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英勇的将领和忠诚的臣子，他们为国家的繁荣和民族的尊严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有些人在历史的长河中却被误解，成为了争议的焦点。明朝杨嗣昌就是其中之一。那么，杨嗣昌究竟是东林党成员，还是一位独立思考的忠臣呢?本文将从历史资料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一、杨嗣昌的背景与成就 杨嗣昌，字子厚，号东篱，明朝政治家、文学家。他在明朝嘉靖年间，曾任兵部尚书，参与平定倭寇的战斗。杨嗣昌一生忠诚于国家，为国家的安定和民族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曾主持修订《永乐大典》，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二、杨嗣昌与东林党的关系 东林党是明朝末年的一个政治派别，以儒家学术为指导思想，主张清廉政治，反对腐败。杨嗣昌在明朝嘉靖年间，曾因与权臣严嵩的斗争而受到牵连，被诬陷为“通倭”。然而，这一事件是否与东林党的活动有关，至今仍无定论。 一方面，有学者认为，杨嗣昌之所以遭受诬陷，可能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与东林党有所冲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东林党与权臣严嵩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杨嗣昌作为一位忠诚的官员，可能因为与严嵩的矛盾而受到陷害。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杨嗣昌被诬陷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与东林党的关系。毕竟，当时的官场斗争错综复杂，很难将一切都归结于一个政治派别。 三、杨嗣昌的历史地位 尽管杨嗣昌在明朝嘉靖年间的政治斗争中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但在后世的评价中，他的地位逐渐得到了恢复。许多学者和历史学家都认为，杨嗣昌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努力。如今，他在历史上的评价已经摆脱了权谋之争的阴影，成为了一位值得尊敬的忠臣。 四、结语：历史的公正与人性的复杂 杨嗣昌是否是东林党成员，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没有确凿的证据。然而，我们应该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历史人物和事件，避免被片面的信息所误导。同时，我们也应该从这一事件中汲取教训，警惕权力斗争对国家和民族的危害，为构建和谐、繁荣的社会共同努力。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杨嗣昌是明朝末年时期的大臣与诗人，晚年号苦庵，今天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详细解读一下~ 明朝末年，大明王朝受困于关外和关内两处战场无法自拔，关外的清军时不时进关劫掠，关内的农民军屡剿不灭。中央朝廷财政崩溃，整个北方都被打成一片空地。崇祯不断的更换内阁大臣，寄希望于新人能有新的战略高招，能将大明朝这架破车从悬崖边上拉回来。在这种局面下，一个叫杨嗣昌的大臣在崇祯九年当上了兵部尚书，后又入内阁为大学士，主持内、外剿寇事宜。 