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是历史上继秦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传十二帝，享国二百一十年，定都长安，史书又称为“前汉”，与东汉合称汉朝。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在众多开国帝王之中，刘邦的个人能力或许并不算强，但在识人用人方面绝对名列前茅。由于太子刘盈仁弱，刘邦晚年为了汉室传承，可谓费尽了心思，通过一系列的操作，最终达成了“朝廷内外廷互相牵制，外有刘姓诸王为屏障”的平衡局面，在刘邦看来，只要朝廷维持平衡，再有托孤重臣辅佐，那么汉室江山必然稳固。 然而，刘邦恐怕怎么也没有料到，由于一系列的变故，在其死后不久，他精心布置的平衡局面便被迅速打破，汉高后吕雉迅速执掌朝中大权，吕氏集团因此权力大涨，刘氏宗族惨被压制。而吕后去世之后，朝堂再次迎来巨大危机，直到此时刘邦留下的托孤重臣迅速出手，在彻底诛灭吕氏集团的同时，也杀光了刘盈的儿子，而汉文帝刘恒则得以继承皇位。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发生在西汉初年的这一系列政治风波。 “病榻问相”中的四位托孤重臣，刘邦为何做出如此安排? 由于刘盈的性格问题，刘邦晚年曾一度想要易储，然而最终以失败告终。既然储君已不可更换，刘邦只能费尽心思的安排好身后事，意图帮刘盈做好铺垫，从而确保刘盈能够坐稳皇位，同时确保汉室江山的传承。 在平衡朝廷势力方面，刘邦一方面清除了长沙王吴芮以外的所有异姓王，改封刘氏诸王镇守各地，以为皇室屏障，同时与大臣立下“非刘氏不王”的“白马之盟”。另一方面，刘邦清除了吕氏集团在军方的势力，从而确保军权掌握在忠于刘氏的嫡系手中，临终命令陈平、周勃诛杀樊哙便是为此。同时，又容许在易储事件中暴露出权力欲和政治才能的吕雉干预朝政。 当刘邦因平定英布叛乱而深受重伤，性命危在旦夕之际，面对吕后的询问，刘邦又在病榻之上确定了托孤重臣，这便是著名的“病榻问相”。吕后向刘邦询问，萧何之后谁可担任丞相，刘邦认为曹参可担任，而在曹参之后，刘邦则认为王陵可接任，但又认为王陵智谋不足，可以由陈平辅佐，而陈平虽然有智谋，但不能决断大事。周勃虽然不善言谈，但为人忠厚，可任太尉。 刘邦为何选择了此四人呢?首先，这四人无疑都是忠于汉室江山的，其中曹参本为刘邦旧交，早在刘邦担任泗水亭长之时关系便极为要好，不仅是最早跟随刘邦创业的绝对嫡系，而且在西汉建立之后，长期担任齐国相邦，不仅辅佐刘邦长子刘肥治理齐地，而且多次领兵跟随刘邦平叛，颇有才干，以其接替萧何，无疑极为合适。 而曹参之后，以王陵、陈平、周勃三人共同辅政，可就有些意思了。王陵不必多说，自从老母死于项羽之手后，便死心塌地跟了刘邦，忠心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能力却少有欠缺。陈平作为刘邦重要谋士，智谋自然毫无问题，但此人虽然忠心，但却较为重私利，这点从其奉命诛杀樊哙便可看出，为了保命的陈平最终没有执行刘邦的命令，而在归途中听到刘邦驾崩的消息后，更是直接跑到了吕后面前邀功。而周勃虽然忠心耿耿，但却缺乏主见，诛杀樊哙之时竟然轻易便被陈平劝动了，王陵、陈平、周勃三人皆有缺点，而三人联合辅政，则可一定程度避免这些问题。 刘邦晚年，通过一系列的运作，最终实现了“朝廷内外廷互相牵制，外有刘姓诸王为屏障”的平衡局面，再加上曹参、王陵、陈平、周勃四位辅政大臣，无疑便可保证刘氏江山的稳固，刘邦对刘盈可谓操碎了心。 刘邦死后的一系列变故，使得吕氏集团迅速掌控朝政 如果李氏按照刘邦的安排顺利发展，想必便不会有此后的一系列风波了，正所谓“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刘邦去世之后不久的一系列变故，便迅速打破了他的布局，结果导致汉高后吕雉迅速掌控了整个朝政。 第一个变故：汉惠帝刘盈无心朝政。刘邦去世之后，吕雉迅速对曾经威胁到自己母子地位的戚夫人及其子刘如意展开清算，先杀刘如意，后将戚夫人做成人彘，而且还带着儿子刘盈跑去“参观”，刘盈先是被吓病，后心灰意冷之下，更是无心朝政。如果刘盈仍然坐在皇位上，即使其性格仁弱，但毕竟还是名义上的皇帝，吕后想要毫无顾忌的插手朝政并不容易，但刘盈甘愿退居幕后之后，便给了吕后迅速攫取权力的机会，天平开始迅速向吕后倾斜。 第二个变故：曹参去世、王陵架空。萧何于汉惠帝二年(前193年)去世后，曹参继任丞相之职，然而仅仅四年之后，便于汉惠帝六年(前189年)病逝了。此后，一如刘邦的安排，王陵出任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周勃担任太尉。曹参担任丞相期间虽然作为有限，但吕后对其仍然较为忌惮，直到其去世之后，这才提议分封吕氏为王，结果遭到了王陵的极力抵制，吕后又问陈平和周勃，陈平则选择了明哲保身，周勃更是模棱两可。结果便是王陵被明升暗降，升为太傅，王陵一怒之下就此闭门不出，直到汉高后八年(前180年)去世。 至此，由于陈平、周勃态度暧昧，刘邦对于朝政的布局就此失效，朝中再无反对吕后的声音。掌握了朝中大权的吕后，又开始为吕氏家族的经久不衰而布局，而此时能够威胁到吕后的，则只剩下了分封于各地的刘姓诸王，尤其是刘邦的儿子们。 为求吕氏家族长盛不衰，吕后与刘氏矛盾日渐突出 大权在握的吕后，为了吕氏家族的长盛不衰，又开始了精心布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吕后采取了政治手段和政治联姻并行的办法。 其一：嫁张嫣于刘盈，以求亲上加亲。张嫣乃是吕后之女鲁元公主与张敖之女，从辈分上算，乃是汉惠帝刘盈的亲外甥女，而吕后却在汉惠帝四年(前192年)十月，将年仅十一岁的张嫣立为了汉惠帝的皇后，并希望张嫣能够为刘盈生下嫡子。然而，由于张嫣年纪太小，而刘盈又认为两人的婚姻有悖伦理，因此张嫣始终未能生育。于是，吕后又让张嫣假装怀孕，然后强取汉惠帝与宫女所生之子刘恭，对外谎称张嫣所生，立为皇太子，并将刘恭生母杀死。 其二：分封吕氏为王，掌握京城兵权。在陈平、周勃的默许之下，吕后对吕氏众人大肆分封，先是追封已经死去的兄长吕泽为王，又封侄子吕台为吕王(后因其子吕嘉行为放纵被废)、吕产为梁王、吕禄为赵王。而且，以吕产、吕禄为大将，统领南北南北军，控制了京城的武装力量。 其三：瓦解刘氏诸王，屠戮刘邦之子。在吕后的主张下，刘氏诸王先是被迫娶了吕氏女子为后，之后更是因为各种原因惨遭屠戮，其中赵王刘如意、淮阳王刘友、梁王刘恢皆被吕后所杀，燕王刘建病逝之后也因其子被杀而绝嗣。刘邦的八个儿子之中，只有曾被吕后养育过的淮南王刘长和母亲并不受宠的代王刘恒得以幸免，而刘肥则因尊奉鲁元公主(吕后之女)为王太后、自降辈分才逃过一劫。此消彼长之下，刘氏诸王对皇室的屏障作用基本消失，吕氏集团得以迅速稳固地位。 虽然刘盈病逝之后，刘恭因得知生母被杀真相，而扬言日后必将复仇，结果反被吕后所杀，吕后又改立刘弘为帝，但此时吕氏的地位已经极为稳固，如果局势真的能按吕后的布局发展，那么吕氏家族必然还能昌盛一段时间。可惜的是，吕后的所作所为，已经导致吕氏与刘氏之间的矛盾极为尖锐，只是在她的强势之下，才没有爆发而已。 吕后死后“诸吕之乱”爆发，刘邦嫡孙被杀刘恒成功即位 吕氏掌权期间，虽然在治国理政方面成效显著，对于汉朝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其在巩固权力方面的所作所为，使得中央朝廷与地方藩王，吕氏集团与刘氏诸王之间的矛盾极为尖锐，而当其去世的那一刻，这种矛盾便迅速爆发了。 吕雉去世之前，显然也预料到了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因此高后八年(前180年)八月，吕雉临终之际留下遗命，要吕氏众人牢牢掌握军权，守住宫殿，并警告他们千万不要离开皇宫为自己送葬，防止被人扼制。 然而，吕雉前脚刚刚病逝，当时留居在长安的朱虚侯刘章(刘肥次子)，便派人暗中告知自己的兄长、此时的齐王刘襄，说吕氏即将发动叛乱，计划刘襄从西面发兵，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做内应争夺皇位。于是，齐王刘襄诈取琅琊王刘泽的军队后，以“消灭诸吕”为由发兵西进。 朝廷接到消息之后，相国吕产派大将军灌婴率兵迎战，结果灌婴驻军于荥阳，将刘襄大军阻拦于关中之外，并派人告知刘襄，要其静待京城结果。 而在京师之内，眼看即将天下大乱，陈平和周勃先是派人诈取了吕禄手中的兵符，而后迅速发动兵变，剿灭诸吕之人。而从吕氏众人的反应来看，他们显然是没有谋反之心的，否则又岂会在掌握兵权的情况下，毫无反抗之力的便被诛灭，他们被杀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吕氏迅速崛起之后导致的各种矛盾，以及引起的天下动荡。 吕氏集团被剿灭后，陈平、周勃等人又以现任皇帝刘弘和刘盈的儿子，都不是刘盈所生为由，废黜了刘弘的帝位，同时议立新君。此时，由于刘襄野心太大，而其舅舅驷钧也不是善类，而淮南王刘长又有被吕后抚养的经历，于是后族力量相对较弱，且为刘邦彼时最年长之子的代王刘恒，便进入了大臣们的视野。 同年闰九月，代王刘恒抵达长安，并在群臣拥戴之下即皇帝位，而就在刘恒即位后不久，刘盈的仅剩的四个儿子，即刘邦的四个嫡孙，已经被废黜的后少帝刘弘、济川王刘太、淮阳王刘武、常山王刘朝全部被杀。 毫无疑问，无论对于新即位的汉文帝刘恒来说，还是对铲除“诸吕”有功的陈平、周勃等大臣来说，他们都不会容许刘盈的几个儿子再留在世上。此举虽然杀死了刘邦的所有嫡孙，但对于稳固汉室江山，却是极为有利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隋朝是张国历史上的大统一朝代，由隋文帝杨坚建立，“遥望历史的河流，感受历史的沧桑，下面和趣历史小编一起走进了解。 历史上的隋朝和秦朝一样都是二世而亡，秦朝因为是历史上首次统一整个天下，没有治理经验，推出的有利于统一的政策也需要时间来检验。加之秦始皇死的早，还没来得及消除掉六国贵族的影响力，所以秦始皇这个强势领导人一死就天下大乱。而隋朝在隋文帝时天下还是相对平静的，除了初期为了统一南方有比较大的战争行为外，国家还算是安定祥和，可为何到了隋炀帝主政后，短短几年间就天下大乱?隋炀帝做了什么事让天下人都反对他? 众所周知，隋朝是皇族和关陇门阀世家共治天下的典型朝代，隋文帝称帝前自己就是关陇世家中的一员，在隋朝，皇族在政治上、军事上以及财政上都受制于实力强大的关陇门阀世家，世家们有属于自己的庞大的土地储备和寄生在这些土地上的人口，有自己的私军，掌握着天下间绝大多数的财富，还完全垄断了天下间的货物流通，在这样的局面下，皇族要想推行什么政策首先要考虑到世家的利益，如果违背了他们的利益，推出的政策就将阻力重重。 这样一个君弱臣强的情况是任何一个皇族都不能忍受的，何况是隋炀帝这样一个有着莫大抱负的皇帝。因此隋炀帝登基后开始推行的一系列政策都是针对着削弱世家这一目的而来的，其中最显眼也最刺激门阀世家们跳脚的政策主要有四项： 第一：迁都洛阳 从秦朝建立开始，为了监视有实力作乱的世家大户，秦始皇就下令天下富户、贵族都迁移到首都咸阳附近以便就近看管，这个惯例一直延续到隋朝，此时的关中就成为了天下的中心，也是关陇世家的大本营。要摆脱关陇世家对中央朝廷的掣肘，就必须把政治中心转移出去，离他们远一些，尽量减小他们的影响力，所以隋炀帝一登基就把首都从关中的大兴(长安)迁移到中原的洛阳，还有一个目的是因为隋朝疆域的扩大，要让政治中心离南方更近一些，但这个做法首先就让关陇世家们感到不满。 第二：开科举 从汉朝一直到隋朝，中央朝廷对于人才的主要引进方式是推荐制，即由各地方有声望的世家大族把持和举荐当地人才供中央选用，从汉朝的举“孝廉”到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都是如此，这些被推荐的人才首先要先依附于各个世家大族，然后才有机会当官，因此他们在理政上优先考虑的是世家大族的利益，而非国家的利益。 这样的选举机制对于中央朝廷来说是不利的，所以隋炀帝试图打破这一规则，大力支持科举制，力求把人才的选拔权力收归中央，并寄望于能从寒门中选出人才，以平衡世家大族在官员中的影响力。这样的举措当然会使得世家们坚决反对，当时，科举中进士且非依附世家的官员们是被主流排斥的。历史上，也是直到北宋才打破由世家把持人才选举的规则。 第三：开凿大运河 隋朝的政治中心是在关中，关中的土地、人才、财富都是关陇世家和皇族共同掌控，而隋炀帝起家的功勋就是当太子时率军南下攻打南方的陈朝，并且隋炀帝曾长期在扬州为官治理南方，和南方的政治势力相对亲近。且在古代道路交通相对粗陋的情况下，水运是一种更快捷的交通和运输方式。 为了拉近南北间的距离，引进南方的世家来平衡关陇世家的决策权，还因为可以快捷的把南方的物资运到北方，打破粮食等战略物资受制于关陇世家的情况，所以有了开凿大运河。关陇世家虽然能从南北物资的快速流通中得到一定的好处，但更警惕的是南方世家的影响力进入到中央朝廷后对他们自身影响力的稀释。 第四：三伐高句丽 隋炀帝在位时，为提升自己的威望和武功来压制关陇世家，命令隋朝军队四处出击，打吐谷浑、打契丹、打琉球都获得了一定的胜利，最后把目标定在了征服东北方向的高句丽身上。征服高句丽一是为了北方边疆的稳定，二是为了展现自己的武功，还有一个主要目的是有计划的削弱世家们的有生力量。 隋朝时，各个门阀世家都有自己的私军，大概是根据自家土地、财富的多少来供养，顶级的世家拥有的私军甚至可以多达数万人，为了消除中央朝廷的忌讳，大多数对外还以盗贼的身份存在。