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是指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狱事，清朝乾隆年间的文字狱极为严重，而“尹嘉铨案”便是其中之一。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尹嘉铨本是乾隆年间的普通官员，不仅擅长做学问，对程朱理学极有研究，而且勤于笔耕、著作颇丰。尹嘉铨原本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已经致仕，结果就因为替父亲上书请封，结果不仅自己丢了性命，所著书籍也尽被销毁。 尹嘉铨乃直隶博野人，乃乾隆年间的吏部侍郎尹会一之子。乾隆元年(1736年)时，以举人身份入仕，先为刑部主事，后升任郎中，官至大理寺正卿。由于善做学问，后被授予稽查觉罗学主管，用以监督皇室子弟学习。 他向乾隆建议让八旗子弟读朱熹的《小学》，被乾隆皇帝批准，之后他又将《小学》加疏，增加《考证》《释文》《或问》各一卷及《后编》二卷合为《小学大全》，受到乾隆帝的嘉评。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七十岁的尹嘉铨致仕，返回老家养老。虽然尹嘉铨的三品官，在京城来说算不上什么，可回到地方之后，却绝对算是大佬级人物，因此极受地方官员和百姓的尊敬。 同年三月，乾隆帝西巡五台山，驻跸保定。按照惯例，皇帝在驾临某地之后，往往会接见一下当地官员、致仕官员和士绅名流。尹嘉铨本就是刚刚致仕，再加上善于治学和著书的他常以“当世名儒”自居，心想怎么着也该得到皇帝的召见吧，结果等来等去，却始终没有得到皇帝的召见。 对此，还没有适应退休生活，还沉浸在地方官员和百姓恭维声中的尹嘉铨自觉很没有面子。思来想去，尹嘉铨灵机一动，便拟就了两份奏折，为老爹尹会一请求“赐谥”和“从祀”孔庙，并让儿子送到皇帝行宫去。 要知道，无论是请皇帝赐予谥号，还是“从祀”都是有严格要求的。按照清朝的规定，只有一品官员去世后，皇帝才会赐予谥号，二品官员想要得到谥号，必须要有突出贡献，获得皇帝的特批才行。而“从祀”更了不得，乃是指入祭孔庙，跟着孔子一起享受后人的祭祀，纵观整个清朝，有资格“从祀”的也仅有五人。 虽然尹会一官至吏部侍郎，为从二品，且以治学和著书出名的他，在士林间颇有声誉，但也远远达不到“赐谥”和“从祀”孔庙的标准。 尹嘉铨对此当然心知肚明，不过在他看来此举简直就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如果皇帝同意了，那面子肯定是大大的有了，就算皇帝不同意，应该也会召见自己吧，那面子也是找回来了。就算惹得皇帝不高兴，念在自己出于孝道的份上，也不会因此惩处自己才是。 然而，尹嘉铨怎么都没有想到，乾隆帝看了他的奏折后，直接朱批，“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随后下旨将其“拿交刑部审讯，从重治罪”，并下令查抄尹嘉铨在京师和原籍的家产、著述。 清朝的“文字狱”本就极为出名，仅乾隆帝在位60年，制造的“文字狱”便多达135起。尹嘉铨父子平生本就极善著书，在如此大背景下，其下场可想而知。 当时，乾隆命大学士英廉牵头，查抄尹嘉铨父子所有著作，从中甄别是否有悖逆之言、谋乱之语。英廉于京城搜出其家藏书大小311套、散书1539本、未装订书籍一柜、法帖册页65本，破字画58卷、书信一包计113封、书板1200块，而直隶总督袁守侗又于其原籍搜出大小四十六箱书籍，派人送往京师交英廉检阅。 为了仔细甄别，英廉特意精选了通晓文义又查办过禁书，且认真谨慎的翰林数人，对尹家藏书详加察勘。要知道，“文字狱”这种事情，如果要牵强附会的仔细深究，又岂能找不出证据，经过半个月的仔细甄别，果然从中发现了130多处悖逆文字。 尹嘉铨被押抵京城后，于三月二十八日开堂询问，前后被提审了多达十七次。尹嘉铨对于“文字狱”自然并不陌生，因此对于提到的罪名，不敢有任何抵赖，只能迂回辩解，希望能够减轻罪名。 例如，他在《尹氏家谱》中提到“宗庙”、“宗器”、“建庙”、“入庙”等字样，并称其母亲去世为“薨”，这显然是僭越。尹嘉铨便解释，自己这么写，只是因为古人的书上就是这么用的，自己没有细想就用了。 又如，英廉认为他在《近思录》中的“先生见直道难空，欲告归之南巡，不果”是公然诽谤。尹嘉铨解释“直道难容”只是指与抚台大人意见不合，不是诽谤时政。 还有，乾隆曾对鳌拜、高士奇、徐乾学、鄂尔泰、张廷玉等予以罢斥，但尹嘉铨却将这些人列入了《名臣言行录》，英廉认为这是公然与皇帝作对。尹嘉铨解释说，自己只是一时糊涂才将他们一并列入。 再如，他的《多病徒传》中有“子欲为帝者师”等语句，英廉认为这是在以帝师自居，乃是狂妄之词。尹嘉铨解释说，自己用“帝者师”字样是因为《汉书·张良传》中有“学此则为帝者师矣”一句，自己只是混加援引，并非胆敢以此自居。 