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松是怎么死的?他对刘备早期的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这是今天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的文章，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张松，字子乔。蜀郡成都人。 建安六年，刘备脱离袁绍前来投靠刘表，刘表虽然厚相结待，却没有重用他，只安排他驻扎新野，成为自己的北藩。建安十二年，曹操在稳定了中原的局势后，开始向南方发展，荆州成为他的第一个进攻目标。刘表在晚年时没能处理后嗣的问题导致刘琦与刘琮都牵涉到了嗣子之争，所以在刘表病重后，蔡瑁和张允害怕刘表让刘琦接手荆州，最后刘琮在蔡瑁和张允的拥护下接任荆州牧。 曹操这是正领兵南征荆州，面对大军压境，刘琮选择同从蒯越、韩嵩及东曹掾傅巽等人的建议游说，选择出城投降。此时同为汉室后裔的刘璋在曹操征讨荆州时便派出使者向曹操致以敬意，曹操便加封刘璋为振威将军，封其兄刘瑁为平寇将军。之后担任益州别驾的张松在刘璋的派遣下到曹操那里，曹操却没有以礼相待，让张松开始心生怨恨，回到益州后的张松开始劝说刘璋同曹操断绝关系，并与刘备相交好。 建安十六年 ，曹操派兵到汉中征讨张鲁，张松认为刘璋暗弱，自己的才能得不到施展，便连同好友法正一起密谋出卖刘璋，准备将益州献给刘备。张松为了让刘璋成功邀请刘备入蜀，便上书说如不能得到刘豫州的帮助，益州将外有强敌攻击，内遭乱民骚扰，一定走向败亡。之后刘璋不听黄权、王累劝谏，立刻派法正率部队迎接刘备帮助自己对付张鲁，刘备便率领数万步卒入蜀，与刘璋会于涪城时，在聚宴饮百余日。刘璋以大批物资供助刘备，推荐刘备代理大司马，兼领司隶校尉，配给刘备士兵，督白水军，令他攻击张鲁。 后来，刘备接着曹操进攻孙权的机会假意离开益州，张松便写信劝阻。张肃为了保命便把张松密谋的事情告诉了刘璋，最后刘璋将张松处死。刘备得知后便开始攻打刘璋，二人的关系也反目成仇。建安十九年刘备进兵包围成都，刘璋最后投降，刘备成功占领益州。得到益州不仅意味着刘备巩固了刘备在益州的统治地位也意味着刘备实现了诸葛亮在隆中对的谋略，所以张松的出现和投靠，为刘备攻取益州打开了突破口，可以算是刘备攻取益州的领路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第一步：客观认识自我、准确职业定位 职业规划是一个动态过程，其最基础的工作首先是要知己，未来五年的职业规划也不例外。只有正确的认识自己，才能进行准确的职业定位并对自己的职业发展目标做出正确的选择，才能选定适合自己发展的职业生涯路线，才能对自己的职业生涯目标做出最佳选择。 第二步：立足本行业，谋求更高发展 需抓紧时间，在现有岗位上充分学习、全面掌握相关专业技能。在此之后，转换工作环境。可计划离开目前家庭小作坊式的公司，在大中型企业谋求初级岗位。也许转到大企业的任职初期，薪水或许得不到较大提升，但只要企业的文化氛围对自身职业技能的发展有利，也就达到了转换职业环境，进一步谋求发展的目的。 第三步：五年内成为行家 职业规划目标是成为相关职业的专家，广泛涉猎心理学、管理类书籍，拓宽知识和技能，为下一步实现进入管理层目标准备，积累相关经验，积累行业信息。 五年职业规划注意事项 1、沉下心来打基础。五年是成长和成熟的重要阶段，也是培养良好心理素质、心理承受力的五年。要能够沉下心来，努力适应社会，适应公司环境，学会独立思考，独立行事，学会承受和忍耐，学会察言观色，少说多做。掌握一些自已喜欢的，社会需要的技能，为自已在未来的择业竞争中增加砝码，为实现自已的目标而打下坚实的基础，做好铺垫。 2、多思考理性规划。多思考，碰到难以解决的困惑不妨求助于专业的职业生涯规划师，理性确立目标并付诸坚定而有效的行动，慢慢朝着目标迈进。 3、保持良好心态。成功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但要避免急功近利。每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一番辛酸故事，都有着痛苦的经历。心态的调整在这个时候显得尤为必要。要不断调整自已，保持静心、细心、耐心，专心，乐观自信地对待工作生活。 总之，未来五年的职业规划，要及时提高认识社会和认识自我的能力，适应职场环境，并找到合适自己的职业规划，才会不断成长和成熟，才能处变不惊，避免陷入职业困顿，从而迈出成功的步。 【相关链接】 未来三年职业规划范文 先谈谈在长园八个月的感受吧，大学毕业后，步入社会，其实是人生的另一个开始，也是最重要的开始，自信，满怀希望。但是当社会给人的希望和人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时候，我不断的说服自己，你的要求和你现有的能力是冲突的，只有当你掌握得更多，你的要求才能说服别人。初入社会工作，难免会遇到些问题，告诉自己，这只是一个磨砺自身意识的过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勇敢去面对。在这8个月的经历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专业知识也开始赋予实践，我觉得一个人最大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就是能在自己感兴趣的工作领域得到发挥，现在公司给我创造了这个条件，只差我伸展自身，发挥自己优势的那份努力了，所以我要努力，不管有多么的不顺，多么的不堪，即使让自身感到豪无希望，也要坚持下去，因为这是你自己选择的，你是个男人，走下去是为了证明你有这个实力承担这份责任! 曾经有个人问我，“对于你来说，成功是个什么感念?”我仔细想了下，回答说，成功就是在自己所处的领域能够不断激发自己的潜能，然后充分发挥自身长处，最终为社会为公司做贡献! 为此，我为自己制定了人生的第一次规划： “欲变世界，先变其身”，人只有拥有改变世界的能力，才有资格与世界对话。对于未来三年，我深知，目前自己能拿出手的东西是实在太少，该学的东西实在太多，所以我要告诉自己，不断的努力学习，不断的更新自己的大脑，掌握各种技能。作为一个设计人员，我常思考，设计一个完整的产品需要做些什么知识储备，仔细分析下，结构设计用到的分析软件，电气设计用到的电气知识，包括大学里学过的液压系统设计、材料力学分析、机械传动设计、各种加工工艺和装配工艺等等。现在已经开始在边找资料，边学习了，而且我要继续下去，今后的日子里，要抓住更多的机会和时间，丰富自己的知识面，提高自己的各方面能力! 除此之外，就是步入社会的另一课程，为人处事，外面世界那么大，什么样的人都有，除了不断扩大自己的交际圈，我要尝试各种生活，无论是艰苦的还是优越的。我还要壮大自身的胆识，要有激情，但同时也要成熟!这是今后我要改变的! 我年轻，我在努力。在这个世界上，我有的是勇气
还不知道三公和三省六部有什么区别?其实所谓三公，就是秦制下中央的三位最高长官：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分别总揽朝政、负责监察和掌管军事;而三省则指的是中书(负责拟旨)、门下(负责封驳)和尚书(负责经办)三大机构，六部则专指尚书省下设的吏、礼、兵、刑、户、工六部。 三公，据说起源于商周，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太师、太傅、太保，这三个职务都是帮助君主辅政的大臣。其中，太师掌管军事，太傅则负责礼法，太保则主要负责保护君主。如果用部落制的眼光来看待当时的国家的话，这三个人的身份更像是在部落里具有超然话语权的长老。 另一种则是司马、司徒和司空，这三个职务就没有辅政的作用，而单纯是君主下辖的官员了。有意思的是，司马和司徒也分别对应着军事、礼法，而司空则主要负责水利土木。 等到秦朝统一天下时，秦始皇也设置了三公。他当然不需要三个什么事都能对自己指手画脚的老头子当什么长老，只需要能帮他处理政务的助手。因此，在司马、司徒、司空三公的基础上，他把三公改良成了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由于皇帝自己本身就是最高军事指挥官，因此太尉的位次就放在了第二位。) 秦朝只存在了十几年就灭亡了，随后的西汉则全面承袭了秦制，也在中央设置三公。早期，这三个位置是真的能左右甚至扭转皇帝决策的。比如刘邦晚年属意小儿子刘如意，就是御史大夫周昌公开站出来反对，才让此事作罢;刘邦不但没动他，反而死前把刘如意托付给了他。又比如，吕后死后，朝臣和诸侯王们一起共同剿灭诸吕，最后要选皇帝的时候，说话管用的并不是这些刘氏宗亲，而是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 因此，当汉文帝被陈平他们扶持上台以后，首先要对付的就是这帮功勋贵戚。他用了很多手段，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这种效果更多的是基于自己的个人威信和功臣们的逐渐老去。三公对皇权的牵制，仍然没有消除。 这个问题，要到汉武帝时才有所解决。汉武帝时期的丞相换得像走马灯一样勤，而且大多数都不得善终;御史大夫也只是作为汉武帝操纵官场的工具人，很难对皇帝形成压制;至于太尉更是几乎不常设。除此以外，为了对付以三公为首的外朝官，汉武帝还创造性地设计出了一种新的制度——内朝官。 所谓内朝官，就是从皇帝的贴身侍从里挑选一些人来帮自己处理政务，从而分散外朝三公们的权力。