而且国家如果对外发动大的战争，仅仅依靠中央朝廷掌握的军事力量是不够的，需要各个门阀世家也派出自家的私军配合使用。 这样私人拥有强大武力的情形当然让隋炀帝警惕，于是有了发动百万大军征伐高句丽的战争，并且为了能实现削弱世家有生力量的目的，担心外派的将领阳奉阴违(军中主要将领也都是世家中人)，隋炀帝不惜亲率大军出征。三次征讨的失败除了路途遥远和气候原因，隋炀帝的刻意指挥也是原因之一，而且世家们也看得出隋炀帝的目的，因此在后方也是各种捣乱，比如二征高句丽时他们就支持弘农世家中的杨玄感在后方叛乱，逼迫隋炀帝回军。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隋炀帝的想法是好的，坐在皇帝的位置上，这些巩固中央、削弱地方的举措都是必须要做的，但是他太急切了，真正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国家财政还大部分掌握在世家们手中的时候，试图把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务在最短时间内搞定，百万民夫开运河、百万民夫为后勤随大军出征高句丽，这些都是国家财政承受不了的，并且因为目的性太明显，有钱的门阀世家们也都不怎么配合，所有的压力全部让隋炀帝一人给承担了。 在当时，门阀世家的强大绝非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后来从武则天时代到安史之乱再到黄巢反唐，经历了一百多年才把世家的影响力减到最低，隋炀帝在国家财政、军事、政治上还需要世家帮助才能稳定的情况下，让门阀世家们清楚的感觉到他的恶意，他们当然不甘心俯首就戮，而且利用自己强横的实力，很轻松的就掀起了天下大乱的序幕，使得隋朝迅速灭亡，换上了新的世家代言人唐朝李氏。隋炀帝的失败就在于冲得太猛烈，在实力并没有占据绝对优势时不会隐忍，没有领会到“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理政精髓。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主父偃是汉武帝时大臣历史人物。你们知道吗，接下来趣历史小编为您讲解 汉武帝一生最主要的功业就是打跑了当时北方最强大的敌人匈奴，这场战争持续了数十年。要击败强大的匈奴，需要集齐全国之力，汉武帝讨伐匈奴时所使用的钱粮物质除了祖父汉文帝和父亲汉景帝两代节省下来的以外，大多都是从国内持续剥削，受剥削者除了普通老百姓，还有各个刘氏诸侯国、勋贵、豪强，因此，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和匈奴的战争。汉武帝在大规模派兵出击匈奴时，同时也要压制住国内的各种不服。 汉武帝在筹集军费方面主要依靠的是名臣桑弘羊，他帮助汉武帝制定了一系列新的财税政策来增加国家收入，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对盐、铁、酒等物质实行国家专卖，但这些物质的流通和经营原本是由各诸侯王以及勋贵们垄断的，现在收归国家经营，他们的损失自然是无比惨重，所以反对声此起彼伏。 汉朝到汉武帝时，经过各种斗争和动乱留存下来的诸侯王和勋贵家族也有不少，这些家族历经几代发展，都已经成长为庞然大物，依附在这些家族门下的豪强和奴仆少则数千人，多则数万人。 汉武帝以国家名义收回本属于他们的利益，他们是想反抗的，这些大家族也有一定反抗的实力。而汉武帝要想专心对付匈奴，没有一个安全稳定的大后方是不行的，攘外必要先安内，于是，如何消除国内的这部分不稳定因素成了当务之急。 这个时候，又一位名臣主父偃应运而出，他在成为汉武帝的私人顾问后，针对国内的刘氏诸侯王、勋贵和豪强们提出了两条相当有用的建议，成功的帮助汉武帝稳定了汉朝内部，主父偃首先提出来的是《推恩令》： 主父偃说上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馀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上从之。 《推恩令》适用于所有的诸侯王国和勋贵世家，这个政策一出，会逐步的削弱诸侯国和勋贵们的家族力量，将他们打散，不再成为汉王朝皇权的威胁。 除了诸侯国和勋贵家族，民间的豪强巨富也是一个不稳定因素，他们依附于各个诸侯国和勋贵家族，隐藏于民间，如果诸侯国和勋贵们要煽动民间百姓反对汉武帝的各项政策，首先就是由这些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的豪强巨富们出面。于是，主父偃再次给汉武帝提供了一条建议： 主父偃说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上从之，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 通过迁移各地豪强到长安附近就近监视，并且集天下财富于中央，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中央富，地方穷，那么地方上即使造反也翻不出多大的浪花。 主父偃的这两条政策就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而言当然很高明，增强了汉武帝代表的中央一方的实力，但他也因此把天下的所有诸侯国、勋贵、豪强们得罪的死死的，成为天下公敌，所有的利益受损者拿汉武帝没办法，但都等待着机会要干掉主父偃。 主父偃因家境贫寒，早年在外游学时经常被人鄙视，在被汉武帝提拔为私人秘书且一朝发达后，其人变得相当嚣张，不但公开索取贿赂，还扬言：“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 他大概是知道自己得罪的人太多，迟早因为挡不住各种明枪暗箭会完蛋，所以做事毫无顾忌，不过有汉武帝的信任，他一时半会还没事，但他也在积极准备身后事，即使不为自己也要为子孙们找条退路。 汉武帝元朔二年，因主父偃欲将女儿送给刘氏诸侯王之一的齐厉王为妾被拒绝，恼羞成怒之下，抓住齐厉王和亲姐姐私通的事上奏汉武帝，要求处罚齐厉王，汉武帝本来就想逐个整治诸侯王，有了把柄当然不会放过，因此派主父偃去做齐国相处理此事。 当然，汉武帝只想借机削弱和控制比较富庶的齐国，没想着制齐厉王于死地，但主父偃到齐国后，摆出强硬姿态，拒绝和齐厉王见面沟通，导致齐厉王畏惧自杀，他死后因为无后，齐国被除名收归中央管辖。 齐厉王和亲姐姐乱伦并非是什么滔天大罪，再怎么说也不会是死罪，但主父偃一到齐国就逼死齐厉王就让其余的诸侯王们相当害怕了，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又整死谁? 《推恩令》只是削弱他们，但富贵日子总归还是有的，不会有生命之忧，可死人了就必须反抗，诸侯王之一的赵王刘彭祖忍不住了，上书揭发主父偃收取诸侯王子弟的贿赂，在《推恩令》的实施过程中帮助送贿的诸侯王子弟得到比较好的封地。 汉武帝为此大怒，将主父偃给抓起来，但他对是否杀掉主父偃还在犹豫不决。其实当时汉武帝心里已经有杀掉主父偃的想法，不是因为主父偃收受诸侯王子弟的贿赂的原因想杀他，再怎么收贿赂帮助诸侯王子弟挑选封地，也还是在《推恩令》的大框架下面实行，对朝廷没什么损失。 汉武帝恼怒的是主父偃试图和齐厉王联姻，如果他信任的臣子和他要对付的政敌成为了亲戚，以后还怎么忠心帮他办事?主父偃或许是想给后代找一条退路，但他的屁股坐歪了椅子，被汉武帝视为背叛。 可汉武帝为什么犹豫不决呢?因为主父偃是被诸侯王告发的，天下人都知道主父偃是在帮助汉武帝对付诸侯王和勋贵，如果诸侯王一告发就处死主父偃，那么会被人看成是对诸侯王和勋贵们妥协，政治上极其不利。因此，即便汉武帝已经起了杀心，也要找合适的借口。汉武帝犹豫，主父偃的政敌可不犹豫，御史大夫公孙弘在这时进谏： 公孙弘曰：“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主父偃本首恶。陛下不诛偃，无以谢天下。”乃遂族主父偃。 主父偃就这么被汉武帝干掉，为什么公孙弘一进谏，汉武帝就把犹豫不决变成毫不犹豫?是因为公孙弘代表的利益团体不是如诸侯王和勋贵们一样是汉武帝要削弱的对象，反而是汉武帝要竭力拉拢的对象。 公孙弘在当时是儒家在朝堂的代表人之一，自从董仲舒给汉武帝上《天人三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得到汉武帝的赏识，认可了儒家学说对皇权统治的好处，儒家学派逐渐做大。但儒家内部也有老大之争，公孙弘和董仲舒就是在争当儒家朝堂代言人的位置。 公孙弘这个时候出面给主父偃最后一击，不但代表了儒家对汉武帝的支持，还可以获得众多诸侯王、勋贵、豪强们的好感，有利于儒家在朝堂上占据主导位置，更有利于公孙弘得到其在儒家学派的主导地位。 对于汉武帝来说，主父偃想和诸侯王联姻视同反叛，必须要杀，但不管主父偃是因为什么罪名被干掉，也绝不能因为是诸侯王的告发而杀他，诸侯王建议杀主父偃和公孙弘建议杀主父偃，在政治上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性质，一个是妥协性质，另一个就是顺应民心、士意。 因此，公孙弘和汉武帝一拍即合，汉武帝有了名分铲除背叛者，有儒家为他背书，不用背上刻薄寡恩的名义，儒家因支持杀非儒家学派的主父偃得到豪族们的认同，公孙弘后来也顺利的成为丞相，替代董仲舒成为儒家在朝堂上的代言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对太平公主和李隆基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趣历史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太平公主与李隆基姑侄二人的斗法，从景云元年(710)睿宗李旦登基后不久即便开始，到先天二年(712)先天政变，李隆基赐死太平公主为止，长达三年之久。 李隆基剧照 期间，两大高手你来我往，有凌厉锋锐的明枪，也有阴毒狠辣的暗箭，堪称最为残酷的夺权斗争。 太平公主很像她的母亲，是个政治强人。武则天一朝就崭露头角，参与了许多朝政。在神龙政变与唐隆政变中，更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她的影响力直线上升，依附于她的王公贵族不计其数。最为嚣张时，史称：“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太半附之。” 反观李隆基，从小与父亲李旦被幽禁于宫中。解除幽禁后，整日飞鹰走马，游猎玩耍，标准的快乐王爷。因为他非嫡非长，基本接触不到核心政治，也只能整日游乐。但李隆基却有一颗狂野不安的心，他敏锐发现韦后的野心，并积极笼络人才，与姑姑太平公主联合发动了政变，将韦氏一网打尽。 虽然李隆基很有能力，但与姑姑这个叱咤风云的老姜一比，只能算是一根初出茅庐的嫩葱。然而，太平这个谋略过人，有武曌之风的老姜，为何斗不过嫩葱李隆基呢? 李隆基虽然初出茅庐，心腹不多，党羽不广，但他却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身边始终围绕着一批正直的封建士大夫，他们渴望大唐走向复兴，渴望社稷安定天下太平，并将满腔期望寄托在了李隆基身上，这其中甚至包括睿宗李旦。所以，李隆基与太平的斗法，实则代表着改革弊政与因循守旧之间的斗争。 首先，李旦的统治很不稳固，他寸功未立，靠儿子与妹妹拥立上位，所以没什么权威，凡事都不敢自专，要与妹妹与儿子商议。而妹妹与儿子水火不容，各有立场，使李旦受尽了夹板气。 李旦只能游走于两大势力之间，一会倚重妹妹打压儿子，一会扶持儿子打压妹妹，靠两强之间相互制约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睿宗李旦剧照 但李旦有自己的底线，那就是太子地位不能动摇。因为他深切地感受到，国家不能再折腾下去。中宗一朝，各种弊政爆发，后宫干政，卖官鬻爵，朝中小人当道，拉帮结派，朝政混乱到了极点。 李隆基成为太子后，建议父亲提拔姚崇、宋璟等官员，革除弊政，彻底摒弃了花钱走后门的“斜封官”，一时之间赏罚尽公，朝纲振奋。从李隆基在唐隆政变中的果断表现，与立为太子后的种种作为来看，李旦相信他能成为大唐中兴之主。 所以，在斗法的关键时刻，他总能站在儿子一边，甚至让出皇位。体现了李旦作为一名合格政治家的责任感，在这一点上，他比那个不着调的三哥李显要强得多。 其次，李隆基从政日短，没有几个心腹，与姚崇、宋璟、张说等宰相并没有什么深交，而这几个正直的大臣却自觉地与李隆基站在了一起。 太平公主利用李隆基不是嫡长子，立为太子不合理这一理由，散布谣言，想促使李旦改立太子。为了达到目的，太平趁宰相们下班回家时，在路上将他们拦住，想以势压人，逼迫他们向皇帝进谏，改立太子。 敢面折武则天，一向以耿直著称的宋璟当即反驳：“东宫有大功于天下，真宗庙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悠此议?”断然拒绝了太平的理由。确实，李隆基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为了大唐社稷，即便不是嫡长子，这些正直的大臣也予以力挺。 接着，姚崇、宋璟联名上书李旦，要求：其一，将太平公主安置到东都;其二、将嫡长子李成器、豳王李守礼外放为刺史;其三，李隆基的两个弟弟为太子左右率，听命于太子。这些要求都是巩固太子地位的良策。 太平公主剧照 张说虽是太子的老师，但也只当了几个月，与李隆基的交情也不算深。