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五大臣出洋 到了近代，从秦始皇以来左右中国政治文化的根基遇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谭嗣同名言。 这个现象在晚清以来的社会变革中有很多例子：大家知道清末出现“立陷运动”。我们以前说它是比较温和的“改革”，其实从今天的眼光看，它应该说是相当“激进”的。当时有两种“立陷”，一种是日本式的立陷，是要尊皇统敬天皇的。另一种是英国式的立陷，它除了保留一个王室外，其他和共和制没有什么区别，而当时清末民间的立陷派主张的都是英国式的立陷。 严格地说，英式立陷派和革命党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尽谈立陷派的软弱性、妥协性、摇摆性，好像它缺乏革命派的坚定性。其实孙中山的一派，尤其是在国内的那帮人和立陷派的区别并不明显，只是在海外侨民中这两股势力打得不一乐乎。 孙中山与中华革命党在日本 我们经常提到梁启超和孙中山在海外的论战，说他们在原则上有什么什么分歧，实际上他们当时就和现在的政治侨民一样，表面上看政治岐见颇大，实际上争的主要是经济资源——海外捐款。在国内这两派还是合作居多，包括武昌起义都是两者联手行动。当时的立陷派主张是很激进的，他们主张只保留一个象征性的国王，其他一切按共和制运作。 清末外国华侨 这些立陷派在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恰恰就是广东的宗族自治势力，立陷派在广东的一个组织“广东立陷联合会”。它是一个由个人成员和团体成员的组织，它的团体成员中就有27个“宗族自治研究会”的团体。这些团体支持立陷派和当时东南沿海的宗族势力兴起是一致的。 后来中国教科书上夸大了“族权压抑人权”的状况。我们现在一谈到家族，就谈“四大绳索”中的“族权”如何如何恶劣，祠堂怎么剥夺个人的自由，阻碍自由恋爱，私设公堂等等。这种现象当然也存在，但是的确被大大地放大了。 在传统时代族权并没有那么厉害，当然它毕竟也是一种传统权力，在高度现代化以后它是不是还能保留下来，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在初期近现代阶段，当时压抑人权的主要是中央集全国家的法家化权力。而此时，宗族的活跃是民间社会生活的涌动，是社会多元化的一种表现，或者说随着大共同体的一元化的解构、法家传统的衰落，中国同时出现的“西学”的兴起和儒家的复兴，它们之间不是对立的，而是一种并行的潮流。这一点在明清两代的非主流思潮中已看出端倪。 清末民初广州 明清两代一直就存在着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所谓“启蒙思想”，即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些人，一直延续到后来包括康梁、章太炎、谭嗣同。他们都一个共同点，就是建立在弘儒批法、批道德基础上来呼吁改造传统、来呼吁中国社会的进步。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黄宗羲。 顾炎武像 在70年代，中国历史上的进步人物都被带了一顶“法家”的“桂冠”，甚至说朱元璋也是法家，张居正也是法家，总之“封”了很多法家。不知大家注意了没有，始终没有人给黄宗羲带上一顶“法家”的帽子，而奇怪的是也没有说黄宗羲是儒家。黄宗羲非儒非法到底算什么家？思想史上该如何归类呢？ 黄宗羲从49年以后就被公认为是一个进步思想家。象郭沫若、侯外庐、范文澜等学者都很欣赏黄宗羲。儒家既然是反动势力，而黄宗羲又是进步思想家，所以黄宗羲就不能说是儒家。但是如果说他是法家又太不像话，因为黄宗羲几乎从商鞅一直骂到张居正，所有被认为是法家的人他无一不骂，所有被认为是儒家的人他无一不赞，而且黄宗羲对在“评儒批孔”中提到的包括井田制、宗族传统、礼义仁孝等儒家崇尚的东西都高度评价，但是对被认为是法家改革的那一套，包括郡县制、科举制等都是极力否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70年代的人们只好对他采取回避态度闭口不提。可见政治运动左右下的学术多么滑稽可笑。今人回过头来看，会觉得那时的人都跟傻缺一样，但凡有一点常识都不会用所谓大人物的好恶、用此一时彼一时的“政治书皮包装历史”。可是在当时的氛围下人们趋之若鹜地跟着鹦鹉学舌，唯恐大合唱的队伍里少了自己，甚至争当弄潮儿的人不在少数。 黄宗羲当时提出的反砖制、反皇权，基本上都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法家传统的一种抵制，用他的话说就是反对“用法之法”。他说现在这种制度就是把天下当作一小之私，天下等于被皇帝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而皇帝十分害怕别人和他争天下，为了这个目的就制定出无数的法，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用一人以治其私，又用一人……”发展出一套完整的非常繁琐的制衡机制，以至于搞得“布法不得不密，而法一密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 言下之意，天下之乱就是这个“法”造成的。当然他讲的“法”不是我们现在说的“法”，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说，天下之乱就是法家的那一套造成的。黄宗羲的这些话的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就是孔孟的儒家思想。孔孟思想并不仅仅是现在人们理解的“民本思想”。有些人说孔子讲“人治、德治”，就是要对老百姓好一些。如果仅仅是这样讲，还不足以成为近代-现代化的一种资源，因为这种思想在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朝代都存在。 