最终还要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如果没有入天子法眼，也仍然有被一票否决的可能。 而根据过往的经验来判断，太宗皇帝偏爱老成持重之人，殿试时，太年轻的进士极有可能会被淘汰。 基于这样的原因，有人便好心提醒寇准虚增年纪，以确保入选，岂料寇准一口回绝，且义正言辞地说道“准方进取，可欺君邪?” 面对可能功亏一篑的风险，却不愿尝试看似无伤大雅的作弊行为，这样选择的背后，其实恰恰反映了寇准性格中两个最为显著的特点： 首先就是刚直，寇准一生行事都是光明磊落，即使面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巨大诱惑，年轻的寇准也没有因此而放弃做人的准则。 第二，拒绝弄虚作假，可能还有深埋在寇仲骨子里的傲气——以未及弱冠之年蟾宫折桂，寇准何等意气风发，如此光宗耀祖之事，哪能遮遮掩掩? 这种骄傲甚至高傲，自信乃至自负的心态，终其一生，都是寇准最鲜明的印记。 最终，寇准的坚持没有被辜负，殿试有惊无险，如愿进士及第。 “挽衣留谏”的君臣佳话 太平兴国五年夏天，新科进士寇准被外放到归州巴东任县令，三年任满，又调大名府成安知县。 虽然在地方上兢兢业业，政绩和口碑也相当不错，但毕竟天高皇帝远，一晃四年，寇准的仕途并没有什么起色，而与此同时，当年的同榜进士中，已经有人受到太宗的青睐和重用。 转机在不经意间突然降临，公元985年，西北党项族李继迁叛乱，成安知县寇准被抽调到前线督运军粮。 深处西北边境的寇准，将前线的所见所闻，经过分析思考以后，总结成一篇名为《御戎策》的书面报告上呈朝廷，而这是因为这封奏折，让寇准终于进入了宋太宗的视线。 此后寇准的人生开始扶摇直上，先后出任三司度支推官、盐铁判官、枢密院直学士、枢密院副使、参知政事，在三十多岁的年纪，便成为了大宋最年轻的国家级领导。 由地方进入中央，随着职务的不断提升，寇准获得了更多参与国家决策、展现政治才能的机会，当然也有了更多与皇帝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端拱二年(989年)，寇准奏事殿中，大胆进谏，但由于忠言逆耳，宋太宗很是反感，随即准备拂袖而去。 意见尚未发表完，皇帝便要提前离场，寇准我行我素的脾气也上来了，扯住宋太宗的衣角，劝他重新落座，直到把话讲完。 准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 寇准的行为虽然狂悖无礼，但出发点却是忠君爱国，尽臣子的本分。也许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事后宋太宗不仅没有追究寇准殿前失仪之罪，反而对其十分欣赏，甚至扬言“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 宋太宗有没有唐太宗的英明神武不好说，但寇准绝对是个比魏征更彪悍、更不要命的铮臣。 要知道，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别说在朝堂之上公然拉扯皇帝的龙袍，即使仰面视君便视为有意刺王杀驾。 读史至此，不禁感叹寇准有幸生在了北宋这样“不杀言官”的好时代，又遇到了惜才爱才的宋太宗，否则，“挽衣留谏”恐怕就会演变为一场流血事件，而不是后来流传千古的君臣佳话了。 而在一帮唯唯诺诺、只知阿谀奉承的臣子里面，始终刚直不阿、坦坦荡荡的寇准，虽然屡有冒犯龙颜之举，但这样光明磊落的性格，也越来越受到太宗的喜爱。 只是赵光义虽贵为天子，也有心效仿先贤，做一代圣主明君，但说到底他也是个凡人，也有平常人的喜怒哀乐，在百官群臣的俯首帖耳之中，被寇准这样的愣头青时不时的怒怼，时间一长，又难免心生芥蒂。 寇准就是这样一个让宋太宗又爱又恨的直臣——靠得太近，他浑身的刺无比扎人，离得太远，又总能记起他的优点和好处。所以纵观整个太宗朝，几乎都能看到君臣二人相爱相杀的场面。 君臣间的相爱相杀 公元993年6月，枢密使张逊和副使寇准从枢密院归家途中，张逊仪仗在前，而后面的寇准车驾却突然被一满身酒气之人拦住，跪伏路中，对其高呼万岁。 拦路称万岁，便是将寇准视为皇帝，这难免使寇准惹上欺君谋反的嫌疑，此事经过发酵，传到太宗耳里，赵光义便将张逊、寇准召到御前问话。 其实“万岁事件”可大可小——莫说寇准并无篡位之心，便真是要谋反，也不会蠢到在大庭广众之下，让一个疯癫之人当场高呼万岁。 宋太宗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寇准只要简单地摆事实、讲道理，最终无非大事化小，不了了之而已。 但性格无比强势执拗的寇准，哪能平白受这等冤枉，当即便将此事归结为有人暗中陷害，并将幕后的始作俑者直指上司张逊，理由是两人在枢密院的工作中经常出现分歧，而张逊便借机报复。 张逊也不是软柿子，随即怒斥寇准转移话题，要其老实交代问题。就这样，朝堂之上，张、寇二人你来我往、争执不休，直到面红耳赤仍不肯作罢。 国家最高军事机构的两大负责人，在御前如村妇撒泼，实在有失体统，宋太宗看在眼里，烦在心头，直至勃然大怒，随即下令，各打五十大板，将张、寇二人同时免职，并将寇准“发配”到山东青州任职。 但正如前文所言，赵光义对于寇准的感情，是矛盾而纠结的，盛怒之下将其驱赶出京，但气头一过，又十分记挂，而且时间一长，太宗更感烦闷。 终于在694年10月，赵光义再次下旨召寇准回京。 时隔一年，君臣重逢，太宗倍感亲切喜悦，甚至不等寇准落座，便迫不及待地将脚上的箭伤展示给寇准看，还颇为埋怨的责问道：卿来何缓耶?”(寇爱卿你怎么现在才来呀) 而寇准估计还在气头上，面对皇帝的真情流露，不冷不热地回了一句：“臣非召不得至京师。” 赵光义也并未计较，因为他此次重新启用寇准，除了私人情感之外，还有一件更为重要、甚至关乎赵宋江山基业的大事，非与其商议不可。 议定储君，又经沉浮 原来宋太宗继位日久，却一直未立储君，而帝国长时间没有明确接班人，对于社稷而言，觉非幸事。 其实也并非赵光义不想早立太子，只因他的皇位来自于其兄宋太祖赵匡胤，而且在皇位的传承过程中，还闹出了其涉嫌谋杀兄长夺位，史称“斧声烛影”的千古之谜。 也正因如此，让赵光义一直承受着皇位来路不正的流言蜚语。 