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大防(1027年—1097年)，字微仲，京兆府蓝田人，北宋时期政治家、书法家。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进士，任冯翊主簿、永寿县令，县无井，饮水困难，大防将泉水引入县，县民名之曰“吕公泉”。英宗即位，改太常博士、监察御史里行。因参与濮议而被贬黜。哲宗时，召为翰林学士，发遣开封府。元祐元年(1086年)，升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封汲郡公。哲宗时，以元祐党争，知随州，贬秘书监。绍圣四年(1097年)，再贬舒州团练副使，循州(今惠州市)安置，至虔州信丰(今江西信丰县)病卒，时年七十一岁，南宋初年追谥为正愍，追赠太师、宣国公。著有文录二十卷，文录掇遗一卷，《文献通考》并传于世。工书法，传世墨迹有《示问帖》。 人物生平 吕大防(1027—1097)，字微仲。其先祖为汲郡人(现河南卫辉市)，因祖父吕通葬于京兆蓝田(今西安市蓝田县)，遂家定居蓝田。吕大忠共兄弟五人，四人登科及第，其中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和吕大临都被《宋史》立有传记。 仁宗皇佑元年(1049)进士。在吕氏兄弟中，吕大防的官当的最大(1049年举进士第)，宋哲宗元佑年间曾任宰相。他虽不是张载的门人，但《宋元学案》记载其人与张载同调，张载辞官回横渠讲学后，吕大防曾向宋神宗再次举荐复其官职，后张载被诏为太常礼院，因与礼官不合，辞官行至临潼，病逝馆舍。 吕大防不但是北宋名相，在政治、军事方面有所作为，而且是一位在经学、地理学、文学等方面都很有造诣的学者。 进士及第 吕大防进士及第，调任冯翊主簿、永寿县令。永寿县没有井，人们要到很远的山谷去汲水，大防巡行近境，得到二泉，打算疏导而使之进入永寿县，因地势高低不平，众人怀疑没有成功的道理。吕大防采用《考工》中的水地置泉法来使之水平，不到十天，果然疏导为渠，百姓依赖，号称“吕公泉”。 吕大防迁任著作佐郎、知青城县。以前，祭田粟米用大斗收进而用公斗放出，获三倍之利，百姓虽然不满，但不敢上诉。吕大防开始均定放出纳进以平均其值，此事转传给宋仁宗，诏令立定法禁，命一路全输送租给官府，用概器给还。青城县外控汶川，与西夏相接。吕大防占据要地设置巡逻，秘密设防，禁止上山砍柴采摘，以严障碍屏蔽。韩绛镇守蜀州，称吕大防有佐辅帝王创业治国的才能。入朝暂代盐铁判官。 屡次上奏 嘉祐八年(1063年)，宋仁宗驾崩，宋英宗即皇帝位，吕大防改任太常博士。御史空缺，内廷出示大防与范纯仁的姓名，任命他为监察御史里行。 吕大防首先说：“纪纲赏罚，不适合天下希望的有五：进用大臣但权不归皇帝;大臣疲倦年老但不能按时引退;外国傲慢但不挑选将帅;提出建议的臣子对朝政阙失有所裨益但执政大臣压制他;疆场左右大臣，有败事却被奖赏，推荐官员却获罪的。”又说：“富弼有脚病请求解除重要的行政职务，十几次上奏章却不被接纳;张..年近八十，智慧已经耗尽，哀请退休却不同意;吴奎有三年守丧期，又以其子召他回朝，又再次派使臣召他;程戡因年老不能守边辞谢，担心死在边塞上，请求罢免回家，也不答应。陛下想要尽君臣的本分，使病者得以休息，守丧者得以终丧，老者得以尽其余年，那么进退尽礼，也何必过分为虚饰，使得他们四人的诚心，不得自达呢?” 同年，京师发大水，吕大防说：“雨水之患，至于进入宫城房舍，杀人害物，这是因阴阳不和而发生的灾害。”立即陈述八件事，叫作：皇帝的威严没有树立，臣权太盛，邪议冒犯正义，私恩妨害公正，辽、夏联合谋划，盗贼横行，群情失职，刑罚有失公平。 恰逢执政大臣讨论濮王称考，吕大防上言：“先帝起用陛下为皇子，住在宫中，凭几之命，已发而未尽的言论就在耳边，皇天后土，实在知其所托。假使先帝不死，陛下还是皇子，那么安懿称伯，在义理上没有疑问。难道能够生前作为儿子，死后而背叛吗?大概人君即皇帝位的初始，应有至公大义压服天下，以结交人心。现在大臣想要加王以非正统称号，使陛下顾恋私恩而违背公义，这不是结交天下人心的办法。”奏章几十次上呈，出知休宁县。 宦海沉浮 宋神宗即位后，吕大防任淄州通判。 熙宁元年(1068年)，知泗州，为河北转运副使。召为直舍人院。韩绛为陕西宣抚使，命他为判官，又兼河东宣抚判官，被任命为知制诰。 熙宁四年(1071年)，知延州。吕大防开始打算在黄河外荒堆砦筑城，众人认为不可防守，吕大防就留戍兵修建堡垒屏障，有不听从的斩首示众。恰逢环庆兵乱，韩绛因之被贬官，吕大防也落职知制诰，以太常博士的身份知临江军。几个月后，移知华州。华岳崩裂，泥石从山下倾注渭河，被害的人很多。吕大防上奏分条陈述，援引经典质以史实，以验当时之事。其大略说：“‘畏惧天的威严，于时保之。’这是先王所以兴盛的原因‘;我生不有命在天’，这是后来王者所以败坏的原因。《书》说‘：惟有先纠正国王，才能端正此事。’希望仰承天威，俯身斟酌时事的变化，替社稷至为计议。”被任命为龙图阁待制、秦州知州。 元丰初年(1078年)，吕大防移任永兴军。宋神宗因彗星出现求言，大防陈述三说九宜：曰治本、曰缓末、曰纳言。养民、教士、重谷，这三者是治本之宜;治边、治兵，这二者是缓末之宜;广开受言之路，宽大侵官的惩罚，宽恕诽谤的罪行，宽容不同的、相同的意见，这四者是纳言之宜。累计数千言。当时对西夏用兵，调度百出，有不方便的大防往往向朝廷报告，务在宽民。等到兵事解除，华州民力比其他路富饶，军需供应也不缺乏。进官直学士。居位数年，任成都府知府。 宋哲宗即皇帝位，召大防为翰林学士、权开封府。有僧人欺骗百姓骗取资财，因而诉讼到朝廷。验证得到实情，命令拘系成立狱案，就在僧人住所施以杖刑，其他怀藏奸心的人都逃走。 善于外交 吕大防曾相伴契丹使者。契丹使者狡黠，说话很多涉及到朝廷，大防秘密揭发他的隐秘事，诘问契丹使者说：“北朝考试进士《至心独运赋》，不知此题出自什么书?”使者仓猝惊诧不能对答，从此不敢再口出傲慢之词， 吕大防迁任吏部尚书。西夏使者来，诏令访询以待遇之计，而且说：“过去所得边地，虽然建立城堡，终虑孤绝难保。放弃它则削弱国家，守住它又有后悔，该当如何做呢?”吕大防说“：西夏本来无能为力，但多次派使者而不宣布诚心真意的原因，大概是料到我方急于议和而已。现在使者到达朝廷，应令押伴官员，扣住他不让祝贺登皇帝位，以观其意，这足以推测事情的真假了。刚收复的疆土，议论的人多说可以放弃，这种考虑不成熟。至于守御的办法，惟以选择将帅为先。太祖任用姚内斌、董遵诲防守环、庆州，西夏人不敢入侵。过去以二州的力量，御敌而有余;现在以九州之广大，供奉边地而不足。由此说来，在于得人而已。” 元祐元年(1086年)，被授予尚书右丞，进中书侍郎，封汲郡公。西边停止打仗，青唐羌认为中国怯懦，派大将鬼章青宜结进犯边境。大防命洮州众将乘机致讨，活捉了鬼章青宜结。 官居宰辅 元祐三年(1088年)，吕公著年老致仕，宣仁皇太后想要把他留在京城开封。亲手写信密访至于四五次，越级提拔吕大防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提举修撰《神宗实录》。吕大防见宋哲宗年纪日大，每天以进学为急务，请敕令讲读官取宋仁宗迩英殿御书解释呈上，放在宋哲宗座位的右边。又摘录乾兴以来足以作为劝戒的四十一事，分为上下两篇，标题叫《仁祖圣学》，使宋哲宗有欣慕不满足的想法。 宋哲宗御驾迩英殿，召来执政大臣、讲读官读《宝训》，读到“汉武帝征用南山提封为上林苑”，宋仁宗说：“山泽之利应与大家共同拥有，这没什么必要。” 丁度说：“我事奉陛下二十年，每奉诏命，还没有不涉及到忧劳勤政的，这大概是祖宗家法吧。”吕大防因而推广祖宗家法以进呈，说：“从三代以后，只有本朝一百二十年中外无事。这是由于祖宗所立的家法最好，我请求举其大概。自古以来皇帝事奉母后，不定时朝见，如汉武帝五天一朝长乐宫。祖宗以来事奉母后，都是早晚朝见，这是事亲之法。前代大长公主使用臣妾之礼，本朝必先致献恭辞，仁宗以侄儿的身份事姑母之礼见献穆大长公主，这是事奉长辈之法。前代后妃所居之处多不整肃，宫人有时与朝廷大臣相见，唐代宫人入阁图有昭容位。本朝宫禁严密，内外整肃，这是治理内廷之法。前代外戚多干预政事，常常导致败乱。本朝母后之族都不参预政事，这是对待外戚之法。前代宫室多崇尚华丽奢侈。本朝宫殿只用红、白二色，这是崇尚节俭之法。前代皇帝虽在禁宫，但出入都坐轿。我祖宗都步行从内庭出御后殿。难道是缺乏人力吗?只是也想涉历广庭，稍稍冒寒冷暑热，这是勤身之法。前代皇帝，在禁宫中帽子衣服苟且简略。祖宗以来，闲居必定符合礼节。私下听说陛下昨天郊礼完毕后，备礼谢太皇太后，这是崇尚礼节之法。前代多严于用刑，大者杀戮，小者流窜远地。只有本朝使用刑法最轻，臣下有罪，只是免职贬官，这是宽厚仁政之法。至于虚己纳谏，不好打猎，不崇尚玩味研习，不使用玉器，不贵珍奇异味，这都是祖宗家法，之所以致太平的原因。陛下不必远远效法前代，只要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宋哲宗很赞同。 吕大防朴实厚道憨直，不树朋党，与范纯仁同时为相，同心协力，来辅佐王室。在朝正直，进用贬退百官，不以私心干预，不讨好转嫁怨恨，以希求声誉，一共八年，始终如一。 受诬被贬 后来，吕大防恳请避相位，宣仁太后说：“皇帝正是壮年，您不可以就离开，稍等一年半载，我也就该到太后所应居的东朝去了。”没有实行而太后去世。大防为山陵使，又命他以观文殿大学士、左光禄大夫的身份知颍昌府。不久改任永兴军，使方便他的乡社。入朝辞谢，哲宗对他慰劳很优厚，说：“你暂归故乡，将马上召用。”不久，左正言上官均论大防败坏役法，右正言张商英，御史周秩、刘拯相继攻击他，被削去学士，任随州知州，贬为秘书监，分掌南京，居住郢州。言官又以他主修《神宗实录》直书其事为诬蔑诋毁，迁居安州。 吕大忠从渭州入朝应对，宋哲宗询问吕大防是否平安，并且说：“执政大臣想要把他迁移到岭南，朕独令居住安陆，替朕传话问候他。大防朴实正直被人所叛卖，三二年后可以再相见。”大忠把哲宗的话泄露给章惇，章惇恐惧，惩治更加卖力。 绍圣四年(1097年)，于是贬为舒州团练副使，指定在循州居住。大防到达虔州信丰而生病，告诉他的儿子吕景山说：“我不再向南了!我死后你回去，吕氏还有传人。”于是去世，终年七十一岁。大忠请求把大防归葬，得到允许。 宋徽宗即位后，恢复大防的官职。宋高宗绍兴初年，又恢复大学士，赠太师、宣国公，谥号“正愍”。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曾巩(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字子固，江西抚州南丰人，生于建昌军南丰，后居临川，北宋官员、文学家、史学家。