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丝绸之路”一般是指以古代长安城(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那么丝绸之路诞生于哪个朝代?是西汉开始才有的吗? “丝绸之路”的概念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的，他在著作《中国》一书中将“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大多数人都认可了这一说法，认为“丝绸之路”是在西汉的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时开辟的。可事实上，这条贯穿东西两大文明的大通道其实早在西汉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众所周知，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从先后顺序来看，中国的华夏文明却是最晚出现的。现代考古发掘从商代墓葬中发现了一些非汉文化的青铜器，这足以说明早在商朝时期，华夏文明与外部世界已经发生过频繁地接触了。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马车从中亚经北方草原地区引入到中国的中原地区，这条马车引入路径跟后来的“丝绸之路”路径高度重合。因此“丝绸之路”的历史完全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只是当时贸易的物品并非丝绸，而是诸如青铜器之类的物品。 事实上，在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概念前，无论是处于“丝绸之路”东端的中国人，还是出于处于“丝绸之路”西端的罗马人，都没有意识到有这样一条路线的存在，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中国人只听说过在遥远的西方有一个叫“大秦”(古代中国对罗马帝国及近东地区的称呼)的国家，而罗马人也只知道在东方某地有个能生产出精美纺织品的“赛里斯国”。 当时“丝绸之路”上的贸易路线大体是这样：往来于中国与中亚之间的商人将包括丝绸在内的中国特产售卖到中亚及南亚市场，从新疆到现在的阿富汗和印度等地区，然后当地商人又将这些货品转售到更西边的波斯，就这样一站接一站的贸易，最终中国的丝绸出现在罗马的市场上。同理，罗马帝国的货品也是由这种方式一站接一站地到达中国。整条“丝绸之路”贸易由无数个经商团队组成，每个团队一般只走其中一个或两个贸易点，从来没有人能贯彻整条贸易路线。所以即便那些沿途节点上的国家和商队也不知道这条路线竟然横跨在东西两大帝国之间。 因此，“丝绸之路”的名称在十九世纪末期才开始出现，而这条路线的开辟则远在西汉之前，只是不同时期交易不同物品，传播不同文化(如殷商时期的马车、青铜器，汉唐时期的丝绸、宗教)。而参与贸易的各方虽然都置身其中，但却没人清楚这条路线的伟大历史意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历史上诸葛丰是什么形象?他的仕途之路如何?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诸葛丰，字少季，琅琊诸县人，西汉官员，他也是诸葛亮的祖先。 据记载诸葛丰自幼聪慧，喜欢读经阅史，长大之后也凭着这个本事被举荐为文学侍御史。黄龙元年汉宣帝驾崩，皇太子刘奭继位，是为汉元帝。诸葛丰被汉元帝提拔为司隶校尉。司隶校尉是西汉时期最高的监察官，它的威权，全靠皇帝的支持、信任，得到皇帝的宠信，其权威足以压百官。虽然司隶校尉的实际官职在九卿、三辅及京辅都尉之下 ，甚至也在承相司直之下 ，但在朝会时，却位居中二千石之前，与司直并迎垂相、御史大夫，这也就是司隶校尉地位特殊之。诸葛丰在担任的司隶校尉时，秉着刚直有节、不畏权贵的性子没有回避任何人，京师还有句俗语叫“间何阔，逢诸葛”用来称赞诸葛丰，汉元帝也欣赏他的高尚节操，提升他为光禄大夫。 汉元帝在位期间，因为认为宦官没有家室，不会缔结“外党”所以格外宠信宦官，在与外戚、儒臣的角逐中，宦官成为了最大的赢家。当时的许章因为外戚关系与汉元帝逐渐亲近起来，许章仗着自己的权势与地位奢侈淫逸不守法度，很多人开始都与许章有所勾结。诸葛丰了解他的作为之后准备上书弹劾他，之后遇到了私自外出的许章并打开拘捕他。许章趁势跑进了宫门准备向汉元帝求情，诸葛丰在见到汉元帝后状告了许章的罪过，但汉元帝最后不仅没有治许章的罪过，还下令收回诸葛丰的符节。于是从诸葛丰开始，历史上的司隶校尉不再掌握符节了。 在那之后诸葛丰以自己低能胆小、在任职期间没什么表现为由向汉元帝辞去官职，汉元帝事后也没有答应诸葛丰的请求。但是汉元帝在那之后也开始不采纳诸葛丰的意见。不久后诸葛丰被判罪遭捕，并调任为城门校尉。诸葛丰之后有上书弹劾了周堪、光禄大夫张猛等人，汉元帝看到奏章之后，十分不满意诸葛丰的态度，还斥责诸葛丰没有不但没有反省自己，之前还夸赞过二人现在反而怨恨周堪、张猛等人，为了能上位获得权利毁人声誉，是个不忠实、沽名钓誉的人。最后汉元帝念及诸葛丰年老将他贬为庶人，就这样诸葛丰被免官，自此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最后老死在家中。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刘之纶，崇祯元年进士，明朝兵部右侍郎。你们知道吗，接下来趣历史小编为您讲解 崇祯皇帝继位的第二年，渴望成为尧舜之君的崇祯违规提拔了一名官员，他叫刘之纶，是崇祯元年刚刚高中进士的官场小萌新，他得到好友金声(抗清英雄，南明隆武年间被洪承畴俘杀)的举荐，获得了一次和崇祯皇帝面对面的机会，刘之纶很善谈，也很善于表达自己的见解，因此吸引住了崇祯皇帝的目光。 刚登基的崇祯还是很愿意大力提拔人才的，比如袁崇焕向他保证可以五年平辽，他马上给了袁崇焕想要的一切权力，对于刘之纶也是如此，他看中了刘之纶，毫不犹豫地给刘之纶升官，刘之纶刚做官一年，只是个普通的庶吉士，级别从七品，结果崇祯封他为正三品的兵部侍郎，一下子升了九级官位： 帝立召之纶、甫。之纶言兵，了了口辨。帝大悦……授之纶兵部右侍郎……于是之纶宾宾以新进骤跻卿贰矣。 这么个升官法就有点不合官场的升迁规矩，当时很多人都反对，但是崇祯坚持己见，还是下达了给刘之纶升官的圣旨，这样的提拔力度当然让刘之纶感激涕零，恨不得以死报效皇帝的知遇之恩，他也马上就有了机会。刘之纶升官的当年，后金军队在大汗皇太极的率领下越过长城首次入侵大明，“己巳之变”爆发。 在整个战争前期，明军一败再败，赵率教、满桂、孙祖寿等著名将领陆续战死殉国，明军对于后金骑兵的进攻几乎是毫无办法，防守吃力，没有谁敢主动去挑衅后金大军。这个时候，刘之纶主动站出来要为崇祯皇帝分忧，他要求带军出战，不过他在满朝文武的眼里属于幸进之辈，没有人认为他能够打败敌人，因此，他要求调正规军的请求没有得到允许： 请行，无兵，则请京营兵，不许;则请关外川兵，不许;则议召募，召募得万人，遂行。 无奈之下，刘之纶在得到可以自行募兵的允许后，凭借着他那鼓动能力超级强的三寸不烂之舌在北京周围临时招募了一万多人组成军队，这批人里面只有少量的正规军，还都是战争爆发前期被后金军打败的逃兵，刘之纶又没有时间训练他们，因此战斗力可想而知。不过刘之纶一心要报答崇祯的知遇之恩，也有为国不惜身的一腔热血，雄赳赳气昂昂的就出发了。 刘之纶的目标是被后金军占领的遵化城，那是后金军撤退的主要城关之一，夺回遵化就可以堵住后金大军回撤的道路，有可能将后金军的主力消灭在关内，后金当时在遵化负责守卫的是范文程这个文官，手下也只有不到一千骑兵，而在北京城周围已经有十数万回援北京的明朝正规军，可没有一支军队敢于随同刘之纶部去攻打遵化(明军并不知道遵化只有不到一千人)。 刘之纶说干了嘴，得到了两位明军总兵马世龙、吴自勉承诺，答应在他之后接应，然后刘之纶独自开路去打遵化，他的部队全是杂牌，行军速度慢，结果等到他慢吞吞地来到遵化城下，早得到消息的后金军从永平方向赶来的援军已经到了，领军的是军事能力超过刘之纶无数倍的后金大贝勒代善，而答应接应刘之纶的两位明朝总兵却爽约了。 