杨嗣昌从战略角度考虑，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和“四正六隅、联合围困”的两大战略方针。即和关外满清媾和，集中精力先对付内部的农民起义军，集合数省官军之力，挤压农民起义军的流动作战空间，再聚而歼之。而要达到消灭农民起义军的这个战略目标，就需要增加官军数量，人数增加了，军费自然也要增加。 杨嗣昌在崇祯十二年给皇帝出了个注意，从各地抽调兵员共七十万用以剿贼，然后增加一项“剿饷”税共计七百万两用作军费。杨嗣昌经过计算，得出结论是，即使增加七百万两税收，相比较大明朝庞大数量的土地来说，每亩地加不了多少钱，算上新增加的“剿饷”税，大明朝的税收依旧低于唐、宋两朝。崇祯皇帝一听也觉得不错，几百万两税银摊到数亿亩耕地上的确没多少，就同意了杨嗣昌的建议。 崇祯皇帝和杨嗣昌大概都没有想到这个“剿饷”税使得农民起义军会越来越强大。明朝末年耕地有数亿亩是不假，平摊的税费不多也不假，但是杨嗣昌做为士大夫的一员，自动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皇族、士大夫和士绅们的土地是不用交税的，而这些人所占据的土地却几乎达到了所有耕地的八、九成之多。所以实际上这七百万“剿饷”税还是只有那少数的底层农民去交，算到他们头上就要老命了。自崇祯十二年杨嗣昌提出这个增加“剿饷”税的建议后，更多交不起税费的农民被迫加入到各地起义军中，农民起义军从此一直到崇祯朝灭亡就再也没有衰弱过，大明朝这架悬崖边上的破马车更加的摇摇欲坠。 坦率的讲，杨嗣昌提出的两大战略方针没错，在当时的环境下，明朝确实已经无力两面作战，专注于一个战略方向大概是唯一能起死回生的办法。增加的“剿饷”税也确实不算多，但前提是必须官绅一体纳税。杨嗣昌在当时的朝廷中，也算得上是能臣，即使他有着诸多缺点，比如参与陷害卢象升并直接导致其战死。这个以孝道闻名让崇祯信任的大臣(杨嗣昌曾经上书愿意替获罪的父亲杨鹤顶罪)提出了正确的战略，却使用了错误的方法。也许他并不知道摊派的税收是摊在极少数土地上面，也许知道但身为士大夫的一员却无法背叛这个团体。他促使崇祯皇帝同意并付诸实施的增加“剿饷”税的建议狠狠的把大明朝往死亡的路上推了一把，大明朝从此无力回天。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杨嗣昌是杨鹤之子，明朝后期大臣、诗人。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带你详细了解历史真相，一起看看吧! 明朝的崇祯皇帝在位一十七年，在这期间内阁大臣换了五十多位，首辅都换了十几位，足见君臣之间极度不协调，崇祯在李自成的农民军打进北京时曾哀叹“臣皆亡国之臣”。崇祯在位这么多年，难道就没有一位臣子能入得了他的法眼?崇祯十一年就任礼部尚书兼任东阁大学士的杨嗣昌就是一位，他们君臣相得的程度在整个崇祯执政期间都是罕有的。 杨嗣昌是前三边总督杨鹤的儿子，有进士功名，曾在陕西担任剿匪任务的杨鹤在崇祯四年因招抚流贼失败获死罪，为救父杨嗣昌几次上书崇祯要求以身替父服罪，因而获得了注重孝道的崇祯的认同，很难得的勾除了杨鹤的死罪，并且从此之后，刻意观察提拔杨嗣昌，使之一路晋升，直至入阁。 杨嗣昌最为人知道的几件事大致是首先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方针，并为了执行这一战略方针于崇祯十一年的清军入侵期间陷害主战派大臣卢象升，致使卢象升因孤立无援战死。另一位明末名臣孙传庭也因为和杨嗣昌的意见相左而被关押。崇祯一朝杨嗣昌获得的待遇可以说是诸大臣之中的唯一，崇祯为何如此信任杨嗣昌? 首先，杨嗣昌无党。杨嗣昌在父亲杨鹤获罪期间替父受死的态度让崇祯极为赞赏，因此开始关注杨嗣昌。崇祯一朝除初期外，特别看重和有意重用的臣子有一个特点，他不能是东林党，内阁大臣更是坚决拒绝东林党人担任，原因大概就是东林党在官场和民间的势力过于庞大，已经威胁到皇权。 