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举制度成熟的明代为例，进京赶考的举子是参加礼部举行的会试，而参加会试并不是所有读书人可以参加，需要具有举人功名科举考试四个等级。 科举考试分为四个级别，童生试、乡试、乡试、会试、殿试。 其中童生试又分为县试、府试、院试。这是最基础的科举考试，任何没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都可以参加，一路通过县试、府试、院试，才成为生员，也就是俗称的秀才。 秀才是最基础的科举功名，取得秀才后，还得在提学官举行的科试中，名列前等，才有资格参加乡试。 乡试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乡试属于大考，重视度远超童生试，主考通常由中央指派主考。参加的考试的秀才，在乡试中举后，那就真正成为地方乡绅，《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就是中了举才翻身，受人尊敬，立刻有钱有房。 成为举人后，便可以赴京参加会试。 会试也是三年一考，俗称“春闱大比”，通过的举人就成为贡士，随后去皇宫内参加殿试。 殿试不黜落士子，仅根据考试的策论优劣，排名次。只要通过了会试，就成为进士，味着这身官身就有了。 所以，有些影视剧上一个士子连童生试和乡试都没考，直接就赴京考科举，这是不正确的，赴京赶考的考生考的是进士，必须得是举人，不然先回老家一步步考上来再说。 古代的科举状元是几品官？ 状元，就是科举考试的第一名，是在最后一次考试（唐是省试，宋后殿试）中，取得的进士第一名，也称鼎元、殿元。状元,不是官职，是考试成绩的荣誉。 有文科状元、武科状元之分。 文状元考试成绩无论怎么牛，一般不能马上去地方担任实职,需一步步历练。一开始，状元普遍进翰林院。翰林院是皇帝秘书机构，各朝作用大同小异。翰林院修撰，从六品，职责是掌修国史、修实录、记载皇帝言行、讲经史，以及起草典礼文稿。 任职翰林院，因是天子近臣，加上状元的光环，一二十年大多都能混到三品左右，如果真有能力、家族背景、皇帝喜欢，以及运气等因素，可以做到尚书、或进入内阁。 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是正七品，就是口头常说的”芝麻官”；其余进士考试合格者，进翰林院，称庶吉士。 状元、进士，一般要等三年后，考试合格者，部分可以安排到各部或地方任职。 武状元开始于中唐，风行于南宋。一般从六品“校”干起，相当于如今的正营或副团 清初，武一甲进士授副将、参将；二、三甲进士授守备；武状元榜眼、探花授一、二等侍卫等。 古代的状元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呢？ 为了管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强化治理结构，自古都有人才选拔制度。那么状元，相当于现在的什么级别和职务呢。我是情义无价，分享问题看法。 古代为了选拔治理国家人才队伍，实施了科举制度，状元就是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人才。科举制度，是从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变化，扩大封建统治阶级l利益，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管理，就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到了中央，用科举制取代了以往被门阀贵族把持的九品中正制，使得任何参加者都有成为官吏的机会，这样也消灭了贵族垄断社会的统治规则。 科举制度的最初实施，是在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了进士科，他们用考试的办法来选取进士，主要考的是时事政治理论知识，相当于现在写一篇对时事政治的分析观点论文，从中选择优秀的文章，以此来选拔人才。 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选拔进士，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 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 在明清时期，对科举考试逐步进行了规范和制度化，也被世人称作八股取士。 明清的科举考试分为四个级别，最低的一级叫院试，由府、州、县的长官监考，考试通过后为秀才。然后是乡试，这是省一级的考试，考中的就成了举人。再高一级的就是会试，由礼部主持，考取的叫贡士。如果能考过这一关，就有资格参加最高一级的考试，也就是殿试。 殿试又叫廷试，是由皇上亲自主持，皇上会提前对取得贡士的人的试卷进行审阅。这个时候，皇帝就有了一定的优劣选择倾向，并拟定了廷士准备提出及要求回答的问题。 在廷士现场，皇帝会一个或所有人一起，提问题，让大家逐一回答或竞答，并从中选择回答最好的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现场钦点表扬。被皇帝钦点第一名的就是状元，第二名就是榜眼，第三名就是探花。 其中，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殿试一甲第一名叫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明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黄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 凡能通过殿试的，最起码也能捞个进士。如果谁能够考中第一名状元，不仅能得到高官厚禄，也可以名扬天下，更有甚者会被皇帝当场赐婚，荣耀之至可想而知。一般情况下，状元会授翰林院编修 获得状元相当于现在的什么行政级别，或者学历。古代一般是廷士三年一科，每次廷士选拔为进士的约为18人，只有一个状元，而每一年参加科举考试的从考秀才到贡士，最少也有2万人之多，三年累计不下于10万之众。 状元，相当于万里挑一的人才，一般殿试前三甲都得到翰林院任职，授七品编修，但不会直接安排去当县官（县官的官阶是七品），然后干几年才会外放。 这里面的翰林院，相当于现在的中国科学院、工程院、政策研究院，就是知识分子的聚集里，属于国家的人才储备。这部分人，在翰林院学习国家的法律法规、制度规划、社会结构等，学习、积累和沉淀一定的治理国家知识经验，才会得到重用。 如果对应行政级别的话，过去的状元要相当于现在的科级干部（也就是相当于县长的级别，但不会直接任命当县长，除非廷士的时候，皇帝当场问话，回答非常优秀）。如果对应现在的学历来说，至少也是硕士级别了，而且是清华大学这样顶尖学校毕业的硕士生。 情义无价，真诚分享。欢迎关注点评，感谢有您。@情义无价品历史 @成长新视点