这些人有的是阉人，也有的不是(而且在汉武帝时还居多)，其中对后世影响最深的三个职务，就是尚书、侍中和中书。 这三个职务，本来都是皇帝身边的小官，级别不高，权力也不大。但是皇帝为了分三公们的权力，就得给他们加强权力;他们也逐渐从皇帝的私人班底走向外朝，变成了外朝的实权大臣。 而三公们发生了什么呢?他们被越来越边缘化了。因为汉武帝不仅推出一些文官制约丞相和御史大夫，还通过外戚炮制出了两个分散太尉权力的职务：大司马和大将军。 大司马最先授予卫青和霍去病，本来也是用来取代太尉的，后来逐渐变成了和太尉类似的外朝军事首领;而大将军就要纯粹多了——历经整个汉朝，大将军一职基本都是授予权臣(绝大部分是外戚)的，到东汉时更是变成了外戚的禁脔，并且凌驾于整个官僚体系之一，成为了事实上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因此，到了东汉，整个权力结构就变成了大将军-三公(此时的次序变成了太尉、司徒和司空)-百官的体制，而百官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尚书令，享有在御前独坐一处的权力(与司隶校尉、御史中丞合称“三独坐”)。到后来，权臣要么兼任尚书令，要么挂有“录尚书事”的头衔，总之都得控制尚书台的权力。 等到魏晋，中书令、尚书令和侍中更加演变成了事实上的宰相;而在南北朝时期，这三个职务的班底进一步细化，逐渐形成了三大中央机构：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并在隋唐时期终于形成了著名的三省六部制。 那么三省六部制就稳定了很久吗?也没有。比如尚书令，这个曾经存在了数百年的职务在李世民担任过后就成了虚而不设的位置。而从总体上看，由于三省长官都是宰相，对皇权有很大的牵制力量，所以皇帝就势必再扶植一些新的力量来牵制分权，比如翰林学士，又比如后来成为实际宰相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其实，无论是此前的三公，还是唐初的三省，亦或是丞相、大学士、军机大臣，这些曾经在中国官僚体制里站到过最高峰的人，都需要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皇帝的不信任。皇帝总是有要分散最有权力的大臣的权力的倾向，而他们最习惯推出来分权的人一般都是自己的身边人：有的是秘书，有的是亲戚，有的干脆就是服务员。 所以，那些换来换去的官名，以及外戚、亲王或者宦官干政的现象，说到底都是皇帝和权臣(一般是宰相)，也就是皇权和相权斗争的产物。皇帝如果强势，那么大臣就是给他干活的(比如汉武帝)，皇帝如果受到大臣抑制，那就会想办法培植出一股新的力量来抗衡。而中国历史上宦官干政最深的三个朝代：东汉、唐和明，无不都是这一原因在背后起作用。 所以，历史上那些纷繁复杂的事，说到底也是有内在规律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唐朝(618年—907年)，是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共历二十一帝，享国二百八十九年。等唐玄宗即位后便缔造了全盛的开元盛世，使唐朝达到全盛。天宝末年，全国人口达八千万左右。安史之乱后接连出现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现象，国力渐衰。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关于如果长孙皇后多活几年，唐朝历史又会有怎样的发展的详细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的爱妻与一生最重要的政治伴侣——长孙皇后因病去世，享年三十六岁。长孙皇后的去世不仅对唐太宗个人造成巨大的打击，对唐朝后的历史走向也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如果长孙皇后多活几年，唐朝历史可能会有以下几种不同的发展。 一，对贞观太子之争的影响 要说唐太宗近乎完美的“贞观之治”有什么最大缺憾的话，最大的缺憾就是贞观后期的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之间爆发的夺嫡之争，而李承乾太子地位出现动摇正是在贞观十年(636年)长孙皇后去世之后，这也并不是一种巧合。 中国历史上导致同父同母的兄弟之间爆发“夺嫡之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母亲的调解，唐太宗李世民自己的“玄武门之变”也是如此。如果长孙皇后能多活几年的话，贞观太子之争可能会得到很大的缓解，之后一系列的政治事件也都可能不会出现了。 二，对长孙无忌的影响 长孙皇后生前一直都打压自己的哥哥长孙无忌，不让自己的哥哥真正掌握实权，而长孙无忌最后就是死于自己的权势过大。如果长孙皇后能多活几年的话，长孙无忌恐怕还要度过很长时间的限制生涯，或许也就能避免最后身死族灭的悲剧了。 三，对武则天的影响 贞观八年(634年)，长孙皇后选择大臣郑仁基的女儿入宫填补空缺的后妃名额，但魏征却说郑仁基的女儿已经许配人家了。虽然魏征所说的事情并没有最后证实，但唐太宗还是放弃了这门婚事，而这个名额也就一直空缺着。 而非常诡异的是，在长孙皇后去世之后，填补这个后妃空缺名额入宫的人正是后来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如果长孙皇后能多活几年的话，恐怕唐朝之后历史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景象，也很可能就没有女皇武则天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运河边 百科] 随着二手车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家庭、公司开始涉及二手车的相关业务。二手车业务正在逐渐走向透明化，公开化的前沿。但是中国的汽车行业相对发展较晚，还有很多朋友对二手车保持一定距离。看着二手车的超低售价，但迟迟不敢下手。究竟为何？原因就在于不敢确定车况，怕买到事故车或是火烧车之类的。尤其是身边再没个懂车的朋友，就更不敢靠前了。望着二手车的诱人价格，只能扭转相向。 今天带您一起了解下选购二手车时的一些流程和技巧，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运河边 百科] 如今国家正大力发展新能源车，并在上牌、限行、补贴以及车辆购置税方面，提供了相应的政策支持，另外随着新能源技术的愈发成熟，新能源车也被越来越多用户划入选车的范围。那么我国是如何定义新能源车的呢？ 下面先通过这段《家家百科》视频，快速了解一下新能源车： 更多精彩视频，尽在运河边视频频道 中国新能源汽车定义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定义和包括的车辆类型逐渐由模糊变得清晰，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 中国新能源汽车定义演变历程 1、根据“十五”和“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主要政策，在2001年有了电动汽车名词，分类包括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 2、根据“十五”和“863”计划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重大专项主要政策，在2006年有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名词，分类包括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 3、根据《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则》主要政策，在2009年有了新能源汽车名词，分类包括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BEV，包括太阳能汽车)、燃料电池电动汽车(FCEV)、氢发动机汽车、其他新能源(如高效储能器、二甲醚)汽车等各类别产品。主要特征是采用非常规的车用燃料作为动力来源(或使用常规的车用燃料、采用新型车载动力装置)，综合车辆的动力控制和驱动方面的先进技术，形成的技术原理先进，具有新技术、新结构的汽车。 4、根据《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4年)》主要政策，在2012年沿用新能源汽车名词，分类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主要特征是采用新型动力系统，完全或主要依靠新型能源驱动的汽车。 新能源车享有哪些政策 1、获国家认可的新能源车可以享受国家和地方补贴； 2、获国家认可的新能源车在上牌时可享受减免购置税政策； 3、在北上广深等限行、限购城市，新能源车不受燃油车限行要求，新能源牌照也比燃油车更容易申请。