对战的结果其实早已经注定，初出茅庐的刘之纶领着他那万把杂牌军被骁勇善战的代善率领的三万后金铁骑包围在遵化城外的营山上，还没开打，明军就乱了，双方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上，明军唯一有战斗意志的恐怕只有刘之纶这位主将。刚开战，手下就劝他逃，他说“毋多言!吾受国恩，吾死耳!”看见战胜敌军无望，他唯一的表态是“持此归报天子”，其部最终惨败，刘之纶卒。 刘之纶用鲜血报答了崇祯皇帝的知遇之恩，在他背后，十数万明军连来到战场的勇气都没有，刘之纶在当时实实在在的是个再渺小不过的小人物，可就是这个小人物却毅然的以身许国，和强大的后金军队面对面硬抗，在他死后，崇祯要追封他更大的官爵都被劝阻，要很久以后才获追赠兵部尚书，刘家贫苦，当时连扶灵返乡的费用都没有： 及战死，天子嘉其忠，从优恤，赠兵部尚书。震孟止之曰：“死绥，分也，侍郎非不尊。”遂不予赠，赐一祭半葬，任一子。之纶母老，二子幼，贫不能返柩，请于朝，给驿还。 从《明史》对刘之纶的描述看，他其实更适合做一名技术官员，他会制造单轮火车、偏厢车、兽车，会制造西洋大小砲，加上他能言善辩，有一定的鼓动能力，如果放到现在，做一个研究所正职所长是妥妥的，但他却去了并不能发挥其能力的战场，战败是正常的。在“己巳之变”中，像他这样主动向后金军进攻的傻子实在是很少，后来的清朝也给了这位傻子应有的待遇，在修《明史》时给了只有两年官场经历的他一个立传的位置。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众所周知董卓的出身并不高贵，他的父亲只是个县尉，跟其他权贵之家是没法比的。那么董卓是怎么一步步走向权臣之路的?用了哪些手段呢?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解答。 东汉末年，朝中有三股势力，外戚、宦官、士族。士族是这三股势力中读书最多，最聪明的，所以他们成功挑起了外戚和宦官的矛盾，让外戚和宦官同归于尽，自己好坐收渔翁之利。后来袁绍和曹操还带人入宫，只要看到太监，不管好的坏的全部杀死，终于彻底铲除了朝中宦官的势力。结果董卓在这个时候突然领兵进京，当时他担任的职位是并州刺史河东太守，进京之前，董卓告诉手下的人，一旦此次事成，所有人都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由于当时没人知道董卓到底有多少兵马，所以也不敢轻举妄动。据传董卓只用了3000名士兵就控制了整个宫廷。至此，一股全新的力量进入东汉朝廷，军阀一夜之间成为朝中最强大的力量。 此时袁绍和曹操兵马不多，还在猥琐发育阶段，只好逃离京城，试图对抗董卓。从某些方面来说，董卓是有一定的战略眼光，否则汉朝会怎么发展还很难说。后来董卓集结了强大的西凉军，又打了几次胜仗，声势越发浩大。从此，董卓彻底站在了人生的巅峰，开始了自己的权臣之路。董卓虽然没有自称皇帝，但享受的待遇和皇帝一样。关键是他扶持的汉献帝刘协根本无力反抗，只能当个傀儡皇帝。 当时还有个人编了一个歇后语，叫“董卓进京，来者不善”，可以说是非常贴切的形容了当时的情况。其实董卓在高位的时候，很多人都想铲除他，但是都没有什么好机会。董卓是个多疑的人，身上一直都穿着一件刀枪不入的盔甲，时刻提防着别人暗杀他。在此期间，曹操为了取得董卓的信任并刺杀他，故意接近董卓。最终以失败告终，反而让自己狼狈的被董卓追杀。 那么如何才能除掉董卓呢?对此王允已经看透了，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董卓身旁的人下手。董卓这个人有个很大的性格缺陷，就是脾气过于暴躁，传闻他有一次因为心烦竟然用方天画戟往吕布身上丢，把吕布吓得不轻，日夜担心哪天董卓不开心，就杀了自己。王允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再利用激将法，说服吕布为内应，一起除掉董卓，后来2人联手，果然顺利除掉了董卓。 纵观董卓的一生，若是生在太平盛世，当个将军之类的对他来说才是再好不过的。恰逢乱世，看不清自己的能力上限也看不清身边人的真心，就注定了他死亡的结局。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红楼梦中尼姑智能儿为何没有生还之路?下面由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这篇文章，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接着往下看 智能儿这个人物，只在秦钟故事里，惊鸿一现，就再没了消息，这个可怜的痴心的小尼姑，一片真心，托付给了秦家公子，在她眼中，秦公子就是神仙一样的人物。 (一)秦公子是什么人? 秦钟是什么人，也是官二代，只是秦业的地位，比不得荣府二府的老爷们，秦家在那个圈子里，倒是似寒门了，秦钟上学都成问题，还是借了女儿的婆家力量，认识了宝玉，才进了贾府贵族小学，二十四两，不是过宝钗螃蟹宴的费用，闺中一次小宴，就让秦业大人七拼八凑，可知秦家在那个圈子里，有多寒酸。 秦钟见宝玉时，特意写了他的心理描写，他是满满的自卑，满满的羡慕，他深叹秦家门第低，不得结交宝玉这样的人物，和宝玉上学，欢天喜地，半为机会，半为结交宝玉，在那个圈子，宝玉于秦钟就是凤凰一样的人物。 然后呢，秦钟进了贾府贵族小学，其实他和宝玉同进同出，倒有些陪读的性质，贾母对他不错，也有把他当陪读的感觉，不过，秦家也欢喜这个身份，秦种能随宝二爷出入荣国府贾母的后院，在那里，遇见了随师傅进府的智能儿。这个小尼姑，自然是极美丽的。 可惜，她的美丽，无人识，在尼姑庵里，她是不情愿的，她把馒头庵说成牢坑，可知她的不情愿。 (二)智能儿的出路在哪里? 二人不知道怎么，就郎情妾意了，陪读忘记了不是自家，智能忘记了她的身份，她应该不是情愿入庵的，或者是家贫，或者干脆早没了家，反正她是生计所迫，不是看破红尘。 在贾母的后院里，到底不能畅意，有些欢喜，有些害怕，倒是秦可卿出殡，凤姐带了宝玉秦钟进了馒头庵，给了二人机会，凤姐和净虚忙着张大财主的退亲案，弄了三千两银子，秦种和智能，得偿所愿，恩爱非常。 这一场情缘里，智能是所图，要秦种带她离开这里，自然是给馒头庵一笔银子，可是她没打听明白，秦家有没有这笔钱，秦业能不能接受儿子与她的往来，她付出了自己，却落了空，秦钟回了城，就没了消息，把她丢开了，她的生活又灰暗了。 秦钟呢，是真的没太在意她，否则，就应该求宝玉设法，让智能儿先离开馒头庵，宝玉若要办，自然有办法，或者凤姐一句话，净虚自然乐意孝敬。智能儿先还俗，才有可能和秦钟光明正大在一起，反正，秦钟没打算，为了她，折腾什么。 所以智能私逃进京，寻到秦家，可惜，让秦业撵了，这条路走不通了，她的结局，不管是回到馒头庵，还是私自逃离，前景都不光明。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范仲淹的官仕之路是什么样的?今天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这篇文章，希望对你们能有所帮助。 在宋朝的历史上，有一个史书、民间和历史研究者都公认的完人，也是宋朝三百年历史中，唯一的操守和品行被所有人认可的人，他就是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语的北宋名臣范仲淹。 《宋史·范仲淹列传》在最后对他的评语中，也追捧得相当高，但在历史上，范仲淹做人相当成功，成为一代道德楷模，可做官却比较失败，虽然一度担任过宰执，主持变法，却因方法不得当，被守旧派大臣及勋贵抵制，以至于很快就失败了，造成了晚年的漂泊。 范仲淹一生数度被贬斥，早在宋仁宗天圣年间，皇太后刘娥临朝称制的时候，当时还只是七品芝麻官的范仲淹就因上书劝刘娥把权力还给皇帝，而被贬斥，这还是因为宋朝到宋仁宗时期，基本上已经不杀士大夫了，否则，范仲淹那会估计就完蛋了。 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刘娥驾崩，宋仁宗亲政，感叹范仲淹的才华和忠诚，把他调入汴京为官，可不到一年时间，他就因跟宰相吕夷简互相攻讦，又被贬出京城，两年后才回来，这次同样也只安稳了一年，还是因跟吕夷简的争执，于景祐三年(1036年)再次被贬斥。 