传统儒家的小共同体的自治观念对解构中国法家传统的确是一种有利的武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在黄宗羲那些人眼里，小共同体的自治传统和个性解放并不矛盾。黄宗羲一方面强调小共同体应有它的自治性，他很反感“科举制”，认为应该恢复“乡举里选”，也就是恢复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即我称之为“准儒家”那个时代的很多做法，但同时他却并不把个性解放看成是小共同体自治的威胁。他认为砖制制度的根源在于否定了个人利益，“是使天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立，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也”。 黄宗羲对砖制制度在这个意义上的批判从形式上非常近似于近代自由主义。因为近代启蒙思想对砖制制度的批判主要不是说砖制制度妨碍了大多数人的意志，而是说它侵犯了公民的个人权利，剥夺了每一个人的公民权，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质疑砖制制度的合法性的。 黄宗羲像 吴旭（清）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一直到戊戌时期当时的中国人在非常顺利地接受“西学”的同时丝毫没有感到“儒学”对这个过程有什么妨碍。他们都认为“西学”和“儒学”都是对当时现实制度改造过程中的一种资源。象戊戌时代的很多思想家，梁启超、谭嗣同都是很激进的。谭嗣同有一句名言“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 这里的“大盗”指的就是“秦政”、就是“法家”，孟轲在《孟子》这本书中对“乡愿”骂得很厉害，它指那些“八面玲珑、屈从权势、丧失节气、没有原则、屈意迎奉的“风派”。这是传统儒家很厌恶的，他们提倡“刚直不恶”、“清流、清议”“东林党人”“海瑞”式的忠诚。这自然和“乡愿”是对立的、格格不入的。但是这种“乡愿”传统中庄周的思想很突出，所谓“大盗”和“乡愿”的互补，就是“法道互补”，就是“强权哲学”与“犬儒哲学”的互补。梁启超、谭嗣同这些人都认为中国两千年以来，“大盗之政”和“乡愿之学”摧毁了“孔学”，以至于使“孔学”不绝如缕，已经被摧残的所剩无几了。 如果要说现在还有一点传统的话，主要就表现在黄宗羲这些人身上。谭嗣同曾说过一句很极端的话，意思是“自从荀子以后就没有什么书可读”，按照他的说法，董仲舒、朱熹这些人的书都很糟糕，但是如果说还值得一读的，就是黄宗羲、顾炎武他们这些继承了孔孟传统的人，而我们又继承了顾、黄的传统。 谭嗣同 如果以此类推，从孔孟到顾王黄，再到康梁，这是正统儒家的线索。如果按照梁启超、谭嗣同的说法，儒家后来分化了，其中孔孟是正宗，而荀子是异端，后来就变成法家了。那些保持正统儒家价值的人并没有妨碍他们接受“西学”，并没有妨碍他们对“西学”中最本质东西的认识。在他们看来，西学与儒学并不扞格，起码可以相向而行相互扶持走一段同道的。 *本文由音频整理而成， 未经作者本人审核） — 每更一图： 金雁/插画
———人的思想意思属性是阴性人的三个属性是什么、即人的灵魂，她是一种人无法用肉眼看得见、却能激活和控制人体细胞而产生语言，行为能力的超高级暗物质能量源， ———人若一旦失去了这种暗物质能量或脱离其运行规律、就会成为精神病，疯子或植物人。就是所谓的万事万物阴阳相生相克，阴大于阳而推动阳、产生互动互补之”道”的运行规律。 人性的属性和特征是什么？ 人性包括两大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表现特征，是发揚并遵循社会属性，抨击并消灭自然属性。 一;自然属性 人类和其它动物一样，都有生命体征，都需要生存空间，领地，和食物来源。都是依赖于大自然而延续生命。动物界只为生存而不顾其它，弱肉强食是动物界的生存法则。 二:社会属性 人类不同于其它动物的是，人有思维，有理念，有发明创造的智慧，有道德的精神境界，更有法律的规范。人类群聚的特性形成了人类社会。人类的社会属性决定了，要取缔野蛮丑恶残暴行径，遵循仁义善爱的人伦之道。 三;人性最显箸的特征是，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之争。从文明出现至今，野蛮的暴力行为，充斥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而维护和平，捍卫文明善良的反抗暴力的战争，也从未停止过。但是，我坚信善必胜恶，正必压邪，人类文明是不容侵犯，也是不可战胜的社会主流。 一己之见。供参考！ 金融资产的三个根本属性是什么？ 可以一一分析下： 首先是流动性。有人说，买保险是长期投资，什么教育基金，什么养老基金，20年后，30年后分红，现金的流动性非常差。 一旦开始投钱，就是无底洞，无限制投下去。钱一旦取出来，就损失了大部分的本金，对于投保人来说非常不利。 其次是安全性。除了相信保险公司的信誉和一份合同，投资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的钱放在哪里，在干什么。 最后是预期年化收益。保险的分红是无法与真正的理财产品相比的，20年，30年期间，每年分给你一笔钱又怎么样。 随着通货膨胀，这部分钱不断贬值，就好比，每年自己分得的蛋糕都比前一年要少。 企业的三个基本属性是什么？？ 企业的基本属性1、经济性。企业是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流动的经济组织，因此，经济性便成了企业的首要特征。通过这个特征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和商品的使用价值。2、营利性。