崇祯对此很不安心，有意压制不让东林党掌握住更大的权力，而且在崇祯执政的头几年，东林党人让他很是失望，袁崇焕就不用说了，“己巳之变”的发生让崇祯对其恨之入骨，不惜用凌迟的手段对待他。而后崇祯四年的大凌河之战明军大败，负主要责任的前线指挥官孙承宗更是东林巨头。 两位东林党推举的掌军人才都没有给崇祯带来他所希望的胜利，反而让崇祯不断的担惊受怕，结果就是初期很愿意使用东林党人的崇祯在这以后对他们敬而远之。杨嗣昌为人纯孝，又不是东林党人，因此，有了让崇祯重点培养和提拔的基础。 其次，杨嗣昌的确有才。他在边关任职时就勇于任事，多有合理合用的理政建议上书给崇祯，入朝任职后，多次和崇祯奏对，其对内对外的治理意见也都符合崇祯的心意，崇祯难得遇上这么一个合胃口的臣子，当然要大加提拔： 时中原饥，群盗蜂起，嗣昌请开金银铜锡矿，以解散其党。又六疏陈边事，多所规画。帝异其才。 嗣昌锐意振刷，帝益以为能。每对必移时，所奏请无不听，曰：“恨用卿晚。” 重点是杨嗣昌属于实干派，他的建议大多言之有物，不是空谈，比如他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清战略和“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对流寇的围剿方法等，其实是有相当可行性的，基本上是针对明朝当时实际面临的困局而有的放矢。 再者，杨嗣昌愿意为崇祯背锅。崇祯这个皇帝有个缺点，他认为皇帝不应该为臣子背锅，有错臣子来认，有功归于皇帝，这就导致了没有几个臣子愿意和他交心，这也是他在位十七年间不断更换内阁大臣的由来，做事就没有绝对的成功与否，领导又不愿意适当庇护，时间一长，就没有人愿意提建议，都是得过且过了。 而杨嗣昌却因为感激崇祯当年放他父亲杨鹤一马的恩德，愿意为崇祯效死，在全天下都没有人敢提出和清朝议和的情况下，他从实际出发，不惧流言，主动为崇祯排忧解难，提出先和清朝媾和的建议，并且表示“人不肯担其责而臣担之”，有这样的态度当然让深恨群臣不能为之办实事的崇祯欣赏。 有以上几条，在崇祯眼里，杨嗣昌就是无私为国，有才可以救国的擎天之臣。杨嗣昌主持的剿匪进展缓慢，崇祯拒绝给他定罪，杨嗣昌因见解不一陷害卢象升致死，因指挥失误致使济南失陷，亲王被杀，崇祯依旧不给他定罪。杨嗣昌举荐的熊文灿放纵张献忠降而复叛，崇祯也仅仅只是派他出去负责剿灭张献忠，还为杨嗣昌作诗鼓励： 盐梅今暂作干城， 上将威严细柳营。 一扫寇氛从此靖， 还期教养遂民生。 崇祯一辈子就没给几个臣子写过诗，除了秦良玉就是杨嗣昌，可见对其信赖到什么程度。杨嗣昌在围剿张献忠的军事行动中失利，导致襄阳陷落，封地在襄阳的襄王被杀，杨嗣昌本人忧惧而亡。他死后，崇祯还极其伤心，在群臣要求追究杨嗣昌失陷亲王的责任时多次为他辩解，杨嗣昌很难得的成为死后被崇祯惦念的大臣： 乃昭雪嗣昌罪，赐祭，归其丧于武陵。嗣昌先以剿贼功进太子少傅，既死，论临、蓝平盗功，进太子太傅。廷臣犹追论不已，帝终念之。 要知道，当初孙承宗、卢象升为国战死的时候崇祯是连汗毛都没有赏赐过一根，孙承宗仅仅是传旨抚恤，连追封都没有，卢象升更是死后尸身三个月都没有安葬。后来明朝唯一的希望孙传庭战死，崇祯甚至怀疑是假死，拒绝抚恤。纵观崇祯一朝，唯有杨嗣昌死后能得到崇祯帮助辩解的待遇。 杨嗣昌在后世的名声褒贬不一，因为崇祯十一年卢象升战死的缘故，很多人视杨嗣昌为奸。其实杨嗣昌“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未必错误，当时的明朝也的确消耗不起两面作战，杨嗣昌错在崇祯十一年清军已经大举入关的情况下还坚持议和，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先把清军打出去后再谈，即使要议和也不能是在敌人入侵的状态下，否则和谈的性质就变成了求和，当初明英宗被敌人抓到北京城下时明朝都没有接受要挟，何况在清军抢劫时? 