这一次范仲淹被贬就稍微麻烦点，因为反吕夷简的共同目标，当时范仲淹身边已经聚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盟友，全是范仲淹这样的新生代士大夫，大家一拥而上的去攻击吕夷简，让宋仁宗和中立派也都有些担心，害怕成为朋党之势。 所以，即使在范仲淹遭贬后的第二年，吕夷简被罢相，也没有谁敢让范仲淹这么个刺头回朝，并在此后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让他不停地换地方当官，从江西饶州调到江苏润州，再调到浙江越州，每个地方都待不了几个月就被调走，这恐怕就是所谓的磨砺。 康定元年(1040年)，因边境地区西夏的压力，宋仁宗又想到了范仲淹，在回京过渡了几个月后，委派他和韩琦一起到陕西担任夏竦的副手，此后的两年中，范仲淹一直在边境修城，他的策略就是以防御为先，好水川之战时，曾拒绝了韩琦要他配合出兵的请求，结果，韩琦大败。 范仲淹在陕西任官时，从不主动进攻西夏，虽然也经历了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等战役的失败，但也有过收降羌族部落的功绩，还提拔过狄青，特别是他主张修城防御的策略，特别符合宋仁宗不轻启战端的原则，而且，他也认为范仲淹磨砺够了，该重用了。 于是，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把范仲淹调回京，先升为主掌兵事的枢密副使，不久后拜为参知政事，成为北宋朝堂上的宰执之一，并把范仲淹的一批死党，如欧阳修等也陆续调回京城当谏官，准备以范仲淹为主，进行改革。 从庆历三年下半年到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的这一年半时间里，是范仲淹在北宋官场最后的辉煌了，他以宰执之身主导了宋仁宗朝唯一的一次变法，即“庆历新政”，也因为这次变法得罪了太多人，范仲淹的晚年只能一直在外漂泊。 “庆历新政”时，范仲淹拉着富弼、欧阳修、韩琦等一帮赞同变法的新生代士大夫们呕心沥血准备大干一场，却因变法的条款触动了太多官员的利益被抵制而举步维艰，最后因欧阳修的一篇《朋党论》让宋仁宗也担心了，新政终止，范仲淹又一次被贬。 此后，别说反对变法的官员，就连宋仁宗也不敢让范仲淹回京了，刚开始，范仲淹出京时，身上还挂着代表宰执地位的参知政事衔，实职也兼着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好歹还是个省部级，但没几个月后，就把宰执身份给他免了，换成了顾问性质的资政殿学士，正三品。 又过了几个月，省部级的职位也没了，实职直接降到了地市级的河南邓州知州，虚职也降成了正四品的给事中，范仲淹在邓州待了三年，政绩卓著，但朝堂上也没人敢让他回去，虚衔变成副部级的户部侍郎，然后调到山东青州继续做知州，过了一年，范仲淹因病调任安徽颍州时，在半路上病死。 范仲淹死后，谥号是文官最高等级的“文正”，追增的官职因死前只是个户部侍郎，所以刚去世时只能追增到兵部尚书这一级别，多年后才慢慢加到太师、中书令、尚书令、楚国公，算是和他的名声以及曾经担任过宰执的地位相符合。 从范仲淹的生平看，他实际上在中枢没有待几年，基本上每次都是一年左右就被贬斥到地方，在中枢站不住脚，只能说明，范仲淹虽然道德、操守是一流水平，可政治水平却差强人意，就以变法而论，后来的王安石搞得比他还厉害，还激进，可王安石就坚持了五年多。 即使王安石最后失败，可朝廷为了安抚他，在他生前，还为他保留着宰相乃至三公的虚职，从同平章事到左仆射，再到司空，只有升而没有降，爵位也一直是国公，没谁敢给他降，从这个经历看，范仲淹政治上的水平和威望远不如同样搞变法的王安石。 而范仲淹到处当知州的经历，也可以看出来，宋朝对于政见不同者的处理，因宋朝到宋仁宗时期就不再杀士大夫，因此，对于反对派，基本上就是到处调任，反复的折腾，古代交通不便，跨省调任其实就是变相的惩罚，不止范仲淹，很多名臣都死在调任的路途上。 不过，从范仲淹刚逝世后的追谥“文正”看，即使是他的反对者，也敬佩他的操守和品行，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是谁都愿意去做的，这句名言就和岳飞曾经说的“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一样，大多数人不但做不到，反而会警惕说这些话的人，范仲淹当年的变法，重点在吏治，想让所有的官员都变成自己一样的操守，不失败才怪。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唐朝(618年—907年)，是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共历二十一帝，享国二百八十九年。等唐玄宗即位后便缔造了全盛的开元盛世，使唐朝达到全盛。天宝末年，全国人口达八千万左右。安史之乱后接连出现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现象，国力渐衰。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关于武则天打击这位政敌的措施为什么反而让他成长为大唐名将的详细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作为中国古代空前绝后的女皇帝，武则天当皇帝遭遇的阻力之大可想而知。正因如此，武则天一生中多次以严厉手段打击政敌，很多政敌都因为武则天的打击措施而一事无成乃至身死族灭。 有意思的是，有位政敌却因为武则天的打击成长为大唐的一代名将，他所形成的政治影响几十年来都对武则天形成巨大威胁。武则天打击这位政敌的措施为什么反而让他成长为大唐名将? 对于喜欢隋唐小说的朋友来说，肯定知道裴仁基、裴元庆父子。而在隋末历史上，裴仁基、裴行俨(裴元庆原型)确实是表现突出的名将父子，还促成了秦琼、程咬金、罗士信等名将归顺唐朝。 不过裴仁基的小儿子裴行俭没能像父兄一样在隋末唐初展露头角。贞观时期，裴行俭考上了科举，出任左屯卫仓曹参军。时任左卫中郎将的名将苏定方非常欣赏裴行俭，将所学兵法倾囊相授。 可贞观时期是太平治世，少数对外战争也被李靖、李勣、侯君集、薛万彻、李道宗这些初唐名将们承包了。连苏定方当时都只能为这些名将打下手、冲先锋，更不要说他的学生裴行俭了。 因此满腹兵法的裴行俭在贞观时期一直没有领兵打仗的机会，只能当文官混日子。唐高宗永徽年间，已经快四十岁的裴行俭出任长安县令。就在此时，裴行俭卷入了一场大规模政治风波。 这场政治风波就是著名的“废王立武”，而裴行俭则支持长孙无忌。在与长孙无忌、褚遂良召开的秘密会议上，裴行俭认为立武则天会祸乱国家，结果被唐高宗和武则天贬为西州都督府长史。 西州就是如今的新疆吐鲁番一带，当时属于偏远和战乱多发地区，武则天是想以此扼杀裴行俭的政治生命。但没想到的是，对于满腹兵法的裴行俭来说，战乱多发的西州是施展军事才华的最佳舞台。 于是在西州都督府长史任上的十年中，裴行俭一方面整顿武备、安抚人心，另一方面收集周边政权的情报。由于政绩突出，裴行俭在麟德二年(665年)升任安西都护，在大唐西域形成了巨大的威望。 此后唐朝在西部的战事基本上都由裴行俭负责，百战百胜、屡立大功的裴行俭成长为大唐名将。苏定方去世后，裴行俭成了大唐军方的第一代表人物，出任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 永隆二年(680年)，已经六十岁的裴行俭率三十多万唐军彻底解决了西突厥，《旧唐书》称为“唐世出师之盛，未之有也”。裴行俭的人生也达到了巅峰，成为与李靖、苏定方一样位列武庙的盖世名将。 正因如此，如今只要谈论唐朝的名将，裴行俭是必须要重点说起的历史人物。但很多人却忘记的是，裴行俭名将之路的起始却是武则天对政敌的一次打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郤正在蜀汉灭亡后是什么结局，不清楚的读者可以和趣历史小编一起看下去。 