由第一个特征导致第二个特征，企业的经济性是从企业的营利水平来体现的，也就是说，企业是为赢利而经营的一个经济组织。因此，构成企业的一个根本性的标志就是营利。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有些组织它也从事一些经济性的活动，但是它并不是以赢利为目的的，所以就不能称为企业。3、独立性。企业除了要具备经济性、营利性之外，还必须要具备一定的独立性，企业必须要能够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并且是一个独立的法人组织。这里，我们要弄清楚企业与工厂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企业它可以是一个工厂，但是工厂就不一定都是企业。工厂只不过是一个从事生产活动的场所而已。有些工厂虽然也从事经济性的活动，也以营利性为目的，但是不具备独立性，因此，就不能称为企业。
第一部分(转换视角）近代以来，我们以西方法律概念来界定孔子思想中的法治观念，经常会得出这样一种印象：孔子主张德治和“无讼”，很少有法制的概念，更不要提法治了孔子的思想主张。 甚至有些人将孔子的管理思想归于人治。之所以有这种印象，源于我们习惯了用西方法律思维模式，而没有将“礼”纳入法治视野。 因此，我们只有转换视角，将“法治”理解成法则、法度、规章的管理，也就是孔子的“礼”的实质，而不是单纯西方意义上的“法律”，才能真正理解孔子的法治思想。 第二部分（孔子究竟如何看待法治）在《孔子家语·执辔》中，曾有全面的记载。 闵子骞在出任费宰前向孔子请教为政的方法。 孔子说：“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犹御马之有衔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辔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执其辔策而已。” 因此，“以德以法”才是孔子法治思想的核心所在。 在这里，孔子还把治国形象地比喻为驾车：君主是驾驭马的人，官吏相当于马缰绳，刑罚只是马鞭子。君主治理国家，只不过是掌握着缰绳和鞭子罢了。 孔子还强调说：“不能御民者，弃其德法，专用刑辟，譬犹御马，弃其衔勒而专用棰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无衔勒而用棰策，马必伤，车必败；无德法而用刑，民必流，国必亡。” 孔子比任何人都清醒地意识到，放弃德法，专用刑律的负面作用，就如同驾驶马，丢掉马嚼子和马笼头，最终是没法控制。其结果是百姓流失，国家灭亡。 孔子强调德法并举，并不是反对刑罚。 在《孔子家语·五刑解》中，记载了孔子与冉有讨论圣人设计刑罚的目的。 孔子认为，三皇、五帝这些圣人设立刑罚只是为了设立防线，应对社会的混乱，其最高境界应是无人作乱。 如果“礼度既陈，五教毕修，而民犹或未化”，就必须“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因此，使用刑罚也是十分正常的。 冉有还问到先王制法中“刑不上于大夫”的含义。 孔子认为“刑不上于大夫”并不是说大夫犯罪不加处罚，而是说大夫若犯了五刑范围内的罪行，应当自裁，君主不用刑杀而已。这只是表明大夫应有更高的道德要求，而不是说大夫可以逃脱罪责。 当然，就德与刑的重要性而言，孔子是主张“德主刑辅”的，刑罚只是德政的必要补充。 《孔丛子·刑论》记载了孔子与卫将军文子谈论鲁国公父氏“听狱”的故事。 孔子说：“公父氏之听狱，有罪者惧，无罪者耻。”显然，孔子是十分赞同公父氏的方式的。 孔子还说：“齐之以礼，则民耻矣；刑以止刑，则民惧矣。”设刑的最高目标在于止刑，劝善才是最高宗旨。 但对于有些罪大恶极的犯罪行为，必须严厉处罚。 孔子说：“巧言破律，遁名改作，执左道与乱政者，杀；作淫声，造异服，设伎奇器，以荡上心者，杀；行伪而坚，言诈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惑众者，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者，杀。” 这里提到的曲解法律，擅改法度，操持邪术及扰乱政令的人；创作浮靡之音，制造奇装异服，设计怪异奇特的械器，惑乱君王的人； 行为诡诈且顽固，言语虚伪又好争辩，懂得歪门邪道又知识广博，教人不走正道却又广施恩德蛊惑人心的人； 假托鬼神言祸福，凭借时日定吉凶，依靠卜筮看休咎使民众疑心的人，都是无须多次审理必须以死罪论处的。 除了这些最迫切需要禁止的，孔子还提到如天子颁赐的东西、贵重的玉质礼器、宗庙祭祀的祭器、军车旌旗、兵器铠甲、重要的日常生活用品等若在市场出售是应该禁止的。 如果违反这些禁令，是不能赦免违犯者的罪过的。 第三部分（孔子认为：如何才能实现法治）首先，制定法律应符合实际并且公正无私，才能保证民众对法律的维护和执行。《孔子家语·礼运》记载了晋国赵鞅铸造刑鼎，在上面刻范宣子的刑书一事。这种看似重视刑法的措施，孔子却认为：“晋其亡乎，失其度矣。” 这是因为晋国应该遵守唐叔所传授下来的法度，因为历史证明这种法度是正确的。 因为晋文公就是据此管理官员，治理国家而成为盟主的。 而范宣子的刑书，是在阅兵时特定环境中制定的，是晋国混乱的制度，因此不能把它作为法律来执行。 这种法律制度显然不符合晋国的实际情况。而齐景公来鲁国时曾向孔子咨询秦国称霸的原因，孔子提到秦穆公“法无私而令不愉”（《孔子家语·贤君》）便是其中原因之一。 第二，孔子还要求为官者要带头执行法律在《孔子家语·入官》篇中，孔子提出：“行者，政之始也。说者，情之导也。善政行易而民不怨，言调说和则民不变。法在身则民象之，明在己则民显之。” 为官者只要自觉遵守法度，百姓就会效法执行。 反过来，管理者做官绝对不能“枉法以侵民”（《孔子家语·辩政》）。 若在上位者不能走正道，则“刑肃而俗弊则法无常”（《孔子家语·礼运》），一旦法令经常变更，礼制就会混乱，就无法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士人也不能尽心做政事，百姓也很难归顺，最后就会危害国家。 