杨嗣昌在战略上的见解大多其实是正确的，就是在执行上脱离了实际，比如为了执行“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剿匪战术在全国加征农税就严重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次的加征让明末的农民起义军彻底发展壮大，杨嗣昌的初衷没错，剿匪需要钱就收税，可他是士绅阶层，始终无法跳出这个框框找真正有钱的阶层收税，阶层限制了他的眼光和手段。不过总的来说，杨嗣昌算得上是明朝的忠臣，是崇祯皇帝的忠臣。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杨嗣昌是明朝后期大臣、诗人，自号肥翁、肥居士，晚年号苦庵。今天趣历史小编给你们带来全新的解读~ 明朝末年，截止到崇祯九年，残破的大明王朝在内有大规模农民起义、外有清军时不时闯关入侵的双重打击下，已经摇摇欲坠，清军前后入关三次，抢走钱财无数，人口无数，曾经繁华的京城周边一片萧条。 最关键的是前一年，也就是崇祯八年，农民起义军攻破朱元璋的老家凤阳，焚烧掉朱家祖坟，迫使崇祯皇帝向全天下颁布罪己诏，崇祯即使在愤怒下斩杀了大批抵抗不力的官员也毫无作用，他迫切的希望能有贤臣出世辅佐。 也是在崇祯九年的这个关键时刻，崇祯起用了前三边总督杨鹤的儿子，现任宣大总督杨嗣昌入朝为兵部尚书，希望这位他无比看重的贤才能帮助自己摆脱困境。杨嗣昌也没有让他失望，先后为崇祯提出了两条战略，分别是对内和对外。 在内、外两股敌对势力的取舍下，杨嗣昌选择了剿流寇、和清朝的战略，说穿了，也就是大家都熟悉的一句话“攘外必先安内”，如果能安抚住清朝，在对内的战术上，杨嗣昌也提出了自己的策略，即“四正六隅，十面之网”： 嗣昌乃议大举平贼。请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是谓十面之网。而总督、总理二臣，随贼所向，专征讨。 杨嗣昌的战略应该来说还是比较符合当时明朝面临的困境的，就是放弃两线作战，否则明朝的财政恐怕经不起折腾，至于是应该先外后内还是先内后外的这个争论，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不过杨嗣昌谋划得很好，但在执行上却频出纰漏。 先说外和清朝(皇太极于崇祯九年改后金为清)，大家都知道，明朝有“不和亲、不纳贡、不称臣、不割地”的政策，这句话是后人总结的，但明朝却是事实上这么做的，清朝在名义上是明朝的叛臣建立起来的，又是异族，所占据的土地也本为明土，如果实施和清政策，阻力会相当大。 在祖制和民间舆论的压力下，要想完成杨嗣昌提出的攘外的策略，就必须要有一个合适的理由，最关键的是后面站着的皇帝要能坚定不移的支持，甚至要揽去大部分对杨嗣昌政治上的攻击，做好后援和挡箭牌，只有这样，杨嗣昌才能办好事。 可惜的是，杨嗣昌后面站着的是一位极不擅长为下属遮风挡雨的皇帝，而且崇祯皇帝还特别在乎名声，也不愿意反对派用违反祖制的理由攻击自己，在是否和清朝议和这事上反复摇摆，甚至不愿意让人知道他同意这事。 这么大的国策，对外媾和也是极易遭到政敌攻击的软肋，崇祯这个皇帝不站出来背锅，杨嗣昌区区一名臣子哪担得了这个责任，卢象升就曾告诫杨嗣昌：“长安口舌如锋，袁崇焕之祸其能免乎?”。 卢象升的看法代表着相当多的一批反对议和的官员，有这样的舆论压力，唯一有可能挡住这个压力的崇祯皇帝又不愿意担责，杨嗣昌哪能专心办好攘外这么重要的事?所以，对清朝议和的政策始终进行不下去。 对外的政策阻力太大，那么对内呢?杨嗣昌先是举荐曾在福建成功招抚过海盗郑芝龙的熊文灿担任剿匪督师，可熊文灿在招抚张献忠的事上翻了跟头，被反复无常的张献忠阴了，迫不得已，杨嗣昌只得于崇祯十二年主动请缨，亲自出外督师剿匪。 