太平公主鼓动术士向李旦进言，说“五日之内，将有急兵入宫!”目的指向太子想夺权造反，张说进言道：“此必谗言，欲动摇太子!建议陛下让太子监国，君臣分定，则谗言自破。” 张说这一手十分高明，太子监国，君臣分定，既体现了李旦与太子之间的父子信任;又让李隆基扩大的权力，提高了地位。监国，就相当于已是君王，太平公主如果再不安分，就是大逆不道。 在这些正直大臣的推动下，形成了以李隆基为核心的一股势力，一股坚持革除弊政，中兴大唐的正义势力。太平公主即便权势滔天，即便谋略过人，也终究难敌。 文：熊鱼自笑 参考资料：《资治通鉴》、《新唐书》、《旧唐书》。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刘邦，即汉高祖，字季，沛县丰邑中阳里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汉朝开国皇帝，对汉族的发展以及中国的统一有突出贡献。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汉高祖刘邦的政治手腕真的超级高。高到什么程度呢?众所周知的垓下之战中，刘邦不仅搞定了西楚霸王项羽，又搞了韩信一下，同时还搞弱了其他诸侯，一石三鸟。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般认为，当项羽被追到垓下的时候，项羽很是气愤，在垓下安营扎寨，对刘邦进行无情还击，刘邦打不过项羽，龟缩起来，甚是慌张，问张良，这该怎么办呢?韩信、彭越等诸侯不奉诏，我一个人打不过项羽，我该怎么办啊? 然后张良就给刘邦出了个主意，刘邦采纳张良的主意，韩信、彭越等诸侯就赶了过来，这些诸侯一来，跟刘邦一起打项羽，项羽双拳难敌对手，没打过刘邦，只好自刎于乌江岸边。 但如果大家仔细看过《史记》中这段历史的记载，刘邦其实并不是打不过项羽，而是刘邦要琢磨着，项羽马上就要败了，怎么处理项羽战败后的天下格局，才是刘邦需要考虑的问题。 当时，韩信已占据齐地，虽是刘邦封的齐王，虽然韩信也明确表示，他永远都是刘邦的臣，但实际上呢，在那个时代呢，谁是君，谁是臣，并不是完全靠忠心和表态就可以的，还要看实力。 如果刘邦在垓下和项羽硬拼，项羽肯定是拼不过刘邦的，如果项羽能拼过刘邦，当年也就不会跟刘邦议和，不会跟刘邦签订和约，不会以约定以鸿沟为楚河汉界。项羽当然也知道他拼不过刘邦，他对刘邦进行反击，就是赌刘邦不敢跟他硬拼，因为如果刘邦跟他硬拼，虽然刘邦最后会胜，但刘邦最后也是惨胜，刘邦承受不起惨胜的代价，所以项羽还是期望通过反击来逼刘邦遵守和约。 刘邦要如何破局呢?既然已经追击了，不可能因为项羽的反击就遵守和约。所以刘邦一定要想办法，把其他的诸侯都调过来，让其他诸侯和项羽硬拼，让其他诸侯把项羽灭了的同时也消耗掉实力。然后他刘邦就拥有可以继续拥做君王的实力。 张良也明白刘邦的想法，于是就跟刘邦说，当然要靠封赏和许诺了，许诺更多的土地，就可以把韩信和彭越调过来。如果韩信和彭越不来，就再没有机会拿到更多的土地了，所以韩信和彭越也一定会抓到这最后的机会，来和项羽一争高下。 就这样，韩信、彭越来了，来了之后实力就弱了，尤其是韩信，来了之后连齐王的位子都失去了，齐国的军队也被刘邦收了去，项羽也被逼身亡了。这就是刘邦的一石三鸟之策。 参考资料：《史记·项羽本纪》、《史记·高祖本纪》、《史记·高祖功侯者年表》、《史记·陈涉世家》、《史记·淮阴侯列传》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袁崇焕最后会死到底是原因?有何政治原因?今天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文章，欢迎阅读哦~ 明崇祯二年十二月，皇太极率后金军入关攻打北京，带兵回援京师的蓟辽督师袁崇焕在后金军队撤退后，被崇祯皇帝下令抓捕下狱，八个月后，即崇祯三年八月，袁崇焕被凌迟处死。 时至今日，有为袁崇焕喊冤的，说他是民族英雄，明朝擎天柱，也有认为他该死的，说他是庸才之辈，废掉皮岛导致后金大举入关，该杀。袁崇焕到底是贤还是庸?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袁崇焕被判处死刑，公开的几条重要罪名有擅杀皮岛总兵毛文龙，私自和后金议和，市米资敌等，这些都基本属实，但并非袁崇焕真正的死因。袁崇焕这样级别的官员，恩出于上，刑也出于上，只要崇祯还相信袁崇焕，这些就都不是事。 而且，袁崇焕并非无党的单干派，他所属的政治势力还是整个晚明时期战斗力强悍无比的东林党，可为何连东林党都保不住他?又或者是不愿意保? 袁崇焕从被抓捕到被执行凌迟之刑，中间时间长达八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实际上就是朝堂上的各派在激烈斗争，崇祯皇帝居中权衡。崇祯皇帝恨不恨袁崇焕?绝对非常恨，这从最终的处死方式是凌迟就能看出来。 但崇祯毕竟是皇帝，即使是个性情比较容易冲动的年轻的皇帝，也会把自己的私心放在大局上，最终杀掉袁崇焕，是因为八个月的时间让朝堂局势明朗了，袁崇焕背后的东林党失势了。 袁崇焕因为是东林党人，所以在天启年间被贬斥，崇祯登基后魏忠贤倒台，雄心勃勃的崇祯皇帝大力提拔东林党人，在内阁中，东林党人钱龙锡成为次辅，并且在崇祯元年十二月，让东林党元老韩爌成为内阁首辅。 东林党人在崇祯继位初期可谓是一党升天，袁崇焕和钱龙锡关系亲密，因此，得到钱龙锡举荐，又有东林党为他背书，得以再次到辽东任职，还成为蓟辽督师这样的辽东一把手。 袁崇焕的起复，有他在御前奏对时用“五年复辽”的豪言壮语打动了崇祯的原因，但更多的是东林党在背后支持的原因，否则，他是没可能担任蓟辽督师的，即使崇祯愿意，朝堂上如果有强烈的反对声音，崇祯没准就会放弃。 他到任后，从辽东把手伸到登莱地区，再延伸到皮岛，除了崇祯的信任外，也是因为他背后有内阁的完全支持，简单说就是东林党的完全支持，同样，在他被抓捕后到最终被杀，也是因为东林党整体被崇祯放弃了。 明末的党争一直存在，东林党实力最强，但也最被皇帝和其余党派忌惮，在天启年间，东林党就因此被重点打击，其余地方党派只能团结到魏忠贤麾下，才能和东林党抗衡。 崇祯登基后，要干掉魏忠贤，由于其余党派多多少少和魏忠贤有一点点牵扯，只能重新起用东林党来干这事，并且，崇祯也希望这个影响力最大的东林党能联合其余党派帮助自己治国。 但东林党的排斥力太强，政治上从来都是有你无我，他们对一切非东林党人都强烈排斥，崇祯登基后，连续任命的三任非东林党首辅都被他们搞下来，直到韩爌上任，他们才安稳下来。 至此，内阁首辅和次辅全是东林党人，这可不是崇祯想要的，他也不希望被东林党人架空，同样，这也不是其余党派想要的，朝堂上完全没他们的什么事，这简直无法忍受。 在东林党一家独大又不愿意联合其余党派执政的情况下，斗争迟早要来，时间早晚而已。正好己巳之变发生，东林党举荐的袁崇焕有很大责任，善于斗争的其余党派赶紧抓住这个机会向东林党发难。 崇祯也把对袁崇焕的不满发泄到东林党身上，后金入侵的责任需要有人背锅，仅仅一个袁崇焕还不够，主导朝堂政策的东林党才是最合适的对象。 整整八个月的争执中，其实袁崇焕死不死已经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东林党必须下台才是核心问题，在崇祯元年东林党起复后被压制的各个党派团结到了一起，为了自己在朝堂上的位置对东林党和袁崇焕群起而攻之。 崇祯也对东林党独霸朝堂有意见，皇帝需要的是平衡，而不是一家独大，又有袁崇焕这么个东林党举荐的背锅侠在前，胜负很容易就分出来了。 东林党在这场斗争中大败特败，崇祯从此以后不再用东林党人做首辅，包括己巳之变时率明军把后金赶跑的孙承宗没多久都被崇祯弃用。也因此，东林党在崇祯朝和崇祯的关系无比紧张。 崇祯朝的财政困局，有很大原因就是掌控着南直隶这个财税重地的东林党不配合导致，崇祯后来在李自成进北京时，宁愿自杀都不愿意南下就可以看出双方的关系。东林党被赶出内阁，袁崇焕这个最大责任人自然就保不住，被处死也就很正常了。 后金入关后，东林党首辅韩爌在崇祯三年元月就被迫引咎辞职，继任首辅就是崇祯元年曾经短暂担任过首辅，但被东林党搞下台的李标。次辅钱龙锡因举荐过袁崇焕，也被下狱，崇祯也判了钱龙锡死刑。 东林党被赶出内阁，损失这么大，总不能连人都不保，袁崇焕这样的外围被放弃，钱龙锡却被他们保住了，出面的是东林党大佬黄道周，至于崇祯，背锅侠有了袁崇焕，东林党也损失了内阁职位，为了不彻底激怒东林党，也就顺水推舟的免掉了钱龙锡的死刑。 所以，在处理袁崇焕时，首先是东林党在政争中失败，已经无法保住袁崇焕，对他们来说，也没有必要，袁崇焕又不是东林党的核心成员，在东林党心目中，袁崇焕的价值上远远比不上钱龙锡。 然后是背锅侠到底是东林党承担还是袁崇焕一人承担的交锋中，其余党派和崇祯在东林党退出内阁的条件下，默许让袁崇焕一个人背锅，不牵扯到其余东林党人。 袁崇焕在这种局面下，也就只能去死，不过怎么个死法也有讲究，喝毒酒、赐白绫、斩首等属于比较正常的死法，崇祯却判处他凌迟，这个恨从哪里来? 豪言“五年复辽”才一年半不到，就让后金打到京城排第一，袁崇焕被抓后，祖大寿抗拒圣旨带兵跑掉，且只认袁崇焕的书信才回来排第二，这才是袁崇焕死相难看的主因。 综上所述，袁崇焕的死和东林党在崇祯三年的失势息息相关，东林党不倒，袁崇焕就不会死，即使崇祯恨他，但东林党有能力力保的话，最多也就是发配加永不叙用，东林党退出内阁，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袁崇焕也就不被他们所关注了，他们宁可去援救钱龙锡，也不在乎袁崇焕的死活，对于崇祯来说，有背锅侠就行，政治上也让一家独大的东林党滚蛋了，其余什么的，崇祯也不会特别放在心上，振作起来，在新的内阁辅助下，重振大明才是紧要事，只不过历史告诉我们，换上谁主政都没什么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李治和武则天的不伦之恋，除了政治和生理需要，有没有第三种可能，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据《旧唐书》记载，李治在太子时，就和自己的小妈武则天，有了超越母子的真感情，然后李治在李世民的周年祭过去之后，又和武则天破镜重圆，而武则天顺利入宫的另一个帮手，是李治的原配王皇后。 那么王皇后为什么要帮助自己的老公“找小三”呢? 史书中给出的原因，是因为她自己一直没给李治添丁，而李治又和萧淑妃打得火热，所以王皇后就想把武则天给拉进宫里当“小三”，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些史书没明说的原因，那就是人家不光勾住了李治的魂，还给李治添了个小子(许王李素节)。 萧淑妃公元648年生儿、649年育女，人家成天腆着肚子都能打赢王皇后，你说萧淑妃只是凭颜值，谁信! 有人可能会问，王皇后把武则天拉进宫，就不怕前门拒虎，后门引狼吗? 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因为人家有“三个自信”。 第一，我王皇后背后站的是太原王氏，你武则天要是像萧淑妃一样出自兰陵萧氏这样的大族，那么我不光不会带你玩，还会趁你病要你命，但是你爹虽然是从龙之臣，但是你家早就落魄了，所以我有自信。 第二，我王皇后是后宫之主，又是你武则天的大恩人，你要是敢“噬主”，那么我有一百种办法让你孩子早夭、甚至自己暴毙，所以我有自信。 第三，我王皇后是明媒正娶，你武则天是“不伦之恋”，你能当个露水夫妻都要烧高香，你拿什么倒反西岐，所以我有自信。 但是，王皇后还是低估了武则天。 武则天进宫之后，先是让李治疏远了萧淑妃，又成功把王皇后和萧淑妃双杀，最终不光成了六宫之主母仪天下，还成了我国获得资格认证的唯一女帝。 那么武则天为何能获得李治的超常宠爱呢? 目前有总结了两条原因： 第一:生理需要。 武则天能上父子两代皇帝的床，她的姿色即使不能艳压群芳，也是非常对老李家口味的，她的后人武惠妃，曾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宠妃，在武惠妃去世之后，李隆基一度生无可恋。据说。李隆基之所以抢自己的儿媳妇，就是因为杨玉环长得像武惠妃，由此可见，老李家和老武家，在审美上是契合的。 除了颜值之外还有一个小细节。 李治的母亲长孙皇后，在9岁时就去世了，而李世民这个白天忙完夜里忙的君王，显然也不太可能给小李治多少父爱，所以李治从心里学的角度，也是缺乏长辈的关爱的。而武则天的出现，则为他填补了部分空白，毕竟谁给皇帝找老婆，也不好意思给他找个大四岁的“老女人”。 第二，政治需要。 因为司马氏建立晋朝的基础本来就不牢，再加上司马氏一族自我内耗，结果导致北方的部落南侵。在南北乱战的过程中，关陇一带涌现出了一批以武起家的豪族。 这帮被后世称为“关陇门阀”的组织，先后建立了西魏、北周、隋、唐。这几个朝代虽然每次都会换掌舵人，但是他们的上层建筑，可从来都没变过，而且他们还保留了一些北方部落的政权特点。 比如，谁的拳头大，我们就听谁的，把他尊为话事人，但是他要是不能打了，或者有人认为自己拳头更硬，那么话事人也不是不能“改选”，而且话事人也不像中原的皇帝，你说啥大臣一般都只好忍着，而是大家非常的民主，允许各抒己见。 不过这帮人当大臣时，希望皇帝民主，可是等到自己当了皇帝，又希望像中原王朝的皇帝一样，事事都是我说了算，我儿子就是个傻子，你们也不能有别的想法(司马衷：此处应该有掌声)，总之一句话，风水轮流转，皇帝不能换。 为了达到自己家的皇位能够在自己家内循环，从隋朝开始，皇帝们就想通过设立科举，来引入士族集团来制约关陇的军功集团，不过一直都没有真正的成功(李世民虽然吹牛说天下英才都被他一网打尽，但是一查科举入仕的人数他就露馅了。)