长孙姓是中国多民族、多源流的复姓群体，不管在过去或现代，都是相当罕见的中国姓氏。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长孙氏最旺盛，最有名的时代，就是唐初了。 唐太宗李世民的长孙皇后，以及凌烟阁首席长孙无忌。 在《旧唐书.长孙无忌传》中，提到了这支长孙氏的出处。 “其先出自后魏献文帝第三兄。初为拓拔氏，宣力魏室，功最居多，世袭大人之号，后更跋氏，为宗室之长，改姓长孙氏。” “七世祖道生，后魏司空、上党靖王。六世祖旃，后魏特进、上党齐王。五世祖观，后魏司徒、上党定王。” 后魏就是北魏。 北魏献文帝兄弟，则是在“宦官王”宗爱之乱的胜利者，拓跋浚的儿子。 《旧唐书》的意思是，长孙氏原本是拓跋氏，为拓跋皇室效力，功高官也高。 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其实就是“宗室”。 那当时北方包括赫连匈奴在内，都进行了“皇室正名运动”。 什么意思呢? 打个比方，就是曹操的儿子才能姓曹，属于正皇室。 而其他就得改姓夏侯。 曹魏并没有这样的政令记录，只是举例。 但也可以看出，北方会流行皇室与宗室“异姓”，其来有自。 那一开始，其实是改成“跋氏”。 这个部分，可以跟南朝史做一个对应。 北魏最初的宰相，即为长孙嵩。 但在南朝《宋书》，写作“托跋嵩”。 《晋书》，则称其为“拔拔嵩”。 拔拔嵩，代地鲜卑人，十四岁出道，统领部族。 《魏书》汉化，写成“代父统军”，看起来跟三国凌统有87%像。 十九岁时，鲜卑代国被前秦苻坚消灭，拔拔嵩一族就纳入了东鲜卑之主刘库仁管理。 二十六岁，前秦因淝水战败开始崩溃，鲜卑人也是骚乱不安。 鲜卑各部这时候的普遍共识，是脱离前秦。 所以他们希望推举“非前秦指派”的新共主。 最佳人选，莫过于之前的代国王室：拓跋氏。 除了北魏开国君主拓跋珪，当时还有一个他堂哥。 拔拔嵩原本首选不是拓跋珪，算是半被强迫加入了阿珪阵营。 “嵩”这个名字，其实也是拓跋珪赐给他的。 当时拔拔嵩一族，有七百多家的势力，按中国统计估算，大概也就三千多人吧。 但对于五穷六绝的拓跋珪来说，已经是地狱里的菩萨了。 从这里开始，拔拔嵩就是北魏的头号人物。 他的部族，也成为维系北魏共主最主要的力量。 基本上，在北魏太宗拓跋嗣(珪子)组织“天子武力”之前，真正在“打天下”的，就是拔拔嵩一族。 当然，太宗拓跋嗣转移了武力，也要给拔拔嵩等老班底相对的封赏。 时称“八公”。 过去汉朝的最高级官员，除了丞相时期，多半使用所谓的“三公制”。 不熟的话，想成三权分立就好。 那三权其实不太够用啦，所以三公常会因为时局变动，由不同的官职来担任。 八公制则始自西晋，基本就是把可以当三公的官都一起拉出来并列。 当时是：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以及大将军。 但是北魏是比较接近“部落民主”的国家。 喔，意思跟原始中国一样，这些“卿大夫”的本质是部族长。 拓跋嗣想要往“汉制”转移，以政权来换取他们的兵权，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是以，北魏八公一开始其实是“八国”。 后面再用郡县制来分弱八国的实际力量，把过去汉朝花了一两百年才完成的工作，在几十年内做完。 这边应该就看得出来，北魏八公其实就都是宗室了。 所谓的分弱，实际上如何应用呢? 这样说，拔拔一族原本有七百家，仅拔拔嵩一人领爵，那这一族会越来越壮大。 汉武帝教我们的，就是“推恩令”。 怎么会只有拔拔嵩可以领爵呢?其他人也有功劳啊，也该列土封侯。 你去山东他去山西，你去河南他去河北。 每人带个几百家，拔拔族就分崩离析了。 若遇事，老大拔拔嵩反对天子，河北拔拔跟山东拔拔反而会挺天子。 策略能行，第一是以利益诱之，第二以威胁迫之，最后才是以武力强之。 最厉害的渣男不是打你要你去赚钱，而是我好爱你请你去卖身养我。 跟拔拔嵩同并一传，北魏第二大“拔拔”，就是长孙无忌的七世祖：道生。 这边注意一下，中国传统的“X世祖”是“以我为中心”往前推。 父亲是一世祖，祖父是二世祖，曾祖三世，高祖四世。 往后推就是“X代孙”。 另一套比方富二代称二世祖，或是族谱上第一个写一世祖的，基本上说是秦始皇“万世”那一套。 好啦我们接下来还是写长孙吧。 从无忌家谱就可以看到，道生并不是长孙嵩的儿子，属同族而已。 一开始，道生本是拓跋珪身边的机要秘书。 反过来看：道生是长孙部族负责监控拓跋珪的使者。 当时共有四使。 而太宗拓跋嗣则让长孙道生出镇冀州刺史，独领一军。 事实上，拓跋嗣本来也是地方将军，政变上位，所以反而比父亲多了一些跟族长们斡旋的空间。 那光是这些部分，我们也能看出拓跋嗣的手段非凡。 除了让宗族支脉分隔独立出来，四使变八公，把既得利益族群变大了一倍，自然也会产生互相制衡的效用。 拓跋嗣的时候，长孙道生曾经强取民女来进贡，遭到责骂。 不过当然拓跋嗣也没有正式的降罪。 等到第三代世祖拓跋焘继位，在国师崔浩的协助下，又把这个权力游戏推高了一层。 长孙道生进爵为“公”，长孙嵩则进王。 但实际上却应用各种征战议题，来打压长孙嵩。 同时带着长孙道生去打仗。 道生系越来越茁壮，嵩系则渐渐名存实亡。 等到拓跋焘皇权越来越牢固，长孙氏也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了。 道生整个就扮演起廉洁大师，以霍去病为偶像，不灭柔然誓不还……没有啦，就是不要铺张浪费。 拓跋焘更曾夸奖：“智如崔浩，廉如道生。” 就不知道“道生”这个名字，跟北方天师教有什么样的关联了。 说到底，长孙一族，岂止两系。 道生想要长保富贵安稳，怎能不用点心? 跟道生大约同期的，还有长孙翰。 他的父亲长孙肥，其实是太祖拓跋珪的少年好兄弟。 少时流离失所的拓跋珪，全赖这个“大肥哥”保护呢。 阿肥虽能为大将，但权势究竟是不及长孙嵩。 你要是用刘关张模型来看，还觉得拓跋珪狼心狗肺。 但照传统政争而言，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啊…… 阿肥真的是出生入死打上去，最后却被莫名降爵。 长孙翰则颇有父风，冲锋陷阵没在怕，在拓跋焘领导下，很快就追上了长孙道生的司空，被任为司徒。 透过长孙氏兴衰，拓跋三祖孙的皇权流动，那是看得更清楚了。 基本上，世祖拓跋焘之后，最开枝散叶的长孙氏，其实也是阿肥这一脉。 道生系则是精兵政策这样。 说得详细一点，长孙道生是经历过分化期的，所以他会告诫子孙要紧紧团结。 但长孙翰本来就是“勤皇派”出身，等于是没看见长孙嵩如何败亡，走上同一条路的宗室。 但你说真的不好吗? 北魏皇权已成，在走到改朝换代以前，阿肥阿翰家，反而最是繁盛吧。 嗯，反而。 道生系的第四世“长孙稚”，走上了权力的顶端，主导了北魏的分裂。 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魏晋南北朝，又称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主要分为三国(曹魏、蜀汉、东吴)、西晋、东晋和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博戏继承了前代以六博为代表的博戏内容，从形式上来说较为丰富，出现了一些被社会各阶层所接受的博戏形式。 然而伴随着博戏的繁荣，人们参与博戏进行赌博的情况也日趋严重，甚至为了方便赌博而将博戏进行简化。 例如樗蒲在创制之初是一项非常繁琐的行棋类掷骰子博戏，而为了加快游戏速度，以方便赌博，很多人直接通过掷骰子比大小进行赌博，这也导致后世六面骰子的诞生。 本节当中笔者将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各阶层参与博戏赌博情况进行概述。 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博戏及博戏赌博活动影响的问题，文章认为博戏活动传播了思想文化，维护了儒家传统伦理观、丰富了业余生活内容、开发了游戏者智力。 从博戏赌博的角度来审视，则使人更容易堕落、助长社会奢靡风气、加速了政府腐化。 一、赌博概述 1.平民阶层参与博戏赌博概貌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博戏是一项休闲娱乐的好运动，但很多人禁不起赌博这条“快速致富之路”的诱惑，往往也会利用博戏从事赌博。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社会博戏成瘾的风气影响下，更多的平民参与到博戏当中，并进行赌博活动。 《魏书·列传第七十九·术艺》记载有：“高祖时，有范宁儿者善围棋。曾与李彪使萧赜，赜令江南上品王抗与宁儿。制胜而还。又有浮阳高光宗善樗蒲。赵国李幼序、洛阳丘何奴并工握槊。”这段文字记载了当时很多人喜爱博戏。 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中原博戏盛行，且博戏的赌风日盛，甚至这股赌风已经影响到了周围的少数民族。 《北史·突厥传》中记载：“男子好樗蒲，女子踏鞠，饮马酪取醉，歌呼相对。”就是一个印证。 2.官僚及士族阶层参与博戏赌博概貌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的官僚、贵族对于博戏都相当喜爱，《史记·滑稽列传》中就记载有当时的官僚参与博戏的状况，文中记载齐国出色的外交家淳于髡向齐威王讲述自己参加聚会喝酒的情景，而到了西汉年间，有人则因为善于博戏而得到了升迁。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这一状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愈演愈烈，这一时期的文臣武将、士人贵族很多都喜爱参与博戏并进行赌博。 