第三，孔子还提出管理者执行法律应有的标准和如何防止过错。孔子说：“民有小过，必求其善，以赦其过；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辅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则善也。”（《孔子家语·入官》） 一切以民为本来处理其犯罪行为。因为孔子认为德行是为政的开始，为政不宽和，百姓就不会听从教导；不听从教导，百姓就不会贯彻政令；百姓不贯彻政令，百姓就不可能听从指使。 孔子还说：“疑狱则泛与众共之，疑则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孔子家语·刑政》）这一点，类似与我们当代司法实践中的“疑罪从无”的原则。这是对人权自身的关注。 尽管有可能放纵真正的罪犯，但仍比冤枉一个无辜的人好。 这也不禁让我们想起前不久重新审理的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冤杀案”。 孔子说的“行刑罚则轻无赦，刑，侀也；侀，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尽心焉”（《孔子家语·刑政》）。这仍值得我们当代警惕。 如何才能避免这些过错呢？孔子说：“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聪明，正其忠爱，以尽之。” 此外，他还坚持实行“三讯”制度。在具体判刑时，对于有作案动机而无作案事实的，应不予判刑。 对那些有疑点的案件，更要广泛地与众人商量，如果大家都有疑问，就应该先赦免。 第四，应在礼的精神下执行法治。在执行刑罚时，孔子认为，不能为惩罚而执行法律，其中礼的精神才是根本。 《孔子家语·致思》记载了卫国狱官季羔的故事。 在卫国蒯聩之乱、季羔遇险的危机时刻，曾得到一位他曾判过刖足之刑的人的帮助。 季羔很不理解那人为什么要救他，那个受刖刑的人认为，除了他犯法罪有应得外，季羔在依据法令审理他的案子的时候，总是想延长时间了解案情，希望他能免于罪罚，审完案子行刑的时候，季羔也是非常忧郁。 因此，那人知道季羔是一位君子，而不是对自己存有私心，所以愿意帮助季羔。孔子听说后赞叹道：“善哉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则树德，加严暴则树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孔子所认同的是法的原则应当坚持，但在执行时心怀仁义宽恕之心。 《孔子家语·正论解》还记载了孔子对郑国太叔为政的评论：“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于猛。猛则民残，民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猛相济，政是以和。” 此故事在《左传》也有类似的记载。 因此，孔子是主张“宽猛相济”的。这显然是要求执行法治时要很好地把握中道原则。 此外，即使是做好事，也要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长远的道德教化为前提。 《孔子家语·五仪解》中，孔子提到贤人时说：“德不踰闲，行中规绳”，就是说贤人施恩德时也不逾越法度，行事符合一定的准则。 而《孔子家语·致思》记载子贡赎回鲁国奴仆，因没有按鲁国法律去国库领取钱财，受到孔子的批评。 因为在鲁国富人少而穷人多的情况下，不按法律去领取钱物，而按子贡的做法，就会导致鲁国人不再从其他诸侯国那里赎回鲁人了。 第四部分（在执行法治的过程中，应当如何做）孔子担任大司寇时期有较多的法治实践。 如，《孔子家语·好生》篇记载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时，凡是遇到狱讼，“皆进众议者而问之”，经过咨询后，然后再判断应该听从谁的建议。 又如，孔子由司空升为鲁大司寇，“设法而不用，无奸民”（《孔子家语·相鲁》）。 好的法治是预防为主，有法而无须用法，有法而不扰民。 再如，《孔子家语·始诛》曾记载，孔子在担任大司寇时，有父子二人前来诉讼，就把他们关在一个牢房里，三个月没有审理。 父亲请求中止诉讼，孔子就把他们放了，季孙氏听说后认为孔子欺骗了他。 孔子感慨地说：“呜呼！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谨诛，贼也；征敛无时，暴也；不试责成，虐也。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 孔子在这里指出，执政者若自己没有做好教化工作，或法令本身松弛，或没有试行便责令执行，如因此三者去杀掉犯有过失的老百姓，是不合理的。 除此之外，是可以动用刑罚来处理的。 还如，孔子诛杀少正卯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 在《孔子家语》《荀子》《史记》《淮南子》《说苑》《论衡》等都有类似的记载。 但自南宋开始，其事的真实性开始受到质疑，朱熹认为：“（此事）《论语》所不载，子思、孟子所不言……乃独荀况言之。是必齐、鲁陋儒，愤圣人之失职，故为此说，以夸其权耳。” 后来的阎若璩、崔述等也有类似的观点，这显然对孔子关于刑杀的论述理解上有偏颇。 的确在《论语》中有这样的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尽管孔子是主张以德服人的，但并不完全反对刑杀。 如，在《孔子家语·相鲁》中记载了鲁定公与齐景公在夹谷盟会，孔子担当为定公相礼的任务。 这时齐国指使俳优、侏儒在坛前戏耍，孔子说：“平民如果敢有迷惑、侮辱诸侯的，其罪当斩，请右司马立刻行刑。”于是斩杀了侏儒，手足异处。 古人对孔子的法治观念并不陌生。 我们所熟悉的三礼、历代《刑法志》、律书等，对礼法关系都有清晰的理解。 如《大戴礼记·礼察》：“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唐律疏议》卷一《名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即使西方思想家也有认识到这一点的，如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指出：“中国的立法者们所做的尚不止此。他们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 第五部分（总结）总之，我们只有摒弃礼法对立、“以礼入律”或者只是从指导思想上强调“礼”对法的作用等思想，真正将“礼”纳入孔子的法治思想，才能深刻地理解孔子的法治观。