。 李世民挂了之后，李治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也一直在推动着这个百年大计。当时的士族缺乏入口，外臣又多是关陇一系，所以李治只有培植外戚。武则天虽然也算关陇系的旁支，但是她家已经衰落，所以李治把她扶起来，既不会引起关陇系的强烈反感(毕竟也算自己人)，还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所以有人认为，李治把武则天扶正也有政治上的考量，那么除了这两点之外，还有别的可能吗? 还有。 据《资治通鉴》等书记载，李治在当太子之前，最拿得出手的才艺，一是仁，二是孝，所以李世民认为他以后应该......会是个好孩子、好兄弟、好大臣，就是不会是个好皇帝，所以李世民最初根本就没想过让他当接班人。 后来李治当了太子之后，也是以“孝”扬名。他曾亲自为李世民吸毒脓，能干出这事来的，不是大奸就是大善，从李治后期的表现来看，他应该属于是真孝顺。 那么这一个孝顺的孩子，你说他会在父亲还没去世时，就去和自己的“小妈”嘿嘿，等到父亲去世，还会把武则天这个按照规定只能青灯古佛的人接进后宫，可能吗? 但李治还是这么干了，那么可能性还有一个，那就是在他和武则天的事上，他其实很懵懂，真正掌握主动权的，其实是武则天。 武则天的亲爹，曾是李渊世代的有功之臣武士彟，武士彟去世时，武则天已经12岁，也就是说武则天早年曾经家中优渥，她也是个吃过见过的。武士彟去世之后，武则天家道中落，她过起来寄人篱下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她的堂兄对武则天的母亲不尊重，那么他们对武则天会好吗?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曾经的千金小姐，突然变成了连小家碧玉都不如的拖油瓶，她的心里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她出身大家族，又在青少年时受过挫折，你猜她察言观色、为人处世的能力又怎么样，她入宫时见面频率最高的男人，是大唐的皇帝，你猜她再次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之后，心里又会产生什么变化...... 一个有家族见识，有生活阅历，有向上野心的女人，当她知道了自己可能被放逐的命运之后，你猜她会不会向命运屈服，如果她不想屈服，她就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李治这个耳朵又软，未来的权力又大的小弟弟，会不会成为武则天手中的稻草。 二圣临朝之后，李治曾想把武则天这个坏姐姐拿下，但是当武则天站在他面前时，他退缩了，并把上官仪拿出来给自己当挡箭牌，你猜他是因为爱而让步，还是习惯性的“下跪”。 等我们给出了这些问题的答案，那个第三种可能也就呼之欲出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广川（河北省景县西南部,景县、故城、枣强三县交界处）人，西汉哲学家，儒客大家。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把儒家思想与当时的社会需要相结合，并吸收了其他学派的理论，创建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深得汉武帝的赞赏，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汉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二千多年。其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学体系。 他提出了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重要儒家理论。其后，董仲舒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胶西王刘端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著书写作。这以后，朝廷每有大事商议，皇帝即会下令使者和廷尉前去董家问他的建议，表明董仲舒仍受汉武帝尊重。 董仲舒一生历经三朝，度过了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公元前104年病故，享年约75岁。死后得武帝眷顾，被赐葬于长安下马陵。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大一统 汉初实行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经济发展很快，出现了文景盛世。但在景帝时代出现了吴楚七国之乱。统一的国家将面临着分裂的危险。景帝时任博士的董仲舒认为，重要的问题是要巩固集中统一的政权，防止分裂割据的局面出现。董仲舒从儒学经传中寻找统一的理由，他从《公羊春秋》中找到了"大一统"。董仲舒就根据《公羊春秋》的记载，提出了"大一统"论。他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所主张的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适合古今任何时代的道理。" “大一统"既然是宇宙间最一般的法则，那么封建王朝当然要遵循。这就是董仲舒所要设立的政治哲学的核心。他根据'大一统"的普遍法则，提出了思想也要"大一统"的论点。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只要不是在六艺之列的，（所谓“六艺”，就是过去读书人必备的六种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和孔子那一套儒家思想的人。都不许其发展下去，不允许和儒家思想一起存在。那些乱七八糟的教派和学说就不会再来迷惑百姓，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才能显示出地位。老百姓也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教育子孙后代"。只有思想统一才能有统一的法度，百姓才有行为的准则，这样才能维护与巩固政治的统一。用思想统一来巩固政治统一，思想应该统一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上，百姓也知道该遵循什么，怎么做了。只有政治统一才能长治久安，当时汉代的政治是统一了，但不稳固。统一思想成了大一统的关键。于是，董仲舒多次强调要用孔子儒学统一天下的思想。 在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思想要大一统的建议之后，施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将儒学作为正统思想，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经学以及经学传统。汉代立五经博士，明经取士，形成经学思潮，董仲舒被视为"儒者宗"。 天人感应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是以社会、政治来说的。他把《春秋》中所记载的自然现象，都用来解释社会政治衰败的结症。他认为，人君为政应"法天"行"德政"，"为政而宜于民"；否则，”天"就会降下种种"灾异"以"谴告"人君。如果这时人君仍不知悔改，"天"就会使人君失去天下。 通过秦末农民大起义，董仲舒认识到农民阶级的政治力量可决定一个封建王朝的兴亡。董仲舒在这里所说的"天"，是指秦末农民起义的武装力量。他要借用这一象征农民阶级政治力量的"天"，来戒惧皇帝，使之自敛。用"天"来限制他。 当时董仲舒为什么要采用"天人感应"的形式来戒惧皇帝呢？原因是：西汉时期社会科学水平低，天命论在人们思想中的影响极深。董仲舒就采用了"天"来限制皇帝个人的私欲，制约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并把秦始皇权力不受制约，引发农民起义，速亡国的惨痛教训，变成皇帝的精神枷锁，来限制皇帝的权力。从这方面看，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思想限制了皇帝的私欲和权力，为整个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意义是深远的。 以德治国 西汉王朝统治人民虽然奉行黄老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实质上仍因袭秦制，以严刑峻法统治人民。武帝好法术、刑名，重用酷吏，以严刑峻法来加强统治，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为了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董仲舒认为要缩小贫富差别，协调各种社会矛盾，提出"调均"的主张。上疏汉武帝"限制私人占有土地的数额的主张，限制豪强兼并土地，不允许官吏与百姓争抢利益，盐业、金属业都有百姓自己掌控，除去奴婢制度、擅自斩杀的威严，降低赋税，减少徭役，让人民休养生息，减少民力消耗"。这些主张，首先，打击豪强势力，加强中央政权的力量；其次，暂时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加强了封建统治阶级专政，防止社会进一步动乱，防止农民起义。董仲舒吸取秦灭亡教训，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提倡德治，革除秦时的弊政，进行"更化"。他"更化"思想，就是以儒家的礼义仁德来限制对人民剥削，维持和巩固汉王朝统治阶级专政。他认为，严刑峻法，给统治阶级带不来稳定的统治秩序，不能维持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他提出：实行礼义，布施仁德的政策，以德治理为主，重视"教化"，主张用仁德代替严刑。他视"德治"主张为巩固封建统治的基本治国原则。并上疏汉武帝："作为帝王应该秉承上天的意思进行办事，因此，应该用仁德的教化而不是用刑法治理，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
宋朝时期官僚地主集团是什么地位?为何会废除贵族政治体系?今天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这篇文章，希望对你们能有所帮助。 五代乱世后立国的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两个重要时期的分水岭，秦朝至宋以前的各个王朝，是世家或门阀集团协助皇帝掌管权力和治国，而宋以后，就是官僚地主集团协助皇帝掌管权力和治国。 两者的区别中最主要的就是，世家或门阀集团是世袭贵族，权力可以随着家族的兴亡，连绵不绝的继承，除特殊情况或遇见特殊的君王外，平民几无上进之路。而官僚地主集团却是可以由平民转变而来。 而造成这一转变的最重要工具就是科举制的完善和使用，科举制并不是宋朝才出现的，早在门阀政治最严重的隋朝时就被创造出来，是隋文帝和隋炀帝试图抑制门阀的一项尝试，只不过，在隋唐时期，没能完成它的使命罢了。 宋朝能顺利的改革科举，以及将其作为国家最主要的人才选拔制度，有赖于“安史之乱”后，延续至五代的战乱对世家、门阀的毁灭性打击，最大的阻挠力量消失，寒门、平民、新兴的权贵和皇族也都在消除门阀政治这一共识上达成一致。 科举当然在消除门阀政治上立有大功，但门阀可不仅仅只有知识和权力的垄断，宋以前的世家、门阀除了诗书传家、依附势力的大小、兼并土地以及垄断商业经营，还有一项最主要的构成，就是人口的多寡，这个人口，指的是奴隶。 世家或门阀们拥有大量土地和商业经营项目，都需要人来帮助种植、管理，包括武装护卫，这些活全是由奴隶来完成，好听一点的说法就是家仆。如果仅仅只是帮助种地和经商还好说，最关键的是，奴隶随时能转变成武装力量。 比如隋唐时期，大一点的门阀拥有数万奴隶，小一点的也有数千，不但直接减少了国家的纳税人口数量，还能随时威胁到皇权的统治，任何一家门阀中数千乃至数万的奴隶全是士兵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且，奴隶是不能背叛主家的，终身都只能为主家服务，不论生死，这也是他们除政治权力垄断外，对皇权的最大威胁。 可隋唐时的皇帝也拿他们没办法，反而还要保护他们在奴隶上的利益，在法律的制定上也是两相矛盾，既有保护奴隶主的条款，也有不得随意处罚奴隶的条款，本意上，隋唐时的皇权希望解放奴隶，但实际上却办不到，即使是唐太宗李世民这样的强势皇帝都办不到。 直到宋朝开国后，世家、门阀势衰，宋朝皇帝可以在官僚集团的配合下，真正废除了世家、门阀们可以拥有大量奴隶的特权。想来也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连一路(相当于省)的管理权力都要分成四份，怎么会允许地方上能有拥有大量武装(奴隶)的家族存在。 