杨嗣昌当时已经做了内阁大臣，他是以“督师辅臣”的身份出外，声势还是很大的，崇祯也给了他总督各省文、武官员的权力，而杨嗣昌也继续着自己提出来的“四正六隅，十面之网”的剿匪战略，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杨嗣昌本人也是错误频出。 第一：杨嗣昌重视军事，忽视了政治，一味苛求地方官员配合，却不顾及他们的麻烦 杨嗣昌还在朝廷中为崇祯出谋划策时，为执行他提出的剿匪战略，曾建议崇祯征税加饷，总数为七百二十万两，基本上已经接近当时明朝两年的财政收入，这么多的税大部分是摊派到负责剿匪的十个省份，严格来说是摊派到这些省份的普通老百姓身上。 杨嗣昌想得很不错，七百二十万两白银摊派到大明朝那么庞大数量的田地里面，每亩地也交不了多少，可当时绝大多数田地已经被士绅垄断，而他们是不用交税的，这就导致依旧是大多数只有极少土地资源的老百姓在承担这个税收。 本来因为匪患和天灾，这些地方的收成就已经是大幅度减少，再加上士绅阶级的盘剥，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难，现在又增加了这么多的税收，谁还活得下去?于是激起了更多的反抗，大量交不起税的老百姓投奔农民起义军。 摊派这个税收的省份以参与剿匪的十省为主，这些地方的官员也是焦头烂额，收不上税，朝廷要问责，强行收税，老百姓又会造反，可负责剿匪的杨嗣昌却没有考虑到地方官员的难处，一味以强势的态度命令地方官员配合他剿匪，完不成任务就弹劾。 地方官员一方面要头疼收税的事，另一方面又要组织地方军队配合杨嗣昌“四正六隅，十面之网”的战略，而地方军队到各省份边境协防的费用是由地方自筹，杨嗣昌是不管的，收上来的七百二十万两税银只提供给主力野战军。 在这种困境下，地方官员对杨嗣昌也是怨声载道，命令的执行也是大打折扣，杨嗣昌的战略是需要十个省份倾力配合，需要有极高和极有效率的协同性，在古代，这个难度可谓相当大，没有地方官员真心的配合，是很难实行的，杨嗣昌只考虑到战略上执行，却没有考虑到其中面临的实际困难。 像杨嗣昌这样大规模收税，就应该提前做好政治宣传工作，以杨嗣昌多年以来在地方上工作的经验，只要有心，应该能判断出税收的实际承担人是谁，老百姓其实并没有钱，那军队剿匪又需要钱，怎么办?是否可以采取更灵活的策略? 比如钱算在老百姓头上，但暂时不收，用官职或其它朝廷可以拿出来的荣誉鼓励地方士绅先帮助老百姓垫付，对老百姓那边，承诺根据收成的多少分批上缴，再偿还给士绅，对于士绅，明白地说清楚剿匪到底是对谁有好处? 在无法让士绅去缴纳这个税收的情况下，用垫付的方式让他们先出钱，其实，农民起义军流窜作乱，真正受到大损失的一定是士绅，而不是普通老百姓，只要政治宣传工作做得好，有心的士绅未必不会出钱。 士绅借出钱，杨嗣昌有钱拿去剿匪，老百姓暂时不用摊派，就不会在地方上激起乱子，地方官员少了麻烦，也可以专心配合杨嗣昌剿匪，至于借到的钱，真能帮助剿除农民军，大明朝能延续下去，完全可以在财政宽裕的时候宣布对老百姓免除他们的欠税，老百姓实际上没损失。 而士绅垫付的钱可以慢慢偿还，或者封官封爵来替代债务，只要明朝还存在，还怕还不了?杨嗣昌不管不顾的只是让皇帝下一道征税的圣旨，却没考虑到真正有钱的是谁，以及需要配合收税而同时进行的安抚工作，导致地方上乱糟糟，地方官员也就无心配合他剿匪，在这种情况下，杨嗣昌希望的多省配合的战略如何能够顺利实施? 第二：杨嗣昌不能做到赏罚分明，丧失掉宰辅的信誉，武将们无法给他卖命 在亲自指挥的剿匪战争中，杨嗣昌也没有能慑服住主要的军事将领，当时的武将集团已经逐步显露出军阀的一面，乱世中武将地位会提高，这是毫无质疑的，所以杨嗣昌无法用威胁式的命令调动他们，像袁崇焕那样不经请示就擅杀毛文龙的行为是不可能再出现的，只能依靠带兵武将自己的积极性。 当时官军中比较有规模和一定战斗力的，且划归到杨嗣昌麾下的军队主要有两支，一支是从陕西大老远调过来的贺人龙部，一支是一直在河南、湖广一带参与剿匪的左良玉部，因为贺人龙比左良玉更能拼，又是客军，所以杨嗣昌鼓励贺人龙努力剿匪，承诺有功劳时授予他“平贼将军”的称号。 