郤正，字令先，司州河南郡偃师县人。他的祖父郤俭昏庸无能，益州刺史的职位也是凭借钱财买来的，益州刺史虽然不是一品大员但也算的上是封疆大吏，到任之后他横征暴敛、大肆收税、烦扰百姓，最后被黄巾军杀。他的父亲曾在刘备麾下担任营都督，之后跟随孟达一起投降了曹魏，他的母亲最后也改了嫁。父亲投敌与母亲改嫁这种悲惨命运也没有改变郤正，他一直特别好学，靠着阅读名书成为益州地区比较有名气的人。 也正是有了这些名气，郤正才有了入仕的机会，之后他因为善于写作被蜀汉朝廷征召为秘书吏，有又调任令史，升任秘书郎，官至秘书令。 在刘禅统治后期开始宠信宦官黄皓，在董允去世后，黄皓便与陈祗二人互为表里，这也给了黄皓参与政事的机会。景耀元年，宦官黄皓在陈祗死后开始专秉朝政，这一时期的蜀汉已经开始逐渐露出颓废之势，面对纳那些反对自己不喜欢自己的人，黄皓都会想尽办法设计他们，就连姜维为了避开黄皓都要去沓中屯田，不敢回成都。而当时郤正入朝为官多年虽然一直与黄皓井水不犯河水，但也始终不得重用。 郤正为人淡泊名利，又一直潜读文学，著作了《释讥》，用文章来表达自己淡薄安宁的心境，文学功底也日益深厚。景耀六年，司马昭举兵胎发蜀国，钟会率领十几万大军牵制姜维，邓艾之后偷从景谷道偷渡进兵至绵竹，杀败诸葛瞻，刘禅一方面调阎宇支援成都，一方面招技大臣商议。最后刘禅在谯周的建议下选择投降，郤正起草了蜀汉的投降书，蜀汉就此灭亡。 蜀汉灭亡后，刘禅被一移居魏国都城洛阳，封为安乐县公。由于事发突然且前途未卜，许多蜀汉旧臣都不愿跟随刘禅前往，仅有寥寥几个人念着君臣情谊，护送在刘禅周围，郤正就是其中一个，他抛弃舍弃妻儿与刘禅一起随行。到达成都后，刘禅也靠着郤正交给他的礼仪没有犯什么大错，事后刘禅也感叹悔恨自己了解郤正太晚了。之后郤正也因为被百姓称赞被赐予关内侯的爵位，泰始八年，司马炎称赞郤正有气节，让他担任巴西郡太守一职。公元278年，郤正逝世。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上古时候有个传说，一个男人生了孩子。只不过这个男人生下孩子的时候，没有子宫……也许有，只不过上古那个时代，科学技术肯定无法与今天同日而语，就算真有子宫，当时的同志，也恐怕没有能力知道它长于何处!最为出奇的地方是，这个男人生出孩子的时候，已经去世了很久。 这个男人就是：鲧。 在上古的传说中，鲧是黄帝的孙子，按今天的说法，也算高干子弟也。就是在尧舜的那个时代，他也是贵族之一。在当时那个时代，他应该是尧在位时候的朝廷大臣，而且，自己也是一方部落首领。 他的死，与水有关。 在我中华历史上，有一条著名的伟大河流，被我们誉为：母亲河。 因为它孕育了炎黄世系包括炎黄子孙的整个中华民族，它就是黄河。 那个时候，我们伟大的母亲河脾气可有点儿暴躁，动不动耍大小姐脾气，顷刻便雷霆万钧，浩瀚汹涌的洪水瞬息之间铺天盖地。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土地、房屋、庄稼，乃至于腿脚不够快的生命，无论是人的生命还是动物的生命，顷刻都是无影无踪。 一旦母亲河发脾气，我们的最高统治者即坐不住矣。 普天之下的劳苦大众在水生火热中垂死挣扎，如果最高统治者没有解决的办法，那么劳苦大众的矛头自会指向他屁股下面的那把象征权力的座椅。 所以，我们伟大的圣人孔先生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李世民同志也说了：民为水，君为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大水一发，就算被我们后世誉为最伟大君主的尧，也深感火烧屁股，岂能稳稳坐于交椅之上?他即刻召开部落联盟会议，会议推举鲧负责治理泛滥的洪水(四岳推举，奉尧命治水)，鲧领命。 这个世界，解决水患的办法，永远都有两种：一种是“堵”，另一种就是“引”。 鲧治水，就采取了第一种办法，他堵。 这个办法简单，而且见效快。洪水涨一尺，我就将拦水堤修高两尺，洪水涨一丈，我就把拦水堤修高两丈……殊不知这洪水一直涨上来，拦水堤来不及修不说，还会使水积得更多，压力也更大，一个没有留神，便将已经修好的堤坝彻底冲毁，造成更大的灾难。 老百姓流离失所不说，更是怨声载道。 鲧治水“九年未成，被殛于羽山。”——被处死矣。 这中间，其实暗含着一场政治角逐——尧的继承人的政治争斗。 非常非常的遗憾，鲧是这场争斗的牺牲者。因篇幅，胡宁不具体展开分析。 也许鲧自觉死得太冤，也许就是心中的意愿并未完成——反正其尸体长久不肯腐烂。 他这个反应，可比死不瞑目更为夸张。 据说，当时有一位叫祝融的同志，便用吴刀剖开了鲧的肚子，奇迹产生：一个男孩儿当即从他的肚子里蹦了出来。 囧吧? 还是在上古的时候，我们中国的男同志就可以生孩子了。 这个从男人肚子里蹦出来的孩子，就是大禹。 因他被尧封为夏伯，故又称夏禹或伯。后来，大禹长大之后，我们的母亲河再次发大小姐脾气，大禹于是接受了当时已经接替唐尧的虞舜的命令，继续治水。 据说，大禹接到治水命令的时候，刚刚新婚四天，从此便顾不得照顾妻子，即为治水而四处奔波，而且在往后的十三年里，三过家门而不入……直至治水功成名就。 坦率地讲，我不认为这个传说成立。因为，大禹第一次过家门的时候，是妻子生病;第二次是妻子怀孕;第三次是他的妻子涂山氏生下了儿子启，而且，婴儿正在哇哇地啼哭，大禹却正好于门外经过，听见了哭声，也强忍着没有进去探望。 这里至少有两个疑点：第一，既然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那为什么他第三次过家门的时候，正是他的还是婴孩的儿子启哇哇啼哭的时候?难不成启在娘胎里呆了十几年?第二个疑点，他那治水的项目，真的就是紧张到十多秒的时间都没有吗?毕竟，他的屁股后面没有日本鬼子的枪炮追着吧?也没有山火追着烧吧?进去瞧一眼老婆儿子，那水就治愈不了? 其实，这一段情节，不过就是表扬大禹同志将普天之下劳苦大众放在心中的第一位，不达治水的目的，誓不放弃。但是，瞧上一眼老婆儿子，就没有把劳苦大众放在心里了吗? 实事求是讲，大禹同志治水的方法，用对了。 他用的方法，与鲧截然相反：他引。 引，其实就是疏导。这是一种比较复杂、缓慢，而且还考验耐心和细心的方法，但无论如何，这样的方法使用对了，离成功就不会太远。 大禹治水，就用了引导的方法。 传说在大禹治水的过程中，人们发现有大山挡着黄河的去路，使得浩瀚的黄河水在此盘旋，泥沙淤积，而且河床越发提高。大禹即率众将此山开凿出三道门，并命名为神门、鬼门和人门。被困的河水，于是倾泻而出，湍急的河水顺着这三门咆哮远去，河水从此畅通。这三门，就是我们今天著名的旅游胜地：三门峡。 据考证，当时大禹治水的地区，大约就是今天的河北东部、河南东部、山东西部和南部，以及淮河北部。据说，大禹的足迹遍及黄河两岸，并最终将泛滥全国的水患消灭。应该说，大禹的功绩，在当时的那个生产力极为低下的上古时代，必然是极受普天之下劳苦大众的尊崇的。 要说威望的话，大禹当之无愧天下第一。 其实，对劳苦大众来说，他们的要求非常简单，第一，他们有土地可耕种;第二，在耕种的前提下，劳动人民应该有相应的收获——至少有粮食填肚皮嘛。 但是洪水爆发，除了房屋之外，可耕种的土地也被冲毁了，土地被冲毁了，当然就不可能有收获。没有收获的最大问题就是：肚子得挨饿。 这可不是一个人挨饿，是所有的人都挨饿。 在上古那个时代，能够让劳苦大众不挨饿的人，一定会受到人们发自肺腑的顶礼膜拜。 大禹就受到了这样的礼遇。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后汉书·西域传》称：“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那么东汉丝绸之路为什么会“三绝三通”呢?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解答。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自立，西域诸国多与新莽政权断绝关系，西域又被匈奴控制，丝绸之路断绝。此谓“一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班超奉命出使西域，争取各国脱离匈奴，归附汉朝。