随着时间推移，摆在赵光义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既然帝位得自太祖，那么干脆将皇权再次转交给兄长的子嗣，以自证清白。 但毕竟是千里锦绣江山，怎么甘心拱手相让，赵光义当然还是希望自己的儿子承继大统，但这样一来，又更加坐实了外界对其眷恋皇权、弑兄夺位的猜测。 就在这种反复的权衡、纠结之中，太子人选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而满朝文武，面对敏感的储君人选，大都明哲保身，采取装聋作哑的态度。 所以，宋太宗才迫切地希望敢直言、不怕事又有担当的寇准能够提供意见。 面对皇帝的询问，寇准并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侧面说道：神器所托，不可谋及他人，唯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 言下之意，即是要皇帝遵从内心的想法，自行定夺。此语正和太宗心意，于是追问道“襄王可乎?”寇准曰：“知子莫若父，圣虑既以为可，愿即决定。 几句简短的对话，对于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寇准似乎什么也没说，又似乎引导皇帝做出了最终的选择。 就这样，皇位传承尘埃落定——太宗第三子，襄王赵元侃被立为储君，即后来的宋真宗赵恒。 储君既定，寇准旋即再次高升，不仅以34岁的年龄成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而且太宗金口玉言，此后寇准所有仪仗、规制、待遇，皆与宰相一致。 位极人臣的同时，寇准也更受天子的信赖与器重，有人给宋太宗进献宝物通天犀，太宗令工匠加工成两条犀带，一条自用，另一条便赐给了寇准——对于臣子而言，这是何等的荣耀与恩宠! 但荣宠无以复加的同时，寇准又再度受到其性格的反噬。仅仅两年之后，重返中枢的寇准，又再次被贬。 究其原因，也与“万岁事件”没有本质区别，不过是皇帝对寇准的用人安排有所指责，如果寇仲及时低头认错，顶多就是批评教育。 但其在御前不停争辩，喋喋不休、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架势，对于这样一意逞强，不识大体、不知分寸的寇准，太宗不禁感叹：“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随后再次将其贬黜邓州。 只是谁料此次出京，竟成二人永别，真到997年太宗驾崩，这对相爱相杀多年的君臣，都未能再次相见。 而寇准直到1004年，才在参知政事毕士安的推荐下，重新在真宗朝入阁为相。 “澶渊之盟”——不朽的封神之作 真宗继位不久，即公元1004年秋(景德元年)，辽国大举南侵，深入宋境，兵临黄河北岸澶州城。 黄河天险一过，中原将一马平川，北宋将再无力阻挡入侵之敌。 辽军来势汹汹，前线告急文书一夕五至，而面对危局，北宋的高级官员，表现得更是惶恐不安：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提议迁都金陵，枢密副使陈尧叟是四川人，则主张避祸成都。 满朝文武，都在想着如何逃避，只有刚刚走上中枢岗位的寇准，力排众议，坚持发兵，北上抗辽。 面对软弱妥协的大臣，寇准严辞怒喝，甚至威胁要将临危避战者就地正法，朝堂之上，寇相正气凛然，百官噤若寒蝉。 面对皇帝，寇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权衡利弊，分析得失，终于打动了宋真宗，年轻的天子遂决定亲自北上迎敌。 目睹皇帝御驾亲临，澶州军民山呼万岁，热血沸腾，但真宗性格柔弱，甫至前线，面对契丹铁骑，又开始患得患失、犹豫不决。 为了给皇帝吃定心丸，寇准更是冒着枪林弹雨，整日在城头饮酒作乐，如此一来，才再次坚定了真宗抗辽的决心。 宋帝御驾亲征，澶州前线战意高涨，此后连战连捷，各路勤王兵马又旦夕将至，形势一片大好。而反观辽国这边，孤军深入，且战事不利，长此以往恐有难以脱身之虞。 有鉴于此，辽国萧太后主动向宋朝议和，但条件是需要宋朝归还关南之地，方才退兵。 真宗本来也不是坚定的主战派，见此情形，连忙见好就收，并安排曹利用为代表，赴辽营谈判。 为促成合谈，临行之前真宗还向曹利用交代：领土不得割让，但若要金银，百万两以内，都可以答应。 但寇准不愿意了，本来形势一片大好，寇准就有心决战到底，只是战争毕竟是劳命伤财之举，况且现在交战双方都倾向议和，他作为臣子再从中作梗，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他只能暗中拦下即将出行的曹利用，警告说道：皇帝虽然答应可以给一百万两，但你如果承诺超过三十万，回来我就杀你的头。 最终，在寇准的威胁之下，曹利用不辱使命，宋朝岁贡三十万两，两国合谈达成，史称“澶渊之盟”。 不得不说，做为同僚，强势、刚直、固执，充满攻击性和侵略性的寇准，自然令人难以亲近，当时甚至有“寇准上殿，百僚股粟”的传言，可见其人之威。 而作为臣子，不分场合、不死不休地坚持原则，这样的寇准，除了宋太宗，估计也很难受到当权者的赏识。 但就是这样又臭又硬的寇准，几乎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促成了澶渊之盟这种改变宋辽命运，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合谈。 此后，东亚大陆上两个最强盛的帝国——宋、辽名义上结为兄弟，并以此为基础，开创了两国延续百年的和平繁荣局面。 而做为澶渊之盟的“总导演”，寇准的声望和威信也在此时达到了顶峰。 黯然离去，时代悲歌 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正是寇准身上这种没有退路、不计后果的执拗，将他推向了光耀两宋的人生巅峰，也正是这种充满侵略性、又毫无分寸感的执拗，让他从九霄之上一次次重重跌入凡尘、甚至是地狱。 “澶渊”之后，很快就有一种声音传到真宗耳内，说寇准为了自己青史留名，才执意抗辽，其实就是孤注一掷的赌徒心态，而筹码则是皇帝的个人安危和大宋的江山社稷。