这个称号是个荣誉称号，但在明末，总兵多如牛的情况的下，有这个称号就意味着地位的提高，这也是将军们梦寐以求的荣誉。可杨嗣昌毁诺了，崇祯十三年，贺人龙和左良玉两军合作，在四川玛瑙山大败张献忠，战后，杨嗣昌却把“平贼将军”的称号给了左良玉，让贺人龙大失所望，也对杨嗣昌的信誉产生了怀疑。 后果是，贺人龙一怒之下带着军队跑回陕西(贺人龙后也因此被崇祯密令孙传庭杀掉)，杨嗣昌组织的围剿网络被让出个大口子，张献忠没能被一举消灭，反而跳出包围圈，并找到机会从四川迂回到杨嗣昌的背后，突袭湖广重镇襄阳成功，还杀掉了襄阳城内的大明亲王襄王，杨嗣昌功亏一篑，并因此惊忧交加而死。 对于武将们来说，除了稳定的军需供应，无非就是升官加爵了，杨嗣昌是高高在上的文官，位极人臣，一向是看不起武将的，但现在需要武夫卖命的时候，不说学习白起吮疽收买人心，赏罚分明总该做到吧?偏偏也没有做到，这也导致除贺人龙部之外，其余军头也担心杨嗣昌的信誉，开始阳奉阴违。 遇见弱敌，他们或许会上去打一打，遇见强敌，恐怕躲避都来不及，那么农民军就能轻易地在所谓的十面之网中找到缺口，根本无法对他们的行动进行完全封锁，又何谈剿灭?杨嗣昌对贺人龙毁诺一事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代表着的是朝廷和文官集团，杨嗣昌不仅仅是自己败亡，也让武将们形成了对朝廷和文官集团的极大不信任之心，为他们以后的不听从指挥埋下了伏笔。 第三：杨嗣昌以一地安危为执念，缺乏统领全局的大局观 杨嗣昌被崇祯派出来剿匪，是希望他能统筹全局，指挥关内所有的军队一举消灭在大明境内的所有农民起义军，那么杨嗣昌就应该站在全局的角度来看待剿灭农民起义军的问题，在农民起义军已经到处泛滥的情况下，如何逼迫他们集中到一起，如何来到杨嗣昌期望的战场范围中来就很重要。 杨嗣昌要对付的是全体农民起义军，而不是其中的某一支，也不能因为个人的选择和某一支农民起义军在一个地方兜圈子，杨嗣昌在这方面也犯了错，他在湖广和襄阳一带被张献忠拖着来回跑，忽视了其余农民起义军所部，或许是张献忠发布的悬赏“有斩阁部者，赏银三钱”激怒了他，他一直专注于剿灭张献忠。 杨嗣昌在把张献忠赶出湖北时还曾经说过：“己为楚人，不欲贼一骑蹂楚”，把区区湖广一省的安全置于整个剿匪战略之上，从而在制订作战计划时处处照顾湖广，全然忘记了他要对全天下负责的职责，他只顾着追击张献忠，却让其余省份被李自成、罗汝才等搞得乱糟糟，洛阳就是在此时被李自成攻破，在洛阳的福王被杀，张献忠也千里奔袭襄阳，直接导致了杨嗣昌剿匪的失败和生命的终结。 综上所述，杨嗣昌提出来的对内、对外的两大战略本身或许没错，或许适合当时明朝面临的困局，但杨嗣昌在执行的过程中有过于理想化的一面，也有他本人执行错误的一面，对外战略无法说服崇祯全力支持他和谈，结果变成未遂，对内战略忽视了老百姓的困难以及地方官员在这种困难下面临的麻烦，四处怨声载道。 而在实际指挥作战的过程中，杨嗣昌也忽视了武将们的忍耐性，导致大家出工不出力，有的干脆就拒绝出兵，兵力的不足也使得杨嗣昌无法面面俱到，追击张献忠却让李自成崛起。杨嗣昌显然是忠于明朝，忠于崇祯的，襄王和福王分别被张献忠和李自成所杀，他觉得无颜面对无比信任他的崇祯，以至于患病而亡，对于当时的杨嗣昌来说，在全身心准备的两大战略的完全失败下，死亡说不定还是一种解脱。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杨嗣昌（1588年—1641年），字文弱，一字子微，自号肥翁、肥居士，晚年号苦庵，湖广武陵（今湖南常德）人，中国明朝后期大臣、诗人。兵部右侍郎兼三边总督杨鹤之子，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崇祯十年（1637年）出任兵部尚书，翌年入阁，深受崇祯皇帝信任。