古代科举考试排名情况从大到小为：状元古代科举制度等级、榜眼、探花、进士、贡士、举人、秀才、童生。 科举考试共分为四级：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殿试由唐代武则天首创，宋太祖时成为定例）。 1、凡应考生员（秀才）之试者，不论年龄大小，皆称儒童，习惯上称为童生。院试由省学政主持，童生参加。考中的称秀才，也叫生员，一般可称相公。此二者只是预选形式，乡试、会试、殿试才是正式的科举考试。 2、乡试每隔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参考者为秀才，考中的为举人，可称老爷。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二至十名称亚元。考期在八月，故又称“秋闱”。 3、会试是在乡试的基础上进行的，时间是在乡试后第二年春天，地点在京城礼部官衙，举人参加，考中后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 4、会试合格后即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或钦命大臣代理主持的殿试。合格的统称进士，贡士才有参考资格。殿试分三甲（三等）录取，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殿试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进士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通过最后一级考试者，称为进士。隋朝于605年首次开的进士科，被视为科举的开始。隋、唐时，“进士科”只是科举各科中的一科，考的是诗赋。因为进士科是常科，考取又最难，故此最为尊贵，地位亦成为各科之首。 宋代以前，进士只需要通过在尚书省举行的“省试”。自宋以后，进士一律要经过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一关复核和决定名次。宋仁宗时，曾发生过一名通过省试，但在殿试被黜落的考生愤而投奔西夏的事情。自此以后殿试都只定名次，而不会黜落考生。 在明朝和清朝，殿试录取考生为三等，称三甲。一甲三人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称“进士及第”。二甲若干(清朝时一般为七人)，称“进士出身”。三甲称“同进士出身”。世人统称被录取者为进士。进士是功名的尽头，就算是对名次不满意也不可以重考。状元是中国科举制度中的最高荣誉，是在最后一关考试（唐朝时的省试，宋以后的殿试）中，得到进士第一名的名称。状元亦称“鼎元”“殿元”。
自隋唐创立科举，明清时逐渐成熟后，状元的含金量，就开始不断上升。先从考试难度来说，想要得到状元，就要经过童生试王尧臣、乡试、会试、殿试，一步一道关卡，最后得到第一名的位置。三年一次的会试，需要跟全国学子比拼。种种难度，一般人都熬不过来。而且，科举越往后面发展，就越注重考试过程是否公平。说到底，朝廷也希望招到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如果靠作弊，凭关系上位，再有难度的考试，也不过是摆设。 所以，到后来对防止考场作弊，做得非常严格，规矩也很多。考生之间，不允许私相授受，并且得互相监督。同考场学子如果发现作弊不举报，也会受到连带惩罚。招选考官时，除了身份、官职欧要求，对品行更有考验。而且，惩罚措施极为严格。 不仅是简单的罢官贬职，更有可能是杀头的死刑，甚至会株连亲友。顺治十四年，皇帝经监察官员给事中任克溥举报，发现顺天府乡试中，有严重的作弊情况。为了以儆效尤，朝廷直接杀了七名考官，并惩罚考官亲属，流放一百多人。史称“丁酉科场案”。科举难度的提高，防止作弊手段的同时进行，更能进一步提高状元的含金量。 而且，状元的数量，在整个官场比例是非常低的。以清朝为例，从顺治三年到光绪三十年，朝廷举行过112次科举。因为顺治九年跟顺治十二年时特例，同时招了满、汉两名状元。所以，这段时间内，清朝总共只有114名状元。 因为状元的含金量高，人数又较为稀少，朝廷便可以在每个状元上，倾尽更多的资源栽培。作为一甲头列，状元在殿试结束后，可以不同参加之后的朝试选拔，直接能入翰林院。 翰林院是过去培养宰辅人才的地方。入了翰林院，就等于将来拥有封建入阁的一半门票。状元入了翰林院后，就是六品官阶。这是一个很高的起点。如果是举人当官，一般只能是七品知县。而且，一辈子也很难继续熬上去。 可是状元不同，朝廷是把他们往高级官员的方向培养的，将来要担当担任。以清朝史料统计，当时114名状元中，有14人升任内阁大学士，9人担任军机大臣，19人担任总督、巡抚一级的封疆大吏。其余人，也基本都是四品以上官阶。 这个级别，属于可以直接向皇帝上密折的中高级官员的行列。而且，许多人考中状元时，岁数并不大。以清朝现有资料统计，岁数最大的在59岁，最小的在24岁。这个年龄区间，对于一个官员来说，正是精力旺盛的时期。起点高，精力足，状元一般都能得到很快的升迁速度。10年功夫，就可能升任高位。 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状元，虽然不能保证个个人才，但其中确实有不少厉害的人物，且在历史上，得以留下名声的人。如嘉庆二十二年的状元吴其濬。这个人不仅从政经历丰富。在福建、江西、陕西、湖广、云贵等地，都担任过巡抚、总督一级的地方官，在中央上，担任过太子洗马、兵部右侍郎、内阁大学士等职位。而且，还是个有名的科学家。 吴其濬阅历广泛，他在公务外，又写了很多书。这些书不是程朱理学，也不是道德文章、为官心得之类的内容，而是讲如何治水、对植物、矿物的记载描述。如《治淮上游论》，就是讲怎么治理洪灾频发的淮河。《滇南矿厂图略》，讲的是云贵地区的矿物。《植物名实图考长编》、《植物名实图图考》则是专门对植物的记载。在植物记载上，吴其濬不仅很详细的留下文字，还专门去采集标本，制成图片。这是很见功底的。 当然，没考上状元的，也不一定就没有出路。如雍正年间的李卫，就是靠捐官获得官职，最后成为封疆大吏。光绪年间的左宗棠，举人出身，最后收复新疆，同样完成一番伟业。只是说状元在科举考试的选拔汇总，含金量更高一些，成材率也不低。 状元们如果可以成为高级官员，退休后，只要没有被朝廷惩罚过，就可以享受到不错的退休待遇，能领到在任时的全部俸禄。级别越高，退休后可以得到的待遇就越丰厚。这种丰厚，不仅是简单的退休高低问题。而是可以终身保障，甚至可以把这种待遇留给子孙。 如清朝时，朝廷会允许高级官员荫封子孙，给后辈留下通往仕途的捷径。对于古代很多人来说，这等于有一份可以传承子孙的铁饭碗。很多人都为此感到知足，并在争夺官职的路途上，越走越远。 还有一些官员，可能会一直担任官职，被朝廷强行留下，不让退休。如咸丰九年考中状元的孙家鼐。他在光绪二十四年的时候，已经以告病为理由，请求退休。但是，慈禧后来重新招孙家鼐担任礼部尚书，又升任大学士职位，无法退休。直到宣统元年，朝廷才勉强同意83岁的孙家鼐退休。而在退休不久后，孙家鼐就去世了。 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脑洞外星人，一个研究地球历史的外星人