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恶毒的中伤开始让真宗信以为真，并逐渐疏远寇准，澶渊之盟后的第二年，对大宋居功至伟的寇准再次被贬。 此后寇准虽又在1019年被再次起复，但真宗逐渐昏聩，醉心迷信活动，病重之后更是受权臣丁谓摆布，又放任皇后刘娥干政。 而寇准忠心社稷，极其反对丁谓专权，皇后涉政，便与杨亿密谋由太子监国，不料消息走漏，皇后刘娥先下手为强，矫诏将寇准罢相。 随后，怀恨在心的刘娥对寇准是一贬再贬，直至雷州司户参军——宋朝虽不杀文官，但将老迈的寇准贬至南方蛮荒之地，其用意不言自明。 1023年，六十二岁的寇准，无声无息地死于雷州贬所，可怜两宋最风华绝代、个性鲜明的贤相，死时身无长物，唯有太宗当年御赐的犀带一条。 更令人唏嘘的是，寇准年轻时曾写诗“到海只十里，过山应万重。”谁知一语成谶，最后当真卒于东南门至海岸只有十里远的雷州，而此地，远离家乡万里……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熟悉《水浒传》的人应该会对“老种经略相公”、“小种经略相公”有些印象，好汉们时常会提起这俩人，九纹龙史进的老师王进避难到老种经略相公麾下，而鲁智深则在小种经略相公麾下做提辖。这俩人指的就是北宋末年名将种师道、种师中兄弟，他们都曾担任“经略安抚使”一职，是边疆地区的军镇大员，负责边疆地区军民行政的最高长官，权力极大。 种氏兄弟的祖父种世衡创建了种家军，种氏三代为将，在西军中根深蒂固，长期戍守西北边疆。种师道是这一辈中年龄最大的，早年拜入当时的关中大儒张载的门下，入仕担任文官，后来弃文从武，是真正军政双绝的大才。种师中的名气不如兄长，但对朝廷的忠诚度是极高的，对友军、对部属十分倚重与信赖。 种师中出生于世代将门之家，自幼生长在军营中，从军后长期戍守在宋朝西北边疆。宣和七年(1125年)，金兵分两路大举攻宋，东路直取都城东京，西路兵指太原。靖康元年(1126年)初，金兵第一次围困东京时，种师中率兵来得稍晚，还未赶到东京，金兵就已经撤走，种师中便率领二万宋军驻守在滑州。 靖康元年二月，金兵的西路军正在围攻太原、中山、河间三地，北宋朝廷命姚古率军去救援太原，种师中率军去救援中山、河间。种师中率军渡过黄河之后，发现西路军主帅完颜宗翰主力已经向南进行劫掠，只留下副将围困太原，种师中建议宋钦宗出其不意地攻打劫掠的完颜宗翰部，但朝廷认为他的建议无法成功而没有答应。后来姚古所部虽然收复了隆德、威胜，却没有达到解太原之围的目的，而种师中顺利过黄河后，并未与金兵主力遭遇，整个军事行动因为朝廷错估金兵部署而徒劳无功。 靖康元年五月，北宋朝廷再次组织军队救援太原，兵分三路，分别以种师中兵出井陉、姚古部走长治、张灏则部则于汾州北上。但在真正行动后，却只有种师中一路在迅速推进，由于另外两路没有跟上，种师中担心自己孤军深入会遭到金兵的合击，于是在真定驻扎下来，静静等候其他两路军队的到来。此时完颜宗翰正在云中避暑，他让部将们就近放牧。北宋朝廷发现这一情况后，误以为金军准备撤退，便多次催促种师中进兵，甚至责备他手握重兵却逗留观望。种师中无法，只得请另外两路军队会师在太原城下，一起对抗金兵，解围太原城，自己的部队轻装前进，连辎重粮草等都没有带多少。 种师中率领部将一路战斗推进到山西榆次，距离太原城也就有百里之遥。然而另外两路人马都因为金兵的疑军而裹足不前，种师中的军队本就粮草不足，现在更是成了孤军。种师中部苦苦前行，当被迫撤退到杀熊岭时，再次被金军重兵包围，宋军孤立无援且粮草短缺、士气低落，种师中率领仅剩的一百余将士将士拼死作战，最终种师中身中四处重伤，战死沙场，为国捐躯。种师中作为北宋名将，他的死令宋军士气受到很大影响，各部士兵畏战情绪高涨，为北宋灭亡埋下伏笔。 在救援太原过程中，北宋抽调了当时最精锐的部队，但由于李纲等主战派指挥失误，导致种师中战死，北宋最后残存的军事力量也消耗殆尽，灭亡已是必然。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说起“杨家将”，许多人都耳熟能详，但说起同一历史时期的“种(Chóng)家军”，听过的人却很少，其实种家军不论是对北宋做出的贡献，还是家族渊源都胜于杨家军，只不是杨家将走上了舞台，而种家军被封存于史书中。种家军英雄辈出，种家子弟五代从军，数十人战死沙场，种师道就是其中一位。 种师道出生于北宋皇祐三年的洛阳，他的从曾祖父是官至工部侍郎的名臣种放，祖父种世衡得到范仲淹器重，在西北边疆屡立战功，是种家军的创始人。种师道虽然生于武将世家，但他从小除了学武外，还师从当时著名的文学大儒张载，凭祖上恩荫入仕，补三班奉职，转为文官后担任熙州推官、主管同谷县，掌推勾狱讼之事。后升官去了原州担任通判，靠着家世与才学，种师道本该官运亨通，但无奈小人当道。他因为议论役法忤了蔡京旨意，导致贬官，随即又被蔡京同党诬告他“诋毁先烈”，将他罢官并列入“党籍”，此后足足十年远离官场。 种师道被屏废十年后，被再度起用，这次改任武职，被派到了祖辈世代经营的西北边疆。在边疆，种师道的聪慧机智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葫芦河、臧底城战中抗击西夏，立下诸多战功。在与童贯一同出征辽国时，劝说童贯放弃联金谋辽的计划，谁知童贯不仅不听他的意见，还将他秘密弹劾，种师道被责令以右卫将军身份致仕退休。代替他的人打了败仗后，宋徽宗又想起了他，启用他为宪州刺史，可是没过多久他就又归任保静军节度使。 宋靖康元年，金兵挥师南下，宋徽宗急忙召种师道进京，加封他检校少保、静难军节度使、京畿河北制置使，有权自行征兵征粮。此时种师道已经七十多岁，被尊称为“老种”，得到朝廷的征召，他立即赶往京师。他带领的士兵人数不多，但一路毫不畏惧地进兵，并派人四处张榜。金军知道种师道的威名，不知虚实，果然不敢与之交锋，下令向被迁徙，种师道趁机率领部将顺利入京。 种师道率军进入汴梁时，宋徽宗已经将皇位提前交给了儿子宋钦宗。种师道提出阻断金兵归途，将之一举歼灭的计划，但朝中大臣仍然坚持议和。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宋钦宗以割地为代价换得金人退兵，此时种师道再次请求趁金人撤退之际突袭，但没被宋钦宗接受。