当时的士族阶层参与博戏进行赌博的现象也较为普遍，据《晋书·袁耽传》记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叫袁耽的樗蒲高手。 据说他朋友桓温年轻时喜爱樗蒲，而且还经常以此赌博，多年下来不仅输光了家产，还欠下了别人的钱，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就像袁耽求助，袁耽答应桓温的请求。 在桓温的斡旋下，袁耽与桓温的债主进行了一场樗蒲比赛。 正因为帝王本身喜爱博戏，才使得官僚及士大夫参与博戏并利用进行赌博的风气日盛，此外，在《册府元龟·卷八百六十九·总录部·博奕》中，还有很多此类记载。 3.帝王阶层参与博戏赌博概貌 不仅仅是当时的平民和官僚对利用博戏进行赌博非常感兴趣，甚至连皇帝也非常喜欢利用博戏进行赌博。 “上不欲威权在下，前后领选者唯奉行文书，师伯专情独断，奏无不可。” 从这段文字当中，我们能够看出颜师伯之所以陪宋孝武帝刘骏进行樗蒲，其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想通过赌博故意输钱，讨皇帝的欢心，以此谋取更大的利益，这与现代人通过赌博行贿受贿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宋武帝刘裕也是一个喜欢用博戏进行赌博的皇帝，在他还没有成为皇帝之前曾与刘毅一起玩过樗蒲，后来刘裕与刘毅关系恶化的原因我们并不知道，但是，从上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博戏两人玩得并不开心。 博戏本身并没有问题，不过一旦融入了赌博的元素在里面，危害就是巨大的，而君王如果喜欢借助博戏的手段进行赌博，甚至会影响到下属的价值判断。 二、魏晋南北朝博戏赌博现象泛滥的原因 1.玄学中“适性”、“逍遥”对人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博戏的兴盛，特别是博戏的赌博化现象，与传统儒家经学的式微和儒家礼教的松动，人们开始受玄学中“适性”、“逍遥”思想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 在中国封建社会当中，儒家的“礼”被统治者当作社会道德和行为过程当中的准则与核心，无论是君臣还是百姓，都需要遵从这一规则。 “礼”的观念，可以说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甚至在诸如“射礼”等博戏里，也有关于“礼”的规定。 在东汉的中后期，士族的势力扩大，中央王权被消弱，国家处于诸侯割据的状态，从思想层面上来说汉末和三国初期，儒家经学出现了衰落的趋势，而经学衰落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儒学地位的下降，和它的社会作用的削弱。 魏晋时期，很多名士都受“适性”、“逍遥”的思想影响，不自觉地放松了自己对过去严格的儒家礼法的遵守。 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大背景，这一时期博戏赌博较为泛滥也就不难理解了。 2.士大夫的炫富心理 士大夫炫富心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非常严重的，奢侈、炫富被作为了身份的重要象征。 《世说新语》中就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具体的内容将在下文当中详述，这里不进行过多的叙述。 炫富心理也是世风的一种反应，正是由于人们价值观的扭曲，将炫富当作一种夸耀的资本，才使得博戏最终会沦为士大夫们赌博炫富的手段。 3.帝王喜爱博戏赌博 很多帝王本身喜欢博戏，并喜欢以博戏作为赌博的重要手段。例如刘宋时期宋孝武帝刘骏喜爱用樗蒲进行赌博，其下属为了讨好他，就会对此进行练习。 帝王的喜好在很大程度上能影响官僚及士大夫乃至平民对博戏的认识。不论是《南史·颜师伯传》中记载颜师伯利用博戏故意输钱给皇帝，以便溜须拍马，还是“赌郡”事件，如果没有帝王的推动，世风也不会变成如此腐败。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博戏活动的影响 1.传播了思想文化 在儒家的伦理和教育思想的影响之下，中国对于伦理的教育历来非常的重视，早在两千多年之前，就设立有“庠”、“序”等贵族的学校，而汉代以后则专门设有了“太学”、“国子监”等大学。 在中国古代的教育中，追求的不仅仅是知识的教育，更注重在文化领域中讲“教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作为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博戏，也就成为的教化的重要手段，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博戏也具有伦理教化的功能。 2.丰富业余的生活 就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较孔子的年代，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提升，这也让人们有玩博戏的物质基础，而另一方面国家陷入战乱与动荡当中，人们生活较为无望，而博戏则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休闲娱乐的手段，大大的丰富了日常的生活内容。 3.开发游戏者智力 首先，我们从博戏的创制来说，很多博戏在创制的过程中并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特别是古代的棋类博戏更是如此。 就像上文所提及的《儒棋》依据的就是以儒家传统思想为灵感的来源。 其实，在博戏的创制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象数逻辑思维在其中的表现。 对于魏晋南北朝博戏赌博现象泛滥的原因，笔者认为玄学对社会思潮的冲击、金钱对人的诱惑、帝王喜爱用博戏进行赌博、士大夫的炫富心理是其中主要的几点。 而在这些原因中，我们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博戏赌博泛滥的原因与世风有脱不开的关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2022年9月10日，我们将迎来一年一度的中秋。关于中秋节的起源，你知道多少呢? 中秋节，又称祭月节、月光诞、月夕、秋节等，与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节期是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这天有一年中最迷人的月夜，人们围绕着“中秋明月”这一特殊天相，逐渐形成中国特有的祭月、拜月、赏月、吃月饼等习俗，流传至今，经久不息。 中秋节的起源与月亮密不可分，最初的雏形，可追溯到古人对自然天象，尤其是月亮的崇拜。根据史籍记载，“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礼记》中也有大量关于祭祀的内容：“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这里的“夕月”就是拜月、祭月之意。西周时期，有了“祭日于坛，祭月于坎”的记载。 最初祭月节的节期是在干支历二十四节气的秋分时节，秦汉时期，每逢秋分，皇帝便会派大臣祭祀月亮。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编写的《淮南子》中，搜集并加工了大量与月亮相关的神话传说，包括“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等故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有中秋赏月之举的文字记载，但当时人们崇拜明月、对明月抒怀不仅限于八月十五，诗词中出现的”中秋“指的仅仅是秋天的中间阶段，并非节气，而八月十五这天，也不是一个节日。 到了唐朝，中秋风俗在北方地区流行，《唐书·太宗记》记载有“八月十五中秋节”。中秋赏月风俗在长安一带盛行，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句。但唐朝的中秋节，仅仅作为一种时令，并非“节”的概念，真正将中秋定为节日的，还是在宋朝时期。 北宋时期，正式定阴历八月十五日为中秋节，此时中秋赏月风俗已经不是士大夫阶层的专利，在民间也逐渐形成了习俗。 两宋时期，中秋夜就是不眠之夜，夜市通宵营业，人头攒动，好不热闹。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一书中说：“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此日三秋临半，故谓之‘中秋’。此夜月色倍明于常时，又谓之‘月夕’。”书里还描写了南宋京都临安赏月逛夜市的盛况。 明清时期，中秋节已经成为民间的重要节日之一，蕴含的世俗情趣越发浓厚，除了赏月拜月外，以官方为代表开始在中秋节这天通过带有功利性的祭拜、祈求和相关祭祀活动。明清两朝的赏月活动，节日中世俗的情趣愈益浓厚。明清两朝的赏月活动，“其祭果饼必圆”，各家都要设“月光位”，在月出方向“向月供而拜”，发展至今，吃月饼已经是各地过中秋节的必备习俗。 