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殿试金榜第一甲赐进士及第共3名 刘春霖 – 朱汝珍 – 商衍鎏第二甲赐进士出身共120名 张启后 – 林世焘 – 颜 楷 – 朱文劭 – 王 赓 – 张茂炯 – 麦鸿钧 – 翁兆麟 – 郑 言 – 贺维翰黄瑞麒 – 徐 潞 – 林志烜 – 庄陔兰 – 何景崧 – 熊 坤 – 宋育德 – 陈 震 – 杜 严 – 张成栋谷芝瑞 – 莫以增 – 楼思诰 – 岑光樾 – 林 乾 – 陈 毅 – 江孔殷 – 刘谷孙 – 郭寿清 – 吕祖翼谢启中 – 龙建章 – 潘 浩 – 王庆麟 – 谭延闿 – 叶先圻 – 杨毓泗 – 李翘燊 – 王 枚 – 许承尧蒲殿俊 – 李盛和 – 朱振瀛 – 唐尚光 – 陈之鼐 – 吴德镇 – 高振霄 – 蒋尊袆 – 苏源泉 – 方兆鳌马步瀛 – 季龙图 – 童锡焘 – 何毓璋 – 陈蜚声 – 张恩寿 – 钱崇威 – 朱点衣 – 施尧章 – 阎士璘李湛田 – 李 榘 – 李景纲 – 李言蔼 – 唐桂馨 – 汪士元 – 潘鸣球 – 徐钟恂 – 陈国华 – 景 润吴 琨 – 梁禹旬 – 刘敦谨 – 陈继舜 – 沈钧儒 – 陈 度 – 程宗伊 – 刘钟俊 – 舒元璋 – 钱 淦濮文波 – 龚福焘 – 谢銮坡 – 徐金铭 – 张成修 – 张 琴 – 张世畸 – 沈秉乾 – 钟刚中 – 王炳震田明德 – 傅增濬 – 陈启辉 – 苏 舆 – 张国溶 – 段国垣 – 雷延寿 – 马荫荣 – 阎祖调 – 单志贤关赓麟 – 戴宝辉 – 何振清 – 张 诒 – 章祖申 – 吴晋夔 – 杨巨川 – 汤化龙 – 李景铭 – 王季烈雷多寿 – 朱元树 – 胡家钰 – 许业笏 – 陈世昌 – 宋名璋 – 欧阳鼐 – 张其锽 – 张介孚 – 张名振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共150名 张 鸿 – 竺麟祥 – 陈赓虞 – 陈正学 – 刘启瑞 – 白葆端 – 陈敉功 – 随勤礼 – 姚 华 – 舒嘉猷张云翼 – 梁成哲 – 顾显曾 – 周之桢 – 方 贞 – 张则川 – 曲卓新 – 董绳焘 – 邵孔亮 – 张朝辅舒伟俊 – 刘远驹 – 袁永廉 – 李延真 – 毕太昌 – 陈宗蕃 -欧阳绍祁- 何震彝 – 聂传曾 – 果 晟朱秉筠 – 彭运斌 – 郑元桢 – 周观涛 – 邵从煾 – 朱泽年 – 王鸿兟 – 叶大华 – 熊范舆 – 贾景德陈熙朝 – 王 烜 – 王慧悯 – 程叔琳 – 张又栻 – 雷 恒 – 孙家钰 – 杨光瓒 – 张履谦 – 邱景章郭钟美 – 章 梫 – 吴兆梅 – 陈兆槐 – 姜乃升 – 宫炳炎 – 覃寿堃 – 栾守钢 – 钱昌颐 – 谢桓武邓 隆 – 陆光熙 – 张俊英 – 彭守正 – 冯巽占 – 尚崇基 – 王宝璜 – 忻江明 – 闵 道 – 杨济时赵录绩 – 朱崇年 – 云 书 – 崔炳炎 – 林基逵 – 孙 鸾 – 任嘉莪 – 王树忠 – 曹元鼎 – 黄为基冯汝琪 – 张肇铨 – 程镇瀛 – 叶大章 – 刘光筼 – 杨灏生 – 李应寿 – 章圭瑑 – 朱大玙 – 叶 湘孟应奚 – 李凤书 – 李熙仁 – 李臣淑 – 王元璐 – 仲延仕 – 周安康 – 刘绍曾 – 陈迪吉 – 李维第赛沙敦 – 刘绵训 – 荣 濬 – 李德鉴 – 杨大芳 – 程天锡 – 王言綍 – 韦延秩 – 宾光椿 – 李维汉张廷栋 – 徐 培 – 田明理 – 范家驹 – 史之选 – 夏和清 – 饶孟任 – 张应济 – 李 凝 – 梁善济陈金华 – 段 维 – 郑猷宜 – 张学宽 – 李寿祺 – 余维翰 – 王文焕 – 张肇基 – 许树声 – 增 春陈焕章 – 林振先 – 董 镛 – 茹欲可 – 乔海峰 – 江绍杰 – 林 苍 – 邢 端 – 金 梁 – 苏兆奎张称达 – 郭辅唐 – 夏道辉 – 王景嵩 – 王慎贤 – 万宝成 – 杨靖恭 – 章锡光 – 王承佐 – 李景濂
科举正式成为制度，是隋唐时期开始的探花是第几名。大致分为考秀才、考举人和考进士。其中最高级别的人考进士，因为名义上由皇帝亲自主持，所以考中的人称为天子门生，极为荣耀。 殿试名次的排列分为三甲，一甲共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其中二甲第一名称为传胪。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殿试传胪后颁发上谕，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第二名、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 宋代人曾说，“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矣。”可见考取状元，是多么光荣的事。 在形式上，皇帝对于前三甲也给予极高的待遇。 在清代，有殿试传胪典礼，十分隆重。典礼时到，礼部堂官诣乾清门奏请皇帝礼服乘舆，引入太和殿升座。此时，中和韶乐奏隆平乐章;阶下鸣鞭三响。鞭用皮制，长一丈余，司礼者执鞭柄由下飞舞，回旋而上，鞭声清脆悦耳，响彻云霄。鸣鞭毕，丹陛大乐奏庆平乐章，读卷大臣等官员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礼。 大学士进殿从东楹的黄案上取出黄榜，授给礼部尚书，陈于丹陛正中的黄案之上。这时，丹陛大乐又起奏，鸿胪寺官员引新进士就位，宣读制诰：“某年某月某日策试天下贡士，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传胪官唱第一甲第一名某人，引出班跪于御道左侧;唱第一甲第二名某人，引出班跪于御道右侧稍后;唱第一甲第三名某人，引出班跪于御道左侧再稍后处。然后唱第二甲某人等若干名，第三甲某人等若干名，不引出班。唱名毕，鼓乐大作，大学士至三品以上各官及新进士均行三跪九叩礼，中和韶乐奏显平乐章。 典礼完毕，皇帝乘舆还宫。礼部尚书用云盘奉黄榜，置于彩亭之中，在礼乐仪仗下出太和中门至东长安门外，在长安街张挂三日。 新进士左出昭德门，右出贞度门，一甲三人随榜亭由午门正中出。由于丹陛中石只有皇帝才可以踩践，所以午门的中路除非皇帝出行从不开启，殿试传胪后准许文武一甲进士由此门出，这是连亲王宰相也不能享有的隆遇。 古代探花与现代探花谁厉害？ 古代探花是封建科举制度考中位列第三的进士第三名：前两名状元、榜眼；第三名试中才是探花。 状元、榜眼、探花是古代朝庭科举制度最高一级的考试中榜者，也是顶尖之中金字塔最高端人材，由皇帝主持钦点中进士的甲等三榜试中者。 状元：是指古代封建科举考试制度中，在殿试考取一甲第一名的人。 意思即为甲等第一，亦指出类拔萃各方面最好的人，状元者，号称魁元，是经过乡试、省试，最后到殿试被皇帝御笔点中一等一的夺魁之人，俗称叫状元郎。 榜眼：从字面上解释，意即为中榜两旁的人，前为状元，后为探花。 泛指古代科举制度中殿试考取进士第二名的称号。 探花：是指中国古代科举制度考试中位列第三的进士称号。 意思为甲等等三名。 那这甲等三榜名是怎样来的呢？ 在这里自然要说到秀才、举人，进士。 秀才：地方官府考察和推举的人才，意为优秀中的人材，在中国古代官吏选拔的科目中，亦称为学校生员的称呼，一般在乡试初级阶段考试中的生员举子称为秀才。 在明、两代时特指府（州），县中的生员，取得这种资格的考试，称为童子试，亦称童试。 在府试、院试中考试合格者为秀才；所谓秀才者，即有功名加身，才真正具备进入官学正式参加科举考试制度。 举人：最初定义是指被推荐有贤才的人，后在乡试、省试中的试中者称为举人。 01.指推荐、选拔出的人才。 02.指隋朝、唐朝，宋朝三朝时代，被地方推举进京应考的科举考试者。 03.明、清两代称乡试录取者。 进士：是通过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高一级考试中者称为进士。 古时的秀才类似于现在的大学生。 举人相当于省一级考试中者的公务只。 进士亦如今天全国统一考试选拔的优秀领导干部。 至于说古代探花和如今的探花比谁最厉害？这是一个伪命题，也不存在谁比谁厉害，不过时代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长江后浪摧前浪，一个不争的事实。 如果把古代的探花和如今的研究生相比，也等同相类似，这里举人和秀才的区别是：举人参加完乡试，还得参加省一级举行的考试合格者才能称为举人。