后来种师道看出宋朝最后残存的军事实力也被消耗殆尽，形势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他推测金兵即将大举南下，上书请求宋钦宗迁往长安暂避锋芒，又没有被采纳。一腔报国志却屡次碰壁的种师道忧愤成疾，于十月病逝，终年七十六岁。 种师道去世第二年，金兵攻破开封城，徽、钦二帝沦为俘虏，北宋宣告灭亡。直到这时，钦宗才痛心疾首，后悔自己没有听种师道的建议。另外，金军进入汴梁城后，纷纷表示想拜见种师道，得知他已经去世后十分惋惜。后来种师道的侄子种洌护他的灵柩西归，途中遇到强盗，强盗听说是种师道的灵柩，纷纷下拜致奠，并且反赠金钱以表示敬意，其得人心如此。 种家军作为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武将世家，为北宋国防做出积极贡献，可惜在北宋重文轻武的大环境下，提出的种种策略难以得到实施。拥有如此良将却依然无力回天，也可见北宋的灭亡确实是命中注定。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蔡京(1047年2月14日-1126年8月11日)，字元长，北宋宰相、书法家，先后四次任宰相，任期达17年，四起四落堪称古今第一人。北宋末，太学生陈东上书，称蔡京为“六贼之首”。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有野史记载:蔡京80岁被贬，带着大量金银财宝上任，却饿死于路边。 北宋六贼 宋徽宗时期，北宋朝廷腐败，统治阶级荒淫无度;百姓民不聊生;内部烽烟四起;外部金军入侵。最后竟然发生了金军南下攻破汴京，宋徽宗、宋钦宗两位皇帝都被金人掳走的民族耻辱。 这一切到底是谁造成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朝廷腐败至此，也不是哪一个或者几个人祸祸的，要说罪魁祸首，按道理也是最高决策层的宋徽宗为之负责，如果宋朝就此终结，想必宋徽宗也能拥有商纣王、隋炀帝一般的名声。 对宋徽宗幸运，对百姓不幸的是，有了南宋，所以宋徽宗自然背不了这个锅。 宣和七年(1125)年底，面对大军南下的金军，宋徽宗将皇位禅让给太子，钦宗继位。12月27日，太学生陈东联合其他太学生上书，论： "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宋史) 从此之后，六贼的名号传扬于世，又因为蔡京与童贯是六贼之首，因此，民间有歌谣曰：“打了桶(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 蔡京之恶 因为“靖康之耻”的缘故，蔡京的恶名数之不尽，比如投机钻营：在哲宗时期，掌权的司马光与章惇政见不合，而蔡京一时附会司马光，一时又附会章惇，奸猾至极。 蔡京还有巧取豪夺，贪婪无度，骄奢淫逸等等罪状。 其实在我看来，这些都不能代表蔡京之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拿他在司马光、章惇等人新旧党争之间左右摇摆来说，因为党争而站队，本身就不是一个官员应该做的，按道理来说，只要是有益的政策就该支持，何论是哪方? 而左右摇摆，投机钻营，对于官员来说，更算不上恶行了。 西汉初期的陈平与周勃，是刘邦老臣，当年刘邦斩白马立盟约“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可是吕后掌朝之后，马上封诸吕为王，这时候只有右丞相王陵反对，而陈平与周勃都是赞成。 下朝后，王陵指责陈平等人，他竟然还说自己是为了刘氏江山社稷，凭借优秀的口才让王陵无话可说。 太后称制，议欲立诸吕为王，问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太后不说。问左丞相陈平、绛侯周勃。勃等对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太后喜，罢朝。王陵让陈平、绛侯曰：“始与高帝喋血盟，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吕氏，诸君从欲阿意背约，何面目见高帝地下?”陈平、绛侯曰：“於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刘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无以应之。——《史记·吕太后本纪》 关键是，等吕后驾崩，陈平与周勃又主导了灭亡诸吕的行动，不仅将吕氏连根拔起，连后少帝都被从皇位上赶了下来，包括惠帝另外3个儿子都被冠以“非惠帝亲子”的罪名而被废，最终导致惠帝血脉断绝。 对于陈平、周勃等人来说，这是叫左右逢源呢?还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亦或是投机钻营? 此等例子数之不尽，如果蔡京仅仅有这些恶行，想必也不能让他“流芳百世”，他最大的恶，是他的“丰亨豫大”之说，他提倡视官爵财富如粪土，应该被享用、挥霍。 所谓“丰亨豫大”意思是形容富足兴盛的太平安乐景象。 宋徽宗曾经拿出玉杯、玉卮给臣子们看，表示享用这些玉器，又怕人们认为太奢侈。 蔡京却说道：“臣出示过契丹，看见玉盘玉杯，都是石晋时期的东西，契丹人还拿来在臣面前炫耀，说南朝没有。现在用他们来祝寿，并不过分。” 宋徽宗说：“先帝才做了一个数尺大小的小台，就有很多臣子上书，我是真怕他们说。这些玉器已经放了很久了，如果人言又起，无法分辨啊。” 蔡京劝解：“事情如果合乎情理，言多也不必害怕，陛下应当享用天下的供奉，区区玉器算得了什么!” 蔡京还常对徽宗说，现在国家钱币多达5000万缗(音mín，意贯，一千文)钱，足够享用，于是铸造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做《大晟乐》、制定命宝，等等。 