中国传统节日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历史与文化因素的影响，正是这种影响，才让传统节日保留了它的稳定性和发展活力。中秋节来源于古人对月亮的崇拜，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完善，时至今日已经成为民族文化的象征，寄托了人们对故乡、亲人的思念，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向往。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在中国古天文学体系中，织女星位于天河北端，本名叫做“织女一”，与另外两星一起，主管瓜果、丝帛和珠宝等家庭用品，而牛郎星(牵牛星)的正式名字叫“河鼓二”，与另外两星共同主管桥梁关隘等土木工程，两者间的距离多达16光年，本来没有任何瓜葛。但早在孔子们活跃的春秋时代，《诗经"小雅》收录了一首名叫《大东》的诗歌，描述牵牛星和织女星的情形，望文生义地把它们硬扯到了一起。天文学被迫接受了来自诗人的文化改造。 汉代《古诗十九首》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发挥，以拟人化手法咏叹说：那遥远的牵牛星啊，那明亮的织女啊，女人的纤纤玉手摆弄着机杼，到天黑都织不成图案，眼泪像雨点一样落下。银河看起来清澈而又平浅，彼此的真正距离又究竟会有多少?满满的一泓河水相隔，双方只能无语凝视而已。这起初只是文人的无病呻吟，不料却在此后两千年多里引发巨大的话语回响，成为最著名的四大民间传说之一。 南朝的文人率先加入了这场关于牛郎织女的历史性合唱。在梁殷芸的《小说》里，作者宣称天河东岸的织女，是天帝的女儿，一年到头忙于编织云锦和天衣，弄得衣冠不整，容颜憔悴。天帝怜惜她还是单身，准许她嫁给河西的牵牛郎。这虽是一件好事，不料天国的纺织业就此遭到了沉重打击。天帝为此非常后悔，下令织女返回河东，只允许他们每年相会一次而已。这篇小说奠定了传说的叙事构架。 牛郎与织女的故事，毕竟只是天神之间的恩恩怨怨，与人间情怀尚有不小的距离。所以在东晋开始，便出现了另一种差异甚大的“双胞胎”版本，它的关键之处，就是把天上的牵牛星弄到凡间，变成了地球上的农夫董永，然后以他为诱饵，再把高高在上的织女拉下了天庭。这是一场革命性的政变，它修正了牛郎织女故事的严重缺憾，令其散发出明亮的尘世光辉。 这个新版仙女故事，被记录在晋代干宝的《搜神记》里，并且成为东汉画像砖的广泛题材。它描述汉时有个名叫的董永的农夫，从小性情孤僻，与父亲相依为命。父亲死后，竟没有可以殡葬的资金，只能卖身为奴，换钱来操办丧事。主人知道他的孝顺，拿了许多钱给他，放他回家守孝。董永在老爸的墓前待了三年，又要重返主人家报恩，路上遇见一个神秘女子，自称愿当他的妻子，于是两人就结为夫妇，一起去见他的主人。这个路上捡来的老婆，居然在十天内为主人织出了一百匹上等布帛。离开时她才对一头雾水的董永说出了真相：她是天上的织女，只因他的大孝感动了天帝，所以派她来帮他偿还债务。说完就凌空飞走了，不知去向。 牛郎织女和董永七仙女大闹双胞 明代青阳腔《织锦记》就此往前继续推进，它所描写的董永，已经具体到润州府丹阳县董槐村人氏。太白金星将其孝顺事迹上报天庭，天帝发现织女七姑与董永本有良缘，就下令她降落凡尘百日，帮董永偿还债务。七仙女等在槐树下，假装与董永邂逅相遇，以寡妇的名义向董永求婚，董永坚决拒绝，太白金星只好亲自化作老头，在一旁竭力怂恿，又起作法来，让槐树说话，为董永充当媒人，董永看出是天意，这才应允下来。在傅华家，七仙女作了一场惊人表演，一夜间就织出十匹色泽美丽的锦缎，令主人大惊失色，走时还指点董永把龙凤锦献给朝廷，这才诀别而去。董永依计行事，被皇帝封为“进宝状元”。游街庆贺的时候，仙女再度出现，把一个男婴交给董永，随后又扬长而去。董永给这个天地交配的“杂种”取名为董仲舒，如此云云。其实董仲舒是西汉人氏，而董永是东汉人氏，两人风马牛不相及。让儒学家董仲舒扮演董永的儿子，无非是要让这场“天地配”的成果看起来更加硕大美好。 这则故事后来经过历代戏班的打磨，细节逐渐丰满，而悲剧色彩也变得日益浓烈起来。黄梅戏经典剧目《天仙配》，描述玉帝之第七女同情董永的身世，偷着下凡结亲。百日之后，玉帝派兵威逼七仙女返回天庭，就此拆散了这对天地间的美满姻缘。 但牛郎织女故事并未因为董永和七仙女闹出了“双胞”而偃旗息鼓,而是兼并了对方的精华,变得愈发凄楚委婉和曲折动人。它叙述玉帝的孙女织女时常在工作之余到银河洗澡，而牛郎是凡间的贫苦农夫，在老牛的指点下，乘其洗澡之际窃取了天衣，令织女无法离去，这样两人就结为夫妻，生下一对儿女，男耕女织，幸福美满。玉帝发现之后，勃然大怒，派天神捉回织女。军队的出现，使权力对情欲的干涉变得惊心动魄起来。牛郎追上了天堂，王母拔金簪作法，形成波涛滚滚的天河，牛郎织女隔岸相望，只能以泪洗面。玉帝为其悲情所动，准许他们每年在鹊桥上相见一次。一幕民间悲剧推演到这步田地，在叙事的元素和结构上，似乎已是功德圆满，无懈可击。 希腊美女“七仙女”的跨国婚恋 下凡人间跟董永相好的那位天女，最初只是自称“仙女”，也许直到明代才被换成“七仙女”。没有人注意到这其间的微妙差别，也没有人对此提出过任何异议，但事实上她们却是全然不同的两个人物，其身世背景也大相径庭。要弄清这个疑团，必须从对七夕(七月七日)的解读入手。 七夕的第一个主题，就是牛郎和织女的年度约会。这是中国女子万人仰望的时刻，她们在这天制作面食干粮、晾晒衣物与经书，再摆下瓜果酒席，祈求织女保佑家庭平安;这种“家政节”以后又进一步由演变为“纺织节”，女人们以“乞巧”(向织女乞求绣花纺织的技艺)的名义寻求刺绣图案的灵感。无论如何，七夕都是与男人无关的“妇女节”,它仅仅用以帮助女人建立理家的传统信念。 七夕那天的第二个重要主题，是儿童守护神“七星娘娘”(又称七星妈、七星夫人、七娘夫人和七娘妈)的纪念诞辰，以致七夕俨然有了“母亲节”的气派。在七星庙里，她们被塑造成七位端庄温柔的妇女。台湾旧俗要求父母在这一“母亲节”里携带年满16岁的男孩前往七娘庙，用祭品酬谢女神的庇护。据说，为进一步解决终身大事，七夕过后，七星娘娘还把未婚的成年男女制成名册，送交月下老人处置。这个七星娘娘不是别人，就是西方天文学里的“七姐妹星团”，正是她们的介入，令董永案变得扑朔迷离。 以希腊神话中的“七姐妹”命名的星团，在中国叫做昴星团，是一组属于金牛座的蓝色恒星，其中的七颗组成了一个长柄的华丽勺子，在七夕时分变得异常明亮，它是古代最重要的天象之一。由于七夕前后是农作物结籽生果的季节，所以希腊神话突出了其母爱的伟大特性，传到中国之后，她们合乎逻辑地演化为本土儿童的保护神。 “七姐妹”在希腊神话中被称为“普勒阿得斯”，是擎天大力神阿特拉斯的女儿，其中第七个女儿叫做墨罗佩，她的前夫，就是那个不停地推着石头上山的倒楣蛋西绪福斯。她的六位姐姐都嫁给了天神，只有她跟了一个有争议的凡人，据说她为此深感羞耻，用纱巾蒙上自己的脸庞，所以亮度最弱，肉眼很难看清她在星空上的美丽容颜。 这位以害羞而名垂青史的墨罗佩，其实就是“七仙女”的原型，她嫁给凡人的事迹，跟织女嫁给牛郎的事迹相似，结果在传入中国时被世人弄混，成了玉帝的第七个女儿，继而被移花接木，替代“仙女”下凡，当上农夫董永的外籍妻子。这场出乎意料的变动提升了董永的爱情意义，因为它不仅是超越天地界限的生死之恋，而且还是一场移风易俗的跨国婚姻。但也许正是文化隔阂而非天帝或王母的意志，注定了他们生离死别的悲伤命运。 作为情欲使者的喜鹊仙女 在“七夕”那天扮演重要角色的，除了牛郎织女和七姐妹外，还有一种中国乡村常见的鸟类，那就是喜鹊。这种鸟外形平庸，色泽黑白或发灰，除了饶舌和生有一副活泼的长尾，并没有太多的观赏价值，却出乎意料地成为中国人的福音鸟，专门在清晨或黄昏报送各种世俗喜讯，饱受人类的宠爱，不仅如此，它的团队还要奉命在七夕架成跨越天河的大桥，让织女的轻盈身躯在其上通过，以成就一对超级恋人的好事。在中国神话谱系中，还没有任何一种禽类，扮演过如此奇怪的集体主义角色。 从动物行为学的角度看，七夕前后是喜鹊换羽的时刻，粗硬的春羽大量脱落，而柔软细密的冬羽尚未长成，它的身体抵抗力和活动能力都大幅下降，只能终日躲在巢穴里，令人难见其踪影。搭鹊桥的传说，大约是被用来解释喜鹊失踪之谜的。宋代罗愿的笔记《尔雅翼》还进一步发挥说，喜鹊的脑门子之所以在七夕前后上无毛，是因为搭成桥梁后被织女的纤足踩过，羽毛随之脱落，如此而已。这样的解释，其实是牵强附会，令人难以置信，只能使喜鹊的面目变得更加疑窦丛生。 只有一部名叫《说郛》的唐人笔记，向我们透露了其中的部分真相，它描述有个名叫袁伯文的文人，当年投宿于高唐地区的山里人家，夜里梦见一位美女前来跟他干风月之事，还自称是位“神女”。黎明时分，袁伯文要挽留对方，她说第二天要为织女造桥，不能违抗命令。伯文从梦中惊醒，发现天色已亮，打开窗户，看见一群喜鹊向东飞去，另有一只体形较小的喜鹊，从自己的窗里翩然飞走。 袁伯文所投宿的高唐，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当年楚怀王曾到那里游玩，因为疲惫而沉沉入睡，梦见一个女人自称是巫山之女，听说怀王前来游玩，愿意与之同枕共眠。楚怀王喜出望外，与之携手共赴鱼水之欢。后来宋玉陪其子楚顷襄王再游高唐，还留下了一首《高唐赋》，以当地的奇诡云雨为隐喻，大肆颂扬那个神秘的情色场所。《说乳》中收集的故事，无非是上述楚怀王游记的翻版，但它却揭露了喜鹊所拥有的性爱语义：它们是女性情欲的化身，因而有资格成为牛郎织女幽会的桥梁。 织女小姐的红杏出了墙 尽管牛郎织女故事还有不少难解之谜，但其中最为诡异的，当属织女的婚外情故事。这位伟大的纺织女神，跟丈夫只有每年一度的约会，寂寞难捱，如饥似渴，终于忍无可忍，上演了一出红杏出墙的喜剧。 