东汉与西域重新建立联系，“丝绸之路”至此复通。此谓“一通”。 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汉明帝驾崩。北匈奴攻占车师，焉耆、龟兹反叛，“攻没都护陈睦”。次年汉章帝刘炟继位，决定召回汉官戊己校尉，不再派遣都护。后匈奴趁机侵占伊吾，东汉与西域二次断绝联系。此谓“二绝”。 汉章帝下诏征还班超，班超奉诏将欲回国，从汉诸国大为震动。于是，班超与属员留了下来，后在东汉援军支持下，大败莎车、龟兹、焉耆，向东越过葱岭的大月氏，“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 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派副使甘英等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经安息、条支，直达波斯湾边，“距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临西海以望大秦”。因安息国一向用东汉的丝织品与罗马交易，不想让甘英开通东汉与大秦的直通商道，就故意夸大航海困难，甘英不得已返回。这是中国使者第一次远达波斯湾，《后汉书·西域传》称“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至此，丝绸之路再复畅通。此谓之“二通”。 班超在西域经营30年，71岁病逝，葬洛阳北邙。和帝于公元105年驾崩，殇帝刘隆即位半年余夭折，东汉内部动荡，接班超而任西域都护的任尚不能掌控西域，安帝刘祜即位后难以西顾，下诏罢都护，“遂弃西域”。此谓之“三绝”。直至18年后的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东汉朝廷才派遣班超之子班勇出任西域长史。班勇“将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遂破平车师”;延光五年(公元126年)，又大破北匈奴。 顺帝刘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班勇、张朗(敦煌太守)讨伐焉耆、尉犁、危须三国，三国臣服，“并遣子奉献”。至此，班勇重新打通并保护了边塞与丝绸之路的畅通。此谓之“三通”。班勇撰写的《西域记》一书，是范晔撰写《后汉书·西域传》的重要依据。 回顾东汉丝绸之路的“三绝三通”，我们可以得到三重启示： 其一，丝绸之路既是一条友谊之路，又是一条发展之路，开放之路。为什么“三绝”后又会“三通”呢?因为“绝”就会影响中原与西域各国的经贸往来，对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而“通”则有利于丝绸之路沿途各国的经贸往来和经济发展，所以丝绸之路的“绝”只能是暂时的，“通”才是必然的。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不是人为因素所能左右的。 其二，中华国力强盛，社会稳定，丝绸之路就能畅通，反之，丝绸之路就有断绝的危险。东汉丝绸之路的“三绝”，其原因或是改朝换代造成的社会动荡不安，或是国力衰弱无暇西顾，遂给某些敌对势力提供了破坏丝绸之路的机会;而“三通”，则是国家渡过危机、恢复安定后，政治条件、经济基础、社会环境俱佳的情况下，才能做到。所以，国家稳定，才是经济繁荣的保证，才是人民之福。 其三，应该注意到，“三绝”后复“三通”，朝廷都用上了军事手段。这说明，破坏阻挠丝绸之路畅通的敌对势力是不甘心失败的，只要有机可乘，他们就会制造麻烦。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不懈走强军之路，保持强大武装力量，随时准备应对挑衅和危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还不知道南方丝绸之路有哪些历史价值?其实南方丝绸之路开通以来内接中原，外联南亚、东南亚，是佛教南传、藏传，本土宗教的交汇地，独特的地理位置，杂居交错的民族聚落，构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是中原文化、藏传文化、东南亚文化及当地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 从文化线路上来说，这些区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定义的“藏彝走廊”地带，也是“三圈说”的“中间圈”区域。 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处于中央版图边缘地带，一方面跨境而居，与当地土著在物品上互通有无，语言上交流通畅;一方面受到中央王朝管控，遥远的王权管控远达于此，在政令上畅通有效，儒学传统文化远播于此，通过人员交流、物品交换，在上下一体的秩序中，核心、中间、海外三圈间文化出现了上下纵横勾连。 处于“中间圈”地带上少数民族是主体，但长期与汉族杂居交融，贸易的终点又延伸至“核心圈”“海外圈”范围内，构成了“边缘”与“中心”的互动。 南方丝绸之路是多国、多地域、多民族文化的碰撞和融和、排斥和吸收，是混合体而不是单一民族的特产。它对外来文化既没有照搬、移植或简单的改头换面，而是本土文化与多种外来文化碰撞融合，和谐共生，和而不同的复合文化。转运于不同时空中的丝绸、茶马，一路适应、融合，最后移植生根，在不断地适应中变迁，不断的创造再生，将圈内圈外的文化勾连融合，浑然一体。 考古学证据表明，中国古代文明经由西南地区与近东文明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中叶就已存在了，其间文化因素的交流往还，多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进行。四川和云南考古发现的来自西亚的石髓珠和琉璃珠，都证明中国西南与西亚地区的经济贸易和文化关系早已发生的事实。 商代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雕像群和金杖、金面罩，由于上源既不在巴蜀本土，也不在中国其他地区，但却同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等世界古代文明类似文化形式的发展方向符合，风格一致，功能相同，在年代序列上也处于比较晚的位置，因而就有可能是吸收了上述西方文明区域的有关文化因素进行再创作而制成。 西方考古发现，希腊雅典kerameikos一处公元前5世纪的公墓里发现了5种不同的中国平纹丝织品，织法与四川丝绸相同。埃及和欧洲考古发现的中国丝绸，与中国考古发现的印度和近东文明的因素，两者在中西文明交流与互动的发生、发展年代上吻合。 西方地中海地区的古希腊、罗马，最早知道的中国丝绸，便是来自古蜀地的产品。由此可知，从中国西南到印度，再从印度经巴基斯坦至中亚阿富汗，由此再西去伊朗和西亚、欧洲地中海地区和北非埃及，这条路线正是中国丝绸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西传的交通线。 古代巴蜀丝绸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丰富了印度、中亚、西亚、北亚和欧洲文明的内容，而这条因丝绸传播而形成的线路，不仅对中国早期西南地区的经贸繁荣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对南亚、东南亚、中亚等地的经贸繁荣也有较大的影响。 不仅如此，南方丝绸之路对于中国西南地区以及东南亚、南亚的民族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考古材料显示，自夏、商时羌系民族便经青藏高原的东缘(四川西部)向西南地区迁移，此后这种民族大迁移络绎不绝，到战国时期“因畏秦之威”又一次达到高潮。这些迁移的民族不单到达西南夷地区，一部分甚至进入了东南亚及南亚的东部地区。