趣历史小编知道读者都对此很感兴趣，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曾巩祖父曾致尧、父亲曾易占皆为北宋名臣。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超群，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年十二即能为文。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任太平州司法参军，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熙宁二年(1069)，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被外放越州通判。熙宁五年(1072)后，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沧州等知州。元丰四年(1081)，以史学才能被委任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元丰六年(1083)，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追谥为“文定”。 曾巩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与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并称“南丰七曾”。曾巩文学成就突出，其文“古雅、平正、冲和”，位列唐宋八大家，世称“南丰先生”。 主要成就 曾巩是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文风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平实质朴，温厚典雅，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王安石说：“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苏轼认为：“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朱熹也推崇他“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其诗文曾被选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 曾巩还十分重视兴教劝学，培养人才。在抚州居所侧建有“兴鲁书院”，并亲自定学规、执教席，推动抚州学风。在南丰“子固公园”，有曾巩幼时读书处——读书岩、曾文定公祠、仰风亭、思贤堂，县博物馆亦建在其内。南昌市有一条子固路，也是后人为纪念这位先贤而命名的。 曾巩的一生，成就很多。尤其是在文学创作上，尤为突出。他积极参与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他散文内容广泛，义理精深，节奏舒缓，感情醇厚，气质内潜;主题明确，说理有条不紊;精于炼句，语言净洁，尤善用排比句、对偶句。《宋史·曾巩传》称他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又称其文“纡除而不烦，简奥而不悔，卓然自成一家”。《宋史·曾巩传》还称他“性孝友，父亡，奉继母益至，抚四弟、九妹于委废单弱之中。宦学昏嫁，一出其力”，既是一个奉父母以德的孝子，又是一个兼顾弟妹于艰难之时的好兄长。 文学 散文 曾巩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骨干。接受了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他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主张“文以明道”。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其文风则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古雅本正，温厚典雅，章法严谨，长于说理，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曾巩为文，自然淳朴，而不甚讲究文采。 曾巩文章的特色在几个不同的方面。首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其次，曾巩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再有，善于记叙，其特点是条理分明，无不达之意。还有长于记叙、不多写景，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但也有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 他的议论性散文特点是：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 他的记叙性散文特点是：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 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元丰类稿》和《隆平集》传世，从他传世的文集来看，他的兴趣主要在于史传、策论一类的应用文。尤其是他从事史书编纂工作多年，对史传碑志的写作较有研究。对他有关应用文的理论进行研究和总结，对现代应用文的发展有指导意义。 曾巩的散文作品中，其名篇大都属于记体散文，如《墨池记》、《学舍记》等。而后人在编选散文集时，曾巩的记体散文入选篇目一直居高不下。如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其在《南丰文钞引》中云：“予录其疏札状六首，书十五首，序三十一首，记传二十八首，论议杂著哀词七首。嗟呼!曾之序记为最，而志铭稍不及，然于文苑中当如汉所称古之三老祭酒是已，学者不可不知。” 曾巩散文主要有三类：人事杂记类、工程营造类、寺院记和学记类。 人事杂记类：曾巩的人事杂记类所占篇数最多，也最能表现出他记体散文内容的特点。在人事杂记类中，记事类作品相对要多一些，这些记事类作品大都有借记事发议论的特点，在内容上就表现为说理很多。 工程营造类：在曾巩39篇记体散文中，记叙城池的兴废和水利工程的营造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曾巩强调经世致用的观点，认为文章应该为现实服务，反映并解决现实的问题，这符合"文以载道"的观点。他在《王子直文集序》中有言：“文章之得失，岂不系于治乱哉?”便是最好的证明。而曾巩的这部分作品正体现了他的这种文学思想。 寺院记和学记类：曾巩历来被称为“醇儒”，他对儒道极其推崇和恪守，因而他常常在文中表达复兴儒道的思想。而恢复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愿望与佛教兴盛的现实情况相悖逆，所以曾巩在不止一篇的文章中批评佛教，表达对佛教的不满。曾巩的记体散文与其儒家学者的思想紧密联系。曾巩希望通过详尽的说理达到"文以明道"的功效，希望通过对道德高尚文人地赞颂让世人明白道德修养的重要，希望详实地记载工程营造以达到"文以载道"的作用，更希望通过反佛和兴学实现他儒学复兴的理想。 曾巩记体散文的结构特色是曲折谨严。曾巩为文非常注意构架，朱熹在《朱子语类》中云：“退之南丰之文，却是布置。”因而在这样精心的营构下，曾巩的记体散文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严谨有条理。如其《越州赵公救灾记》，文章一开始就先交代越公在饥荒到来之前所做的各种准备，怎么发放粮食，什么时间发放，在哪些地点发放，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发放措施，对弃婴的收养等等，这些曾巩都详细而有条理的记了下来。最后笔锋自然转到表现赵公其人的赈灾有方、敢于担当、勤政为民的高尚人格和光辉形象上。这么多纷繁复杂的内容，在曾巩的笔下却有条不紊，有头有尾，足见曾巩严谨条理的散文功力。曾巩记体散文结构上富有条理，论述严谨的特点。这样的结构特点在曾巩记体散文中还有很多体现。如《醒心亭记》。其次，曾巩记体散文在结构上还有迂回曲折的特点。 一巩记体散文的语言特色是质朴尚议。北宋时期，浮靡文风的西昆体和险怪艰浬的太学体都曾一度成为文人们争相学习的对象，就连文坛领袖欧阳修也曾用力学习过骈文。但是随着政治革新的需要，这种文风越来越无法承担起社会变革的重任。宋仁宗嘉祐二年，欧阳修利用主贡的机会，大加痛斥太学体的士，身体力行的在创作中提倡简约自然的文风，曾巩作为师从于他的弟子必然会参与到这样的创作中去。曾巩赞叹上古的经典不仅用简单凝炼的语言准确记录事情的始末，并且这其中精微细致的深意和细节也传达的滴水不漏。他对这些精简语言的推崇正体现出曾巩对简约文风的追求。其实曾巩在自己的散文创作实践中。简约的文风也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语言色彩上，曾巩的语言客观朴实。其次，在语言表达上，曾巩的语言表现出多议论的特点。最后，曾巩的语言力求准确。 曾巩记体散文的情感特色是理性冷静。曾巩总是被人称为“醇儒”，刘熙载《艺概》就这样评价道：“曾文穷尽事理，其气味尔雅深厚，令人想见硕人之宽。”曾巩的散文，很少有激烈的情感表达，这一点自然与他语言上多议论的特点有关，但在字里行间常让人感到是曾巩自己对情感的一种克制。古文运动将载道的重任加到散文的身上，这使得情感在散文中的表达空间变得有限，加之曾巩自身对儒道的推崇，更使得的他的散文中正平和，在情感上表现出一种理性冷静的特征。 曾巩的散文特色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曾巩对中正平和的文风的喜好，另一方面则是人生态度的影响。曾巩在思想上曾巩推崇儒学，在文章的美感追求上曾巩则喜好学习刘向的文风。除了在思想和文风学习上偏好的影响，曾巩坎坷的人生经历也是影响其风格形成的因素之一。曾巩十八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但是直到三十九岁才金榜题名。古人七十古来稀，快四十的曾巩才在求仕的路途上获得了第一次成功，从十八岁到三十九岁这二十多年间，仕途的不顺和生活的坎坷磨炼出曾巩坚韦刃的性格。