据《太平广记》引《灵怪集》的记载称，从前有位太原青年叫做郭翰，仲夏之夜睡在花园里，突然有清风拌着香气袭来，只见天上一个美丽少女，服饰华丽，性感逼人，带着两位侍女冉冉下降，对郭翰笑道：“我是天上的织女，很久没有伴侣了，七夕的佳期又太过遥远，天帝允许我下凡人间。仰慕你的人品，希望能把自己托付于你。”于是双双“携手升堂，解衣共卧”，直到天明才告辞离去。自此以后，每个晚上都来光临郭翰的寒舍，除了共赴巫山，还传授占星之术，双方的恋情日益深厚。 在那些秘密约会的日子里，最引人入胜的还不是郭翰和织女的云雨之情，而是双方关于婚外恋的耐人寻味的对话。有一次，郭翰不无戏谑地探问织女说，牛郎究竟在什么地方?你又怎么敢独自下凡?”织女的回答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她宣称这类男女阴阳之事，与牛郎无关，更何况银河相隔，根本就不会知道。即使被他知道了，也不足为虑。似乎对处理这样的事务胸有成竹。这使她看起来不像是个作风严谨的女神，倒像是一个力主性放纵的当代嬉皮。 到了七夕临近的时分，织女忽然失踪了好几天，当她再次上门时，郭翰不禁满含醋意，问她跟牛郎见面是否很开心。织女苦笑道：天上那里比得上人间快乐?只是命运如此，没有其它的原因，你千万不要多虑。郭翰又问她为何姗姗来迟，织女解释说，天上一夜，相当于人间五天而已。 这样的美妙日子又过了一年。织女突然容颜凄凉，满脸流泪，牵着郭翰的手，要跟他道别，说是天命难违。两人通宵痛哭，互相抚抱着在晨曦中永诀。第二年双方还互通了辞情凄凉的情书，但此后就再也没有音讯往来。那年，官方占星家宣布了织女星暗淡无光的坏消息，想必是她思念人间过度所致。根据中国占星学家的阐释，织女星发暗，预示着国事的危机。 但我们所了解的危机却首先是属于郭翰的。自从经历过跟织女的刻骨铭心之爱，他对一切凡间佳丽丧失了兴趣。后来他被迫娶了姓程的女士为妻，但情感不合，也没有生育后代。虽然官至正三品的副御史的级别，却没有丝毫的幸福快乐可言，终于在漫长的思念中默默死去。他留给我们的唯一遗产，也许就是关于那场秘密恋情的回忆，它像织女星那样，照亮过一个孤寂老人的春梦。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刘备(161年-223年6月10日)，即汉昭烈帝，字玄德，涿郡涿县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蜀汉开国皇帝、政治家。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关羽被杀后，如果刘备听了诸葛亮的话，没有帮关羽报仇的话，那后来也就没了夷陵之败。刘备说不定就能再多活几年，蜀汉也不用和东吴彻底撕破脸，蜀汉的精锐也不会在夷陵一战当中被打光，未来说不定还有统一天下的机会。 但是同时，如果刘备不帮关羽报仇的话，蜀国高层的凝聚力，就会彻底丧失，很容易会掉进另外一个逐渐被削弱的怪圈，统一天下的机会，依然不大。 只能说是各有利弊。 夷陵之战的开始，还得从刘备入川时说起。赤壁之战后，刘备在南方暂时站稳了脚跟，占据了荆南四郡。但是，荆南四郡地盘实在太小，如果曹操后面再来一次大军南下，刘备还是抵挡不住。 所以，此时的刘备，就必须尽力向外发展，进行扩张。但这样一来，朝哪个方向扩张，就成了问题。 北面曹操肯定不行，凭刘备那点家底，防守尚且不足，更别说主动进攻。东边也不可能，因为东吴当时是盟友，如果和东吴撕破脸，等于是自取灭亡。 所以，刘备当时能够选择的方向，就只有西面和南面。相对而言，向西入蜀，战略价值更大一些。因为蜀地人口和资源，都更多一些。而如果南下进攻交州，势必要和交州的吴巨交战。吴巨当时也是刘备的盟友，和盟友撕破脸，自然也非上策。 恰好在这个时候，益州内乱，刘璋派人来请刘备过去帮忙。这可是天赐良机，刘备自然不会放过，直接拍板，定下入蜀的战略。刘璋大概打死都没想到，他请来的这个援兵，其实是一头饿狼。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刘备率兵入蜀，逐渐占领整个蜀地。 在入蜀之前，刘备当然也考虑过后方的安全问题。荆州地盘是刘备的根基，自然要派一个能力很强又信得过的人去守。所以最终，刘备选择了关羽，正是这个决定，为后来关羽被杀埋下了祸根。 刘备入蜀之后，总的来说还算是顺利。在此期间，曹操发现刘备在攻略蜀地，自然也要过来掺和一脚。于是，公元217年，汉中之战爆发。刘备和曹操双方，在汉中地区大战，最后以刘备胜利占据汉中而告终。 汉中之战，可以说是蜀汉的巅峰一战。刘备逃了几十年，终于有了自己的地盘和人马，而且还能把曹操这个大敌给正面打败，自然是很不容易。不过，汉中之战结束后，镇守荆州的关羽，紧接着就发动了襄樊之战。正是关羽的这个决定，导致后面一连串变故的发生。 关羽之所以要发动襄樊之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策应刘备在汉中地区的作战，有点开辟第二战场的意思。但是关羽的倨傲性格，注定不甘心落于人后。眼见着刘备在汉中地区进展神速，自然也是立功心切。所以，原本一场局部地区的策应战争，被关羽给打成了主力决战! 为了打赢襄樊之战，关羽调动了大量精锐前往襄樊地区，造成了荆州后方的空虚。最终，关羽虽然打赢了这场战争，水淹七军，逼得曹操当时已经开始考虑迁都。但是同时，也给了东吴偷袭后方的机会。 客观来说，关羽发动襄樊之战的时机没错，但是对自身的实力，缺少足够的判断。蜀国当时刚刚在汉中打完一场大战，国力正处于低迷的时期。再加上刘备几乎将大半的精锐，都带进了蜀地，荆州地区的兵力，其实并不足以支持关羽进行这种规模的战争。最后的结果，自然也就显而易见。关羽虽然成功打赢了襄樊之战，但是却让东吴趁机偷了老家，最后败走麦城。 这就是关羽身死的全部过程。 而刘备得到关羽的死讯后，除了个人情感极度悲痛外，更需要考虑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到底要不要和东吴撕破脸，替关羽报仇? 报仇和不报仇，这两个选项，都各有利弊。 如果不报仇，虽然可以暂时稳住和东吴的同盟关系，但从长远来看，会让蜀国彻底失去荆州这块地盘。从战略上来说，将会彻底陷入被动。而且，蜀国的高层将领，更像是一个佣兵集团，对于个人情义看得极重。只要刘备选择忍气吞声，不帮关羽报仇，刘备在统治集团内部的威望，就会瞬间跌落。 而如果帮关羽报仇，则还有一线机会，拿回荆州的地盘，同时更能稳住人心。当然，坏处就是过于冒险，在先后经历了汉中之战和襄樊之战以后，蜀汉的国力已经相当脆弱，很难支撑刘备再打这样一场大战。所以选择开战，就意味着赌国运，刘备根本就输不起。 在这两个选择当中，刘备不管是出于个人情感，还是出于对政权利益的考量，选择后者其实都更为妥当。后来刘备也确实做了这样的选择，但显然，刘备赌输了。夷陵之战，刘备输给了陆逊，蜀国精锐尽丧，而且也没能完成原本的战略目标，彻底失去了东进的跳板。 其实最好的结果，就是刘备能够打赢夷陵之战，然后迫使东吴签订城下之盟，从此成为吴蜀联盟的主导者。如此一来，蜀汉统一天下的机会，也就会变得很大。但可惜的是，刘备打输了夷陵之战以后，蜀国自此国力大损，再无争雄的能力。后来诸葛亮几次北伐，其实也就是以战代守，替蜀国延命罢了。 如果刘备选择不帮关羽报仇，短期之内，可以保证吴蜀同盟继续存在，而且蜀国的精锐能够保留下来，看似是明智的选择。但这样一来，刘备的个人权威就会瞬间跌落，蜀国也会失去荆州的地盘，陷入一个衰落的必然趋势。 所以，刘备的选择，其实是对的。只可惜，他赌国运赌输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三国(220年-280年)是中国历史上位于汉朝之后，晋朝之前的一段历史时期。这一个时期，先后出现了曹魏、蜀汉、东吴三个主要政权。那么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关于诸葛亮的强大，恰恰是蜀汉最大的软肋的详细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其一，对魏国边境将领而言，诸葛亮固然军事能力超群，但恰因如此，魏国将领们不约而同的把抵御诸葛亮作为了他们的表演舞台，能够战胜诸葛亮的，自然可喜可贺功成名就，即使与诸葛斗败了，也是勇气可嘉虽败犹荣，在这种情况下，魏国境内几乎形成了“打诸葛不用动员”的良好氛围，导致诸葛亮一路碰到的任何一个对手都会死战不降，毕竟，赢了诸葛就能扬名立万，败给诸葛乃是兵家常事，何乐而不为?只要不投降，不论结果如何都算是英雄好汉，这样一来，诸葛亮北伐注定寸步难行! 其二，对魏国高层而言，恰恰是因为诸葛亮这一境外强敌的存在，魏国高层才能够始终做到“搁置争议，一致对外”，魏国高层一度将司马懿削权罢官，但此时诸葛亮叩关告急，魏国无奈再度启用司马懿，曹氏氏族和司马氏族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暂告一段落，曹氏政权后来多次想对司马懿动手，但正因摄于诸葛亮的强大威胁，所以对司马懿一忍再忍，直至司马懿在军中地位难以撼动，成为诸葛亮北伐路上不可逾越的巨石。在这一点，想想曹操伐乌桓时，郭嘉的计策吧：“若以兵击之，其必并力迎敌;若缓之，其必自相图”。由此看来，正因为诸葛亮屡屡亲征北伐，反而在最大程度上缓和了魏国高层的内部矛盾。 其三，对蜀汉将领而言，诸葛亮自身神一样的军事能力品牌，对于蜀汉自己人也是压力山大一样的存在，在他手下当差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战争如果打赢了，那是因为诸葛亮运筹帷幄神机妙算，战争如果打输了，那是因为马谡无能，那是因为魏延抗命，那是因为运粮官失职……总之神一样的诸葛丞相是万万不会错的，你想啊，在这种情况下，哪个下属能够激发出强烈的主观能动性呢，最明智的做法无非就是领导让干啥咱就干啥，做一个没有思想的工具人就行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啊，唯一一个有主观能动性的将领是谁?