在清初遗民对八股文的批判潮流中，王夫之是一员主将，在反思中他极为认真地分析研究了八股文的特质八股文指的是什么、功用与写作手法，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八股文观，其独到之见在八股文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王夫之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又号夕堂，或曰一瓢道人、双髻外史。晚居衡阳石船山观生居，自署船山病叟，学者称船山先生。湖广衡阳（今湖南衡阳）人。 王夫之出生于中小地主之家，自小即攻读经史，且热衷于科举功名。据他自述，“身本经生，十岁授之父。弱冠，有司录以呈之君”（王夫之《王薑斋四书文自序》，清光绪刻本。），可知他二十岁时考中了秀才。崇祯十五年，二十四岁的他在武汉考中湖广壬午（1642）科举人。次年，欲入京会试，恰逢李自成争夺河南，中途遥阻，未能成行。一生心愿被毁，又吃过张献忠部掳掠之害，故终生痛恨李自成、张献忠之流。 清兵入关占据北京，又大举南下。顺治五年（1648），读圣贤书，牢固树立了夷夏之防理念的他在家乡招募义兵，奋起抗清。兵败退至广东肇庆，投桂王，受瞿式耜的推荐，任南明永历政府行人司行人。因反对内讧，曾三次上疏，揭露大学士王化澄等“误国”，并警告永历帝不要“重辱国而灰天下之心”。王化澄恨之入骨，几次陷害，阴谋杀害他。他被迫辞官。桂林陷落，瞿式耜殉难，他返回湖南。 为避难，他遁迹民间，往返于永州浯溪、郴州、耒阳、晋宁、涟邵一带，目睹了晚明因腐败所造成的各种尖锐社会矛盾，决心探寻明朝迅速败亡的原因，总结其经验教训，便隐居衡阳石船山麓四十八年。在穷困乏食之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自诩，耐着饥寒疾病，锲而不舍地埋头著述，不闻外事。据他儿子王敔《大行府君行述》中所记：他“启翁牖，秉孤灯，读《十三经》《二十一史》，及张、朱《遗书》，玩索研究，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迄于暮年，体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而纂注。颜于堂曰：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船山全书》第十六册《传记之部》，岳麓书社，1996年，第73页。）以这样艰苦卓绝之精神，终于写下一百多种、四百多卷发前人之未曾发，创见叠出的著作。在湘贤邓湘皋、欧阳兆熊的鼓吹努力下，终于编成《船山全书》三百二十四卷，于晚清时刊刻出版。 王夫之讲求气节，“素恶东林、复社驰骛声气标榜之习，与中原人士、江介遗老，不相往来。”（欧阳兆熊《水窗春呓·王船山先生轶事》，中华书局，1984年，第7至8页。）清朝建立后，剃发之令极严，有“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之说。但他至死未曾剃发毁服。剃发令初下时，他正在楼上著书，“檄至，府县会营将草堂围定，郡守朱某先登楼，见先生出座拱立，不自觉其五体之投地也。亦可想见盛德之容令人钦敬，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其学识、精神和人格折服了许多代人，陶澍为其撰联云：“天下士非一乡之士；人伦师亦百世之师。”推崇备至，但非过谀。湖湘学人志士，都奉其为精神导师，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无不如此。 王夫之自小聪明，多闻博学，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学者。博通群籍，无所不学，于经史百家研究皆有心得，精于哲理，长于思辨。论学以汉儒为门户。死前，他自己题《碑铭》说： “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潘宗洛《船山先生传》，载《衡阳县志》，清嘉庆刻本。） 这里所披露的心迹是：自己抱有与东晋刘琨一样的爱国忠忱与义愤，可惜不能战死以报国；有志继承张载的正学，自愧能力达不到。寥寥数语，倾吐出他有刘琨式的爱国之心，又奉张载为正学，希图承继张载之学的心声，也勾勒出他一生的追求轨迹。 王夫之强调学问要经世致用，要格物致知，批判晚明的空谈误国，强调实学。他儿子说他“自少喜从人问四方事，至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王敔《薑斋公行述》，《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84页。），文章乃其馀事。然而，他并不排斥文学。他工诗善文。论文反对明代的因袭模拟之风。论诗特别重视其抒情性。无论诗文，都重内容，重对现实的反映，主张以言情为主，但又反对情夺其性。即便对于当时许多人加以痛斥的八股文，他也因它是用以选拔人才的工具，有其实用性，非但不加鄙薄，还对其传输孔孟之道的功能大加肯定，并欲纠其弊、扬其正，使其成为阐发理学的利器。 他十岁受经于父，曾致力于八股文的揣摩与写作。凭藉一手出色的八股文二十岁时取得了生员名头，二十四岁以第五名考中举人。本想一鼓作气夺得进士功名，理想却被李自成打碎，成了一个遥远的梦。但对八股文仍一往情深。康熙二十二年（1683），他已入老年，在总结了明代八股文的得失之后，也对自己的少作做出反省，说“弱冠，有司录以呈之君，自不敢曰此聊以入时，壮夫不为。尝于九经有所撰述，而此艺缺然，亦缘早岁雕虫之陋，深自惭忸”（王夫之《王薑斋四书文自序》，清光绪刻本。）。然而对八股文实难以忘怀，便“略作数十首以补早年雕虫之悔，稍有发明及劝戒，不必圣贤之言如此，期不叛而已”。这便王夫之现存的八股文。 湘西草堂刻本《夕堂永日绪论》后之曾载阳、曾载述二人所作《附识》则将王夫之老来所作八股文的原因及其价值揭示得更为明白： 年六十一，各书著述将竣，于观生居授《四书讲义》，时洒笔作经书文，随手而就，亦随授所问者，而稿本不存。年七十时，自定四十篇，今存三十八篇，皆发《五经》奥蕴，当与《思问录内外篇》并传。今刊刻与《绪论》相比次，以《绪论》下卷仅详论制义之法，而《经文》一编，则先生日月江河天人性命之文也。（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三册《夕堂永日绪论附识》，岳麓书社，1996年，第698页。） 这篇《附识》指出现存王夫之的八股文是他六十一岁在将写完各种著作，给门徒讲授《四书》时写就的范文，“亦随授所问者”。七十岁时，他从中选定四十篇留存。它们“皆发《五经》之奥蕴”，当与《思问录内外篇》这种精深简明的著作并传，是“先生日月江河天人性命之文”，即深刻阐扬了孔孟之道之作。评价可谓高矣。 从《王薑斋四书文自序》及《夕堂永日绪论附识》及王夫之老来所作，精心挑选而留传至今的八股文来看，王夫之将其少时所作，即为求科举功名而作的八股文视为“雕虫之陋，深自惭忸”，只有在其晚年，在精研了儒家经典，能“发《五经》奥蕴”即深刻阐发了《四书》《五经》内在精义，能指导人们践行而作的八股文才是真正的八股文。分析王夫之现存的三十八篇八股文，可以看出它们有几个特点： 一是对题旨把握精确，这与他的经学功底精湛有关。他的经说考核精详，又实事求是，这种精深功力施之于同为说经的八股文，就显出高于一般学者的水准。 