作为一国之君，耽于享乐的徽宗到底做了什么也许他自己也不明白，所谓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最后国家成什么样，也许他也没料到。 为了兴建宫殿园林，不仅大肆征收劳役，更是大兴花石纲，使得皇帝耽于享乐，官吏大发横财，而百姓却倾家荡产、卖儿鬻女，最终激起民变，有名的方腊起义，就是在这个背景下。 这也是蔡京执政的一贯作为，向徽宗大献谄媚，不顾民生，不顾外有强敌窥伺，最终酿成惨剧。 客死潭州 至于蔡京是如何上位，在在相位上有何作为，为什么会四起四落，这些大部分人并不太关心，我们关心的是他的结局如何，是怎么死的，死了家族又如何?这样的大奸臣是否遭到应有的结局。 虽然在南宋史学家王明清的《挥麈后录》中有这样的记载，说蔡京被贬之后，虽然携带巨富前去赴任，可是因为他作恶太多，招致老板姓的反感，在路上用钱也买不到东西，最终饿死街头。 但我个人觉得，这纯属臆想，虽然寄托了他希望蔡京“不得善终”的想法，但是这个说法太过于不符实际，也显得作者太过于不食人家烟火，或者说当时的文人地位太高，哪怕有如此恶名，依旧不敢让他惨死。 先说不符实际： 1.“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哪怕有人会不赚钱，但做生意大部分都是为了钱，不可能有买卖不做。 2.蔡京又不是NPC，头上没有标记，普通人看到了也不认识。 3.哪怕是认识了，蔡京权倾天下，虽然被贬，那也是官员，不说代表朝廷，哪怕是自己的私人部队，也不是百姓敢对抗的，还怕弄不到粮食? 4.蔡京是“六贼”，可是这只代表部分人的观点，或者说朝堂上的观点，百姓有谁知道蔡京是哪位?百姓最痛恨的未必是庙堂上的那一位吧! 为什么说作者不食人间烟火? 假如百姓真的知道他就是蔡京，又对他恨之入骨的话，怎么“舍得”让他饿死? 那么多人被他祸害得家破人亡，难道没有“匹夫一怒，血溅五步”之事? 大宋百姓真的这么懦弱吗? 所以说，蔡京饿死只不过是部分人的臆想，真正的死因无非是年纪大了，长途奔波而亡，或者说勉强也算“善终”了。 行至潭州死，年八十。——《宋史》 大宋重文轻武，向来优待文官，不杀文官，但是对蔡京却是个例外。 蔡京有 记载的儿子共8个，其中一个娶了茂德帝姬，最后随着她一起去了金国，没有受到牵连，除此之外，还被赐死了2个，其他的要么早就死了，要么被流放到偏远地区。 子八人，壝先死，攸、翛伏诛，绦流白州死，鞗以尚帝姬免窜，余子及诸孙皆分徙远恶郡。 ——《宋史》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收取青唐又称河湟之役、王厚收取青唐，是北宋中后期拓边运动的高潮之一。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宋哲宗亲政后奉行 “绍述” 时， 王厚“用荐者换礼宾副使、 干当熙河公事，并先后取得一系列军事上的重大胜利，偕王瞻等攻取邈川、 青唐。 哲宗去世、 向太后垂帘听政后，政治局势再一次出现短暂反复， 王厚也因所谓 “开边” 受到政治上的迫害。 与之同时， 宋廷断然弃掉了元符年间收复的湟、 鄯二州。迨徽宗亲政、 蔡京主政之后的崇宁年间， 宋廷一反向太后主政时所为， 重新奉行 “绍述”， 遂 “还厚前秩”， 并由童贯监军， 命王厚率军重返西北战场。 这期间， 王厚再次立下显赫战功，再度收复湟、 鄯、 廓州。 背景 熙宁年间王韶在宋神宗、王安石鼎力支持下开启的熙河之役(熙河开边)， 可以说部分地达到了战略目的，对吐蕃各部及西夏也产生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尤其是在开拓疆土方面， 熙宁五年(1072 年) 十月， 北宋设置了熙河路，并先后收复了河、洮、岷等诸州，取得了重大战果。但与之同时，熙河之役也埋下了 隐患。王韶虽然在整个战役进行过程中剿抚并用，但本质上均为民族征服，吐蕃诸部以及西夏方面的反 弹在所难免。此外北宋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对拓边一事也始终存在着绝然相反的两种态度，神宗去世之后，宋廷对外政策及所有军事活动实际上成为反映宋廷内部各派政治势力消长沉浮的晴雨表。而王厚取青唐的活动，就是在这样的反复中进行的。 过程 哲宗元符年间偕王瞻等攻取邈川、青唐 “元祐更化” 时期，实际掌控朝政的高太后重新起用坚决反对变法的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彻底否定了熙宁、 元丰年间所推行的各项 “新法”，也彻底否定了宋神宗及王安石试图解除西北边患、恢复汉唐旧疆的战略构想和王韶的熙河之役。 司马光等人标榜以“清静为心，仁惠为政”，一度拟将熙丰年间所获取的包括河湟地区在内的全部疆土和军事重镇弃给西夏。尽管此举遭到一些有识之士和部分将领的坚决反对，但宋廷最终还是将米脂、浮图、葭芦、安疆等重要军事要寨弃掉，而熙河一路则因安焘、孙路、游师雄等人极力反对放弃才勉强得以保存。 当其时，“畅习羌事” 的王厚也在反对弃地者之列：“元祐弃河、湟，厚上疏陈不可，且诣政事堂言之”。 然而，司马光、 文彦博等人“斥地与敌”、 退避忍让的 绥靖政策并未奏效，反而产生了“取轻于外夷”的负面效应。整个元祐八年当中，仅就河湟地区而言，北宋与吐蕃之间的局部拉锯战频有发生。宋哲宗亲政之后，随着元祐之政被彻底否定， “绍述” 熙丰政事全面展开， 宋廷决定重启河湟之役。 关于宋廷决定出师河湟的原因， 诸史所载略有差异。《宋史》王赡本传认为，宋廷出师河湟是因为王赡坐事被夺十一官，“欲以功赎过，乃密画取青唐之策，遣客诣章惇言状。惇下其事于孙路，路以为可取。赡遂引兵趣邈川。”《京口耆旧传· 卷 ·王厚传》 称： “绍圣初，上方略请经理西事，遂改武阶， 不数年，收复鄯、湟。”另有记载则称：“绍圣中，(王厚)干当熙河公事。会瞎征、陇拶争国，河州守将王赡与厚同献议复故地。”这些记载似有将北宋出师河湟说成是因个人因素而出现的偶然性事件之嫌。 陈均 《九朝编年备要》 对出师河湟的原由及过程也有记载，略云： (元符二年)秋七月，置湟水军。初，吐蕃酋长辖正(即瞎征，音译)、隆赞(同上)争国，于是绰尔结奔河州，说权知州王赡以取青唐。熙河经略司属官王厚乃与赡同画策，遣客诣章惇。