民族的迁移打通了沟通南北的交通通道，促进了文化交融。 南方丝绸之路在历史意义和价值意义上是世界性的，它具备的文化个性和创造精神不可替代。这种创造性是南方丝绸之路开放精神的必然产物，沿线文化是南方丝绸之路沿线族群的民族文化精粹的集中表现，是该线路民族文化的标志，是整体性的象征。 南方丝绸之路文化在漫长的发展史上，已渐渐转型为象征精神，马帮终将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彻底消逝，沿线旅游、博物馆，茶叶交易新市场等，无不是以茶马文化为内核的发展开拓，而这些也必将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继续传承和发展。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众所周知南方丝绸之路东到中原，西达印度，中原文化和印度文化通过这条道路相互交流，那么南方丝绸之路有哪些文化特色呢?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浓郁的商业性 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民间商道，它因商而辟，因商而兴，也因商得以流传，最后也因商被遗弃。浓郁的商业性特色，可以从几方面得以证实。 首先，开辟古道的是经商的人和马帮，古道上流通的是各地的商品，古道也主要因商贸而存在，成为商品的载体，发挥着其流通商品的功能。 其次，围绕古道，从商者甚众，由于商品流通量较大，且绵延不断，有利可图，因此沿古道各地从商者很多。 第三，商贸已具一定规模，沿途商城兴旺。1980年，云南文物学古研究所在剑川鳌凤山发掘的古墓中，出土了海贝，其年代约在春秋中期至战国初期;1979年，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呈贡天子庙战国中期基中，出土海贝1500多枚;解放后在晋宁石寨山及江川李家山古墓群中出土的贝，就达1230多斤，计247000多枚;在腾冲宝峰山核桃园还出土了汉代五铢1000多枚。 考查钱币的出土，不难看出，发现古币的地方，往往与商道有关，离古道越近，出土的货币越多，离古道较远，则发现的较少，这些从印度西太平洋地区舶来的海贝，从战国到明末清初，作为货币使用已绵延2000多年，它不仅是古道沿线各民族与海外民族交往的见证，而且也是古道沿线商贸较繁盛的见证。 商品的交流必然伴随文化的交流，从而带动经济文化的共同发展而经济文化的发展，又促进了古代市镇的形成和扩大。 独特的地域性 “蜀身毒道”由灵关道、五尺道、永昌道组成。灵关道历史悠久，道路奇险，从蜀地出发，经临邛、灵关、笮、都、泸沽、登相营古堡、邛都、盐源、青岭、大勃弄到叶榆，一路或峰巅嵯峨。 独特的交通工具是古道的另一地域性特点。面对西南横断山地，江河横横溢，山峦叠障的特点，西南各族先民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交通工具：笮桥、栈道、马帮。笮桥和栈道是西南高原民族在这备受自然环境制约的的天地里，以特有的才智和胆魄，别出心载创造出来的交通奇观。 如果说北方丝绸之路是由沙漠之舟——骆驼开拓的，那么南方丝绸之路则是由山地之舟——马帮开通的。马是西南与内地贸易的重要物资，也是石道上最为常见的，效力最大的运载工具和经商工具，在望不断的崎岖山路上，终年有走不尽的队队马帮，马帮驮来了商品，驮来了文化，交流了友谊，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马帮文化。 民族性是古道地域性特点的又一体现。“其价如金”的蜀锦，质地较厚，表面光滑，富有光泽，在汉化已生产空前，隋唐时规模更大，质量之佳，蜚声于世，堪称东方一绝。西方人正是通过丝绸这一商品开始认识中国，认识东方文明的。 铜鼓是亚太地区最有代表性的青铜文化，源于滇西楚雄，据对万家坝出土铜鼓的测定，其年代相当于春秋中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铜鼓自创世以来，便进入人类的一切活动中，无论节日、出征，还是播种、丰收、人们都以铜鼓作伴，并由于古道的原因，它集中原、西南乃至东南亚的工匠和生产技艺为一体，在古代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越南、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城乡，以自己的山野魅力陪伴各民族繁衍生息，成为民族性特色极强的地方文化。 明显的融合性 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文化传播的纽带，它联结中原，沟通中印，它为中原、西南、印缅文化互相交流，互相融合创造了条件，楚文化、巴蜀文化、青铜文化、佛教文化在交流中沉淀、积存、从而形成丰富的、独特的并且有共融性特点的古道文化。 佛教传入中国，在古道沿途很流行，在文化发达的滇池地区和洱海地区都较盛行，尤其在大理，宋时达鼎盛时代。在滇池和洱海地区，出现了一批艺术水平较高的石刻雕像，如剑川石钟山石窟、剑川金华寺山摩崖石刻、禄劝密达拉摩崖石刻、晋宁摩崖石刻、安宁法华寺石窟、凉山博什瓦黑线刻画像。这些带有佛教文化的石窟造像，无疑给西南地区增添了一枝异彩独放的奇葩。 其余如印度人民互相泼洒净水，祝福祈丰的习俗，以及印度人民的拜住心俗都通过古道传入云南，成为傣族泼水节的来源和西南少数民族中有较广泛的祭柱习俗的来源。 中原文化在古道沿途落地生根，如鼎，众所周知是中原文化的代表器械，多为铜制，而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味县的古代民族，也同样使用鼎，与中原所不同的是多为陶制鼎。丰满于中原的龙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据《华阳国志》载，汉化以前，哀牢夷就在身上刺龙纹以为龙子，甚至在古代印度的岩画上也有龙的形象，缅甸、越南、泰国、老挝一些民族中也有纹身刺龙的习俗。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张骞从“丝绸之路”上带回来最重要的礼物是什么?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提到印度佛教音乐传入中国，人们便会想到慧皎那屡被引用的论述：“自大教东流，乃译文者众，而传声盖寡。良由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佛乐的传入中土，竟要比中国人将佛教请入中国的时间还早! 《晋书乐志》中说，“张博望(张骞封博望侯)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以为武乐。”张骞凿空，出使西域，共有两次，第一次是从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到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第二次是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此时佛教尚未正始传入中国。 当时汉政府的首席音乐家李延年根据这首“胡曲”所创作的“二十八解”武乐——中国汉代最早的军乐——是什么样子，我们已不可能知道了，但张骞带回的这首乐曲，却似乎是一首佛乐。 兜勒，应该是人名。吴支谦译《义足经》中，有《兜勒梵志经》品，讲兜勒如何从迷信外教而经释迦牟尼点化皈依佛教的故事。“摩诃”在梵文中是“大”、“伟大”的意思，兜勒改变信仰，终于变成“摩诃兜勒”(伟大的兜勒)，似是这首音乐的主题。这首佛曲大约可以被视为有史可依的传入中国的第一首佛曲。这首被汉武帝用作军乐的“二十八解”佛曲，直到后汉时还用来给边将扬威，“万人将军”方可使用。 但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俱存，只能找到《黄鹄》等十曲了。