其二是说理透辟，时有创新，即他自己说的“稍有发明及劝戒”。这与他在哲学与史学方面的造诣有关。作为明清之际的大哲学家与史学家，自然会运用哲学的思想方法和史识去解经说经，其结果当然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却又不违背孔孟的大旨。 其三，他的八股文皆平实自然，层层阐述，不刻意讲求技巧，而文皆清通可读。 古代八股文试卷 上述特点，只要分析一篇题目出自《论语·为政》之文即可说明。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 一章 圣人之所答为政之请，绎《书》而遇之也。（破题） 盖孝友者圣人之天，故曰是亦为政也。《君陈》之篇能及此乎？而理则在是矣。（承题） 且圣人之大行也，德盛化神，覃及于天下，其大用昭垂而其藏固未易测也。非有不可测之藏也，天理之流行无土不安，而性之不容己者肫然独至。盖亦昭然于日用之间，而由之者不知耳。（起讲） 或以为政勉夫子，于夫子亡当也，而有触于夫子之心，乃求所以形似其行藏合一之理，示天下以无隐。爰取《书》而咏叹之曰：《书》云孝乎？《书》其有以体孝之诚乎？《书》其有以极孝之量乎？《书》其达孝于政而推行之乎？《书》其该政于孝而包举之乎？今取而绎之，又从而涵泳之，惟孝友于兄弟，人无不可尽而何弗尽也。以是而施于有政，无待于施而无不施也。由此思之，吾将有以自信矣。（入题） 循《书》之言而苟为之矣，无有不顺也。晨而定，昏而省，恂恂而率子弟之恒乎！无形无声而乐遇其天，以翕以和而因于其性，盖将终日于斯而无有斁也，行焉而无所阻也。（前比之出股） 奉《书》之言而固为之邪？无容不慎也。不苟訾，不苟笑，夔夔而无一念之违乎！我日斯迈而喜与惧并，我月斯征而心与力诎，盖亦企及于此而有不遑也，勉焉而固无馀也。（前比之对股） 诚如是邪，以为政焉可耳。世将授我以为，勿容谢焉。天下之亲亲长长与我均焉，而只以无惭于孺慕。言有政也，斯有施也，推而准之，无所于增，奚为其汲汲哉？（后比之出股） 惟如是也，不为焉抑可矣。我既有所以为，胡他求焉！吾心之不怨不尤有其乐焉，而无可以易吾至性。业有为也，何非政也，近而取之，无有不足，抑可以逌然矣。（后比之对股） 夫安得谓我曰：自奚不为政乎？呜呼！圣人之安，圣人之诚也，漆雕开有其志，而量未充；曾皙有其量，而诚未致。善学夫子者，其颜闵乎！不改之乐，行藏之与孝哉之称，汶上之辞，所谓殆庶者也。（大结） 该文题目全文为：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按照程朱传注，这一章书应作这样的理解： 鲁定公时季氏擅权，阳虎作乱，孔子不肯出仕理国政。有人就问孔子：“夫子有这等抱负，正当乘时有为，为何不肯出仕呢？”孔子不肯正面回答，就借《周书》上的话说：“你不知《书》所言之孝吗？《书》言《君陈》能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又能推此孝友之心，以为一家之政，使长幼尊卑都欢然和睦，肃然整齐，没有不归于正的。《书》之所言如此。这样看来，人处家庭之间，能帅人以正，就是为政了。为何一定要去当官任职，才叫为政呢？” 这个题目的要旨在于要阐发孔子难以明言的不仕之意，只能以《周书·君陈》篇中的话做托词来回答别人的问答。因为他是鲁定公时的臣民，按礼法他不能直接批判鲁定公初年时的乱政。所以对《周书》中为孝即为政的奥蕴一定要揭示明白，因按理学的说法，所谓政者，只是正人之不正而已。施之于国，使一国的人服从教化，固然是为政，修之于家，使一家之人遵守礼法，也是为政。把为孝即为政的道理揭示出来，就是完整、准确地将题旨复制出来了。 王夫之在这篇八股文中的破题与承题就直接将为政与孝友相链接，指出做到《书》中的孝友即是为政，因为“孝友者圣人之天”，孔子最重视也能最好地践行孝友之道，而理由就在《君陈》之中。 起讲分两层，第一层指出孔子是以德行来泽及天下，但其行藏之机“未易测也”。第二层指出行藏即出仕与否也并非不可测，因“性之不容己者肫然独至”，“昭然于日用之间”，只是一般人不知而已。 入题的第一层实际上就是原题，即点明孔子为何要在别人问他怎么不出仕时要以《君陈》之篇的言论来作答的道理，一连用了五个疑问句，一层层深入地将《书》中关于孝及孝与政的关系阐发出来。第二层点明孔子取《君陈》篇关于孝的言论而解释为何不出仕并“涵泳之”的原因，即“惟孝友于兄弟，人无不可尽而何弗尽也。以是而施于有政，无待于施而无不施也。由此思之，吾将有以自信矣”。 正文分四股。前比两股具体阐发只要按《书》中的教言去践行孝道即可使全家遵行礼法，也就是使一家人“正”了。后比两股分用“诚如是邪”、“惟如是也”的口气肯定践行孝友之道即是在“为政”，且是“近而取之，无有不足”，暗示在季氏擅权、阳虎作乱、不能尊信孔子的情况下，使一家遵行礼法比出仕是更好的为政。 在充分阐发了行孝即为政的道理之后，作者在大结开头以孔子的口吻来反问提问者作答：“夫安得谓我曰：自奚不为政乎？”真正是理足气雄。并在大结中，作者以孔子之弟子来衬托孔子，高度点赞了孔夫子在天下无道即藏、有道即行所表现出的诚之德意来收结全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王夫之对《四书》《五经》研究之精深，对每一句话中的微言大义都能确切领悟，故能以代言的方式将题目的奥旨意蕴一丝不差地复制出来，且处处以经典为本来体察圣贤立言之真心，故能将孔子的心意生动准确地再现出来，又从人性的角度加以引申从而有了新意，即他自己所说的“稍有发明及劝戒”，其中的艰难之处和良苦用心，从王夫之对此文的《自评》中即可看出： 窃意夫子之言甚大甚至，兢兢一字不敢妄设，犹恐毫厘千里。旧说为定公戊辰之故而云，恐不相当。且夫子之仕，固定公季斯也。（王夫之《王薑斋四书文》该文《自评》，清光绪刻本。） 既要将孔子“甚大甚至”之言的奥旨大义阐发出来，又“兢兢一字不敢妄设，犹恐毫厘千里”，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而王夫之认为过去认定孔子不仕是因鲁定公时之无道，这种说法“恐不相当”，因“夫子之仕，固定公季斯也”，且他认为“作经义者，非取鲁、卫、齐、梁之君臣痛骂以泄其忿，则悲歌流涕若无以自容，其丑甚矣”，（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55页。）所以在文中回避前人传注之解，全力去阐发《君陈》中行孝道即为政的道理，而只将鲁定公时的无道加以暗示，不加直接论述，故与前人所作同题文相比显得立意高远，更符合孔子原意。这就是王夫之晚年八股文的独到之处，也体现出其经学水平之高。难怪曾载阳、曾载述要称这些八股文为“先生日月江河天人性命之文也”。 王夫之在八股文史上的贡献，更多的体现在他对明代八股文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探讨上。抗清五年，流亡三年，刀兵血火，艰苦备尝，九死一生。从生不如死的亲身经历中，他痛感要对明亡的惨痛教训进行总结。他选择了八股文这个明朝用以选士的工具进行了研究，看它对明代人才培养选拔到底产生过什么影响，其利弊何在。于是，他大量阅读评点八股文。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他“阅古今人所作诗不下万首，经义亦数万首。