使得他在经历了人生的大悲大喜之后，反而能以一种淡薄的心态去面对人世的一切，反应到文学作品中便内化为一种沉稳淡定的风格。曾巩一生命途多舛，但他始终都是坚强冷静的面对，自身的性格和生活的磨砺赐予了曾巩从容踏实、客观冷静的心境，从而在他创作的诗文中也深深的烙上这样的印记。 诗词 曾巩的主要成就在文，亦能诗。存诗400余首，其诗特点是比较质朴，雄浑超逸，含义深刻，略似其文，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但为文所掩，不受重视。他不但善赋体，也有诗长于比兴，形象鲜明，颇得唐人神韵。他的各体诗中以七绝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颇有风致。如《西楼》《城南》《咏柳》等写景抒情的佳作。就“八大家”而论，他的诗不如韩、柳、欧、王与苏轼，却胜于苏洵、苏辙。词仅存《赏南枝》一首。其诗文曾被选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 第一，纪实诗。曾巩的纪实诗继承和发扬了唐代杜甫现实主义诗歌文学传统，以反映社会现实、关注民间疾苦、揭弊政、评国事为主要内容，表现了他关注民生、济世兴邦的儒家思想。曾巩所生活的加上自然灾害频发，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曾巩以诗歌真实描写了民生疾苦的状况。在《追租》这首诗中，一句“山下穷割剥”写出了饥荒之年农民还要被层层盘剥的悲惨境遇，由此抨击地方官吏“暴吏理宜除”，并提出“浮费义可削”的政策主张。这首诗没有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写景抒情，而是赤裸裸地针砭时弊，体现了曾巩关注民生疾一脉相承。与《追租》的主题思想类似的还有：描写虫灾肆掠、揭批官忧国忧民忧时的《边将》《胡使》《嗟叹》等等。曾巩的纪实诗除了对民生疾苦毫无遮掩地写实之外，还对积贫积弱的北宋王朝政局建言献策，有力地增强了文学在中国古代政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第二，咏史诗。中国古代文人雅士多偏好以咏史来借古讽今和抒发情怀。曾巩的诗歌也经常以缅怀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事件来表情达意。曾巩总能以惺惺相惜的姿态与心态去追思感受前人中那些与他理想抱负相似的人的精神世界，从而缅怀先圣、宽慰自我、排解忧愁、坚定决心。例如在《扬颜》一诗中，曾巩敬慕扬雄的立言不朽和颜回的立德不朽，以两人执著求道精神激励自己进业修德。再比如曾巩的《读五代史》，诗文以历史讽喻现实，以史谏言北宋统治者革借管仲与鲍叔牙之交推崇诚信道德的《论交》;表达渴望明主、隐含壮志难酬之情的《隆中》;谏言选贤举能、反对排斥贤臣的《垓下》等等。曾巩的咏史诗或委婉言志，或直言改革，其托物喻人的文笔都源于现实又立意高远，凸显了他恩泽天下、救民济世的儒家仁义思想。 第三，离别诗。离别愁绪是古代诗人借诗所抒之情当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情怀。在《曾巩集》中有100余首诗歌蕴含离别之情。例如诗合集《奉和滁州九咏九首》显示，曾巩看望身在滁州的欧阳修返回时，离愁别绪顿生，对欧阳修的才学与人品大加赞赏。再比如《上杜相公》中所言，曾巩前去拜访仰慕已久、刚刚去职宰相的杜衍，临别时曾巩表达了对两人友情的珍重和对杜衍的敬仰之情。曾巩的此类诗歌还有：怀念好友王安石的《寄介甫诗》《江上怀介甫》;惜别友人的《送陈商学士》;感伤人才离去、叮嘱学生的《送钱生》;送别、劝慰失意者的《酬吴仲庶龙图暮春感怀》《送孙颖贤》;怀念、惜别亲人的景交融。此外，离别诗也是曾巩本人各个重要人生阶段与思想状态的真实记录。 教育贡献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以“仁”为怀。 曾巩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他师承司马迁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强调只有加强道德修养，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 曾巩重视兴教劝学，培养人才。他培养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曾巩治学严谨，每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识其微。 在抚州居所侧建有“兴鲁书院”，并亲自定学规、执教席，推动抚州学风。在南丰“子固公园”，有曾巩幼时读书处──读书岩、曾文定公祠、仰风亭、思贤堂，县博物馆亦建在其内。 校藏书籍 曾巩一生用功读书，极嗜藏书，从政之便，广览博收。家里藏古籍二万余卷，收集篆刻五百卷，名为《金石录》。著作有《元丰类稿》、《续元丰类稿》、《隆平集》和《外集》等。他都加以校勘，至老不倦。《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任职于史馆时，埋头整理《战国策》、《说苑》两书，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并校订《南齐书》、《梁书》、《陈书》三史。在编校古书时所作的目录序，如《战国策·目录序》、《烈女传·目录序》、《新序·目录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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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人，一说怀州修武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官员，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 。趣历史小编知道读者都对此很感兴趣，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后因论事而被贬阳山，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其后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主要成就 文学 韩文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韩愈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时人有“韩文”之誉。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年-780年)以来的平庸诗风。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独到的建树，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 韩愈文章的特点之一是“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或“鲠言无所忌”，也就是敢于讲话，而且敢讲真话。这个特点是和他积极的政治态度分不开的。他的几篇奏疏都是敢于揭发事实，敢说“群臣之所未言”的话。《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状》都有这个特点。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是《论佛骨表》。其中所讲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话。在封建社会中，敢于说出别人该说而不说的话，这是了不起的胆识。正因此，韩愈这类文章也就有内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韩愈的语言艺术不同凡响，便成为气势磅礴的好文章。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不仅表现于他在君主面前敢说真话，而且还表现于他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敢讲违背旧说的话，甚至说了同自己别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话。例如《读墨子》一文曾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样的言论显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对于这样的言论，前人指为“刺谬”，其实这正是韩愈虽然尊儒却不墨守的表现。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还不仅敢于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有时也敢于突破社会上的流俗之见。例如他写《讳辩》一文，是专为李贺不得应举而发表的意见。李贺之父名晋肃，“晋”与“进”同音，为了避讳，李贺便不得举进士。对于这样的世俗之见，韩愈是不以为然的。于是他便“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成了极有说服力的一篇《讳辩》。 韩愈的《师说》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曾经说过：“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又《报严厚与书》说：“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不为人师。”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不顾流俗，不怕笑侮，抗颜而为师，是要有些勇气的;能够写出《师说》这样的文章，也是相当大胆的。 韩愈文章的再一个特点是不仅真率大胆，而且慷慨激昂，忧愤甚广。