是魏延!结果呢，魏延素来不被蜀汉阵营待见，甚至诸葛亮临走都要拉着他黄泉好做伴。 其四，对蜀汉内部而言，诸葛亮常年在外征战，身先士卒，事必躬亲，其本意是好的，但这无形中将蜀汉的国家结构引入畸形，诸葛亮作为蜀汉实际上的权力一把手兼任精神教父，他在哪里，蜀汉的人才和资源自然就流向哪里，既然诸葛亮常年在北伐前线，那人才和资源自然都涌入了北伐前线，结果必然导致刘禅朝堂上的人才凋零，既然诸葛亮重点在军事，那蜀汉的资源必然都向军事方面靠拢，经济方面自然就不被重视，而经济才是一个国家立足发展的根基，长此以往，蜀汉内部的发展愈加畸形，后期则完全成为了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益州也从刚开始时的“沃野千里”沦落到到后来的“益州疲弊”。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众所周知京剧脸谱是一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特殊化妆方法。那么脸谱分为哪些种类?起源于什么时候呢?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京剧脸谱的起源 中国京剧中的脸谱据说源自于一个历史故事：北齐(公元550—577)兰陵王高长恭勇武过人，但容貌清秀，自以为不足以威慑敌人，遂带木雕面具出战，时常取胜。 一次与周师战于洛阳金墉城下，以少击众，大胜敌军。齐人慕其勇冠三军，便模仿他的动作，编成舞蹈，配以歌曲，称为《兰陵王入阵曲》。 唐代发展成歌舞戏，称之为大面。演戏时，扮演兰陵王的演员头戴面具，“衣紫，腰金，执鞭”(《乐府杂录》)载歌载舞，作种种指挥、击刺的姿态。 这个戏塑造了一个骁勇善战的英雄形象，深受人们的喜爱。后世的戏曲脸谱，均受到了它的影响。 京剧脸谱的特点 脸谱的主要特点有三点：美与丑的矛盾统一，与角色的性格关系密切，其图案是程式化的。 脸谱对于不同的行当，情况不一。“生”、“旦”面部化妆简单，略施脂粉，叫“俊扮”、“素面”、“洁面”。 而“净行”与“丑行”面部绘画比较复杂，特别是“净”，都是重施油彩的，图案复杂，因此称“花脸”。 戏曲中的脸谱，主要指“净”的面部绘画。而“丑”，因其扮演戏剧角色，故在鼻梁上抹一小块白粉，俗称“小花脸”。 京剧脸谱的种类 脸谱的分类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整脸：以一种颜色为主色，以夸张肤色为辅，再勾画出眉、眼、鼻、口和细致的面部肌肉纹细。 二、三块瓦脸：又称“三块窝脸”，是在整脸的基础上进一步夸张眉、眼、鼻的画片，用线条勾出两块眉，一块鼻窝，所以称“ 三块瓦脸”。 三、十字门脸：由三块瓦脸发展出来，特点是将三色缩小为一个色条， 从月亮门一直勾到鼻头以下，用这色条象征人物性格。 四、六分脸：也称“老脸”，特点是将脑门的主色缩为一个色条，夸大眉形，白眉形占十分之四，主色占十分之六。 五、碎花脸：由“花三块瓦脸”演变而来，保留主色，其他部位用辅色添勾花纹，色彩丰富，构图多样和线条细碎。 六、歪脸。主要用来夸张帮凶打手们的五官不正，相貌丑陋，特点是勾法不对称，给人以歪斜之感。 七、僧脸：又名“和尚脸”，特征是腰子眼窝 花鼻窝 花嘴岔，脑门勾一个舍利珠圆光或九个点，表示佛门受戒。 八、太监脸：专用来表现擅权害人的宦官，色彩只有红白两种，形式近似“ 整脸 ”与“ 三块瓦脸 ”，只是夸张太监的特点：脑门勾个圆光，以示其阉割净身;脑门和两颊的胖纹、表现出养尊处优、脑满肠肥的神态。 九、元宝脸：脑门和脸膛的色彩不一，其形如元宝，分“ 普通元宝脸 ”、“倒元宝脸”、“花元宝脸” 三种。 十、象形脸：一般用于神话戏，构图和色彩均从每个精灵神怪的形象特征出发，无固定谱式。画法要似像非像，不可过于写实，讲究“意到笔不到”，贵在“传神”，让观众一目了然，一看便知道何种神怪所化。 十一、神仙脸：由“整脸”“三块瓦”发展而来，都用来表现神、佛的面貌，构图取法佛像。主要用金、银色或在辅色中添勾金、银色线条和涂色块，以示神圣威严。 十二、丑角脸：又名“三花脸”或“小花脸”，特点是在鼻梁中心抹一个白色“豆腐块”，用漫画的手法表现人物的喜剧特征。 十三、小妖脸：又名“随意脸”，表现的是神话戏中的天将、小妖等角色。 十四、英雄脸：不是指杰出人物的脸，而是指扮演拳棒教师和参与武打的打手的脸。 一直以来，戏曲演员在舞台上勾画脸谱用来助增所扮演人物的性格特点、相貌特征以及身份地位等，以实现丰富舞台色彩和美化舞台的效果，已逐步成为人们头脑中理念与观感的谐和统一。 而目前，大家在有些大型建筑物、商品包装、各种瓷器以及人们穿的衣服上都能看到风格迥异的脸谱形象，这已经远远超出了舞台应用的范围，足见脸谱艺术在人们心目中所占据的地位，同时也说明了脸谱艺术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互联网改革正真切地决定着全部传统产业，服装领域也是如此。转型发展和跨界并购无疑是促进服装公司发展转型的重头戏。消费理念升级和社会转型升级扎根于不少交易盲区和商机。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和消费者维持互动交流并且用数据分析从而实现大数据营销。到2025年，预估中国服装网上购物销售市场交易量将达27600亿人民币。 近些年来服装行业转型发展，中国服装领域规模以上总数逐渐降低，2024年中国服装领域一共有规模以上12653家，较2024年降低了647家，同比下降4.86%。2024年中国服装领域规模以上服装生产量达235.41亿件，较2024年增强了11.68亿件，同比增加5.22%，从服装关键类目生产量看来，得益于出入口推动，针织品服装生产制造维持迅速提高，增长幅度达10.86%，2年平均增长1.75%;而针织纱服装生产量同比增加4.85%，2年均值则下滑2.34%。 现如今，中国服装市场发展进到品牌经营期，知名品牌针对顾客的影响力与知名度逐渐扩张，知名品牌已经成为消费者选择服装考虑到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公司意识到只注重产品价值和品牌形象还远远地不能触动顾客，而品牌理念、品牌文化与情感沟通等个性化个人行为逐渐渗透进公司，文化战略变成服装公司的最佳选择。伴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互联网 ”时期随着而起，互联网与各种传统产业密切紧密结合。在消费理念升级的大环境下，这也是服装公司把服装主营业务做强做大的一种流行发展趋势和关键方式。 四季青服装是电商创业者本营，夜里太晚也灯火辉煌。这儿开拓创新，随时变化着销售模式，持续发布流行时尚的新产品，这儿在追求时兴，生产制造时兴，这儿每一个店家都能够写下动人的故事，绝对不会平平淡淡。这儿藏龙卧虎，这儿敢于创新，这儿触动中国服装行业的总体运势前途。四季青服装销售市场，是中国最具影响力服装一级批发价与市场流通之一，创建于1989年10月，拥有“中国服装第一街”的美称。四季青服装一张靓丽的名片，当我们提到服装时，就不得不提起四季青。在普通人眼中，四季青就真只是一个服装市场批发罢了，就行例如广州的龙潭一样，一个工程建筑。实际上，四季青服装市场批发已有近30多年的历史了经营规模慢慢地发展趋势扩张，现今四季青不仅仅是表层的一个销售市场，一栋工程建筑罢了。反而是现代化服装批发价 互联网电子商务的一个缩影。 “四季青服装城”服务平台创办人“王大勇”先生表示伴随着移动终端的兴起，5G商业时期已经来临，无线网络和传统电商公司陆续通水移动电子商务，移动电商飞速发展，此外，互联网 服装将会在手机端持续进行渠道开拓和分离。传统式服装公司依靠创新发展趋势，互联网 服装离不了品牌与品质，二者都需要存活发展趋势，线上线下结合是大势所趋。传统式服装知名品牌做电商之所以能够迅猛发展，表明传统式服装知名品牌质量以及知名度深得人心，正确引导着网上购物客户的挑选。除此之外，伴随着“客户体验”理论的持续加重，电子商务更是需要发展趋势线下推广，提升形象工程项目。线下推广试衣服、在线下单将成为互联网 服装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发展趋势。