惇下其事于经略使孙路，路因言青唐必可取。遂大发府库，招徕羌人。……既而河南酋长必斯布结以讲朱、一公、错凿、当剽四城来降。赡奏乞速取青唐，朝廷许之。……至是，赡等师遂出塞，自密章渡河趋邈川。孙路知赡狡狯难制，使总营王愍为将，而以赡副之。故其渡河，赡为前锋，愍策应于后。赡将趋邈川，忌愍分其功，绐愍明朝食毕乃发。愍以为诚然。赡夜半忽传发，平明，入邈川。愍徐觉之，整阵而行，日午始至，赡已据府库，舍愍于佛寺。赡径上捷书，不复由帅府矣。……于是，孙路请建为湟水军。路既怒赡，而愍又以赡据府库事诉于路，故路心右愍而夺赡兵权属之。而赡所请，辄又抑不与，专委愍。 至河州，又与同还熙河， 而留赡屯邈川也。 综合有关史料、并根据哲宗亲政后的情况判断，王赡、王厚因吐蕃内部出现分裂，利用宋廷“绍述” 的有利时机 “同献议复故地”，并得到宰相章惇的全力支持，才使宋廷决定重新出师，这应该比较符合当 时的实际情况。 与王厚同献议的另一重要当事人王赡(?-1101年)，秦州宁远人， 也是北宋晚期的一 名战将。其父王君万，追随王韶在对吐蕃诸部的战役中屡立奇功。史载王赡“始因李宪以进。立战功，积官至皇城使，领开州团练使”，元符初任知河州事。他与王厚一样，也畅习羌事。上引 《宋史》 的文字 因各种原因似对王赡有刻意贬损之嫌;而《京口耆旧传》的记载则过分突出了王厚的作用。 北宋在河湟地区的军事活动从元符二年(1099年)六月正式展开，至元符三年(1100 年)三月宋廷政局再变，诏弃鄯州、湟州“以畀吐蕃”，历时近10个月。宋方从一开始攻城掠地即比较顺利， 基本上占据主动地位。“邈川，古湟中之地，部属繁庶，形势险要，南拒河州，东拒兰州，皆二百里”，(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哲宗皇帝卷 25)对北宋与吐蕃双方来说，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宋军于元符二年六月出师。七月，副将王赡领军率先渡过黄河，先下陇朱黑城， 顺利攻取邈川。夺取邈川是宋出师后的首战，对以后的战争进程具有重要影响。此战大捷后，王赡驻军邈川。八月间， 吐蕃首领瞎征自青唐脱身来降。 吐蕃“宗哥酋舍钦脚求内附，赡遣禆将王咏率五千骑赴之。既入，而诸羗变，咏驰书告急，王厚使髙永年救之，乃免”。王厚的有力配合确保了整个战役的顺利进行。 瞎征投降宋军后，心牟钦毡父子迎溪巴温之子陇拶入守青唐。 九月间，王赡通过激战， 占领青唐。 宋以青唐为鄯州， 以邈川为湟州。 元符二年闰九月间，“宰臣章惇率百官上表贺收复青唐，惇等又升殿贺。知枢宻院曾布宣答。降授内殿承制、熈河兰会路经 略安抚司勾当公事王厚为东上閤门副使、知湟州，兼陇右沿边同都廵检使。”在北宋此次经略河湟的所有军事活动中，王厚作为主要将领之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 因绍圣中即充任勾干当熙河公事的王厚与王赡“同献议复故地”，宋廷才正式启动河湟之役;第二， 《宋史》 称王厚在此次战役中“降陇拶、瞎征”，与事实稍有出入，但他参加了攻取邈川和青唐的所有战事，并因战功得到了宋廷的嘉奖和擢升;第三，在知湟州任上，王厚与王赡、陇拶、赵怀义等一道在安抚招纳吐蕃首领、构筑城寨以及维护边境稳定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第四， 宋军占领鄯州、 湟州之后， 王厚担任知湟州事， 负责管辖和治理湟州， 直到哲宗去世后宋廷弃掉鄯、湟才离开此地。 徽宗“绍述”，王厚再度收复湟、鄯、廓州 哲宗去世后， “元祐更化” 的历史重演，绍圣、元符间开边的将领再次受到排斥与打击。在向太后在权同听政的一年多时间内，宋廷因姚雄论奏王赡、王厚涉嫌贪污府库财物，于元符三年五月，窜王赡于房州，“越明 年三月， 流赡昌化军， 至邓州缢死。 王厚郴州安置”。姚雄主要是为了报复王赡， 但却正好满足了“旧党” 官员的政治需要，王厚也因之受到打击。 建中靖国元年下半年徽宗亲政后，拟改次年为崇宁元年，“绍述”又死而复活。与哲宗亲政时的“绍述” 有所不同， 徽宗亲政伊始即考虑用兵河湟， 收复元符末年弃掉的鄯、湟等州。以资历、战功、才能及对河湟地区的熟悉程度论，王厚当然是率军出征的不二人选。有意思的是，王厚因被遴选为统帅一事与北宋晚期政治史上声名狼藉的几个人物结下了不解之缘。 据史载：立措置边事司，以王厚及内侍童贯领之。上留意西边，尝问知枢宻院蔡卞： “鄯、湟可复否?”曰：“可。”问：“谁可将?”曰：“王厚可为大将，高永年可统兵。” 是春，乃以厚为洮西安抚、知河州，令措置招纳。寻令权熙河兰会经略永年为统制官。蔡京又言，童贯顷十使陜右，审五路利害与诸将之能否为甚，大力荐之。遂用李宪故事，命贯为监军，专切往来干当。至是，置司，专命二人主之。赵挺之云， 蔡京每以复湟、鄯启迪上，上意向之，京亦知缘边之粮兵未可动，乃劝上多出金帛官爵，厚诱其酋首来降。挺之谓京初不习西事本末，妄以为湟、鄯诸羌亦如沅辰邵之溪洞，贪利畏威，相率归顺。又以为大隆赞既尝至中国，可指呼而用之，不知其大隆赞已据有河南地，岂复肯归汉为匹夫。而都尔伯朗阿克章方为小隆赞谋主，皆不可致，但得其地近汉蕃挨五七人或十数人出 汉，乞以白旗立要约，名为招纳而已。然所给散朝廷之金已不可胜计，卒致用兵云。其他记载与上述大同小异。 亲政之始，宋徽宗对收复河湟有兴趣，需要找到不辱使命的合适人选; 蔡京、蔡卞兄弟虽然“同而不和”，但对任命王厚为大将的看法完全一致;宋廷在王厚出征时需派出监军防范和伺察，童贯对此职兴趣最大;蔡京在钱塘时即与童贯暗通款曲，对童贯怀有感恩之心，因而投桃 报李，极力推荐童贯。因为上述各种犬牙交错的奇特关系，却意外地促成王厚与北宋末年著名的“六贼” 之一的童贯成为同僚，并最终成功收复河湟，成就了一代名将的功业。 成功收复湟州 崇宁元年(1102 年) 十二月，宋廷在政治上为开边将领平反昭雪，重新任命王厚、高永年为帅。崇宁二年正月，东上閤门副使、新知岢岚军王厚权发遣河州， 兼洮西沿边安抚司公事。 三月， 王厚率十余万大军进入熙州。 六月， 王厚正式攻打湟州。 战前， 王厚进行了周密部署。 他 说服监军童贯， 决定兵分两路夹击湟州。 