中心思想是课文的灵魂，它反映了作者的写作目的，反映了作者对一件事的立场、看法、主张中心思想什么意思。课文的中心思想一般都不直接在课文里写出来，我们必须认真阅读，深入思考，自己领会和归纳。 归纳一篇课文的中心思想，一般可以分几步进行： 第一步：认真、反复地阅读课文，全面地理解课文的内容，想想这篇课文主要写了什么事或什么人。 第二步：反复思考，仔细体会课文究竟写了什么，怎样写的，说明了什么问题，表达了作者什么感情。 第三步：找出课文中的重点段落，中心句子和关键的词语，看看与表现中心思想有什么关系。 第四步：进行归纳，把经过自己动脑思考后的中心思想用简练的语言写出来。 第五步：阅读全文再仔细琢磨：写出来的中心思想是不是准确、全面？语句是否通顺？不妥之处再修改一下。 总之，多练习归纳总结。 伏羲文化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谢邀回答 伏羲文化的中心思想： 五千多年前出现的伏羲文化是中华文化与文明的源头。传说伏羲皇发明网罟，教民渔猎，创八卦，别姓氏，倡导彩陶文化、玉石文化、龙文化等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伏羲皇用爻片创作的“日月三爻图”是中华文字与数字的开端，也是中华易学的开端。因此，伏羲皇被历代中华儿女尊称为【人文始祖】。 伏羲文化是伏羲时代产生的龙文化、玉文化、观天文化、姓氏文化、渔猎文化、太极八卦文化，原始文字与数字文化的总称。太昊伏羲皇首创的龙文化是维系中华民族众志成城的精神纽带，成为民族传统、民族感情、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现在是阴盛阳衰的年代，大男子主义比例只剩百分之几而已，大部分大男人主义，只活在在爷们的心中，不触及男人的尊严和人格，是看不到，男人们的强悍大男子主义的表现特征！ 旧社会男权霸天下，使女人成了任由男人宰割的羔羊。极端的大男子主义，让男人耍尽了威风。 而现在，女权与男权平等。一夫一妻制，又造成了阴盛阳衰。男人怕老婆，给孝敬父母有造成了障碍。 俗语有理，干粮顶不了饭，老婆当不了汉。生活中，女人是半边天，那男子就是整个天。男人要在事业中奋斗，还要在家庭生活中操劳。任劳任怨，为的是家庭幸福，后辈有个好前程。 女人多数是以感情用事，让女人当家做主，很难周全。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女人头发长，见识短，说的就是这个理。 而男人多数人是理性思考。目光长远，很少感情用事。一般遇事理性分析，能做出正确决定。 在家庭生活中，女人表现有，浮躁、偏激软弱。女人遇事，多数不冷静思考，直接燃爆，如男人软弱怯阴，听之任之，家庭会鸡犬不宁。 如是男人当家做主，一般会顾全大局，想法与女人截然不同，他会冷静意考，定会从长计议，权衡利弊得失，这就是理性，不被因感情困扰而乱了阵脚。 从某种意义上讲，又时的大男子主义，还是要的。所谓，没有远虑，必有近忧，俗话说得好，女人心海底针。大男子，不仅有他的霸道，更具有魄力。 要给男人信心，只要他不偏激，就应该给男人鼓励，让他为家庭，社会撑起整个天吧！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和武装全党的工作，是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基础，也是党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坚强战斗力的根本保证。党的思想建设的主要内容和主要任务，就是坚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和武装全党，改造和克服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全党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保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党的各项建设的正确方向以及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任务的顺利完成。 党的思想建设的实质是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保持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高度一致和党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新的重大贡献。我们党在长期建党实践中，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思想建设的方法和形式，如思想理论教育、思想政治工作、整党整风和党日活动等。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思想建设要针对国内外形势变化的新情况，紧紧围绕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来进行。