既乘山中孤寂之暇，有所点定”（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三册《夕堂永日绪论自序》，岳麓书社，1995年，第694页。），并写下了五十四条札记，即《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全面阐述了他对明代八股文的研究心得，对八股文的本质、功能与价值作出全盘肯定，对那种为图功名而偏离甚至破坏八股文本质与功能的种种做法进行无情的批判，从而在八股文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八股文观，在八股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首先，王夫之正确地揭示了八股文为说经文体，即阐发、复制《四书》《五经》中的微言大义这一本质特征，并反复强调“经义之设，本以扬榷大义，剔发微言”“经义体圣贤之言而绎之”“经义以引申圣贤意立言”（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以此为基础，用简练的语言阐明自己对八股文的本体、功用、价值、作法、发展变化等一系列观点。 作为一个对儒家正统思想的推崇者，凭借对八股文是阐发、复制《四书》《五经》这一本质特征的认识，王夫之对八股文的功用作了肯定：“先儒言科举业非不可学，况经义本以引申圣言，非诗赋比者”（《王薑斋四书文自序》，清光绪刻本。）。然而，他又强调，仅为科举功名而写作的八股文是低劣的，这是他凭自己的亲身体验和阅评了几万篇八股文后得出的结论。他说，对自己考科举取录之文，“自不敢曰此聊以入时，壮夫不为。尝于九经有所撰述，而此艺缺然，亦缘早岁雕虫之陋，深自惭忸”（《王薑斋四书文自序》，清光绪刻本。）；“科场文字之蹇劣，无足深责者。名利热中，神不清、气不昌，莫能引心气以入理而快出之，固也。况法制严酷，几如罪人之待鞠乎？汉、晋以上，惟不以文字为仕进之羔雉，故各随所至，而卓然为一家言”（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69页。）。相反，在落榜者的八股文中多佳作：“为一代文人而不遇者多矣，则胶庠之下，自应有伟人杰作，睥睨今古”（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70页。）。他们与自己晚年所作的四十篇八股文一样，非为功利而作，超越了功名之心，“皆发《五经》奥蕴”，是“日月江河天人性命之文也”（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三册《夕堂永日绪论自序附识》，岳麓书社，1995年，第698页。） 王夫之从八股文说经的本质出发，提出了八股文写作是进行文化复制的观点，他认为，“程子与学者说《诗经》，止添数字，就本文吟咏再三，而精义自现。作经义者能尔，洵为最上一乘文字”（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43页。）。故他认为，只有三类以文化复制的方法写出的八股文才是真八股文： “钩略点缀以达微言，上也。其次则疏通条达，使立言之旨晓然易见，俾学者有所从入。又其次则搜索幽隐，启人思致，或旁辑古今，用征定理。三者之外，无经义矣。”（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45—846页。） 从这一观念出发，他提出要写好八股文，让其“精义自见”，就要“与圣经贤传融液吻合，如自胸中流出”方可。他强调八股文先要博览，“不博极古今四部书，则虽有思致，为俗软活套所淹杀，止可求售于俗吏，而牵带泥水，不堪挹取”（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58页。）。他强调作八股文必须遵经守注，但也要有所发明，“经义固必以《章句》《集注》为备，但不可背戾以浸淫于异端。若注所未备，补为发明，正先儒所乐得者”（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54页。）。他反对“以酸寒嚣竟之心说孔孟行藏”，认为“言之无怍，且矜快笔，世教焉得而不陵夷哉”。从这些认识出发，他反对王阳明的“良知说”，斥责“李贽以佞舌惑天下”（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59页。），认为他们的学说一侵入八股文，便偏离了八股文载道之旨，使得内容变味，世教陵夷。他也反对割裂经文出那些截搭题，这是使人“侮圣言而莫敢违之，经义之不足传，非此等使然与”（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68页。）？ 由八股文说经的本质特征出发，王夫之坚持八股文只能进行文化复制，反对由王鏊开创的所谓“成弘法脉”和钩锁呼应、代字、填砌浓词虚字、反起正倒、模仿唐宋八大家之种种文章作法。他认为八股文“自王介甫至天顺以前皆自以意传圣贤之意，钱鹤滩、王守溪者起，始为开合起结排比之桎梏。嘉靖中叶周莱峰、王荆石以来，又剿袭古人文字，其变不一，乃不知人间何用此物”（王夫之《王薑斋四书文自序》，清光绪刻本。）。他认为，八股文写作只有“钩略点缀以达微言”，“疏通条达，使立言之旨晓然易见，俾学者有所从入”，才能原汁原味地复制出经旨和传注的奥旨微言，方是正道。“经义竖两义以引申经文，发其立言之旨，岂容以史与序记法搀入”（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48页。）。因大讲作法，使得成化、弘治以后的八股文“一变而愈之于弱靡”。他特别反对明代王鏊、钱福、唐顺之、瞿景淳“四大家”“各有蹊径，强经文以就己规格”（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43页。）的做法，因为这就有曲解圣贤旨意的可能。从八股文的本质出发，他认为“经义固受法于题，故必以法从题，不可以题从法。以法从题者，如因情因理，得其平允。以题从法者，预拟一法，截割题理而入其中，如舞文之吏，俾民手足无措”（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45页。），这是应批判的，因它违背了八股文是解说经文即题目这一本质特性，会导引八股文走上以法“害道”之邪路。 在批判明代八股文的种种错误理念与做法时，王夫之指出了它们产生的时间及其代表人物，从而勾勒出了明代八股文发展变化的轨迹。 如他指出 八股文“自王介甫至天顺以前皆自以意传圣贤之意，钱鹤滩（福）、王守溪（鏊）者起，始为开合起结排比之桎梏。嘉靖中叶周莱峰、王荆石（锡爵）以来，又剿袭古人文字，其变不一，乃不知人间何用此物，法虽屡变，要皆皎然《诗式》之类耳。”（王夫之《王薑斋四书文自序》，清光绪刻本。） 这段话及“国初人文字止用平淡点缀”（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44页。）一句，就以简洁的语言，把八股文自宋代王安石起，至明代天顺以前的作法，及成化、弘治至嘉靖中叶时的变化情况勾勒出来。 又如，他指出： “四大家未立门庭以前，作者不无滞拙，而词旨温厚，不徇词以失意。守溪起，既标格局，抑专以遒劲为雄，怒张之气，由此而滥觞矣。及《文钞》盛行，周莱峰，王荆石始一以苏、曾为衣被，成片抄袭，有文字无意义，至陈（栋）傅（夏器）而极矣。隆、万之际，一变而愈之于弱靡，以语录代古文、以填词为实讲，以杜撰为清新，以俚语为调度，以挑撮为工巧。”（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49页。） 这段话就将“以古文为时文”的发展变化过程勾勒出来，并指出了“以古文为时文”运动中所产生的种种问题。 