寒门或平民出身的官僚，以及新兴权贵们也不会允许，除了降低国家发生武装叛乱的威胁外，宋朝不制止兼并土地，且鼓励经商，这些新生的势力集团利用权力兼并到手的土地和商业经营也需要大量的人手，绝对不允许人口被某一家族垄断，需要他们能流动到市场上来。 于是，宋朝时最大力推广的是雇佣制，拥有奴隶是不被法律承认的，对于官僚集团来说，大家可以各凭本事找雇工来帮助自家种地或进行商业经营。对于皇权来说，只要人口不集中在某些家族手中就行，皇权不怕新生的权力集团有钱、有粮，就怕他们还有人或私兵。 根据史书上的记载，宋朝时还存在一些官奴，主要是从犯罪的官员家庭，以及造反农民、触犯法律的其余群体中产生，他们在贬为官奴后，主要是在官府的安排下，干一些修路、运输等方面的活计，女性官奴还可能变成官妓，不过，官奴是由官府掌控，所以对皇权没有任何危害。 另外就是部分权贵家族也会打一些擦边球，容纳少量人身依附的家仆，但因数量有限，皇权也就睁一眼闭一只眼。并且，不管是雇佣制的仆人，还是少量完全人身依附的家仆，宋朝都把处置他们的权力收归官府，有任何错误，雇主或家主都不能私自处罚，这也是防止门阀奴隶制死灰复燃的重要举措。 有了科举这一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寒门和平民为构成的官僚集团的涌现和掌权，加上用奴仆雇佣制防止大量人口集中在某一家族中，世家、门阀才再无翻身的可能。对于官僚地主阶级，以及宋朝皇权来讲，废除奴隶制，改成雇佣制，并严格执行下来的这一举措，是可以跟科举的功劳并列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唐朝(618年—907年)，是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共历二十一帝，享国二百八十九年。等唐玄宗即位后便缔造了全盛的开元盛世，使唐朝达到全盛。天宝末年，全国人口达八千万左右。安史之乱后接连出现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现象，国力渐衰。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关于李建成在“玄武门之变”之前到底有多大的优势的详细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玄武门之变”可以说是唐朝乃至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有名的政变，“千古帝范”唐太宗既凭此当上了大唐皇帝，也成为他一生都没能真正摆脱的心理阴影。而出于各种原因，后世有不少人对失败者李建成也抱有各种同情之心。 但实际上在“玄武门之变”前，李建成是占据优势的，而李世民发动的政变则是绝地反击。在占据巨大优势的情况下还输掉了身家性命，李建成在某种意义上算是“活该”了。那么李建成在“玄武门之变”之前到底有那些优势呢? 首先，李世民与李建成的“太子之争”在本质上是李世民所代表的功臣集团与李渊所代表的皇权之间的矛盾。于是李建成便利用李渊与李世民的权力矛盾，打击秦王集团是屡屡得手，连房玄龄和杜如晦都被调出了秦王府。 武德九年(626年)，李建成计划利用突厥犯边之机将秦王府武将一网打尽。如果计划成功，秦王李世民集团在政治上就被消灭了，这才逼得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而在整个“太子之争”中，李建成一直占据政治优势。 其次，“玄武门之变”前，太子李建成拥有长安部分卫戍部队的指挥权，还公开组建了三千长林军，再加上东宫原本的卫队与齐王府军队，李建成阵营的兵力大约在五千人到六千人左右。而李世民在长安的兵力只有八百人。 所以在“玄武门之变”时，包括李世民在内的秦王府几乎所有能拿武器的人都参加了政变，长孙皇后的舅舅高士廉甚至跑到大牢里去发动囚徒参战。如果不是在政变之初就干掉李建成，李世民未必能取得“玄武门之变”的胜利。 综合来讲，在“玄武门之变”前，李建成在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都占据了巨大优势，李世民则处在劣势。如果李建成自己不犯各种错误的话，李世民很难获得“太子之争”的胜利，也就没有后来辉煌的“贞观之治”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李斯，战国末楚国上蔡人，秦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李斯之所以会输给赵高，原因其实是多方面的。总结起来的话，一是因为秦法不允许他有太大的权力，二是因为赵高代表的其实是胡亥，真正要杀李斯的也是胡亥。 第三，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李斯失去了人心，失去了他身后整个秦朝官员系统的支持。这一点，其实才是最致命的。 想要说清楚李斯败给赵高这件事，我们还得从秦始皇没死那会儿说起。 话说秦始皇在世的时候，李斯作为秦朝第一号重臣，绝对是堪称权势滔天。如果只看权力大小，在整个秦朝，除了秦始皇之外，基本上就数李斯权力最大了。 哪怕是公子扶苏，单论权力的话，也不可能比李斯更大。 因为按照秦朝的官员体制，秦国高层施行三公九卿制。在这个系统当中，三公分别是丞相、御史大夫以及太尉，权力最大。丞相负责直接管理百官，这里所说的百官，还不单纯只限于文官，武将也是包括的。 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百官，虽然有监察权，但却没有实际事务的管理权。而且，在秦朝短暂的历史上，御史大夫并不是只有一位，而是经常换人。 至于说太尉。理论上来说，太尉其实是要负责全国的军队。但在秦朝的历史上，太尉这个官职一直是空着的。秦朝有资格坐这个位置的武将，无外乎也就是王翦、王贲、李信、蒙恬等少数几个人而已。但因为种种原因，他们都没有做过太尉。 所以，秦朝虽然名义上是三公，但其实是‘两公’。 而在两公的体系之下，御史大夫经常换人，丞相却不是。自从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一直到秦始皇去世，这期间绝大部分的时间，秦朝都是由李斯来担任丞相的。 所以，当时李斯的权力，到底有多大，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称呼他一声‘站皇帝’，那是一点都不过分的。整个秦朝的文武百官，理论上来说，都是李斯的支持者。而李斯在管理百官的过程当中，会任由多少‘自己人’，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除此之外，李斯的长子李由，还是三川郡的郡守!很多人都知道，秦朝一共有三十多个郡。而在这三十多个郡当中，三川郡是一个很特殊的郡。三川郡的位置，大概就在今天的郑州到洛阳这一带。 从秦朝一直到隋唐时期，整个中原大地的统治核心，其实就只有两个。一个是咸阳或者说长安地区，另一个就是洛阳地区。当时咸阳这边，李斯作为丞相，一言九鼎。而洛阳这边，则是他的长子做郡守，军政大权一把抓。 另外，李斯的其他子女，基本上也都位置不低。史书上没有记载，李斯其他的子女，到底都是做什么的。但是《史记》当中明确记载，李斯的几个儿子，都娶了秦朝的公主。李斯的几个儿子，都嫁了秦朝的公子。 所以，也有人猜测，秦始皇长子扶苏的正牌夫人，可能就是李斯的女儿。 这就是秦始皇去世之前，李斯以及他的整个家族的情况。 相比之下，赵高虽然也有点权力，但是赵高的那点权力，真的是完全不够看。以当时李斯的身份来说，甚至都不需要正眼看他! 在秦始皇去世之前，赵高的官职，是中车府令。很多人读秦末历史的时候，总会有一种错觉，认为赵高和后世明朝的刘瑾、魏忠贤差不多，都是权势滔天的大宦官。 这其实是错的。 赵高真正拥有较大的权力，其实已经是秦始皇去世之后的事情了。在秦始皇去世之前，他其实就是一个给秦始皇管车马的官员。因为犯了罪，受了宫刑，然后本人对秦国的律法比较熟悉，所以后来又被秦始皇给了一些其他的工作，包括给秦始皇看管玉玺，同时负责教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学法律。 如果放到后世的明朝，负责掌管玉玺的太监，确实称得上是权势滔天!但是放到秦朝，确实算不上，因为这两个朝代制度不一样。 所以，在秦始皇去世之前，赵高确实权力很大，也确实是秦始皇身边的‘红人’。但要和李斯比起来，他真的不算什么。 但是，随着那场‘沙丘之变’的发生，一切都变了。 所谓‘沙丘之变’，简单来说，就是秦始皇外出巡游的时候，身体忽然不行了，最后在返回途中去世了。因为在秦始皇生前，并没有明确立太子。秦始皇的长子扶苏，虽然是众望所归，所有人都知道他就是秦始皇培养的接班人。但既然没有明确立太子，自然也就算不得数。 而且，当时扶苏恰好还不在咸阳，而是在北方边境。而当时在秦始皇身边，只有他的幼子胡亥。 所以，秦始皇去世之后，赵高就联合了李斯，秘不发丧，并且禁止外人探查秦始皇的动静。以当时两人在巡游队伍中的身份，再加上李斯的权力，自然可以做到密不透风。 与此同时，他们又秘密修改了秦始皇的遗诏。一边让胡亥登基，一边以秦始皇的名义下旨，赐死扶苏。 就这样，在李斯和赵高的扶持之下，原本毫无希望登上皇位的胡亥，就这么登基了。 赵高扶持胡亥上位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他是胡亥的老师，同时也是胡亥最信任的人。一旦胡亥成功上位，那赵高自然就瞬间翻身了。但是李斯选择帮助胡亥的原因，后世其实一直有争议。 最被大家接受的一种说法是：李斯和公子扶苏政见不同，一旦扶苏上位，李斯极有可能瞬间失去所有的官职和权力，甚至有可能被扶苏清算。所以，李斯才会铤而走险，帮胡亥篡改遗诏。 不管真相是不是这样，总之，最后李斯还是选择了帮助胡亥。而他的这个选择，其实就做出的那一刻开始，其实就已经注定他不会有好结果了。 因为他和胡亥关系一般。 别看李斯对胡亥有拥立之功，但是在胡亥心里，真正拥立他上位的，还是赵高这个老师。这也就意味着，一旦胡亥上位，李斯不会再像秦始皇在位时那样，成为皇帝在朝堂上的代言人。 李斯可以代表秦始皇，在朝堂上管理百官。但是到了胡亥时代，这个位置，注定只能是赵高的，而不是他的。 如果当时李斯能认清这个现状，选择急流勇退，把自己的位置老老实实让给赵高，他或许还有平安落地的机会。但问题是，以李斯的性格，好像也确实不会这么选。 李斯很骄傲，从始至终，都是如此。 在他眼里，赵高始终都是那个只会管车马的宦官，要让他向赵高低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况且，至少在胡亥刚刚登基的时候，李斯其实还不用太过在意这些。 因为下面所有官员，都是他的支持者。有这些秦朝官员的支持，李斯身后其实等于是有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在支撑他。就算是胡亥本人，其实也不能轻易杀他。否则的话，胡亥前脚刚下完杀李斯的命令，后脚就等着被整个咸阳城的官员跪在门口，亲身体验一下大臣逼宫的感觉了。 但是自从胡亥登基开始，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李斯亲手毁掉了他的权力基础。 为了帮胡亥坐稳皇位，同时也是为了掩盖自己篡改遗诏的罪行，李斯不得不听从赵高的建议，帮助胡亥清理他的兄弟姐妹，清理那些反对胡亥的官员。 后世很多人在读李斯的故事时，很容易会忽略掉这一点。首先，《史记》当中明确记载，李斯的儿子娶了秦始皇的女儿，李斯的女儿嫁给了秦始皇的儿子。到底是全都如此，还是只有某一个人是这样，我们不得而知。但显然，李斯和秦始皇肯定是亲家，这是确定无疑的。 然后，《史记》又明确记载，胡亥登基之后，杀光了他所有的兄弟姐妹。 这两条加在一起，就证明了一个隐含事件：当时的李斯，亲手把自己的女婿或者儿媳妇，甚至有可能是他自己的儿女，送到了胡亥的屠刀之下。 这样的李斯，太可怕了。 再加上清理这些公子公主的同时，胡亥和赵高也没少清理那些朝中大臣。而这些大臣当中，很多恐怕都是李斯的门生故旧。 这样一来，这个时候所有人看李斯，都会觉得心寒：一个连自己亲人都能屠戮的丞相，值得他们追随吗?这样的李斯，值得他们集体去逼宫吗? 李斯作为丞相，权力很大，能够得到朝中官员的支持，这确实不假。但这种支持，却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的。一是皇帝本人信任并且重用他，或者说整个秦国的国家机器信任他，愿意给他这么大的权力。二是下面的大臣们觉得，跟着李斯混，对自己有好处。 而胡亥上台之后，李斯的这两个权力基础，显然都崩溃了。胡亥本人并不信任他，下面的大臣们也开始不信任他。 到了这个时候，李斯的权力，其实已经是空中楼阁了。 偏偏李斯自己，当时未必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接下来，赵高很容易就给了他致命一击。 之前李斯和赵高合伙清理那些官员，帮胡亥坐稳皇位的时候，两人没有利益冲突，赵高自然不会对李斯做什么。但是等到胡亥坐稳皇位之后，接下来，赵高再想摄取更多的权力，他很快就发现，此时挡在自己面前的，就只剩下李斯一个人了。 到了这个时候，李斯就不再是赵高的盟友，而是敌人。 所以接下来，赵高耍了一个小花招：他利用自己宫中近侍的身份，每次胡亥有时间处理政务的时候，他都挡着不让李斯过来。等到胡亥享乐的时候，他再放李斯过来。 这样一来，时间长了之后，胡亥自然对李斯越来越厌烦，并且开始讨厌他。