董仲舒董仲舒强调，西汉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他最著名的主张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儒家学说成为中国主流文化中的主流思想，可以说是儒家思想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之一。历史上，对董仲舒的评价很复杂，可以说是褒贬不一。我们先来看看立场完全不同的两首诗： 第一首是唐代诗人罗隐写的董仲舒： 灾变儒生不合闻，谩将刀笔指乾坤。 偶然留得阴阳术，闭却南门又北门。 这个评价不高，直接把董仲舒说成了提倡阴阳灾变学说的神棍。 我们再来看看宋朝诗人徐钧写的董仲舒： 三策前陈语漫详，外迁一再相骄王。惟馀正谊兼明道，此传流传万古香。 这个评价很高，说董仲舒是流传千古的大思想家。 在我看来，在儒家思想的发展史上，董仲舒既是功臣，又是罪人。说他是功臣，是因为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让儒家学说在诸子百家的竞争中得以胜出，成为影响中国文化近两千年的主流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说他是儒家学说的罪人，是因为董仲舒修改了先秦儒家学说的精意，引发了儒学的重大转向，让原本基于人伦关系的先秦儒家学说宗教化神学化，可以说是儒家学说的异端。 那么，董仲舒到底有哪些核心思想呢？简单论述如下： 1.天人合一学说和人副天数的学说。董仲舒认为，天是一切事物的总根据和总根源，是一切道德和价值的终极根据，是人产生的理由。天还有道德属性和情感属性。董仲舒认为，人有爱乐严哀等四种情感，天也有，与这四种情感相对应的就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也就是说，人的情感和天的四季变化是相对应的。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董仲舒认为，人是天生的，当然，也是父母生的。那么董仲舒如何解决这个逻辑上的难题呢？董仲舒认为，我们人是父母生的。但是父母可以生出人，但是生不出人类，而人类就是天生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天是人的祖宗，是曾祖父。董仲舒考察了人和天的相似之处后，惊奇地发现，原来人是按照天的样子创造的——人的头是圆的，就像是天圆一样，人的骨节有366块，天有366天。人有大的骨节12个，天有12个月。如此看来，人就是按照天的样子创造出来的，这叫做人副天数。 2.天人感应学说。既然人是天生出来的，那么人和天就有了相互感应的可能。董仲舒说，天有阴阳，人体内也有阴阳。比如你阴天下雨会关节炎，那是你体内的阴气和天的阴气互相感应的结果。这是在身体上的感应，在社会生活中的感应是如何表现的呢？董仲舒认为，要是人间太平，那么天就光风霁月天朗气清，要是人间不太平的话，统治者没有治理好天下，那么天就会降下灾祸来警告你，比如地震、干旱、火灾等异象。这等于上天在警告统治者，要好好对待人民，好好治理国家，要是统治者还不警醒不收手，那天就会割掉你的命。这一点和墨家的天志明鬼的观点是类似的，主要是建立一种限制君权的力量，不过主要是吓唬人！ 3.阴阳五行学说基础上的三纲伦理思想。阴阳五行学说不是董仲舒的发明，而是来自于春秋战国时代的阴阳家。但是董仲舒把阴阳家的五行学说作了顺序上的修改，木火土金水这五种物质，既相生又相克，从而让五行学说成为支配世界发展的总的力量。董仲舒还把阴阳运用到人类生活中，他认为强势的人或事物属于阳，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或事物属于阴。比如君主、父亲、丈夫属于阳，而百姓、妻子和儿子就属于阴，从而建立了三纲的学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属于阴的必须听属于阳的。从而建立起一个等级严密的社会伦理结构，这个结构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原来孔子和孟子的一点点反抗精神，就这样被董仲舒给弄没了！ 董仲舒为什么会提出“大一统”？ 一、“大一统”并不是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并不是董仲舒独有的见解，它出现的时间非常早，比如在《春秋公羊传》就有表述。 春秋公羊传 大一统的主张是春秋时期的多家主张，现在有人认为它属于法家，根据“道法同源”，那么是不是认为道家也有这种思想？荀子也是主张大一统的，孔子也有说法“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可见儒家也是坚持大一统的。而纵横家的各种道术，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大一统。说个偏门的，农家也是主张大一统的：凡是开展农业的地区都应该大一统。 可以认为，春秋大一统是春秋时期经过中华长期思想碰撞，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需要注意的是，春秋大一统是中国特色，是中国区别其他国家的显著文化特质。 二、时代选择了董仲舒董仲舒是汉代人，正巧遇到了汉武帝，推举起了他的学说。事实上，若是董仲舒不说，在当时也有“宋仲舒”“张仲舒”会说，因为汉武帝是一定需要“大一统”学说。 董仲舒 三、历史上的大一统在中国历史上，真正贯彻大一统的时代有汉朝、唐朝、明朝和清朝。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大一统”是华夏民族的主张，有很多少数民族没有这个概念，所以他们在历史进程中，并没有“大一统”概念。 1.