一路由王厚、 童贯亲率大军， 出安乡关， 渡过黄河， 直取巴金 岭; 另一路则由岷州守将高永年为统制官， 与权知兰州姚师闵、 管勾招纳王厚之弟王端并率兰、 岷二州及通远军兵马2万出京玉关。 而此时，吐蕃“多罗巴奉怀徳之弟溪赊罗撒谋复国，(赵)怀徳畏逼，奔河南，种落更挟之以令诸部。朝廷患众羌扇结，命厚安抚洮西，遣内客省使童贯偕往。 多罗巴知王师且至，集众以拒。 厚声言驻兵而阴戒行，羌备益弛，乃与偏将髙永年异道出。 多罗巴三子以数万人分据 险，厚进击破杀之。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多罗巴，与俱遁。遂拨湟州”。 王厚以功进威州团练使、 熙河经略安抚。 湟州一战， 王厚战术运用得当，将士勇猛拼杀，这是宋军迅速得手的主要原因。 吐蕃多罗巴得知宋兵前来征讨时，也做好了充分准备，但由于王厚“声言驻兵而阴戒行”，致多罗巴因有险可守而产生麻痹心理。与之同时，王厚与高永年则出其不意，分兵合击，顺利攻占了湟州。宋军致胜的另一原因，则是王厚对湟州的地理形胜和吐蕃内部的情况了如指掌，并充分利用了元符间知湟州时留下的政治影 响。这从攻打湟州之前王厚在给朝廷的一封奏状中可以清楚看到： 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至熙州，体问得元符弃地之后，诸羌因我城垒，聚粮整备，结集兵众，以为固守之计。 又湟州境内巴、金、癿当、把拶宗等处形势险阨，自来羌人负以为固，有一夫当之、万众莫前之说。议者因此多言湟、鄯难复，得亦难守。然厚久已详察羌情状，分离不一，互相窥 视，必不能并力同心，保有其地。若奉扬国威，示以恩信，必能瓦解来降，其违命者亦不过一二族，则皆破胆矣。厚先在湟州日，镇抚境内，颇见畏怀，闻厚复来领帅，各已欣赖，间通信息，愿为中国用者甚众。 由王厚此疏可知， 尽管“湟州境内巴、金、癿当、把拶宗等处形势险阨”，有“一夫当之、万众莫前之说”，但王厚在战前即有如成竹在胸，故能指挥若定，奋勇拼杀，一举攻克。在其戎马生涯中，此战可以说是王厚最经典的战例，淋漓尽致地彰显了一代名将的卓 越风采。 纯粹从军事角度看，湟州之役的战果无疑是巨大的。一是收复了湟州并管下城寨周围边面地里，共约 1500 余里， 东至黄河、 兰州京玉关， 西至省章峡、 宗奇界， 次西至廓州黄河界， 南至河州界， 北至 夏国盖朱界; 二是收复了湟州并管下城寨10所， 即通川堡、 通湟寨、 省章寨、 峡口堡、 安陇寨、 宁洮 寨、 癿当城、 宁川堡、 南宗堡， 获得了众多军事要塞; 三是招纳湟州管下大首领膝令等 21 族， 户口约 10 余万计; 大首领令奘行等 50 余人， 小首领把班等 400 余人。 “湟州一境土壤膏腴， 实宜寂麦， 控临西 夏， 制其死命。 前世所欲必复之地， 今仍一举得之。” 消息传到北宋京城开封， 朝野一片狂欢。 成功收复鄯州、 廓州 湟州大捷后，王厚率大军驻扎湟州， 部署攻讨鄯州 (青唐) 和廓州事宜。王厚攻打和收复鄯、廓州所采取的策略，仍是剿抚并用。 崇宁三年三月，监军童贯自开封返抵熙州，鄯州、廓州之役正式启动。随即，王厚与童贯率大军由筛金平出发，直奔鄯州。在进军途中，“陇右都护高永年为统制，诸路蕃、汉兵随行;知兰州张诫为同 统制。厚恐夏人援助青唐不测，于兰、湟州界侵扰，及河南蕃贼，亦乘虚窃发，骚动新边，牵制军势，乃遣知通远军潘逢权领湟州，知会州姚师闵权领兰州，照管夏国边面;另遣河州刘仲武统制兵将驻安强 寨，因而兴筑甘朴堡，通南川、安强、大通往来道路。于是本路家计完密，无后顾之忧，大军得到专力西向。” 四月间，王厚“命(高)永年将左军循宗水而北，别将张诫将右军出宗谷而南， 自将中军趋绥远， 期会宗哥川”。 有关攻克鄯州的细节， 《宋史》 王厚本传有生动记载： 羌置阵临宗水，倚北山，溪赊罗撒张黄屋，建大斾，乘高指呼，望中军旗鼓争赴之。 厚麾游骑登山攻其背，亲帅强弩迎射，羌退走。右军济水击之，大风从东南来，扬沙翳羌目，不得视， 遂大败，斩首四千三百余级，俘三千余人。罗撒以一骑驰去，其母龟兹公主与诸酋开鄯州降。厚计罗撒必且走青唐，将夜追之，童贯以为不能及，遂止。王厚攻克鄯州之后，宋军一路势如破竹，顺势在几天之内攻下了廓州，“酋落施军令结以众降”，宋军再次获得大捷，“拓疆幅万余里”。 结果 王厚是一位杰出的统帅和军事家，同时也有较深远的政治眼光。对于如何管理新收复地区，他有着系统的规划和切实可行的措施。 为防止吐蕃诸族归顺后反叛，导致新的动乱，巩固和稳定所收复地区，王厚有着精心安排和周密部署。 据王厚崇宁二年(1103年)九月二十八日所上奏状称，攻取湟州后，他自己回军河州措置事务，但“仍每月一 次轮差将官领千余骑，附十余日粮，前去湟州及临宗、绥远、来宾一带巡绰。照管抚存新归部族讫，即回本驻札处”以防不测。 在如何治理所收复地区问题上， 王厚也有至为周详的考虑。 从他关于治理鄯、 廓二州的想法和做法 可见一斑： 对原有居住人户， “田土依旧为主， 秋毫不得侵占”; 对于 “与官军抗敌杀逐心黑之人， 所营 田土并元系西蕃王子董毡、 瞎征、 温溪心等田土， 顷亩不少。 已指挥逐州尽行拘收入官， 摽拨创置弓箭手， 应付边备， 可省戍兵经久岁费， 为利甚博”; 招募弓箭手 “与新附诸羌杂居， 伺察羌人情”， 使之 “不敢作过”， 并 “令逐州如有情愿投刺之人， 一面招置， 听候朝廷指挥。 仍将已种到青苖， 就便摽充为 种粮去讫”。 显然，王厚对收复地区的治理是有其长远考虑的。 此外，对收复地区归属不甚明了的所在，王厚还建议朝廷或增设新的行政建制，或使之归入临近州 军进行管理。如崇宁二年，王厚收复通川堡、南宗堡、 峡口堡后，上奏将其纳入湟州管辖。同年，王厚上奏 “溪哥城乃古积石军，今当为州”， 请求 “以李忠为守， 置河南安抚司”， 得到宋廷的同意 而付诸实施。又“乞以通远军依旧为渭州， 升为节镇， 并乞改差文臣知州。 仍乞自朝廷选除”。打下鄯州后， 根据王厚的建议， 将其“更名曰西平，建为陇右都护府”。 同时根据军事需要， 在一些战略要地新筑了一批城堡。 如震武城即是此时新筑的，不久升为军。 经过王厚对收复地区的重新规划与治理，“至是唃厮罗之地悉为郡县矣”。 评价 收取青唐战役让北宋政府耗费了较大的财力，据说是“费钱亿万，用大兵凡再，始克之，而湟州戍兵费钱一千二十四万九千余缗”。