再加上赵高从旁诋毁，胡亥很快就下令，把李斯抓了起来。 如果放在一年多以前，胡亥刚登基的时候。当时胡亥如果把李斯抓了起来，恐怕第二天所有的咸阳官员，都会跪到胡亥面前，求胡亥放人。只要胡亥不放人，整个咸阳乃至整个秦国，就有可能瞬间停摆。 但经过这一年多的屠杀之后，很多人都对李斯寒心了，自然没几个人会再站出来给李斯求情。 所以，李斯被抓之后，赵高几乎没怎么费力气，就给他扣上了一顶谋反的帽子。然后，以谋反的罪名，处死了李斯。 李斯被杀的时候，当时大泽乡起义已经爆发了，并且开始逐渐席卷天下。他的长子李由，正率领秦军主力，在前线对抗农民军。当时的李由，可以说是秦朝最重要的人，因为他正好在荥阳地区率领主力，阻挡起义军主力的进攻，双方正在展开对峙。 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让李斯误以为，胡亥不敢杀他。毕竟，在这种危急存亡的时候，只要是一个稍微有点政治头脑的皇帝，都不可能擅自杀了前面领兵大将的父亲，而且这个人还是当朝丞相。 可是胡亥偏偏就这么做了。 说到底，李斯其实是高估了胡亥的政治智慧。在他漫长的人生当中，和他打交道的，一直是秦始皇这种千古一帝，或者可以阻挡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六国君主。而对于胡亥这种政治智慧明显不足的皇帝，李斯可能一时间还没转过弯来，没想过到底应该怎么和这种皇帝相处。 所以，真正干掉李斯的，与其说是赵高，倒不如说是李斯本人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纪昀(1724年8月3日-1805年3月14日 )，字晓岚，别字春帆，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孤石老人，清代文学家、官员，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深受乾隆帝的宠信。下面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相关内容，感兴趣的小伙伴快来看看吧。 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纪晓岚考中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太子少保。 曾任《四库全书》总纂官。嘉庆十年(1805年)，病逝，时年八十二岁，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谥号"文达"。 纪晓岚在文学、政治、书法上是有相当影响的! 主要的文学、政治、书法影响： 文学 纪昀的仕宦生涯和学术活动展开在十八世纪中后期，正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枢纽时期。纪昀一直是官方学术工作的领导人，凡有编辑之役、修书之事，他必在其间。他一生中领导和参与多部重要典籍编修。因此，纪昀是中国文化史上有重大贡献的学者。 一生悉付《四库全书》，其所著《阅微草堂笔记》和《纪文达公遗集》也流传下来。 《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的纂修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开"四库馆"，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关闭"四库馆"，共经历了14个年头。纪晓岚始终担任总纂一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共200卷，收正式入库书3461种;存目书6819种，93500余卷。因《总目》卷履浩繁，翻检不便，又删节编成《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0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其进献之书有105种，入存目者41种。藏书钤有"春帆校正"、"心与古人会"、"校书天禄"、"河间纪昀"、"瀛海纪氏阅微草堂藏书之印"等。 《阅微草堂笔记》 《阅微草堂笔记》共38万余字，二十四卷，全书分五大栏目，其中包括《滦阳消夏录》六卷，《如是我闻》四卷，《槐西杂志》四卷，《姑妄听之》四卷，《滦阳续录》六卷，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庆三年(1798年)陆续写成。清嘉庆五年(1800年)，由其门人盛时彦合刊印行。全书主要记述狐鬼神怪故事，意在劝善惩恶，虽然不乏因果报应的说教，但是通过种种描写，折射出封建社会末世的腐朽和黑暗。 《纪文达公遗集》 《纪文达公遗集》是纪昀的一部诗文总集，含诗文各十六卷，分上下两编。上编文十六卷，第一、二卷为赋，第三卷为雅颂，第四、五卷为摺子，第六卷为表、露布、诏、疏，第七卷为论记，第八、九卷为序，第十卷为跋，第十一卷为书后，第十二卷为策问、书，第十三卷为铭。第十四卷为碑记、墓表、行状、逸事，第十五卷为传，第十六卷为墓志铭、祭文，共计三百多篇。下编诗十六卷，计经进诗八卷，古今体诗六卷，馆课试一卷，我法集一卷，共计诗一千多首。为其孙纪树馨在他死后四年编定的。 政治 上奏赈灾灾民 纪昀关注民间疾苦。乾隆五十九年，直隶、山东等省遭受水灾，饥民拥入京师就食，纪昀急忙向皇帝上疏陈情，奏请截留南漕官粮万石，到灾区设粥放赈，京师饥民不驱自退，社会秩序安定下来。虽然其主观上是为了维护朝廷统治，但在客观上帮助灾民度过了饥荒，不能不说是一宗善政。 维护妇女权益 纪昀提倡"酌乎事势"，因势利导，在理论纪晓岚对道学家的迂腐和虚伪十分痛恨，其冷嘲热讽，但有机会，一触即发，措词也相当尖刻。在《阅微草堂笔记》的一则故事中，他甚至借冥王之口，向社会疾呼道:"宋以来固执一理而不揆事势之利害者，独此人也哉!"在他八十岁那年，还挺身而出，就烈女范畴问题向程朱理学展开了一场挑战。有司规定，妇女抗节被杀者为烈女，予以旌表;而对"捆缚受污，不屈见戕"者，不以烈女视之，例不旌表。纪对此大不以为然，以为纯属道学家不情之论。他公然郑重上表称:"捍刃捐生，其志与抗节被杀者无异。如忠臣烈士，誓不从贼，虽缚使跪拜，可谓之屈膝贼廷哉?"经他慷慨陈词，皇帝"敕下有司，略示区别，予以旌表"。纪晓岚无疑是胜利了。这虽然是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场争论，但在如何看待妇女这个社会问题上，当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书法 清初书法，由于康熙、乾隆等人的倡导赵孟頫、董其昌书法，当代大部分书法家也是受这氛围所影响，纪昀也跟随着当代的潮流，也在当代占有一席之地，其书法书写 流利，有着圆融的特点，有着雍容华贵气质，书法大小相兼，收放结合，疏密得体，苍劲多姿，可以说是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结合。纪昀在文化上，很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效果，风格主张质朴简淡，自然妙远，内容上主张不夹杂私怨，不乖于风教。除开其阶级局限外，其在文风、文德上的主张，仍不失其借鉴价值。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想知道隋末唐初岭南政治局面是怎么样的?分为几种势力吗?当时朝廷对岭南地区的统治采取了许多政策，也导致其政治势力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最初为了遏制其势力设定八府，随后合并为三府和平统治，最后为方便施政又变为五府 一、隋末唐初的乱象 1.乱象伊始与杨广继位 杨坚作为大隋朝的第一位皇帝，让国家出现了一个少见的繁荣局面，但是这种繁荣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在其统治后期，由于将强烈的个人意愿加之于立法之上，导致隋朝从法制建设上出现了问题，法律体系逐渐开始扰乱人民生活。 对于这种情况的出现，隋文帝并没有太过重视，久而久之，中央的政治局面出现了动摇，最终在一年之后，基于政治上的变动，一场储君争夺战争拉开了序幕。最终杨广通过一系列的手段获得了太子之位，成为大隋的第二位皇帝。 2.大动乱的出现 隋炀帝继位之后，大兴土木，兴修大运河，多次进行边疆战争，对人民造成了沉重的压力，很快就爆发了多次农民战争。609年的时候，东都洛阳爆发农民起义，由于当时战乱初显，所以这次起义很快被隋炀帝镇压。 这时的隋炀帝并没有吸取教训，而是紧随其后发动了征讨高句丽的战争，为了补充兵源，隋炀帝直接下令从全国各地强行征兵，另外为了保证战场之上的粮食补给，隋炀帝又下令强征百万民夫往前线运粮。 这种做法直接引起了全国范围内农民的不满，在隋炀帝不顾一切攻打少高句丽的时候，后方再一次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次多点爆发的起义引起了全国范围内受压迫人民的广泛响应。 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区都出现了不同规模的反隋武装，随着时间的推进，起义人员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其中不乏以李渊为代表的隋朝官宦势力，最终社会上出现多个分裂的和割据局面，李渊也是其中之一。 3.李渊领导下的李唐建立 李渊作为隋朝的“唐国公”，拥有高瞻远瞩的目光，在其子李世民和李建成的建议之下最终决定起兵造反。617年，李渊在晋阳起兵，打着尊隋的名号，其实是高举造反的大旗，仅用半年的时间，就从太原打到了长安。 为了保证自己皇位的合法性，李渊拥立杨侑为皇帝，实际上就是傀儡，朝政大权都掌握在大丞相李渊手中。随后杨侑将皇位江山通过禅让的方式交给了李渊，李渊改国号为“唐”，隋朝正式灭亡，然而唐朝作为新生政权也面临着许多问题。 隋末的不正常统治，导致大量割据势力出现，而李渊虽然建立了唐朝，也只能勉强算是诸多割据势力之中比较强大的一个，所以当时的唐朝正处于萌芽阶段，一不小心就会面临灭亡的风险。 除了中原地区的动乱，新生的唐朝还存在多个不同方面的威胁，比如来自漠北地区的契丹，吐谷浑，高昌等少数民族，以及岭南地区，在隋朝动乱和唐朝建立的时期之内，岭南地区的政治势力已经逐渐成型。 二、隋末唐初的岭南政治势力 1.岭南地理格局的变化 岭南地区地理位置相对比较偏远，与其他的少数民族和边陲势力不同，岭南地区除了有限的陆上土地之外，还有丰富的海疆资源以及群山的阻隔，这就注定了不同政治势力的不同统治方式。 岭南地区地处偏远，即使在安定的年代尚且不好治理，而在动乱的年代就更加容易依据地理优势割据一方。比如所在隋朝末年，岭南地区的地理格局就因为中原地区的战争发生了重大变化，分裂成多个割据势力不说，还各自为政，难以统一。 2.唐朝初年对岭南地区的处理 对于当时的唐朝来说，政权建立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统一全国各地的地方势力，秦王李世民成为首屈一指的大将，所到之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李建成作为后勤支援也是相当到位，没过多久中原地区的对抗势力很快一扫而空。 中原地区的割据势力平定之后，唐朝还需要面对更加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少数民族部落以及岭南地区的割据势力。唐朝平定中原之后，很快针对匈奴，吐蕃等少数游牧民族采取了措施，为首的大将就是李世民。 通过强硬的手段，李世民达到了震慑的作用，少数民族纷纷向大唐称臣，还将李世民称作天可汗。少数民族问题解决之后，新生的唐朝已经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对岭南地区的割据势力进行平定。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李渊决定对这些地区实行还怀柔的拉拢政策。为了促进岭南地区各个势力的平等，李渊在政治上对他们进行了统一的册封，根据割据势力的具体状况设置了“岭南九大都府”，首先从政治名义上将这些势力合理化。 在唐朝的政治格局中“府”这个机构并不是第一次使用，也不是只用来管理岭南地区，这个机构最早是用来约束和招揽一些隋朝末年不肯就范的大权臣，李渊将岭南地区的政治格局如此划分，也大有招揽的意思。 三、岭南地区政治势力的变化 1.九府合并为三府 唐朝最初之所以将岭南地区化为九府，为的就是避免岭南地区因为封赏不均匀而爆发战争，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九府逐渐合并为三府，并且渐渐被唐朝掌握在手中。 随着时代的发展演变，岭南地区的九大“府”逐渐被“贵府，广府，交府”三大势力逐渐接手管控，久而久之，岭南地区在这三大府的运营之下逐渐分为三个政治区域，值得一提的是，这三大区域逐渐受到唐朝的管辖。 深挖其原因，和三府第一任总管有关，贵府和交府的第一任管理者，都是大隋朝的旧臣，常年在这里驻守，负责管理这些岭南地区的地方政治，只不过山高皇帝远，基于地理位置上的问题，导致此地时常被忽略。 尤其是在隋朝末年天下大乱之后，岭南地区的三府逐渐和中央失去了联系。