汉朝 汉朝所谓统一天下的时候，虽然击败了项羽，实际上北方有匈奴，南方有南越。那么凭什么认为汉朝是大一统王朝呢？答案是汉朝皇帝有天子身份，这就是汉武帝要推崇董仲舒“大一统”的原因，也因此推崇了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天人感应等一系列主张。 在汉朝，匈奴首领是“单于”，是天子的意思。汉匈战争，本质上是争夺“天子”之位。战争结果是匈奴放弃了“单于”，改称“可汗”。相当于放弃天子，改称国王。自此“天子”一脉在汉人手里。 冒顿单于 南越是服从大汉王朝天子身份的，所以汉朝对于南越是“徐徐图之”。这也为后来奠定一个基础：若只称王、不称天子，在特定历史条件是不会受到惩罚的。 2.三国 三国本质是曹刘两家挣天子位，孙吴是独立。需要注意的是，孙权虽然是皇帝，但是从来没承认过自己是天子。 曹操的后代曹丕的帝位是禅让 在三国时期有个特殊的存在：高句丽。高句丽是中国少数民族，但是他们没参加春秋大一统讨论，所以没有“大一统”这个概念。所以高句丽国不支持大一统，却无时无刻不追求扩展地盘，所以经常被打败，其中有汉军，有魏军。这体现了大一统王朝的强大力量，远不是偏域小邦可以理解的。 3.五胡乱华到隋 五胡乱华，从天子身份，只有北魏和东晋是有这个地位的。所以最后北方统一与北魏，东晋宋齐梁陈是一脉。北魏到隋其实是一脉相承，只是天子人家换了而已。 隋有个特殊身份：天可汗，等于是再次有了草原天子身份。这个身份其实在北魏时期就有了，北魏时期的天子对手除了南方诸国，其实更重要的是草原柔然。只是因为柔然没有“大一统”概念，长期没有强大。在北魏和柔然争斗中，柔然败于内乱突厥。 北魏花木兰抵抗的就是柔然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北魏东晋，其他国家大部分属于独立，最后被历史淘汰。最典型的是五个燕国，武将能打没用，最终被历史淘汰。需要注意的是，羌族此时建立了凉国，也是独立。 4.唐 唐是一个典型的大一统王朝。需要注意的是，唐更多运用的是天子身份，所以辖地很多国家，但是也归大唐疆域。最典型就是渤海国，他们是高句丽的后人，因为没有春秋大一统的概念，再次独立，但是归属于唐朝。 大唐自李世民后就有天可汗的称号 5.辽宋金 辽宋时期，辽宋是兄弟之国，辽为天下正统，是天子，但是辽宋都是皇帝。宋表示不服，提出三国正统是刘备的概念。 在辽宋时期最大的问题是：很多其他民族也纷纷独立，但是因为当时没有天下一统，所以他们的独立也有法理性。有的回归一统，比如钱越国归于宋。有的就是独立，但是不称天子，比如西夏，他们是五胡时代羌人一支。 澶渊之盟表明辽宋是兄弟之国 金国的人大量是高句丽、渤海国的人，大概是千年失败吸取教训，在这个时期，金国也开始天下一统。这为后来清的一统天下做了极好基础。若是金国始终藏在北方，恐怕就算是岳飞去世，不久以后也会有汉人带兵北上推翻他们。但是因为金国有了“大一统”的概念，从此走上了和高句丽和渤海国完全不同的道路。 6.元 元统治时期不到百年，不认为是大一统王朝。成吉思汗肯定没有天子身份，成吉思汗是拥有四海的汗，只有陆地，没有天。但是忽必烈的大元帝国是有天子身份的，大哉乾元说的就是天的意思。 大哉乾元就有天的意思 需要注意的是，元在明朝并没有消失，在北方一直有北元，就是因为是忽必烈的后代身份，所以一直保有天子身份。 7.明清 明的法统来自于百姓，农民扶持起来了朱元璋，属于典型的民间身份。需要注意的是，明并不追求土地一统，而是追求天下一统，所以明并没有灭了蒙古，而是希望蒙古称臣纳贡。所以有明一代，就算是打蒙古也没有灭族，而是希望称臣纳贡。 隆庆和议后明蒙关系和谐 清的土地上的人是高句丽、渤海、金的后人，但是在皇太极时代追求了大一统。所以皇太极取得北元大汗印后，继承了北元的天子身份。自此清朝开始强大，明清之争也从地方平叛变成了明清争正统。 皇太极的帝位正统源自于北元 寒言冰语在中国，大一统有几个特点： 1.最高身份。大一统的思想来源于春秋战国，那个时期没有皇帝。所以大一统时代最高身份是天子，而不是皇帝。 2.法统依据。大一统的来源一定合法。在中国法统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自上而下是儒道墨法尊崇的继承制度，属于上层建筑。自下而上是农家的农民，农民支持的人也有法理依据。 3.时间限制。若是只有暴力，那么他是很难实现大一统的，就算他统一天下，时间也会很短。 4.大一统的方式。在中国大一统的方式有几个：一统天下是；但是未能一统天下，也会以正统认证的方式选择正统王朝。 本质上，大一统是春秋时代天子概念的延伸，是中国独有的文化传统。天子的概念是来源于天，是中国这片土地传承了超过6000年的概念。 西水坡大墓表明天下含义有6000年以上 一直以来，西方都有疑问：为什么欧洲没有强大帝国，而东方有。确实是，西方国家有罗马帝国，但是后来却在未出现罗马帝国，却有完整的宗教和教皇。但是无奈的是，在神的化身和天的化身竞争中，神从未取胜，但是天却取胜了。对于天，古代有句话：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今天特别明显能感觉到，西方更多认识是“不为桀亡”，中国则是“不为尧存”。 需要注意的是，伊斯兰教的信仰“真主”正好是在神和天之间的一种情况，伊斯兰教不拜偶像，非常像天。但是伊斯兰教也有安拉的称呼，又和西方宗教很像。 天下和大一统是一个时期的概念