而到了刘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时，已只能慨叹“其辞俱亡”了。《乐府诗集》第二十一卷“横吹曲辞”引“解题”说：“汉横吹曲，二十八解，李延年造。魏晋以来，唯传十曲：一日《黄鹄》，二日《陇头》……” “摩诃”在梵文里是“大”“伟大”的意思，“兜勒”，有人怀疑是蒙古语中的“道”(daguu),即“歌”“曲”的意思，如蒙语中的“乌日图道”“潮林道”。依此说，“摩诃兜勒”可解释为“大曲”。周菁保更怀疑兜勒即吐火罗(Tukhara兜佉勒)，认为“摩诃兜勒”可解释为“吐火罗地方流传的一种乐曲”。 “兜勒”的另一个解释是人名。吴支谦译《佛说义足经》中有《兜勒梵志经第十三》一品，讲佛陀在王舍国于梨山中时，有“七头鬼将军与鵙摩越鬼将军”约定在自己管理的地方如果发现珍宝“当相告语”。当鵙摩越鬼将军告诉七头鬼将军他所管理的地方“生一莲花千叶，其茎大如车轮，皆黄金色”的时候，七头鬼将军说他那里也有珍宝，是“如来正觉”，即佛的教诲，可以“使世人民得安雄生无上法乐。”于是他们各带500鬼面见佛陀礼请开示，遂引出在佛陀开示的过程中一个叫兜勒的“梵志”(即外道)心生疑惑，后经佛陀化身点化，最终信服，“比丘悉欢喜”的故事。 当然，张骞带回的那一首《摩诃兜勒》尚须继续研究，但从“丝绸之路”上传来的佛教音乐曾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音乐，并为中国音乐的繁荣做出巨大的贡献，却是毫无疑义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很多朋友都想知道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分别是什么?其实海上丝路萌芽于商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形成于秦汉，兴于唐宋，转变于明清，是已知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南海航线，又称南海丝绸之路，起点主要是广州和泉州。东海航线，也叫“东方海上丝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胶东半岛开辟了“循海岸水行”直通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直至东南亚的黄金通道。唐代，山东半岛和江浙沿海的中韩日海上贸易逐渐兴起。宋代，宁波成为中韩日海上贸易的主要港口。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的说法源自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1年海丝综合考察中，对泉州保存的众多丰富多元、原真度高的海丝历史文化遗存的认可，及对其在海丝高峰期第一大港地位历史作用的肯定。泉州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认定为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是象征性的荣誉认定，而非学术概念。学术上用“起点”易起分歧，实际上要用“某时期的主港”来准确描述。当时货物产品由内地汇聚到海岸线上的各大小渡口港口，然后再集中到泉州、广州等主港装上大船再运往海外。 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 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六个历史阶段：开创期——先秦;形成期——秦汉;发展期——魏晋;繁盛期——隋唐;鼎盛时期——宋元;由盛及衰——明清。 先秦时期的岭南先民已经穿梭于南中国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其文化间接影响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岛屿。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胶东半岛开辟的“循海岸水行”直通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直至东南亚的黄金通道。 西汉时期，南方南粤国与印度半岛之间海路已经开通。汉武帝灭南越国后凭借海路拓宽了海贸规模，这时“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汉书·地理志》记载，其航线为：从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境内)、合浦(今广西合浦县境内)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 东汉时期，横贯亚、非、欧三大洲的、真正意义的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从中国广东番禺、徐闻、广西合浦等港口启航西行，与从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沿海港口出发往东航行的海上航线，就在印度洋上相遇并实现了对接，广东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 魏晋以后，开辟了一条沿海航线。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经海南岛东面海域，直穿西沙群岛海面抵达南海诸国，再穿过马六甲海峡，直驶印度洋、红海、波斯湾。 隋唐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宋朝在经济上采用重商主义政策，鼓励海外贸易，同中国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已扩大到亚、非、欧、美各大洲，并制定了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性较强的外贸管理法则。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进入鼎盛阶段。宋朝有三大对外贸易主港，分别为广州、宁波、泉州。 在宋元时期，支撑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大宗商品，已由原来的丝绸变为瓷器。沿线国家也开始以陶瓷代称中国。泉州海外交通贸易进入黄金时期。海上贸易东至日本，西达东南亚、波斯、阿拉伯、非洲。 “海上丝路”的南北航线在元明时期达到最大程度的交融。这一时期的明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已扩展至全球。 (1)向西航行的郑和七下西洋：这是明朝政府组织的大规模航海活动，曾到达亚洲、非洲39个国家和地区。明永乐年间，郑和前后共7次下西洋，由江苏刘家港(现浏河镇)出发，经海路到达越南、泰国、柬埔寨、马来半岛、印尼、菲律宾、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孟加拉、印度、伊朗、阿曼、也门、沙特和东非的索马里、肯尼亚。 (2)向东航行的“广州—拉丁美洲航线”(1575年)：由广州启航，经澳门出海，至菲律宾马尼拉港。穿圣贝纳迪诺海峡基进入太平洋，东行到达墨西哥西海岸。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历史上那些在丝绸之路周边消失的古国有哪些?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鄯善国，西域古国之一，国都扜泥城。东通敦煌，西通且末、精绝、拘弥、于阗，东北通车师，西北通焉耆，扼丝绸之路的要冲。产马、驴、驼等。本名楼兰。