从韩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论及人材，便往往愤激不平，别具风概。例如《杂说》对于人材不为世用所发的不平之论，《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也是宣传选拔人材的一篇宏论。所谓“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云云，这正是韩愈对于国家用人的殷切希望。《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韩愈自己是屡试而不得志于有司的，所以对于文中的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无限叹惋。悲歌慷慨，发自肺腑。 韩愈还有一篇类似俳谐而实质是抒发才高见屈、忧愤甚广的文章《进学解》。历来的论者都说此文源于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扬雄的《解嘲》，《新唐书》本传也说他“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其实这篇文章的意义要比“自喻”广阔得多。其中有“自喻”，却不仅是“自喻”，主要还是宣传选拔人材的观点。 韩愈文章的另一特点，是不但真率、大胆、慷慨激昂，而且还写得自然随便、如话家常。这类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促膝谈心，无所拘束，生动活泼。《与崔群书》《与孟东野书》《答崔立之书》《题李生壁》等，都属这类作品。例如《与崔群书》先说自己对崔群为人的认识，中发贤者不遇之叹，后讲自己困穷之状，是一篇感慨很深的杂文。 在韩愈看来，崔群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个没有缺点的朋友。但是，对于这样的朋友也有人怀疑。于是韩愈十分感叹，他说：“自古贤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已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记、任其死生寿夭邪?未可知也。”由崔群之贤，说到贤者不遇，而不贤者反而得势。这样的文章很像司马迁的《伯夷列传》。刘大魁说：“公与崔最相知，故有此家常本色之言，中间感贤士之不遇，尤为郁勃淋漓。”“感士不遇”本是历代文章的一个传统题目，韩愈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为深广的。 韩愈为文的又一特点是突破传统写法。例如墓志铭这一文体，在韩愈笔下，便颇有新的特征，形式多样，甚至“一人一样”(李涂《文章精义》)。与墓志近似的文体，还有哀祭之文。这类文字韩愈也有独创，不同寻常。例如《祭河南张员外文》，茅坤就评为“奇崛”。姚范以为“他人无此”。刘大櫆也说：“祭文退之独擅。”至于《祭十二郎文》，曾国藩虽然认为这类文章“究以用韵为宜”，但他又说：“韩公如神龙万变，无所不可。”就是说，韩愈之写祭文，也是变化不测的。 韩愈文章之别开生面者，还有送序一类。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见的文体，前辈作者如王勃、陈子昂、李白、任华，所为送序，都很出色。但从多数文章的写法看，大抵不出一种格式。先叙离情，后缀风景，情致物态，尚似六朝。林纾所谓“狃于六朝积习”者，即指此类。但到韩愈笔下，送序之文就多种多样了。 韩愈有的送序之文几乎通篇议论。这是一个突出的特点。林纾曾说：“韩昌黎集中无史论，舍《原道》外，议论之文，多归入赠序与书中。”例如《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曾国藩就看作“条议时事之文”。 韩愈的几篇“游戏”之文，也是新体。同前代的俳谐文字比较，是有新的特点的。例如《毛颖传》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寻常俳谐之作视之。柳宗元《答杨诲之书》云：“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但与此同时，裴度却对这类俳谐之文很不满意。他在《寄李翱书》中，把韩愈的俳谐文字看作“以文为戏”，是很不赞成的。 现在看来，时人“罪俳”，大概不止一个裴度。像柳宗元那样肯定《毛颖传》这类作品者恐是不多的。柳宗元“甚奇其书”，不是无缘无故。因为，自从六朝以来，俳谐之文如张敏的《头责子羽文》、沈约的《修竹弹甘蕉文》等等，虽有寓意，并不深远。而《毛颖传》一篇，则与前此诸作不同。虽说所写不过一篇“兔传”，实际则写一个多才多能而终被废弃之人。文章写到最后，韩愈对毛颖之“以老见疏”无限同情。这里又一次流露了韩愈痛惜人材不尽其用的一贯的思想。这样的俳谐之文，前所未有。 韩愈行文之超越前辈者，除了上述文体的独创之外，还有吐辞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关于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经多所称道。例如《进学解》一篇之中就有“业精于勤”“刮垢磨光”“贪多务得”“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等，都已传为流行的成语;还有一些成语如“提要钩玄”“焚膏继晷”“闳中肆外”“啼饥号寒”等等，也是从这一篇的语句中凝缩而来的。 自古以来，一篇文章之中能够选出如此大量的历代流传的成语，此文之外，恐不多见。韩愈文章之所以传诵不绝，之所以为一代所师法，历代之典范，其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辞章造诣，在他前后，很少有人企及。 韩诗 韩愈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文，但其诗亦有特色，为一代大家，对后代有较大的影响。韩愈多长篇古诗，其中不乏揭露现实矛盾、表现个人失意的佳作，如《归彭城》《龊龊》《县斋有怀》等，大都写得平实顺畅。他也有写得清新、富于神韵、近似盛唐人的诗，如《晚雨》《盆池五首》，尤其是《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但是，韩愈最具独创性和代表性的作品，则是那些以雄大气势见长和怪奇意象著称的诗作。他“少小尚奇伟”(《县斋有怀》)、“搜奇日有富”(《答张彻》)，天生一种雄强豪放的资质，性格中充溢着对新鲜奇异、雄奇壮美之事之景之情的追求冲动，而他一再提倡的“养气”说，更使他在提高自我修养的同时增添了一股敢作敢为、睥睨万物的气概，发而为诗，便是气豪势猛，声宏调激，宛如江河破堤，一泻千里。 韩愈一生用世心甚切，是非观念极强，性格木讷刚直，昂然不肯少屈，这一方面使他在步入官场后的一次次政治旋涡中屡受打击，另一方面也导致其审美情趣不可能淡泊平和，而呈现出一种怨愤郁躁、情激调变的怪奇特征。韩愈诗风向怪奇一路发展，大致始于贞元中后期，至元和中期已经定型。贞元、元和之际的阳山之贬，一方面是巨大的政治压力极大地加剧了韩愈的心理冲突，另一方面将荒僻险怪的南国景观推到诗人面前，二者交相作用，乃是造成韩愈诗风大变的重要条件。他在这一时期写的《宿龙宫滩》《郴口又赠二首》《龙移》《岳阳楼别窦司直》《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等诗中，使用最多的是那些激荡、惊怖、幽险、凶怪的词语，诸如“激电”、“惊雷”、“怒涛”、“大波”以及出没的“蛟龙”、悲号的“猩鼯”、森然可怖的“妖怪”、 “鬼物”，都辐凑笔端，构成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意象。 在诗歌表现手法上，韩愈也作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用写赋的方法作诗，铺张罗列，浓彩涂抹，穷形尽相，力尽而后止。《南山》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全诗102韵，长达一千多字，连用七联叠字句和51个带“或”字的诗句，铺写终南山的高峻，四时景象的变幻。令人读来，虽觉十分详尽，却又颇为烦琐。再如那首著名的《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极写一场山火的强猛酷烈。这是一种超乎常情的创造，惟其超常，所以生新，惟其生新，所以怪奇。怪怪奇奇，戛戛独造，乃是韩愈在诗歌艺术上的主要追求目标。 但韩愈为诗的新的特点，还不是表现于这类作品，而在于他那“以文为诗”的一些篇什。如《山石》《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对于这样的作品，前人多所评论，方东树《昭昧詹言》谓前篇乃“古文手笔”，后篇亦“古文笔法”。这样的“手笔”和“笔法”，和初唐、盛唐的前辈诗人相比，显然有不同者。因此，叶燮《原诗》认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所谓“大变”，正是韩愈之诗新的特点。 教育 韩愈三进国子监，任博士一职，后又任国子监祭酒。他力改耻为人师之风，广招后学，亲授学业，留下了论说师道激励后世和提携人才的文章。 在教育方面的论文中，他强调了求师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是有学问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马，阐释了在位之人如何识别人才、对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问题。 思想 韩愈是位重要的思想家。在宋儒眼中，孔、孟之下，便是韩愈。他在儒学式微，释、道盛行之际，力辟佛、老，致力于复兴儒学，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其实就是复兴儒学的重要手段。 政治 韩愈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对于韩愈对待藩镇割据的态度，学者郭预衡指出：韩愈《平淮西碑》的主要倾向是“反对藩镇割据，而歌颂平叛的胜利;赞扬主战派，而批评主和派”，认为“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的坚定立场，不应因为碑文少写了李愬之功便加以贬低”，而且他“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还不仅表现在平定淮西的一时一事，他在一系列的文章里都贯穿着这个思想。” 