但撇开其他因素不论，毫无疑问，经过王厚在宋徽宗崇宁间的征战与开拓，史称共收复湟、 鄯、 廓三州二十余垒，“自崇宁以来， ……凡所建州、 军、 关、 城、 砦、 堡， 纷然莫可胜纪。” 收取青唐之后的北宋王朝的版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充， 所花费的代价应该说是值得的。 影响 王厚于北宋哲宗元符年间、 徽宗崇宁年间两次出征河湟地区， 均立下了显赫战功。 尤其是在崇宁年间统率大军再次经略河湟期间，王厚不仅在军事史上留下了卓 越建树和军事艺术， 而且也给后人留下了治理边疆地区的政治智慧。 但是要准确定位和评价王厚以及他在北宋晚期的军事活动并非易事。其所以然，是因为至少如下方面需要首先 釐清： 其一， 在宋人的词典里， “拓边” 是贬意词， 且王厚去世 20 年后北宋王朝即告覆灭，必须说明王厚的军事活动与 “靖康之难”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 其二， 王厚虽然经营西北卓有成效，但这一地区不久便落入金人之手，其意义又何在; 其三，王厚征战河湟实际上是哲宗、徽宗 “绍述”的重要内容，如何将王厚军事活动的性质与“绍述”的性质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其四，如何估价北宋“重文抑武” 的传统国策以及北宋晚期众多负面历史人物对王厚的影响。 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给评价王厚和他的收取青唐带来了困难。 宋室南渡之后， “靖康之难” 的成因是南宋朝野痛中思痛的重要内容， 由于诸如两宋之际杨时之流的官员和其他政治力量的复杂作用，南宋朝野将蔡京等人的胡作非为简单等同于王安石变法，从而得出了北宋之所以覆灭的似是而非的答案，因而王厚多年征战西北边陲的功业不仅未能得到南宋君臣的认同，反而与祸国殃民等同，于是，一代名将王厚的风采也渐渐被历史尘封，甚至被歪曲和否定。对王厚个人而言， 这是有欠公允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施耐庵(1296年—1370年)，名耳，又名肇瑞、彦端，字子安，号耐庵，或称“钱塘施耐庵”，江苏兴化人 ，祖籍苏州，出生于兴化县白驹场，元末明初文学家，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的作者。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水浒传以宋江为首和一百零八位好汉为故事主线，在书中描写了因当时宋徽宗时期昏庸无道和多种原因下，好汉们共同聚到水泊梁山，并在水泊梁山起义对抗朝廷，后来因宋江接受朝廷的招安，使得多数梁山好汉身死的结局。 该书的作者施耐庵也因为水浒传这部著作，他的名字得以被后世传颂，在查资料中发现，施耐庵是元末明初时期的人。 那么他是怎么样将水浒传中故事背景发生在北宋末年时期的人物，刻画的淋漓尽致的呢? 施耐庵生于1296年，先后考中秀才和举人，在1331年考中进士在钱塘担任县尹，因总为穷人伸张正义，遭到上级的训斥，施耐庵见此情况后便立即辞官归家。 1353年张士诚起义反元，施耐庵听到此事后便前往平江张士诚处，加入了张士诚所率领的起义队伍中，后来为张士诚出谋划策，为张士诚献出了很多的计策。 但是由于后期的张士诚开始贪图享乐，宠信奸人和居功自傲，使得施耐庵的建议，张士诚均不予以采纳。 施耐庵见此情形下，离开张士诚所在的平江，先是在江阴祝塘镇东林庵教书，后因朱元璋军队围攻平江，战乱同时也波及到了江阴。 于是施耐庵给自己在兴化的好友写信，想去他那里避其兵乱，因为兴化那里地处偏远，交通也较为不便。顾逖在收到信后，立即便给施耐庵回信，欢迎他来此避难。 施耐庵在收到的回复后，便带领着徒弟罗贯中前往，来到兴化后先是在顾逖家中居住后在的帮助下，在兴化较为偏僻的白驹场购置了田地和房产。 从此施耐庵便在此隐居，施耐庵在此地结识了很多乡民，他们生活中的许多故事，成为了创作素材。 经过自己的文字功底再创造，使得每个人物的形象被描述的淋漓尽致，这也是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将的原型。 其外还有武松打虎的原型，早年施耐庵在祝塘镇东林庵教书时，边教书边构思水浒传，其中水浒传的很多地名都是取自祝塘镇附近，祝家庄说的便是祝塘镇。 小说中最为著名的段落之一，武松打虎，源于施耐庵在村后的后阳岗散步，看见有只黄色的狗在树下睡觉，一个叫武阿二的村民见有狗在自家的树下睡觉，便将其打跑。 施耐庵在看到此事后，回到住处，将所发生的事写到故事中，把村后的后阳岗改成景阳冈，黄狗改成小说中的老虎，武阿二也被改成了武二郎武松，后来在施耐庵的文字加工下，就变成了武松在景阳冈大战老虎，并将老虎打死，成为打虎英雄。 四大名著当中的作者，三国演义的罗贯中，西游记的吴承恩，还有水浒传的施耐庵和红楼梦的曹雪芹，除曹雪芹所处的朝代是清朝外，另外三位都是明朝人。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他描写的三国，是因为在三国时期本来就有多种的历史故事做铺垫。同时又在里面加了自己的内心想法在里面，只不过有的较为隐晦，有的较为明显。 其他三部的作者也都是一样，还有我们也不难发现除了上面拿来举例子的罗贯中书中描述的不是本朝以外，其他三位也都是一样。 因为描述本朝的事情，有一定的风险，当时封建统治者在文字上的核查较为严苛，所以才有了很多的文字狱。 如果书流传的较广，很快就能到当时的统治者手中，发现里面的文字哪句触犯了，轻则入狱，重则杀头。 所以就以所在朝代往前的朝代作为故事背景，而且不管在史书记载还是故事，都是有依据可循，写起来就会方便很多。 他们把自己要写的东西用小说的方式呈现，这样不管谁看也是图消遣，不会追究其责任。 水浒传作为四大名著之一，从问世至今依然有着很高的影响，这部著作同时也是语言文化中具有史诗特征的作品之一，吸引了中外很多的读者进行不断的阅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