楼兰和鄯善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概念。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以前称楼兰，以后改国名为鄯善。公元448年，北魏灭鄯善国，共存国600多年。 在西域南道十国中，从且末国开始，便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定居国，故《汉书·西域传》又载：“鄯善当汉道要冲，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且末以往，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可见受汉文化影响很大，在城廓诸国中只有译长一职。像龟兹那样地处交通要道的国家，竟设有译长四人。 于阗国(前232—1006年)是古代西域王国，中国唐代安西都护府安西四镇之一。古代居民属于操印欧语系的吐火罗人。1006年被喀喇汗国吞并，逐渐伊斯兰化。11世纪，人种和语言逐渐回鹘化。 莎车国,一作渠沙。位于于阗之西、疏勒东南。《唐书》称之为紧馆，元代称之为雅尔宥，明代称叶尔钦。今称为叶尔羌，为维吾尔自治区少数都会之一。《西域闻见录》卷二谓，‘叶尔’是地，‘羌’是宽广，回人称为叶尔奇木。 月氏国，公元前2世纪以前居住在中国西北部、后迁徙到中亚地区的游牧部族。在中国先秦时代的古籍中，或译作禺知、禺氏、牛氏等，后来也有译作月支的。月为肉字的古体(氏古音读作支)。(大月氏读成dàyuèzhī)公元前5～前2世纪初，月氏人游牧于河西走廊西部张掖至敦煌一带，势力强大，为匈奴劲敌。 身毒，是华夏文明自先秦时期至隋唐时期之间对现代印度次大陆上之文明区域称呼的音译词。其范围主要指今日印度河流域一带。由于语音的历史发展、语言传播、词汇扩散，该词的音值拟测众说纷纭，即使《辞海》《辞源》等权威辞书，对这一词的注音也不尽相同。 安息帝国(公元前247年-公元224年)又名阿萨息斯王朝或帕提亚帝国，是亚洲西部伊朗地区古典时期的奴隶制帝国。建于公元前247年，开国君主为阿尔撒息。公元226年被萨珊波斯代替。 条支，西亚古国名，在今伊拉克境内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据说为塞琉古(塞琉西)王国国建立。 古罗马指从公元前9世纪初在意大利半岛(即亚平宁半岛)中部兴起的文明，经历罗马王政时代。公元前510年罗马建立了共和国，逐步征服了意大利半岛。公元前3世纪至前2世纪，罗马为争夺地中海霸权，掠夺资源与奴隶，同地中海西部强国迦太基进行了三次战争，史称布匿战争。 楼兰古国，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小国，位于罗布泊西部，处于西域的枢纽，王国的范围东起古阳关附近，西至尼雅古城，南至阿尔金山，北至哈密。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现今只留下了一片废墟遗迹。 乌垒，古西域国名。《汉书·乌垒传》载：“乌垒，户一十，口千二百，胜兵三百。城都尉、驿长各一人。与都护府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犁。”乌垒在今轮台县东北，是当时汉西域都护的治所。人口很少，但地理位置很重要，处在西域的中心。 轮台县，地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 龟兹国，是我国古代西域大国之一，在这里拥有比莫高窟历史更加久远的石窟艺术它被现代石窟艺术家称做“第二个敦煌莫高窟”。居民擅长音乐，龟兹乐舞发源于此。中国唐代安西四镇之一。又称丘慈、邱兹、丘兹，为古来西域出产铁器之地，有名之国也。 姑墨国，分布地区为今叶尔羌河以北，天山腾格里峰以南地区，治所在今阿克苏。汉时属西域长史府。南北朝时属魏，附于龟兹。称姑墨，又称亟墨，唐时称跋禄迦，于其地置姑墨州，属龟兹都督府。 疏勒国，为西域古国，著名的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位居西域南、北两道的交会点，古来即为东西交通的主要进出口。 康居，古西域国名。东界乌孙，西达奄蔡，南接大月氏，东南临大宛，约在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王都卑阗城。北部是游牧区，南部是农业区。南部城市较多，有五小王分治。自锡尔河下游，至吉尔吉斯平原，是康居疆域的中心地带。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还不知道：“南方丝绸之路”指的是哪里?那就是蜀身毒“五尺道”，建于秦朝，与秦长城、阿房宫、始皇陵、灵渠、直道、驰道并称秦朝七大工程,是“北上中原，南下交趾(今越南北部)，西去天竺(今印度)，东连夜郎(一说以赫章可乐为中心的今贵州大部)的古代交通线，又称“僰道”、“石门道”。 秦汉以来,是中原通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重要交通要道。 秦始皇嬴政统一天下后，为达到开发西南夷的目的，实施“欲治边，必先开道”战略，派将军常安略统修五尺道，在“蜀身毒道”的原路上将五尺道向南修筑延伸，松林段五尺道是进入曲靖的第一站;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凿石开道，以通南中，迄于建宁，二千余里，山道广丈余”。道路开通以后，秦汉王朝便络绎不绝地派出大量人力进入西南治边，中原文化始渐向西南渗透。 “五尺道”，九龙山段位于沾益大古城乡九龙山村北的山沟内，长约1公里，路宽2一2·5公里，路面用不规则青石铺成，青石山有马蹄印迹。古道依山势而行，婉蜒曲折，为明清重修驿道的遗迹。 在沾益光华乡的古道上，有1座黑桥，又名唐桥，初建于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现桥为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重修，黑桥全长13米，宽6米，共3孔，孔跨径2米，青石翻拱，桥身微凸呈弧形，桥面平坦，直联砌置，桥墩呈三角形。因桥北地势较低，修有100米长，2米宽的青石引桥，直通北岸邓家山。黑桥拱跨南盘江，是连接炎松石道的重要津梁。 沾益九龙山五尺道，是松炎五尺道其中一段。古道往北走，过宣威市，再北行70公里，即可到可渡古驿道。可渡五尺道地处云贵交界，由可渡村经旧城村进入贵州威宁站坡村，全长约10公里，经黔西北至起点四川。 其中旧城村至站坡村一段最具特色，多为明清时期在五尺道的基础上改成的驿道，路面全用不规则石板铺成、呈"之"字形婉蜒于山坡上，沿途有记载驿道情况的古碑，路面的马蹄迹多处已洞穿石块，是明清时期使用最频繁的古驿道之一。 而松炎五尺道，又是“蜀身毒五尺道”其中一段。 蜀身毒五尺道，以朱堤(今云南昭通)为枢纽，又称朱堤五尺道，古道经过的地区，山高水险，道路十分艰险，在《华阳国志·南中志》有记载:“自僰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羊官水，至险唯行。步道度三津，亦艰阻。故行人为语曰:犹溪、赤木，盘蛇七曲;盘羊、乌栊，气与天通。看都沘，往柱呼尹，廉降贾子，左僧七里。又有牛叩头、马搏颊圾，其险如此。” 《水经注·若水》亦载:堂琅县(今会泽县)的一段五尺道“西北行，上高山，羊肠绳屈八十余里，或攀木而升，或绳索相牵而上，缘涉者若将阶天。”袁休明《巴蜀志》载：“高山嵯峨，岩石磊落;倾侧索回，下临峭壑;行者扳缘，牵援绳索。三蜀之人及南中诸郡以为至险”。 修建蜀身毒五尺道，功不可灭!筑成后秦汉中央政权即在沿途设置郡县，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使之成为国家版图不可分割的部分!历史上，该条古道亦随之日益发展成中原与西南地区、东南亚、南亚、西亚经济文化交流沟通的重要通道，最终享有“南方丝绸之路”的美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