对于割裂经文所出之小题，特别是所谓的截搭题中之“巧搭”题，王夫之是深恶痛绝的，他指出： “经义之设，本以扬搉大义，剔发微言；或且推广事理，以宣昭实用。小题无当于此数者，斯不足以传世。其有截头缩脚，以善巧脱卸吸引为工，要亦就文句上求语气，于理固无多也。守溪作此，以剪裁尺幅为式，义味亦复索然，特不似后人作诨语耳。若荆川（唐顺之）则已开诨语一路。”（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67页。） “横截数语乃至数十语，不顾问答条理，甚则割裂上章，连下章极不相蒙之文，但取字迹相似者以命题，谓之‘巧搭’，万历以前无此文字。自新学横行，以挑剔字影、弄机锋、下转语为妙悟，以破句断章，随拈即是为宗风，于科场命题亦不成章句……以功令束人，使相效以趋于卑陋，侮圣言而莫敢违之，经义之不足传，非此等使然与？”（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68页。） 这两段话，将小题、巧搭题之产生时间、原因及发展过程都指了出来，并对其负面作用给予了严厉的指斥。这样的言论还有不少。凡此种种，将其连缀，便形成了明代八股文的发展变化略图。 为说好经，王夫之既反对离开题目大讲作法，也反对用华词丽藻来作文，主张八股文用词要简洁，以准确为上。他认为那些“忧愤填胸，一寓之经义，抒其忠悃”（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50页。），如黄淳耀真情毕露的文章，是能“传之异代，论世者必不能废”的好文章。而汤显祖、赵南星、王思任、刘侗的小题文，“以灵隽之思致，写令生活”，“洁净中含静光远致，聊拟其笔意以骀宕心灵”（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岳麓书社，1995年，第867页。），也是值得称道的。可见王夫之主张在八股文保持其经学性的同时，并不反对八股文写真性情，不反对八股文的文学化倾向，其标准是要写得好，在大的框架上不违背孔孟之道。 王夫之是第一个对明代八股文作出系统审视及评判的人。他的这些见解，代表了当时一批人的心声，是值得重视的八股文理论。但王夫之站在卫道士的立场，又为明朝灭亡而痛心疾首，故在总结明代八股文的利弊得失时有不少偏激之论，如对“以时文为古文”，对隆庆、万历时八股文的变化情况都痛加鞭挞便有失公正，但从大处看，他的八股文观还是有其独到之处，不少话是一语中的，给后人以很大启迪，这就充分显示出这些论述的价值。
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二十七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起源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 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 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科三考试内容、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 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 唐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备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 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 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 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 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 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 ”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 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 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 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 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它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等;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 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 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 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二年不定。实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誉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从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 对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誉录制度的建立。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制。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 根据袁州人李夷宾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誉录。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仅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此项制度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革，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 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 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明朝: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 元代开始，蒙古人统治中原，科举考试进入中落时期，但以四书试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 元朝灭亡后，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 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 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监生可以直接做官。