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杨嗣昌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镇压农民军，同时主张对清朝议和。但他的计划没能成功，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以“督师辅臣”的身份前往湖广围剿农民军。他虽然在四川玛瑙山大败张献忠，但随后被张献忠致敌战术牵制，疲于奔命。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破襄阳，杀襄王朱翊铭，杨嗣昌已患重病，闻此消息后惊惧交加而死（一说自杀），享年五十四岁。（概述图来源） 目录 1基本资料 2人物生平3主要成就4个人作品5轶事典故6人物评价7人物争议8亲属成员9影视形象 基本资料1 本名：杨嗣昌别称：杨阁老、杨阁部、杨武陵、盐梅上将字号：字文弱，一字子微 自号肥翁、肥居士，晚年号苦庵所处时代：明朝民族族群：汉人出生地：湖广常德府武陵县出生时间：万历十六年（1588年）二月二十七日去世时间：崇祯十四年（1641年）三月初一日主要作品：《杨嗣昌集》主要成就：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战略；玛瑙山大捷 人物生平2 万历十六年戊子（1588年）二月二十七日，杨嗣昌出生于明朝湖广常德府武陵县，他是三代单传之独子，父亲是杨鹤，官至兵部右侍郎、三边总督。武陵杨氏原籍安徽郎溪，在洪武年间因诖误而发配武陵充军，后代逐渐崇尚文学，追逐功名。杨嗣昌在家风熏陶下，自幼潜心读书，埋头科举，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中举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及第，开启了从政生涯。杨嗣昌步入仕途后，历任杭州府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福建司主事、户部江西司员外郎等官职，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擢户部郎中，同年十二月至天启二年（1622年）五月迁南京户部新饷司郎中，天启二年五月初二日刚上任就替登莱巡抚袁可立向皇帝请饷，“抚臣袁可立受命方新，请发帑金二十万安兵散民，似非得已。惟在圣明裁定，赐予若干。”（《杨嗣昌集》）此时，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渐有擅权之势，与朝中东林党人矛盾日益尖锐，杨嗣昌为躲避政斗漩涡，遂称病挂冠，隐居家乡， 主要成就3 针对愈演愈烈的明末农民起义，杨嗣昌夺情起复兵部尚书后，就于崇祯十年（1637年）四月十六日在《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中向崇祯帝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剿匪战略。杨嗣昌将农民军重点活跃的陕西、河南、湖广、凤阳作为“四正”，这四处的巡抚对农民军以剿为主，以防为辅；将“四正”周边的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作为“六隅”，这六处的巡抚对农民军以防为主，以剿为辅。“四正六隅”合为“十面网”，如果农民军在陕西，那么陕西、四川、湖广、河南、延绥、山西各巡抚张网六面合围；以此类推，农民军出现在“四正”任一地区，都会有六个巡抚张网以围困之，而五省总督和五省总理则负责剿杀。这是杨嗣昌抓住农民军流动作战的特点，而精心设计的围堵战略。