史学 唐人称韩愈有史家的笔力，他撰有《顺宗实录》5卷，是韩愈在韦处厚所撰3卷《顺宗实录》基础上改写而成，他“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比之旧录，十益六七，忠良好佼，莫不备书，苟关于时，无所不录。” 从实录可看出他对宫市之斥责，对盐铁使进奉的批判，对京兆尹李实罪行的揭露等等，说明表状所言，符合实情。 《顺宗实录》送呈以后，受到不少人激烈反对，原因是“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二人上前屡言不实。” 于是“累朝有诏改修”。文宗令路隋等重新改写，几经曲折，终于遵照旨意，将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详正刊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姜夔(约1155—约1221)，字尧章，号白石道人， ，南宋文学家、音乐家 ，被誉为中国古代十大音乐家之一。他曾著《大乐议》宁宗时献于朝，有《白石道人诗集》《白石道人歌曲》《续书谱》《绛帖平》等书传世，其中《白石道人歌曲》是其自度曲附有旁谱。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主要成就 诗词创作 姜夔诗法江西黄庭坚，其词也颇受黄庭坚诗学的影响。他自己说，三沐三熏黄太史氏。姜夔的词境独创一格，艺术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也别出心裁。他善于用联觉思维，利用艺术的通感将不同的生理感受连缀在一起，表现某种特定的心理感受;又善于侧向思维，写情状物，不是正面直接刻画，而是侧面着笔，虚处传神。他的词在题材上并没有什么拓展，仍是沿着周邦彦的路子写恋情和咏物。他的贡献主要在于对传统婉约词的表现艺术上进行改造，建立起新的审美规范。 姜夔词清空高洁，极富想象，语言灵动自然。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他的艺术特色可用张炎所下断语“清空”二字来概括。这种清空既不同于传统婉约派的绵丽软媚，不同于豪放派末流的粗犷叫嚣，也不同于苏轼以旷达为主要特色的那种清空。要而言之，姜夔更善于以诗人的笔法入词，且更多地以“骚”的手法入词，对客观对象不作更多的质实描写，而对灵气飘忽的心境则极善捕捉与表达。在以骚笔入词时，又善于吸收江西诗风注重锤炼、讲究瘦硬峭拔的特点，因而在清空之中带有一种刚劲峻洁之气。 姜夔词具有“清空”和“骚雅”的特色。姜夔的清空出自苏轼，骚雅脱胎于辛弃疾。苏、辛都是无意为词的，他们的清空、骚雅都是通过诗歌化的途径实现的。姜夔在引诗济词方面和苏、辛是相同的，但他有意为词，将词的音律、创作风格和审美理想纳入一定的法度之中，将原来并无必然联系的清空、骚雅联成一体，形成一种新的词风。南宋江湖词派理论和创作就是阐释和普及这种清空骚雅词风的。他根据自己对音乐精神的理解，改造唐宋乐谱，使市井俗乐与传统雅乐的精神相通;他总结化用才学的法度，从众多的典故中汲取其共同意义，把具体的情感升华为空灵模糊的意趣;他用近俗的题材，表现出雅正的情感。他从词体的特征出发，因势而利导，随俗而雅化，使清空与骚雅连成一体，形成一种新的词风。宋人以才学为词，抒发的情感比较空泛。沦落江湖，远离政治风波，使江湖词人抒发的情感多是一种清雅的意趣。姜夔词的情感是孤云野飞、去留无迹的意趣，由于它无所定指，以致《暗香》、《疏影》的主题千余年来尚无定论。史达祖、吴文英、周密等风尘小吏的词作虽然有一定的现实感受，但主要还是以抒情为主，并具有结体为虚的特点。张炎、王沂孙等人抒发的是宋社既屋的亡国之痛、遗民故老的黍离之悲，这种情感很难落实到具体的事件之上。散处江湖，与社会现实比较隔膜，促成了空灵情感与骚雅人品的结合。 宋代词学的创作风格是趋向“清空”的，而审美理想是趋向“骚雅”的。到了姜夔的笔下，才把它们绾结起来。姜夔恪守本色，一切从法度出发，这使清空和骚雅的结合成为一种必然。姜夔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雅化，南宋中后期词人极工极变，皆不出姜夔的划域，并且各具姜夔的某种风格特征。后来这些相近的风格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个词学流派。这就是以姜夔为典范的南宋江湖词派。而江湖词派的三部词法，两部词选，还有频繁的词社聚会，都是在实践和传递姜夔的清空骚雅词法。像这样同时具备词人、词作、词选、词论、词社等五种因素比较典型的词学流派，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还是不多见的。 姜夔以有意的心态从事词的创作，认真探讨词的各种法度。因此，后人把以姜夔为代表的一些南宋词人合称为“骚雅派”。其中包括南宋中后期的姜夔、吴文英、史达祖、高观国、张炎、王沂孙、周密等人。这是继辛弃疾之后所形成的又一个词派。他们既不同于香而弱的婉约派，也不同于苏辛以来的豪放派。他们更注重人工思力的安排，和周邦彦较为相近。但他们在风格上有更明确和自觉的追求，更注重发挥传统的“雅”与“骚”的传统。所谓“雅”是指他们都受时代濡染，以雅相标榜，以雅为美学理想。所谓“骚”是指以诗人的笔法入词，侧重继承以《离骚》为开创和代表的，以表现自我、抒发自我的主观性描写为主要目的的抒情传统。注重抒写心境是这派词人的重要特征，也是这派词人对词的发展和贡献。骚雅派词人加强了词的表现自我的能力，丰富了词的抒情手段，在词史上有一定的开创之功，但为了追求骚雅，又走上了过于隐晦、细小、破碎、缺少开阔意境与开阔手段的道路，将词带入一个狭小的天地，这对词的发展又起到了不利的限制作用。姜夔是这一词派的最高代表。 书法创作 姜夔也是一位书法家。他的《续书谱》仿效孙过庭的《书谱》而撰写，但并非《书谱》之续。全卷分总论、真书、用笔、草书、用笔、用墨、行书、临摹、方圆、向背、位置、疏密、风神、迟速、笔势、情性、血脉、书丹等十八则，所论书法艺术的各个方面，实自抒其心得之语。是南宋书论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学术著作。姜夔“崇晋贬唐”，反对俗书，和提倡文人意趣的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等相一致。但他对“唐法”并非不问青红皂白一概予以否定，而是用了大量篇幅对“法”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论述，并从肯定和解释引申了“晋韵”古法。 音乐创作 姜夔是我国古代杰出的词曲作家，他的词调音乐无论在艺术上及思想上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并具有独创性。姜夔的词调音乐创作继承了古代民间音乐的传统，对词调音乐的格律、曲式结构及音阶的使用有新的突破，并且形成了独特风格。 姜夔对于音乐史的主要贡献就是留给后人一部有“旁谱”的《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包括他自己的自度曲、古曲及词乐曲调。其代表曲有《扬州慢》、《杏花天影》、《疏影》、《暗香》。 《白石道人歌曲》是历史上注明作者的珍谱，也是带有曲谱的宋代歌集，被视作“音乐史上的稀世珍宝”，其中有10首祀神曲《越九歌》、1首琴歌《古怨》、17首词体歌曲(又称“曲子词”，这些“曲子词”又分为两首填词的古曲《醉吟商·胡渭州》和《霓裳中序第一》)、一首《玉梅令》(这是诗人为范成大所写曲调填词)、14首姜夔自己写的“自度曲”。他突破了词牌前后两段完全一致的套路，使乐曲的发展更为自由，在每首“自度曲”前，他都写有小序说明该曲的创作背景和动机，有的还介绍了演奏手法。 姜夔能娴熟地运用七声音阶和半音，使曲调显得清越秀丽，这与他独具一格的清刚婉丽、典雅蕴藉的词风结合得天衣无缝。杨万里称其有“裁云缝雾之构思，敲金戛云之奇声”。 自唐末战祸四起，经过近半个世纪五代十国的战乱时期，宫廷雅乐大受挫伤，大部分的宫廷音乐、乐人流入民间。自商周以来规模盛大、气势恢弘、象征着皇权政治与王朝文化的宫廷音乐，到了宋朝则开始让位于正在崛起的民间音乐艺术。为改进宋时较混乱的音乐生活局面，姜夔曾写《大乐议》献给朝廷，希望复兴宫廷音乐，但未受重用。《大乐议》代表宋代民间音乐艺术最高成就，更为后人提供了一份了解当时音乐状况的可贵的资料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乌台诗案发生于元丰二年(1079年)，时御史何正臣等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随后又牵连出大量苏轼诗文为证。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据《汉书·薛宣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野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亦称“柏台”。“乌台诗案”由此得名。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一代文豪苏轼，之所以会被贬外放，主要是因为他反对当时宋朝实行的新政，遭到皇帝本人的厌恶。在被御史弹劾之后，皇帝以苏轼的诗文讥讽朝政为名，将他流放了。 这件事，史称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看似只是一个普通的案件，但其实涉及到了诸多方面。要想详细解释的话，那可就真的说来话长了。 北宋中期，随着国家承平已久，三冗问题开始凸显出来。所谓三冗问题，是指冗官、冗兵、冗费。三冗问题的核心，就是当时不做事的官、不打仗的兵太多，不该花的钱也太多，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极大的负担，甚至到了即将拖垮国家的地步。 宋神宗即位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史称王安石变法。 客观来说，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很好的。