由于当时割据势力众多，四处战乱不断，所以岭南三府一直处于中立观望的态度，虽然如此，但是三府对隋朝还是有一丝希望的。 而后唐朝用意，取代了隋朝，平定叛乱，二者都选择了归顺，毕竟李渊也是隋朝旧臣，总比天下落入其他群雄手中要好，所以岭南地区演变成三府之后，统治者都请奏入朝，将政治管理权交到了大唐朝廷。 当时由于岭南地区的统治者年事已高，所以唐朝只能应允，而后为了促进岭南地区政局的常年稳定，李唐皇室会专门派遣朝中重臣甚至皇亲国戚负责管辖岭南地区。 2.岭北对岭南地区的政治影响 隋末唐初岭南地区的政治局面之所以出现分裂，和岭北地区的政治格局也有一定的联系，大业十二年的时候，岭北地区很快就发生了叛乱，岭北这次的起义直接影响到了岭南地区的政治格局，大量的土著居民响应。 很快战争就爆发了，岭北地区战火的燃烧，自然会影响到岭南地区。岭南地区的西部和东部就被他人控制，期间还有外部势力趁机入侵，岭南地区的政治可以说长期处于垮塌的状态。 但是这种状态并没有维持多久，李唐皇室的统一之战就改变了中原的政治格局，随之被消灭的还有岭北地区的反叛势力，使得岭南地区的政治有了喘息的机会，也正是因为如此，而后的主要领导人才会选择无条件归顺唐朝。 唐太宗之后，唐高宗继位，将岭南地区的三府再一次改变为“五府共治”的政治格局，这样做更有利于唐朝的统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唐朝(618年—907年)，是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共历二十一帝，享国二百八十九年。等唐玄宗即位后便缔造了全盛的开元盛世，使唐朝达到全盛。天宝末年，全国人口达八千万左右。安史之乱后接连出现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现象，国力渐衰。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关于唐高宗临终前的政治安排为什么没有阻止武则天控制皇权的详细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弘道元年(683年)，唐高宗李治病逝于洛阳。唐高宗在临终之前留下政治安排：“七日而殡，皇太子即位于柩前。园陵制度，务从节俭。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试图追求唐朝皇位平稳地传承。 可是就在唐高宗去世后不到两个月，他临终前的政治安排就随着武则天废除唐中宗而终结，皇权彻底被武则天控制，为其称帝奠定了基础。那么唐高宗临终前的政治安排为什么没有阻止武则天控制皇权呢? 首先，唐高宗虽然在临终前的政治安排中制定了阻止武则天控制皇权的措施，比如以“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避免武则天搞“垂帘听政”。但由于早年的经历，唐高宗对于大臣的防范要超过武则天。 正因如此，唐高宗临终前的政治安排以防范大臣专权为主，防范武则天是次要的。于是唐高宗便安排唐中宗和武则天控制皇权，唐中宗在宰相裴炎的辅佐下处理朝政，首要防范的对象是以裴炎为首的大臣。 其次，在“相夫理政”的几十年皇后生涯中，武则天积累了足够的声望和经验，确定了仅次于唐高宗的权力位置，对亲生儿子唐中宗又有礼法的优势。只要让武则天控制部分皇权，就会不可避免地扩大权力。 最后，再好的政治安排要靠正确的人选才能落实。按照唐高宗的临终政治安排，唐中宗在武则天监督下负责决策，再与裴炎处理朝政，三者形成以唐中宗为中心的政治平衡，为唐中宗争取时间来经营根基。 可是唐中宗刚一登基就想打破这个政治平衡，还先从削弱裴炎的权力下手。裴炎也不是个大公无私的臣子，便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而主动寻求武则天的支持。结果就是武则天和裴炎联合起来逼唐中宗退位。 综合来讲，唐高宗的主观意愿、武则天的客观实力和人选失误导致唐高宗临终前的政治安排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被终结，为武则天成为女皇帝扫除了最大的障碍。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范纯仁(1027年7月24日～1101年2月1日)，字尧夫。苏州吴县人，参知政事范仲淹次子。北宋时期名臣、政治家、宰相，人称“布衣宰相”。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范纯仁从其父教诲，又与孙复、石介、胡旦、李觏等名士游，待人平易忠恕，尝谓：“但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圣贤地位。”著有《范忠宣公集》。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天圣五年(1027年)六月，范纯仁生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母亲李氏梦见一小孩从月亮中坠下来，她以裙子接着，接而生下了范纯仁。范纯仁天资警悟，八岁就能讲解所学的书。因其父范仲淹而被任命为太常寺太祝。 中皇祐元年(1049年)进士，调任武进县知县，但以远离双亲而不赴任。又改派为长葛县知县，仍然不前往。范仲淹对他说“：你以前以远离双亲为理由不去赴任，现在长葛县离家不远，还有什么可说的哩?”范纯仁说“：我怎能以禄食为重，而轻易离开父母!长葛县虽离家近，但亦不能完全实现我的孝心。”范仲淹门下多贤士，像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类，纯仁都与他们有良好关系。他自己也不分白天黑夜，努力学习;有时因学习到深夜，油灯的烟雾把帐顶都熏成了像墨水一样的颜色。 出任县令 范纯仁在范仲淹去世后才出来做官。先后出任许州观察判官、襄邑知县。县里有一处牧场，卫士在那里牧马，马践踏了百姓的庄稼，范纯仁抓捕了一个卫士处以杖刑。这牧场本来不隶属于县里，管理牧场的官员发怒说：“这是陛下的宫廷值宿护卫，你一个县令怎么敢如此?”就把这事向宋神宗禀报，要立即予以审理治罪。范纯仁说：“供养军队的钱物是由田税所出，如果听任他们糟蹋百姓的农田而不许追究，那么税钱从哪里来呢?”宋神宗下诏释放了他，并且允许把牧场交由县里管理。凡是牧场由县里管理，从范纯仁开始。 同知谏院 范纯仁后来被任命为同知谏院。他上奏说：“王安石改变了祖宗法度，搜刮钱财，使民心不得安宁。《尚书》说：‘怨恨哪里在明处呢，要注意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啊。’希望皇上能注意那些看不见的怨恨。”宋神宗说：“什么是你说的看不见的怨恨呢?”范纯仁回答说：“就是杜牧所说的‘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啊。”宋神宗赞许他，采纳了他的意见，说：“你善于分析政事，应该为我逐条分析上奏自古至今可以作为借鉴的天下安定和动乱的史实。”于是就写了一篇《尚书解》献给宋神宗。富弼任宰相，称病在家闲居，不理政务。范纯仁说：“富弼蒙受三朝君主的恩顾和倚重，应当自己主动担当国家的重任，可他却为自己之事的忧虑超过了为众人之事的忧虑，为自己疾病的忧虑超过了为国家的忧虑，在报效君主和立身处世两个方面都有过失。富弼与我父亲，平素要好，我现在知谏院，不考虑私情来进忠告，愿将这本书给他看，让他自我检省。” 庆州知州 范纯仁又出任庆州知州。当时秦中一带正遭饥荒，他自行决定打开常平仓放粮赈济灾民。下属官员请求先上奏朝廷并且等待批复，范纯仁说：“等到有批复时就来不及了，我会独自承担这个责任。”有人指责他保全救活的灾民数字不符合实际，宋神宗下诏派使臣来查办。正遇上秋季大丰收，百姓高兴地说：“您确实是救活了我们，我们怎么忍心连累您呢?”昼夜不停地争着送粮归还他。等到使臣到来时，常平仓的粮食已经没有亏欠了。调任齐州知州，齐州的民俗凶暴强悍，百姓任意偷盗劫掠。有人认为：“这种情况严厉处置还不能止息，您一概宽以待之，恐怕那里需要整治的违法乱纪事情不能穷尽了。”范纯仁说：“宽容出于人性，如果极力地严惩，就不能持久;严惩而不能持久，以此来管理凶暴的百姓，这是造成刁顽的方法啊。”有一处掌管刑狱的衙门常常关满了囚犯，都是犯了盗窃罪行的屠夫商贩之类的人，关押在这儿督促他们赔偿的。范纯仁说：“这些人为什么不让他们保释后缴纳呢?”通判说：“这些人(如果)被释放，(就)又会作乱，官府往往会等他们因疾病死在狱中，这是为民除害啊。”范纯仁说：“依照法律，他们所犯的罪不至于死罪，却因这样的意愿而杀死他们，这难道是依法处理吗?”将他们全部叫到官府庭前，训诫让他们改正错误，重新做人，就把他们都释放了。等到满了一年，盗窃案件比往年减少了大半。被授官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高风亮节 范纯仁凡是举荐人才，一定凭天下公众的议论，那些人并不知道自己是范纯仁所推荐的。有人说：“担任宰相，怎么能不罗致天下的人才，使他们知道出自自己的门庭之下呢?”范纯仁说：“只要朝廷用人不遗漏正直的人，为什么一定要让他知道是我所推荐的呢?” 范纯仁的性格平易宽厚，不以疾言厉色对待别人，但认为是符合道义之处却挺拔特立，一点也不屈从。从布衣到宰相，廉洁勤俭始终如一。曾经说过：“我平生所学，得益忠恕二字一生受用不尽。以至于在朝廷侍奉君王，交接同僚朋友，和睦宗族等，不曾有一刻离了这两个字。”常常告诫子侄辈说：“即使是愚笨到了极点的人，要求别人时却是明察的;即使是聪明人，宽恕自己时也是糊涂的。如果能用要求别人的心思要求自己，用宽恕自已的心思宽恕别人，不用担心自己不会达到圣贤的境界。”他的弟弟范纯粹在关陕一带做官，范纯仁担心他有与西夏作战立功的心思。就给他书信说：“大车与柴车争逐，明珠与瓦砾相撞，君子和小人斗力，中原大国与外来小邦较胜负，不但不可胜，也不足去胜，不但不足胜，即使胜了也无所谓。”亲族中有向他请教的。范纯仁说：“只有勤俭可以帮助廉洁，只有宽恕可以成就美德。”那个人将这句话写在座位旁边。 熟寐而卒 后以目疾乞归，建中靖国，范纯仁于熟睡中逝世，年七十五。朝廷下诏赐予白金三十两，下令许、洛两地官员给予安葬，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忠宣，御书碑额：“世济忠直之碑”。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人，一说怀州修武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官员，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 。趣历史小编知道读者都对此很感兴趣，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后因论事而被贬阳山，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其后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主要成就 文学 韩文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韩愈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时人有“韩文”之誉。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年-780年)以来的平庸诗风。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独到的建树，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 韩愈文章的特点之一是“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或“鲠言无所忌”，也就是敢于讲话，而且敢讲真话。这个特点是和他积极的政治态度分不开的。他的几篇奏疏都是敢于揭发事实，敢说“群臣之所未言”的话。《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状》都有这个特点。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是《论佛骨表》。其中所讲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话。在封建社会中，敢于说出别人该说而不说的话，这是了不起的胆识。正因此，韩愈这类文章也就有内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韩愈的语言艺术不同凡响，便成为气势磅礴的好文章。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不仅表现于他在君主面前敢说真话，而且还表现于他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敢讲违背旧说的话，甚至说了同自己别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话。