想知道文渊阁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用的呢?其实文渊阁之名始于明代，其阁亦始建于明代，位于北京市故宫东华门内文华殿后，坐北面南，阁制仿浙江宁波范氏天一阁构置。 明太祖朱元璋“始创宫殿于南京，即于奉天门之东建文渊阁，尽贮古今载籍”。此即文渊阁建阁之始。明成祖迁都北京，仿南京已有规制营建北京宫殿，北京宫中的文渊阁随之建成。诚如明宣宗所言：“太宗皇帝肇建北京，亦开阁于东庑之南，为屋凡若干楹，高亢明爽，清严邃密，仍榜曰文渊。”可见，有明一代曾在营建南京宫殿以及北京宫殿的同时，先后于南京故宫和北京宫中建造文渊阁。 文渊阁的功用早期主要在于藏书、编书。著名的大类书《永乐大典》，即在南京宫中文渊阁开馆编纂。明成祖于永乐元年(1403)下令修书，因初稿“尚多未备”，遂于三年(1405)谕令重修，“命礼部简中外官及四方宿学老儒有文学者充纂修，简国子监及在外郡县学能书生员缮写，开馆于文渊阁，命光禄寺给朝暮膳”。当时，“常熟张洪、丹徒裴俊、吉水陈诚俱赴文渊阁修《大典》，怀安黄童以楷书征入文渊阁缮写《大典》。” 永乐六年(1408年)，《大典》书成之后亦直接贮藏于文渊阁。北京宫殿基本建成之后，成祖还特别谕令将南京文渊阁的藏书运至北京收藏。据记载，“十六年，遣修撰陈循往南京，起取本阁所贮古今一切书籍，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余悉封识收贮”。这些运至北京的珍本秘籍，除《永乐大典》贮藏于文楼外，其他书籍均于英宗正统六年(1441)正式入藏文渊阁。当时，主持清点编目的大学士杨士奇，曾将各书“逐一打点清切，编置字号”，收藏于书橱中，并据以编成《文渊阁书目》，“以千字文排次，自天字至往字，凡得二十号，五十橱”。 在承载藏书、编书功能并用作“天子讲读之所”的同时，文渊阁还是阁臣入直办事之所，并随着明代政治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为事实上的秘阁禁地。明初，朱元璋为强化皇权，诏罢中书省，废丞相。为处理纷繁国事，又不至妨碍专制集权，乃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定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各一人，于翰林及六部官员内择取。朱棣继位，以“初定内难，四方之事方殷”，特“命侍讲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寻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同入直，并预机务”。时成祖“每退朝还宫，遇有几务须计议者，必亲御翰墨，书荣等姓名，识以御宝，或用御押封出，使之规画。荣等条对，用文渊阁印封入，人不得闻”。文渊阁因此而有内阁之称，杨荣等人也先后升迁至大学士之职。 至英宗正统七年(1442)建造翰林院之后，文渊阁作为大学士等官员专门的入直办事之所，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秘阁禁地，“凡入内阁，曰直文渊阁”。世宗嘉靖年间，文渊阁制进一步完善，据载：“嘉靖十六年命工匠相度，以文渊阁中一间恭设孔圣暨四配像，旁四间各相间隔，而开户于南，以为阁臣办事之所。阁东诰敕房装为小楼，以贮书籍。阁西制敕房南面隙地添造卷棚三间，以处各官书办，而阁制始备。其职掌入内阁，预机务，出纳帝命，率遵祖宪，奉陈规诲，献告谟猷，点简题奏，拟议批答，以备顾问，平庶政。”阁门还高悬圣谕，严申规制：“机密重地，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违者治罪不饶。”可见，文渊阁已成为事实上的内阁，其地位和作用非同一般。 藏书、编书而外，文渊阁也是“天子讲读之所”，皇帝不时在此翻阅书籍，并召集翰林儒臣讲论经史。据载，太祖于“万几之暇，辄临阁中，命诸儒进经史，躬自披阅，终日忘倦”。成祖“或时至阁，阅诸学士暨庶吉士应制诗文，诘问评论以为乐”。宣宗也曾利用“听政余闲，数临于此，进诸儒臣，讲论折衷，宣昭大猷，缉熙问学”，并特撰《文渊阁铭》，述其盛况。 正统十四年(1449)，南京明故宫发生火灾，文渊阁及其所余书籍皆付之一炬。北京皇宫的文渊阁也随着明王朝的灭亡，在明末战火中被毁。 清代 清入关建立全国政权之后，在政治制度上多沿袭明制，在文化思想方面也逐渐接受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文化。顺治十五年(1658)，清廷改内三院为内阁，分设翰林院，“以大学士分兼殿阁，称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凡四殿二阁。顺治十八年(1661)复设内三院，撤翰林院。至康熙九年(1670)，再撤内三院，复内阁、翰林院，其殿阁职衔仍沿顺治十五年之制。 乾隆十三年(1748)，以“中和、保和、文华、武英四殿，文渊、东阁二阁未为划一，其中和殿名从未有用者”，因裁中和殿而增体仁阁。自此而后，三殿三阁大学士成为定制。但是，其中的文渊阁却始终有其名而无其实，即清廷虽设有文渊阁大学士之名，却并无文渊阁之实，所谓“本朝定制，以文渊阁为大学士兼衔，第仍其名而未议建设之地”。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四库全书》开馆。考虑到书成之后将来的贮藏问题，乾隆帝在编书活动大规模开展的次年即未雨绸缪，决定为《四库全书》建造专门的庋藏之所。他听说浙江宁波范懋柱的藏书楼天一阁“纯用砖甃，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并无损坏，其法甚精”，便特谕杭州织造寅著“亲往该处，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是否专用砖石，不用木植，并其书架款式若何，详细询问，烫成准样，开明丈尺呈览”。在了解到天一阁的建筑规制及藏书特色之后，乾隆帝欣然下令，“取其阁式，以构庋贮之所”。 最初乾隆帝计划将《四库全书》抄写四部，“一以贮紫禁之文渊阁，一以贮盛京兴王之地，一以贮御园之文源阁，一以贮避暑山庄，则此文津阁之所以作也”。其后考虑到江南士子读书治学的需要，又特别谕令在江浙地区增建文汇、文宗和文澜三阁。此即著名的用于贮藏《四库全书》的七座藏书楼。其中紫禁城中的文渊阁建于文华殿之后，乾隆帝说：“凡事豫则立。 书之成虽尚需时日，而贮书之所，则不可不宿构。宫禁之中，不得其地，爰于文华殿后建文渊阁以待之。文渊阁之名，始于胜朝，今则无其处，而内阁大学士之兼殿阁衔者尚存其名。兹以贮书所为，名实适相副。”可见，由于《四库全书》的纂修特别是将来贮藏的需要，自清初以来一直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文渊阁，终于得以动工兴建，并因此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秘藏书胜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的冶炼技术相当发达，那么火药和炼丹术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说火药的发明应该归功于炼丹家们？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能制造出造型复杂、非常美观的大型青铜器皿了。春秋中期，我国已经发明了生铁冶炼技术，到了春秋末年，铁制的农具和兵器也已得到普遍使用。 在冶炼金属的过程中，人们不断总结经验，逐渐接触和熟悉了许多矿物的性能，积累了丰富的化学知识。从战国时代起，就有人把冶金技术运用到炼制矿物药方面，梦想能炼出长生不老之药来，也有人想从矿物中炼出金银来。那种炼制所谓长生不老药的炼丹术在古代被称为“方术”，从事炼丹的炼丹家则被称为“方士”，后来被称为“道士”或“丹家”。 虽然这些炼丹家始终未能炼出长生不老之药来，但是在一次次冶炼中，他们不断积累经验，掌握了不少化学知识。这些炼丹家对我国古代化学的发展，起了不少作用。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或许把他们称为古代的化学家更为合适。在这些方士中，较为突出的有李少君、魏伯阳、刘安、葛洪等。 火药的主要原料为木炭、硫磺和硝石。硫磺在我国古代也被称作石流黄、留黄、流黄等。我们的祖先在公元前后，就已在湖南的郴县发现了大量的硫磺矿。此后在我国北方、南方也多次发现大型硫磺矿。 我国古籍中最早提到“流黄”的是《淮南子》一书(公元前150年前后)。说明在当时古人对硫磺已有认识。西汉末年问世的我国第一本药物典籍《神农本草经》上。把石流黄归入“中品药”的第三种，可见当时硫磺已被广泛用于入药。 硝石是黑色火药里的氧化剂。它的化学成分是硝酸钾，受热能产生氧气，有很强的助燃作用。火药爆炸力的大小.主要根据含硝量的多少来决定。最迟在公元前后，我们的祖先已经发现了硝，并能掌握利用它。古代人民在实践中慢慢发现硝石有消除积热和血瘀等医疗作用，便将它入药。《神农本草经》把硝石列入“上品药”的第六种。古代的炼丹家十分熟悉硝石的性能，常把硝五作为主要的氧化剂和溶剂。公元500年左右的炼丹家陶弘景就指出硝石有“强烧之，紫青烟起”的现象。 炼丹家们在炼丹时既用硫磺又用硝石，渐渐发明了可以燃烧的火药。 唐朝初年，有名的药物学家孙思邈也炼过丹药。在他所写的《丹经》一书中，有一种“伏硫磺法”，记载着类似火药的方子。 由于这种伏硫磺法经常在制作过程中发生燃烧，烧伤炼丹者的手脸，甚至烧掉炼丹房，古人明白了硫磺、硝石和木炭的混合物极易猛烈起火，甚至发生爆炸，制作时必须十分当心。 经过一次次的爆炸起火，炼丹家们从最初的恐惧中逐渐认识到，硫磺、硝石和木炭，如按一定比例配制，可制成会爆炸的“火药”。 火药是在炼丹家们炼药时发明的。具体年代已无从查考，但根据资料可以推断，火药发明的时间应在唐代以前。由于这种火药的颜色是黑色的，所以叫作“黑火药”。 火药虽是由炼丹家发明，但炼丹家的本意是为了制作药物，他们并不希望它有强大的爆炸力和破坏力。可是当火药的配方一旦为军事家们所知晓，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明白，用火药制成的武器，一定具有强大的杀伤力。于是军事家们不断探索研制，强化它的毒性、燃烧力和爆炸力。火药发明后，引起武器制造的重大改革，逐渐由兵刃时代进人了火器时代。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