但是，王安石忽略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他的变法，影响了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而且在施行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于是被很多人反对。 苏轼便是其中的反对者之一。 在王安石变法开始之前，苏轼正是宋朝政坛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苏轼21岁参加科举，被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看中。在后来的‘三年京察’当中，苏轼亦是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北宋从开国以来，制科考试中的一等、二等一直为虚设，第三等便是最高等级。 这样的苏轼，不管怎么看，都是前途无量，将来入阁为相，似乎也已经近在眼前了。 可惜的是，在这场京察之后，没过两年，苏轼的父亲苏洵就病逝了。按照当时的礼制，苏轼不得不回家给父亲守孝三年。就是在苏轼守孝期间，宋神宗即位，开始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 所以，等到苏轼结束守孝，返回朝中的时候。此时朝堂上的情况，早已和他离开之前，大不相同。他的很多师友，因为和王安石政见不和，反对新政，都已经离开了朝堂。而对于王安石的新政，苏轼亦持反对态度。回朝之后，苏轼多次给宋神宗上书，反对新政，也因此遭到了王安石一派的排挤。 公元1071年，在王安石一派的排挤之下，苏轼自请外调，前往杭州担任杭州通判，三年后前往密州任知州，六年后改任徐州知州，八年后改任湖州知州。 在做了几年的地方官后，苏轼越发坚定的反对王安石的新政。 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倒还真不是出于私怨。而是因为王安石的变法，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王安主持的新政，着重于开辟新的财源，尽可能地增加国家税收。但这样一来，就难免加重底层百姓的负担。再加上各级官吏在执行新制度的时候，难免会歪曲新政，这就使得百姓的生活更为艰难。 苏轼反对新政的原因，正在于此。 到了宋神宗在位后期，因为反对派的声音实在太大，宋神宗也不得不罢免了王安石的相位。但同时，在贬黜王安石之后，宋神宗依然坚持执行新政。此时的新政，已经不再是王安石主导，而是由宋神宗直接主导了。 就是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乌台诗案发生了。 苏轼调任湖州知州后，按照当时的规矩，得给皇帝写一份谢表。这种东西一般就是例行公事，但苏轼作为一个极为有才的大诗人，却在这份公文当中，掺杂了自己对新政的不满。 当这份谢表被送往京城之后，京城内的很多拥护新政的大臣，开始借题发挥，弹劾苏轼，说苏轼恶意中伤朝廷，反对新政，对皇帝不忠。此时的宋神宗，恰好正需要杀鸡儆猴，自然打算着重处置苏轼。 公元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刚刚调任为湖州知州仅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逮捕，随后押往京城。因为当时御史台附近种植大量柏树，有大量乌鸦栖息其上，所以御史台当时也被称之为乌台。苏轼的这个案子，也就被后世称之为‘乌台诗案’。 苏轼被押往京城之后，保守派和新政派，在如何处置苏轼这件事上，起了极大的争议。保守派就是反对变法的那一派，对于保守派而言，如果苏轼被重罚甚至处死的话，那么以后保守派将会受到严重打击，再无人敢反对变法，所以纷纷下大力气营救苏轼。 而新政派为了执行新政，必须要杀掉一个保守派的中坚人物，所以非要至苏轼与死地。 一时之间，保守派和新政派之间，因为苏轼这个案子，开始彻底对立起来。而苏轼这个案子，也从原本一桩其实并不算严重的文字案件，变成了一桩政治案件。 最终，就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一个关键人物的话，救了苏轼一命。 这个人，就是已经被罢黜相位的王安石。 王安石此时虽然已经被罢黜，但在新政派当中，王安石依然称得上是新政派的中坚人物。对于苏轼，王安石很欣赏苏轼的才华，觉得既然只是政见不和，没必要非得至苏轼与死地。于是王安石上书宋神宗，请求从宽处理。 王安石的这份上书，显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王安石上书之后，宋神宗选择对苏轼从轻发落，只是将苏轼贬黜到黄州，担任黄州团练副使，受当地官员的监视。 就这样，苏轼被贬到了黄州。乌台诗案，也至此告一段落。 不过，有趣的是，几年之后，宋神宗病逝，宋哲宗即位。宋哲宗即位后，因为年龄实在太小，所以由高太后临朝听政。高太后临朝后，反对变法，重用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为相，打压以王安石为首的新政派。 保守派全面胜利后，苏轼这个被新政派打压多年的保守派人士，自然得到了重用。但有趣的是，苏轼在迅速升迁至中枢以后，又向身后的保守派开火，上书抨击保守派暴露出来的很多问题。 就这样，苏轼直接把保守派和新政派，全都给得罪了。 得罪了两派之后的苏轼，自然也就无法继续在中枢做官，只能再次请求外调。 从乌台诗案的整个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苏轼的这个案子，其实原本只是文人简单地发发牢骚。但因为涉及到了一些政治问题，加上恰好处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所以才被人借题发挥，最后闹大。如果不是苏轼运气好，恰好生在了宋朝，宋朝恰好有不杀士大夫的传统，而作为新派领袖的王安石，又比较惜才。估计在这个案子当中，苏轼最后肯定是必死无疑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古代男女双方成亲讲究六礼，：“婚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些婚礼仪式是相当繁琐的，那么唐宋时期对六礼做了哪些方面的简化? 唐睿宗太极元年，左司郎中唐绍上疏：“士庶亲迎之礼，备诸六礼，所以承宗庙，事舅姑，当须昏以为期，诘朝谒见，往者，下里庸鄙，时有障车，邀其酒食，以为戏乐，近日此风转盛。上及王公，乃广奏音乐，多集徒侣，遮拥道路，留滞淹时，邀致财物，动讱万计，遂使障车礼贶，过于聘财，歌舞喧哗，殊非助感，既亏名教，又蠹风猷，违紊礼经，须加节制。望请敕令禁断”。 唐绍建议唐睿宗革除不当的婚礼仪式，反对婚礼中的浪费现象，睿宗采纳了建议并下敕令禁止。由于民间进行婚礼时并没有统一的规范，会昌元年,唐武宗下令：“婚娶家音乐、并公私局会花烛，并宜禁断”，可见，唐武宗也希望规范婚仪。 北宋政府为了整饬礼仪，敦厚风俗，曾多次组织力量编修礼书。太平兴国七年，宋太宗制定婚娶仪制，规定诸王品官婚礼需具备六礼。 对于士庶人的婚礼，依行唐制：并问名于纳采，并请期于纳成，减六礼为四礼，去繁就简，希望婚礼制度在下层民众中更容易推广。 但是，由于各地婚礼习俗差异较大，导致新典的推行效果不是很好，雍熙初年就有岭峤地区婚嫁不遵守教义，宋太宗发布诏令，令该郡官员整治，史载： 岭峤之外，封域且殊，盖久隔于华风，乃染成于污俗。朕博览传记，备知其土风。饮食男女之仪，婚姻丧葬之制，不循教义，有亏礼法。 昔汉之任延，理九真郡，遂变遐陋之地，而成礼让之俗，是知时无古今，人无远近，但问化之如何耳，岂有弗率者乎。应邕容桂广诸州，婚姻丧葬衣服制度，并杀人以祭鬼，疾病不求医药。及僧置妻孥等事，并委本处长吏多方化导，渐以治之，无峻治法，以致烦扰。 宋徽宗还令郑居中等人编纂《政和五礼新仪》，制定了从皇室宗亲到各级品官以及士庶人的婚礼仪范，并对士庶阶层的婚礼进行了简化，合并问名于纳采，合并请期与纳成，简化为四道程序，即纳采、纳吉、纳成、亲迎四礼。 《宋史》载：“《五礼新仪》成，增置礼直官，许士庶就问新仪，而诏开封尹王革编类通行者，刊本给天下，使悉知礼意，其不奉行者论罪。宣和初，有言其烦扰者，遂罢之”。宋代新增“礼直官”负责解释、推广“新仪”，对婚礼程序进行简化，目的在于希望借助新典融合礼俗之间的差异，更容易让社会大众接受，从而加以推广。 宋朝政府重定婚礼仪范并大力推行的原因，宋徽宗曾两下御笔。 第一次是大观二年十一月，徽宗御笔道：“礼因时而制，故三代之王皆不相袭，非礼不同，时异故也。去古既远，其宫车衣服之制，祭祀婚聘币帛之用，循沿千载，名殊制异。或古有今无，或古无今有，不可考合，希奇胶古，不惟骇听，亦无补于事”。 第二次是大观四年四月，徽宗御笔道：“礼总人情，因情立制，古有今无，不必胶古，古无今有，则自我作，惟当而已” 。从宋徽宗两次御笔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古今礼仪的规定并非一成不变，要根据时代的需要来制定符合当时社会现状的礼仪。礼仪是不同社会形态下的产物，会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变化，不必一味遵循古礼。 宋代民间也有不少名儒编修礼书，司马光撰有《司马氏书仪》，程颐著《婚礼》。 南宋时,朱熹撰《朱子家礼》一书，其中关于婚礼的内容吸收并发展了司马光和程颐的观点，《朱子家礼》中记载：“古礼有问名、纳吉，今不能尽用，止用纳采、纳征，以从简便”。合并后的结果只剩下纳采、纳币、亲迎这三项程序。纳采为婚礼的准备阶段，纳征也称纳币，俗称下聘，为婚礼的确立阶段，亲迎为婚礼当日男方迎娶新娘入门，为婚礼的进行阶段。 宋代民间受《司马氏书仪》与《朱子家礼》影响甚重，成为人们奉行的婚礼准则。 经过宋代官方及民间对六礼的重新编订和解释，六礼在宋代被进一步简化了。简化后的婚礼程序由于更易操作，所以成为宋代以及其后元、明、清三代近六百多年婚礼的基础。 唐宋统治者一方面是对古代六礼继承，希望维持传统礼制，通过这种手段达到约束和巩固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另一方面，现实的矛盾在于古礼难以推广和实施，所以古六礼的演变被更多地呈现出来。这种演变趋势“盖欲融合礼俗，使民易从也”。以至到南宋时，婚礼程序被进一步简化了，而这种变化符合了当时的社会需要。 婚礼中的六礼在唐宋两代虽然经历了由繁到简的过程，但“礼虽简易，终不若俗之易行。