例如《读墨子》一文曾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样的言论显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对于这样的言论，前人指为“刺谬”，其实这正是韩愈虽然尊儒却不墨守的表现。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还不仅敢于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有时也敢于突破社会上的流俗之见。例如他写《讳辩》一文，是专为李贺不得应举而发表的意见。李贺之父名晋肃，“晋”与“进”同音，为了避讳，李贺便不得举进士。对于这样的世俗之见，韩愈是不以为然的。于是他便“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成了极有说服力的一篇《讳辩》。 韩愈的《师说》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曾经说过：“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又《报严厚与书》说：“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不为人师。”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不顾流俗，不怕笑侮，抗颜而为师，是要有些勇气的;能够写出《师说》这样的文章，也是相当大胆的。 韩愈文章的再一个特点是不仅真率大胆，而且慷慨激昂，忧愤甚广。从韩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论及人材，便往往愤激不平，别具风概。例如《杂说》对于人材不为世用所发的不平之论，《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也是宣传选拔人材的一篇宏论。所谓“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云云，这正是韩愈对于国家用人的殷切希望。《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韩愈自己是屡试而不得志于有司的，所以对于文中的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无限叹惋。悲歌慷慨，发自肺腑。 韩愈还有一篇类似俳谐而实质是抒发才高见屈、忧愤甚广的文章《进学解》。历来的论者都说此文源于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扬雄的《解嘲》，《新唐书》本传也说他“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其实这篇文章的意义要比“自喻”广阔得多。其中有“自喻”，却不仅是“自喻”，主要还是宣传选拔人材的观点。 韩愈文章的另一特点，是不但真率、大胆、慷慨激昂，而且还写得自然随便、如话家常。这类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促膝谈心，无所拘束，生动活泼。《与崔群书》《与孟东野书》《答崔立之书》《题李生壁》等，都属这类作品。例如《与崔群书》先说自己对崔群为人的认识，中发贤者不遇之叹，后讲自己困穷之状，是一篇感慨很深的杂文。 在韩愈看来，崔群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个没有缺点的朋友。但是，对于这样的朋友也有人怀疑。于是韩愈十分感叹，他说：“自古贤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已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记、任其死生寿夭邪?未可知也。”由崔群之贤，说到贤者不遇，而不贤者反而得势。这样的文章很像司马迁的《伯夷列传》。刘大魁说：“公与崔最相知，故有此家常本色之言，中间感贤士之不遇，尤为郁勃淋漓。”“感士不遇”本是历代文章的一个传统题目，韩愈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为深广的。 韩愈为文的又一特点是突破传统写法。例如墓志铭这一文体，在韩愈笔下，便颇有新的特征，形式多样，甚至“一人一样”(李涂《文章精义》)。与墓志近似的文体，还有哀祭之文。这类文字韩愈也有独创，不同寻常。例如《祭河南张员外文》，茅坤就评为“奇崛”。姚范以为“他人无此”。刘大櫆也说：“祭文退之独擅。”至于《祭十二郎文》，曾国藩虽然认为这类文章“究以用韵为宜”，但他又说：“韩公如神龙万变，无所不可。”就是说，韩愈之写祭文，也是变化不测的。 韩愈文章之别开生面者，还有送序一类。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见的文体，前辈作者如王勃、陈子昂、李白、任华，所为送序，都很出色。但从多数文章的写法看，大抵不出一种格式。先叙离情，后缀风景，情致物态，尚似六朝。林纾所谓“狃于六朝积习”者，即指此类。但到韩愈笔下，送序之文就多种多样了。 韩愈有的送序之文几乎通篇议论。这是一个突出的特点。林纾曾说：“韩昌黎集中无史论，舍《原道》外，议论之文，多归入赠序与书中。”例如《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曾国藩就看作“条议时事之文”。 韩愈的几篇“游戏”之文，也是新体。同前代的俳谐文字比较，是有新的特点的。例如《毛颖传》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寻常俳谐之作视之。柳宗元《答杨诲之书》云：“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但与此同时，裴度却对这类俳谐之文很不满意。他在《寄李翱书》中，把韩愈的俳谐文字看作“以文为戏”，是很不赞成的。 现在看来，时人“罪俳”，大概不止一个裴度。像柳宗元那样肯定《毛颖传》这类作品者恐是不多的。柳宗元“甚奇其书”，不是无缘无故。因为，自从六朝以来，俳谐之文如张敏的《头责子羽文》、沈约的《修竹弹甘蕉文》等等，虽有寓意，并不深远。而《毛颖传》一篇，则与前此诸作不同。虽说所写不过一篇“兔传”，实际则写一个多才多能而终被废弃之人。文章写到最后，韩愈对毛颖之“以老见疏”无限同情。这里又一次流露了韩愈痛惜人材不尽其用的一贯的思想。这样的俳谐之文，前所未有。 韩愈行文之超越前辈者，除了上述文体的独创之外，还有吐辞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关于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经多所称道。例如《进学解》一篇之中就有“业精于勤”“刮垢磨光”“贪多务得”“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等，都已传为流行的成语;还有一些成语如“提要钩玄”“焚膏继晷”“闳中肆外”“啼饥号寒”等等，也是从这一篇的语句中凝缩而来的。 自古以来，一篇文章之中能够选出如此大量的历代流传的成语，此文之外，恐不多见。韩愈文章之所以传诵不绝，之所以为一代所师法，历代之典范，其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辞章造诣，在他前后，很少有人企及。 韩诗 韩愈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文，但其诗亦有特色，为一代大家，对后代有较大的影响。韩愈多长篇古诗，其中不乏揭露现实矛盾、表现个人失意的佳作，如《归彭城》《龊龊》《县斋有怀》等，大都写得平实顺畅。他也有写得清新、富于神韵、近似盛唐人的诗，如《晚雨》《盆池五首》，尤其是《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但是，韩愈最具独创性和代表性的作品，则是那些以雄大气势见长和怪奇意象著称的诗作。他“少小尚奇伟”(《县斋有怀》)、“搜奇日有富”(《答张彻》)，天生一种雄强豪放的资质，性格中充溢着对新鲜奇异、雄奇壮美之事之景之情的追求冲动，而他一再提倡的“养气”说，更使他在提高自我修养的同时增添了一股敢作敢为、睥睨万物的气概，发而为诗，便是气豪势猛，声宏调激，宛如江河破堤，一泻千里。 韩愈一生用世心甚切，是非观念极强，性格木讷刚直，昂然不肯少屈，这一方面使他在步入官场后的一次次政治旋涡中屡受打击，另一方面也导致其审美情趣不可能淡泊平和，而呈现出一种怨愤郁躁、情激调变的怪奇特征。韩愈诗风向怪奇一路发展，大致始于贞元中后期，至元和中期已经定型。贞元、元和之际的阳山之贬，一方面是巨大的政治压力极大地加剧了韩愈的心理冲突，另一方面将荒僻险怪的南国景观推到诗人面前，二者交相作用，乃是造成韩愈诗风大变的重要条件。他在这一时期写的《宿龙宫滩》《郴口又赠二首》《龙移》《岳阳楼别窦司直》《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等诗中，使用最多的是那些激荡、惊怖、幽险、凶怪的词语，诸如“激电”、“惊雷”、“怒涛”、“大波”以及出没的“蛟龙”、悲号的“猩鼯”、森然可怖的“妖怪”、 “鬼物”，都辐凑笔端，构成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意象。 在诗歌表现手法上，韩愈也作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用写赋的方法作诗，铺张罗列，浓彩涂抹，穷形尽相，力尽而后止。《南山》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全诗102韵，长达一千多字，连用七联叠字句和51个带“或”字的诗句，铺写终南山的高峻，四时景象的变幻。令人读来，虽觉十分详尽，却又颇为烦琐。再如那首著名的《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极写一场山火的强猛酷烈。这是一种超乎常情的创造，惟其超常，所以生新，惟其生新，所以怪奇。怪怪奇奇，戛戛独造，乃是韩愈在诗歌艺术上的主要追求目标。 但韩愈为诗的新的特点，还不是表现于这类作品，而在于他那“以文为诗”的一些篇什。如《山石》《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对于这样的作品，前人多所评论，方东树《昭昧詹言》谓前篇乃“古文手笔”，后篇亦“古文笔法”。这样的“手笔”和“笔法”，和初唐、盛唐的前辈诗人相比，显然有不同者。因此，叶燮《原诗》认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所谓“大变”，正是韩愈之诗新的特点。 教育 韩愈三进国子监，任博士一职，后又任国子监祭酒。他力改耻为人师之风，广招后学，亲授学业，留下了论说师道激励后世和提携人才的文章。 在教育方面的论文中，他强调了求师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是有学问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马，阐释了在位之人如何识别人才、对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问题。 思想 韩愈是位重要的思想家。在宋儒眼中，孔、孟之下，便是韩愈。他在儒学式微，释、道盛行之际，力辟佛、老，致力于复兴儒学，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其实就是复兴儒学的重要手段。 政治 韩愈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对于韩愈对待藩镇割据的态度，学者郭预衡指出：韩愈《平淮西碑》的主要倾向是“反对藩镇割据，而歌颂平叛的胜利;赞扬主战派，而批评主和派”，认为“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的坚定立场，不应因为碑文少写了李愬之功便加以贬低”，而且他“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还不仅表现在平定淮西的一时一事，他在一系列的文章里都贯穿着这个思想。” 史学 唐人称韩愈有史家的笔力，他撰有《顺宗实录》5卷，是韩愈在韦处厚所撰3卷《顺宗实录》基础上改写而成，他“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比之旧录，十益六七，忠良好佼，莫不备书，苟关于时，无所不录。” 从实录可看出他对宫市之斥责，对盐铁使进奉的批判，对京兆尹李实罪行的揭露等等，说明表状所言，符合实情。 《顺宗实录》送呈以后，受到不少人激烈反对，原因是“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二人上前屡言不实。” 于是“累朝有诏改修”。文宗令路隋等重新改写，几经曲折，终于遵照旨意，将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详正刊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