思想政治素质是每个人的世界观在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反应政治素养，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写起。 第一就是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树立牢固的党的意识，不抽象，不空洞。牢固树立党的信念意识，宗旨意识，责任意识，纪律意识以及廉洁勤政意识。在关键时刻，在突发事件面前，在政治风浪中，坚决拥护党的政治方向。 第二就是坚持原则。党领导干部的本色就是坚持原则，随着人民生活体水平的提高，能否坚持原则的问题，在党内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否坚持原则，立场是否坚定？是非能否分明？头脑能否清醒？都在能否坚持原则上体现了出来。 第三就是勇于承担责任。权力越大，责任越大。衡量一个人素质的高低，能否承担责任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第四就是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怎样对待批评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心的世界，素质比较低的人，总是站在自身的立场，认为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素质高的人，认为任何事情没有批评就没有进步，因此素质高的人总是能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样的人是可以委以重任的。 第五就是注意团结，坚持以党为中心。不能搞个人山头主义，小团体，小帮派。 综上所述，做一个一心为公，一心为民，任劳任怨的人民的公仆才是发展的正道。
前言春秋战国时期，礼渐崩而乐渐坏，周天子统治力日益衰微，诸侯之间攻伐兼并，天下几无宁日，社会逐渐走向分裂。然而，动荡的时代，统摄万方的权力中心的缺位，却给思想文化的发展带来极大的自由空间。（这种吊轨的现象，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又短暂地出现过。）墨翟等人的思想，成为东周时期诸子百家中极为重要的一家。 韩非子在梳理各学派影响力大小的时候，点出了东周时期墨家曾显赫一时，与儒家相埒，“非儒即墨”，堪与儒家抗衡。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家逐渐赢得统治者的亲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上升到官方意识形态的高位。南宋中后期以降，儒学的新阶段“理学”逐渐成为官方统治思想。 反观墨家，则命途多舛，司马迁写作《史记》时便感慨墨家传世资料太少，以致对其进行梳理总结都较为困难。墨家思想，为何曾显赫一时，被人看重，尔后由湮没无闻呢？ 首先，墨家思想盛行于乱世，接受其思想主张的主要是下层民众。 墨家崇尚朴素的生活，在后世看来，墨家代表人物墨翟席不暇暖，“腓无胈,胫无毛”，亲自参加体力劳动，甚至有点儿苦行僧的自虐倾向。墨翟祖上曾是宋国贵族，而他自己则是不折不扣的农民出身。墨翟具有超人的聪明才智，能够很快掌握各种手艺，估计远胜“多能鄙事”的孔丘先生。墨子动手能力强，又爱好思考，善于总结，他的主张多半从下层民众出发，在很大程度上维护普通百姓的利益。因此，在渴望安定的乱世，他的思想，备受下层民众的推崇。 墨子的思想影响极大，当时的宋昭公和楚惠王等国君一度想重用墨子，然而，跟他接触一段时间后，他们都放弃了。主要原因不在墨翟本人个性刚强，具有强烈的控制欲望，而在于他本人坚守自己的思想主张，坚持维护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而不愿为个人私利，比如楚王爵禄、越王的封地，而改弦易辙，出卖自身及其弟子的才智，为统治者服务。 更为重要的是，墨子的思想，与统治者的利益往往是相背的，无论诸侯国君，还是一般贵族，都难以全心接受墨家的主张。
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由于网络技术的发达，他们能够在网上学习到不少的知识，但这些知识有很多对孩子并没有好处。一些孩子的性启蒙都是在网上学到的，这也让他们不能正确的认识到性这个问题，很容易做出一些伤害自己和他人的事情，那么如何做好孩子性启蒙教育？ “性侵”、“恋童癖”……这些可怕的词汇正逐渐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我国很多适龄儿童都有过这样遭遇，发生这种事情之后，很多是出于儿童或者家长方面客观的因素，而选择隐藏不公开的伤害事件。 现在的儿童性教育不仅严重缺失，并且非常错误，我们小时候接收到的性教育，就是来自老师与家长的“不能发生性行为”。每当谈到这个词，他们会十分隐晦的扯东扯西，内容含糊不清，让孩子们更加好奇。 对于孩子们来说，在老师和家长的教育下，他们知道性行为是不好的，是羞耻的，是没法见光的。所以当侵害来临时，女孩们大多是慌张失措，老师与家长只告诉了她们这是不好的行为，是羞耻的行为，却没有告诉她们遇到了，该怎么办。 所以性启蒙是孩子们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课程，性教育应该从零岁开始，而并非像我们固有的观念里认为的那样，非要在孩子青春期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方式恶补。 作为家长，应该学习一些有关性方面的知识来充实自己，了解一些与性教育有关的知识，有了比较足够的知识准备，与孩子谈论性问题时才会有自信心，父母亲的自信心是轻松而有效地实施性教育的关键。 要尽可能地教给孩子身体各部位的正确名称，这将有利于你与孩子更精确和方便地交流性方面的问题。身体上各部位的正确名称,也有助于你向孩子解说什么是性侵犯,孩子也可以清楚地向你叙说是否有性侵犯发生。 有些家长觉得孩子小，还不懂，但孩子小正是进行性教育的时候，这时家长给孩子提供正确的性知识，可以避免孩子盲目寻找负面的性信息。 其实帮孩子度过性启蒙很简单，我们淡定的和孩子们了解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就行，让孩子没有神秘感，树立好心态，打下健康的心里基础！ » 如何做好孩子性启蒙教育 从零岁开始灌输正确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