还有，尹嘉铨在《名臣言行录》中自称“古稀老人”，而当时乾隆在自己70大寿时，曾御制诗一首，自称“古稀老人”，还特地制章一枚，尹嘉铨这乃是公然犯禁。此外，尹嘉铨在《朋党之说起》中提到“而文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于上哉?”这句话与雍正的《朋党论》有悖，也被认为是公然与皇帝唱对台戏。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十七日，大学士三宝、英廉及涉及此案的各部、司人员向皇帝上疏，报告了尹嘉铨案的审理情况，并建议将尹嘉铨凌迟处死，家产全部充公，所著书籍全部销毁，家中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皆斩，余者发给功臣之家为奴。 乾隆看过奏折后，于同日下了一道长达千余字的上谕，历数尹嘉铨罪状，认为本应“凌迟处死，家属缘坐”，但为了表示皇帝的大度，最终决定“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 尹嘉铨恐怕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就为了争一口气，跑去替父亲请封，结果却将自己的命给搭了进去。 四月二十日，乾隆帝又下旨，“尹嘉铨悖谬书籍既多，其原籍亲族戚友必有存留之本，著传谕袁守侗明切晓谕，令将其书籍板片悉行呈出，毋任隐匿，一并解京销毁”，并饬令各省封疆大吏，尤其是尹嘉铨原籍直隶和曾任职的山东、山西、甘肃等地督抚，要详细访查，“倘查办不实，致有隐漏，别经发觉，必将原办之该督抚等治罪。” 军机处按照乾隆的谕旨，将尹嘉铨的著作书目开列清单，抄送各地，各省的督抚则按单查缴。结果，在各地督抚的严格查抄下，不仅查抄出了大量尹嘉铨的书籍，就连军机处出书单上没有的不少书籍，也被查抄了出来。最后，各省督抚将缴到的尹氏文字封送北京集中处理，尹嘉铨自著的79种书籍全部被焚毁，而由其疏解或作序的书也用抽毁的办法将其文字剔除。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尹嘉铨（1711~1782），直隶博野（今属河北）人。尹会一之子。清乾隆元年（1736），由举人授刑部主事，后升为郎中，官至大理寺正卿，稽察觉罗学主管。他奏请乾隆皇帝令旗籍子第读朱熹《小学》，深得乾隆赞同。后尹嘉铨将《小学》加疏，增加《考证》《释文》《或问》各一卷及《后编》二卷合为《小学大全》，得到乾隆的嘉评。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月，乾隆巡幸保定，已致仕回家的尹嘉铨派儿子呈送奏章，为其父尹会一请谥及从祀孔子庙，得到的朱批是：“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治罪，念汝乃父子私情，故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当罪不可逭矣！”尹嘉铨却追加一本，仍坚持为其父请谥，惹得乾隆恼怒，朱批：“竟大肆狂吠，不可逭矣。”即令除去顶戴，锁交刑部审讯，定为死罪，后免死。同时查抄其老家和在京寓所，销毁其著述93种，抽毁其写过序跋的书籍6种，磨毁其撰写的碑文7块。 目录 1基本资料 2个人介绍3个人生平 基本资料1 本名：尹嘉铨性别：男民族：汉 个人介绍2 《小学》是朱熹编辑的一本以符合封建道德的言行为主要内容的儿童教育课本。共六篇，分内篇包括：《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包括《嘉言》和《嘉行》。《小学大全》在为《小学》加疏的基础上，增加了《考证》《释文》《或问》各一卷，《后编》两卷而成。 个人生平3 尹嘉铨自此以名儒自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尹嘉铨已离休回到老家河北博野，当年四月，乾隆西巡五台山回跸保定，尹嘉铨一心想要参加接驾盛典拍马屁。然而竟没有圣旨要传召他入觐，尹嘉铨灵机一动，想到老爹尹会一，便草拟两份奏折：一是请谥，二是从祀。要是皇帝恩准，不但博个孝子名声，还能乘机出风头，于是派儿子将请谥奏折送去，自己呆在家中。乾隆帝看到他儿子替他送上来的奏本，为父请谥，没想到惹恼了乾隆皇帝，朱批：“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于是下旨，将他“拿交刑部审讯，从重治罪”，并下令查抄尹嘉铨在京师和原籍的家产著述。大学士英廉查抄了尹嘉铨在北京的家产，并搜查出其家藏书大小311套， 散书1539本，未装订书籍一柜，法帖册页65本，破字画58卷、书信一包计113 封、书板1200块。直隶总督袁守侗又查没尹嘉铨之父尹会一祠堂一所，除祭器之外有随祀田84亩之多，又有义学田一顷。尹嘉铨代其岳父李?公赠送祠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