杨嗣昌鉴于农民军主要活动于夏秋两季，冬春两季天寒地冻不便流动，所以他选择今冬明春（十二月、正月、二月）三个月作为围剿之期，把主战场摆在河南、陕西两省，分别包围，各个击破，决不能 个人作品4 名称备注杨嗣昌在户部任职时的公文《野客青鞋记》杨嗣昌辞职后的诗集《抚关奏议》杨嗣昌任山永巡抚时的公文《宣云奏议》杨嗣昌任宣大山西总督时的公文《中枢奏议》杨嗣昌任兵部尚书时的公文《督师载笔》《乐饥园诗集》杨嗣昌晚年的诗集《武陵竞渡略》杨嗣昌记录家乡武陵龙舟竞渡风俗的书《杨文弱集》崇祯末年刻本《杨文弱先生集》清代传世抄本《地官集》杨嗣昌任督师辅臣时的公文（以上资料来源：） 轶事典故5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明朝尚未显示乱象，时任户部郎中的杨嗣昌在一次奏疏中述说淮北、江浙地区由于年成不好，米价昂贵，民心思动的状况，忧心忡忡地提醒皇帝：“今日百姓尚知讨贼，尚可催科。只恐百姓自己作贼，谁为我皇上催科者？”后世史学家计六奇感叹道：“百姓自己作贼六字，十年来不幸而中！”崇祯四年（1631年），杨嗣昌之父杨鹤出任三边总督，负责招抚流寇，流寇领袖神一魁降而复叛，崇祯帝对此怒不可遏，于当年九月二十三日下令将杨鹤逮捕入京。时在山海关任职的杨嗣昌在三天后接到邸报，立即向崇祯帝上疏请求代父承罪，意欲皇上看在父子两代效忠朝廷这点上，从轻发落，崇祯帝不允。不久，杨鹤遣戍江西袁州。三年后，崇祯帝提升杨嗣昌为宣大山西总督，杨嗣昌上疏推辞：“臣父鹤总督陕西三边，今蒙谪戍袁州。臣父以总督蒙遣，子何忍拜此官？”委婉地请求皇上看在儿子面上宽赦父亲之罪。崇祯帝在答复杨嗣昌时，嘉奖他边略熟娴，足堪胜任三镇总 人物评价6 杨嗣昌是晚明一位重要的实务官僚，既不属于东林党，也不依附阉党。他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剿匪战略，被崇祯帝视为力挽狂澜的希望。同时，他还主张加派剿饷、练饷，主持对清议和，最后在督师围剿农民军的过程中死去，客观上属于为国捐躯。《明史》：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于是嗣昌得以才显。然迄无成功者，得非功罪淆于爱憎，机宜失于遥制故耶？崇祯帝朱由检：惟卿志切匡时，心存许国，入参密勿，出典甲兵，方期奏凯还朝，麟阁铭鼎，讵料乘箕谢世，赍志深渊，功未遂而劳可嘉，人已亡而瘁堪悯。爱颁谕祭，特沛彝章，英魂有知，尚其祗服，钦此。明末清初文学家吴伟业：呜呼！嗣昌一生心力不专用于办贼，迹其议论奏疏，亦可谓之能臣，而机变有余，忠诚不足，国事偾而身亦从之。《小雅·节南山》之诗曰：“不惩其心，覆怨其正。”此秉国成者所当引以为戒也。明末清初史学家查继佐：虽然鹤与嗣昌生不凡，是奇误也。夫既误，虽奇亦 人物争议7 他身后争议极大，这不仅是由于他在处理国家大事上的做法，还因为他与大儒黄道周、忠臣卢象昇等的恩怨。他死后虽然崇祯帝不予追究，但士大夫普遍唾骂，可谓谤满天下，多将他与温体仁相提并论，儒臣刘宗周更是在南明弘光朝要求“追戮误国奸臣杨嗣昌，以谢九庙之灵”。在这种情况下，杨嗣昌的儿子杨山松作《孤儿吁天录》、杨山梓作《辨谤录》，以澄清社会上流传的种种攻击杨嗣昌的传言。杨嗣昌玄孙杨超曾入仕清朝，他看到《明史》史官以否定基调为其父所作的传记后也上书辩诬。这些辩诬活动使杨嗣昌形象有所改观，越来越多的人对杨嗣昌抱理解性的同情。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阶级史观占垄断地位，作为农民起义军对立面的杨嗣昌自然受否定评价。改革开放后，随着史学研究的多元化，对杨嗣昌的正面评价逐渐增多，非但其忠心和才干得到重视，也肯定了他的文学才能和对家乡常德的贡献。 亲属成员8 父亲：杨鹤母亲：陈氏夫人：尹氏儿子：杨山松、杨山槂、杨山梓 影视形象9 《江山风雨情》（2003年电视剧），张光正饰演杨嗣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