至若边远地区，民间更不知婚礼为何物”，再加上我国幅员辽阔，唐代之后各民族混居越来越多，民风相融合，以至于在婚礼习俗上呈现了出了各自的特色。 民间婚礼世俗化 虽然封建礼制对社会各阶层有不同的规定和约束，但是实际上对民间婚礼活动并没有太强的约束力。唐宋时民间流行过各式各样的婚礼程序，这些婚礼程序对于传统礼制既有发展又有继承。唐宋民间多样化的婚礼程序开始出现，婚礼场面热闹，婚礼活动丰富多彩，使民间婚礼呈现出了世俗化的趋势。 封演在其《封氏闻见记》中写道:“近代婚嫁，有障车、下婿、却扇及观花烛之事，又有卜地、安帐、并拜堂之礼。上至皇室，下至士庶，莫不皆然。”封演在大历七、八年间曾权邢州刺史，可知书中记载的“近代”，应为描述唐朝的婚俗风貌。唐代婚礼中除见于封演的记载之外，还有催妆、“下婿” 、“拜舅姑”、“ 躏新妇迹” 等婚礼程序。 宋代婚礼活动更为丰富，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的婚礼包括下“帖子”，“相媳妇”，“下定”，“铺房”，“起檐子”，“拦门”，“撒谷豆”，“坐虚帐”，“坐富贵”，“高坐”，“牵巾”，“撒帐”，“合卺”，“交杯酒” 等程序。《梦梁录》记载了南宋临安的婚礼，有下“草贴”，下“定贴”，“相亲”，“下财礼”，“铺房”、“暖房”，“撒谷豆”，“走送”，“合髻” 等程序。南宋较北宋不同的婚礼程序有“下财礼”，“暖房”，“走送”，“合髻”。 宋代婚礼中的婚俗部分继承了唐代的“胡风”，例如跨鞍、催妆、撒帐等，这些部分源于北方少数民族的婚姻文化也逐渐被中原地区所接受。同时，也有很多新创的婚礼程序开始流行于宋代，例如相媳妇(相亲)、障车、却扇等。当然，唐代也有部分的婚礼到了宋代就不再使用，例如却扇等。 总的来说，唐代的婚礼对六礼的要求较为严格，宋代婚礼对六礼的要求没有唐代那么严格，在宋代，士庶人阶层可以使用简化的六礼程序，官宦以上阶层还是被要求严格遵照六礼举行婚礼，这也是统治阶级用以显示官民等级的差别。 这一由繁到简的变化趋势主要体现在宋代民间婚礼中。六礼程序虽然被简化了，但是婚礼程序所呈现的礼仪却变得更加丰富，这一点在宋代民间婚礼中更为明显。宋代之后的元代、明代、清代对于士庶阶层婚礼六礼的规定也沿用了宋代的做法，仅严格要求品官严格遵循六礼而已，直到清末六礼逐渐衰落为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众所周知河西四郡的设置，便利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有关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那么河西四郡对丝绸之路的影响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由于汉朝与西域各国建立了政治关系，促进了官方和民间商业贸易的发展。关于东西双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路线，有些国外的学者曾提出过森林道与草原道的说法，最重要的通道毕竟还是经过农业区的通道，即由长安由发，经过河西四郡，再继续西行，前往印度、波斯、希腊、罗马等国。 因为通过农业区的道路比较安全，食宿比较容易解决，在旅途中所需用品的补充也比较方便，而且在农业区人口密集，有较多较大的城镇，沿途呸可以进行贸易。 河西四郡设立后，这个新兴的农业区的出现，使两个古老的农业区，即中原农业区与天山以南的农业区连接起来了，更进而与葱岭以西的古老的农业区联系起来了，使大片的农业区连接起来了就为东方与四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安全可靠的通道。 优秀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从来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各国、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从远古就存在，因为它对于各国、合民族人民都是有利的，从来都是势不可挡的。 自从汉朝设置河西四郡之后，中国与西方各国的经济大化交流加强了，中国的丝绸、先进的冶金技术、造纸、指南针、印刷术、火药、茶叶、容器、漆器以及大黄等药材、排萧等乐器传到了西方各国，西方的良种马(天马)以及棉花、胡桃(核桃)、胡葱(洋葱)，胡菜(香菜)、菠菜(波斯菜)、葡萄等多种农业植物传到了我国内地，西方的音乐、舞蹈、杂技以及箜篌、四弦曲颈琵琶筹多种乐器传入了内地。 西方的宗教一佛教、景教(圣督教的一支，属于聂斯脱里派)、袄教也传入了;伊斯兰教的传入，海路虽较陆路为早，但由陆路传入的影响却甚大;而今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十个民族，主要聚居在我国西北地区，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中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促进中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丰富中国与西方合国的经济文化生活，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对于这条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西方学者称之为丝绸之路，这名称渐为世界各国所采用。在古代，中国与印度、波斯、希腊、罗马等国间商品的流通，是通过各国的商人进行的。 这些商人们的活动，在正常的情况下，并不像马拉松运动员，由起点一直跑到终点;却很像接力赛跑的运动员，逐站传递。中国丝绸运销希腊、罗马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中间要经过汉族商人、、粟特商人、波斯商人以及希腊。罗马的商人之手，才能在希腊、罗马的市场上销售。在各国商人中;粟特商人是特别活跃的，在敦煌、武威、长安、洛阳等地都有粟特商人的聚居点。 河西四郡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境内的于阗、疏勒、龟兹、高昌，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镇。丝绸之路的畅通曾经促进了这些城镇的繁荣发展。这些城镇在对外贸易上的重要地位，大可与海运大开以后一些沿海城市的憎况相比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还不知道河西四郡的创立对文化发展的影响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其实河西四郡的设置，促进了这个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西汉政府设且河西四郡后，这片古老的游牧区所以能够地速变为新兴的农业区，是有其特别优越的条件的。 首先，由内地移居到这里的移民，主要是汉族农民，他们是带着内地的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到这里来的。这些在内地缺地、无地的农民，到了河西地区之后，面对千年沉睡的肥沃荒原，就大有用武之地了，迅速地发展起了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生产。 其次，这里的农业是灌溉农业，不受旱涝灾害的威胁，农业生产在未失去水土平衡以前，是可以稳定地发展的。光靠大气降水(雨、雪)是不能够进行农业生产的，得天独厚的是发源于祁连山的石羊河、黑河、疏勒河等滋润着河西大地，可以引水灌田，正是由于有着这些河流，才保证了在干旱地区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 在封建社会里，农业生产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河西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是造成这个地区城市发展、商业繁荣、文化发达的根本条件。 在古代河西地区发达的封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发达的封建文化，此事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列举三事。(1)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2)西凉乐的深远影响;(3)石函寺艺术的成就，作简略的说明。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的思想一直是中国的统治思想。在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历调历代的帝王将相都把宣扬儒家思想，作为加强其统治的思想.因此儒家思想对社会生活，特别是对政治生活的影响，远远超过品教。道教等宗教教义的影响。 因此，在敦煌石窟这样的宗教寺院的“遗书”中，居体还保存有《论语》、《孝经》等多种儒家经籍。在武威汉墓中曾发现《礼记》木简。魏晋以来，河西地区出过许多位著名的文人。 《资治通鉴》卷一二三曾说：“永嘉(308一313年)之乱，中州之人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故凉州号为多士。”仅在《魏书》中列有专传的河西著名文人就有张湛、段承根、阴仲达、索敞、程骏、常爽、江式等人。他们当中有著名的经学大师、历史学家、文字学家，并有著作传世。河西地区的人文蔚起，是和当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紧密地联系着的。 西凉乐是在河西地区融合汉族音乐与龟兹音乐而形成的一个乐种。西凉乐的乐器很丰富，有汉族乐器钟、磐、丝、筝、排萧，有龟兹乐器五弦(五弦的直颈琵琶)，还有国外传人的琵琶(四弦曲颈琵琶)、箜篌、铜钹、贝蠡等。 西凉乐的各种乐器的形象以及演出的情况，从魏晋墓葬和石窟寺的壁画中都可看到。在敦煌石窟遗书中，已经发现有古代乐谱和好几百首曲子词。这些都为深入研究西凉乐和我国的古代音乐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西凉乐是在北朝时传人内地的。 