特别是明初，以监生而出任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多不胜举。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却可以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 参加乡试的，除监生外，还有科举生员。 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入监学习或成为科举生员。明代的府学、州学、县学、称作郡学或儒学。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进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俗称秀才。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叫童试，也叫小考、小试。童生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称这级考试为院试。 院试合格者称生员，然后分别分往府、州、县学学习。生员分三等，有廪生、增生、附生。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定员以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科称增生;于廪生、增生外再增名额，附于诸生之末，称为附学生员，科称附生。考取生员，是功名的起点。一方面、各府、州、县学中的生员选拔出来为贡生，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 一方面，由各省提学官举行岁考、科考两级考试，按成绩分为六等。科考列一、二等者，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称科举生员。因此，进入学校是科举阶梯的第一级。 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 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它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 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唐伯虎乡试第一，故称唐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 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辰、戍、未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 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师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明宪宗成经八年起，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新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 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明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许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 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 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 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 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八股文的危害极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治的工具，同进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清代 –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灭亡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 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特，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人为最多。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 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成熟的科举制度分为童生、秀才、举人、贡士、进士、探花、榜眼、状元八个等级。科举制度是古代中国及受中国影响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科举制度萌发于南北朝时期，科举真正成型是在唐朝，显示出生气勃勃的进步性。 科举制度分哪几个等级 科举考试通常分为地方的乡试、中央的省试与殿试。乡试第一名为“解元”，中央省试为“省元”，殿试第一名为“状元”。 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所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吸收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阶级。
科举制度起源于隋朝，由隋文帝杨坚创立。科举制度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历经隋、唐、宋、元、明、清。 科举制度 科举从开创至清光绪三十一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前后经历一千二百余年。科举制度的主要考试都是定期的举行的。 科举考试通常分为地方上的乡试、中央的省试与殿试。乡试第一名为“解元”，省试第一名叫“会元”，殿试第一名为“状元”。 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所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有助于封建国家引进人才，且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