在隋唐燕乐中，龟兹乐与西凉乐最为流行，影响也最大，它们不仅对内地的音乐舞蹈，而且对宋词、元曲、戏剧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西凉乐中的大曲，对我国戏曲的发展影响很大。 甘肃境内的石窟寺共有20多处，其数量在中国各省区中是最多的。在河西地区著名的石窟寺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以及玉门昌马、酒泉丈殊山、肃南马蹄寺和金塔寺、凉州天梯山等石窟寺。 在这些石窟寺内保存了大量的壁画、彩塑和题记，为研究1000多年间河西地区的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特别是敦煌莫高窟为全世界所瞩目的一座文化宝库，加之敦煌石窟遗书的发现，敦煌学已经成为了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如果没有河西地区雄厚的社会财富，为数众多的两汉魏晋的豪华墓葬和美轮美矣的石窟寺是建立不起来的。 当匈奴休屠王和浑邪王在河西地区游牧时，其所部只有5万多人，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以后人口大量增加了，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生产都有了很大发展。县或城的数目增加，这也是经济得到发展的一个标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散曲，元代称为“乐府”或“今乐府”。是韵文大家族中的新成员，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整理了元代散曲的相关内容，不知能否帮助大家拓展一些知识? 元代散曲作家约200余人，作品4300多首,其中小令3850余首,套曲450余套。由于正统的文学观念不重视散曲，很少有人搜集编次成册，散佚的作品当不在少数。 散曲，元代称为“乐府”或“今乐府”。散曲之名最早见之于文献，是明初朱有炖的《诚斋乐府》，不过该书所说的散曲专指小令，尚不包括套数。明代中叶以后，散曲的范围逐渐扩大，把套数也包括了进来。 至20世纪初，吴梅、任讷等曲文家的一系列论著问世以后，散曲作为包容小令和套数的完整的文体概念，最终被确定了下来。 散曲究竟兴起于何时，由于缺乏文献，已难以确考。但它产生于民间的俗谣俚曲则是无疑的。这与词产生的情形十分相似。 词本来是合乐的歌辞，由于文人参与创作，日益典雅精致，逐渐向脱离音乐的单纯书面文学的方向发展。宋金之际，北方少数民族如契丹、女真、蒙古相继入据中原，他们带来的胡曲番乐与汉族地区原有的音乐相结合，孕育出一种新的乐曲。 这样，逐渐和音乐脱离并且只能适应原有乐曲的词，在新的诗歌形式——散曲，便应运而生。 明代徐渭在《南词叙录》里曾对由乐曲的变化，导致词的衰落、“曲”的繁兴有过精辟的表述：“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音，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宋词既不可被管弦，世人亦遂尚此，上下风靡。”徐渭的这一看法大致是符合实际的。 元代散曲的思想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反映了元代社会的黑暗现实，寄托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如张养浩的《潼关怀古》、张可久的〔醉太平〕小令、张鸣善的《讥时》小令等，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元代社会中□佞当道、百姓受难的现实。 尤其是睢景臣的《高祖还乡》,直接冲击了“至高无上”的君权思想;刘时中的《上高监司》前、后套，更深刻暴露了元代政治经济制度的腐败。 2、慨叹世情险恶，向往脱离现实生活，归隐田园。这一类作品数量众多，它们反映了元代士人们的身世之感以及他们中普遍存在的消极避世情绪。但其中也有在强烈表达对险恶世情的激愤以后表示不如归隐的作品，如马致远的《秋思》套曲。 3、歌唱爱情及描写闺怨。这类散曲数量上不少于归隐之作。它们一般都写得想象丰富，语言直白，意境逼真率直，比较明显地表现出受民间歌谣的影响。 4、写景。这是元散曲中又一重要题材，而且风格多样，色彩绚丽。在描写山河秀色时，不少作品以疏放豪宕的铺叙，表现出了曲的特有意境。但是和传统的诗歌相比，和同代的杂剧相比，元散曲的题材显得比较狭窄，不少作品的思想倾向也比较消极;同时，也有一些格调较低的游戏、应酬之作。 元末，南戏音乐融入散曲，不少作家采用南北合套的方式，使元代散曲的发展出现了新面貌，向明代散曲以南曲为主的局面，迈出了第一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王十朋(1112年11月9日—1171年8月6日)，字龟龄，号梅溪，温州乐清人。南宋著名政治家、诗人，爱国名臣。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他以“揽权”中兴为对，被宋高宗亲擢为进士第一(状元)。官秘书郎。曾数次建议整顿朝政，起用抗金将领。孝宗立，累官侍御史，力陈抗金恢复之计。历知饶、夔、湖、泉诸州，救灾除弊，有治绩，时人绘像而祠之。乾道七年(1171年)，王十朋逝世，年六十。绍熙三年(1192年)，追谥“忠文”。有《梅溪集》等。 主要成就 政治 王十朋任秘书省校书郎时，力排和议，并抨击三衙兵权过重，谏罢杨存中兵权，奏请起用张浚。孝宗诏百官陈事务，他上《应诏陈弊事》札子，指出百官“尽其官不履其职”，同时指出皇帝有任贤、纳谏、赏罚三大职事，并未做好。隆兴元年任侍御史时弹劾当朝宰相史浩及其党羽史正志、林安宅，并使之罢职，震动朝野，人称颂王十朋郎为真御史。王十朋守饶州期间，宰相洪适，饶州人。回乡拜访王十朋，竟提出以放学宫地扩建私宅后花园，王十朋毅然拒绝。《宋史·本传》记载说：“丞相洪适请故学其益其圃，十朋曰：‘先圣所居，十朋何敢予人’?”此事后来朝野皆知，传为佳话。王十朋一生清廉，夫人贾氏，品德高尚，忍贫好施，常以清白相勉。辞官归故里时，家有饥寒之号却不叹穷。夫人死在泉州任所，因路远无钱将灵柩及时运回家乡。他在《乞祠不允》诗里述云：“臣家素贫贱，仰禄救啼饥。”“况臣糟糠妻，盖棺将及期。旅榇犹未还，儿昼夜悲。”结果灵柩在泉州停放了二年。王十朋为官，关心的是国家、黎民，自己却是如此贫寒。 文学 王十朋学识渊博，诗才横溢，凡眼前景物，常常感而成诗，大多是爱民忧民、寓含教育之作，咏蔡襄修建洛阳桥的诗、宴七县宰诗、承天寺十奇诗、咏清源山诗等，都是流传后世的佳篇。 王十朋对《春秋》《论语》《尚书》尤有研究。治学反对追求故事典故或理学空论，为文处事偏重功利实用。朱熹称其文“规模宏阔，骨骼开展，出入变化俊伟神速。”称其诗“浑厚质直，思恻条畅，如其为人。”并将他与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范仲淹五君子相提并论，说：“海内有志之士闻其名，诵其言，观其行，而得其人，无不敛衽心服。”叶适说他“素负大节”、“士类常推公第一”。《四库全书总目》说“十朋立朝刚直，为当代伟人。” 个人作品 王十朋计有诗1700多首，赋7篇，奏议46篇，其他如记、序、书、启、论文、策问、行状、墓志铭、祭文、铭、赞等散文、杂文140多篇，都收入《梅溪先生文集》前后集中。此外还有《春秋》《论语》讲义8篇等。诗文刚健晓畅，有《梅溪集》 。 201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有《王十朋全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王溥(922年～982年)，字齐物，并州祁人，北宋时期宰相。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出身太原王氏祁县房支，生于官宦世家。历任后周太祖、周世宗、周恭帝、宋太祖——两代四朝宰相。后汉乾祐年间，甲科进士第一名，任秘书郎。广顺三年(公元953年)，官至宰相。北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正月，罢相，任太子少保。任宰相十年，三次迁升一品。北宋太平兴国初年(公元976年)，封为祁国公。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八月去世，朝廷停朝两天，赠侍中，谥文献。为当时著名史学大家，编撰《世宗实录》、《唐会要》、《五代会要》——三部史籍共170卷。 文学成就 王溥的著作有《王溥集》二十卷，《翰林酬唱集》(王溥与李昉、徐铉等唱和之作)一卷，均已散佚。 王溥虽屡居高位，但仍勤奋好学，手不释卷，在唐代苏冕始创会要体的基础上，根据苏冕所编唐九朝《会要》及杨绍复等续修之书，重加整理，撰成《唐会要》一百卷。后又据五代历朝实录撰成《五代会要》三十卷。 王溥在史学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创出了会要的新体例。可能有人认为王溥乃续成苏冕等的旧作，不能认为是他所创。要知苏冕等是仅开其端，而完成这个体例的乃是王溥，故仍应归功于王溥。 自王溥创出这个体例以后，继以者有宋朝特设“会要所”官修的《宋会要》;南宋人徐天麟的《西汉会要》和《东汉会要》;清代姚彦渠的《春秋会要》;孙楷的《秦会要》;杨晨的《三国会要》;龙文彬的《明会要》等，这都是基于王溥的倡导。 轶事典故 王溥任宰相时，王祚以宿州防御使官衔居家，每有公卿到他家，一定先去拜见王家，王祚摆酒宴庆寿，王溥穿着朝服侍奉左右，坐客不敢安坐，都起身回避。王祚说：“这是我养的豚犬而已，不必麻烦诸君起避。”王溥劝王祚请求退休，王祚认为朝廷不会同意，得到朝廷批准后，王祚大骂王溥说：“我体力未衰，你想保固自己的名位，而断我的官路。”举大梃想打王溥，亲戚们劝阻他才作罢。 人物评价 元·脱脱等《宋史》：溥性宽厚，美风度，好汲引后进，其所荐至显位者甚众。颇吝啬。...溥好学，手不释卷。赞曰：五季至周之世宗，天下将定之时也。范质、王溥、魏仁浦，世宗之所拔擢，而皆有宰相之器焉。宋祖受命，遂为佐命元臣，天之所置，果非人之所能测欤。质以儒者晓畅军事，及其为相，廉慎守法。溥刀笔家子，而好学终始不倦。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范成大(1126年6月26日-1193年10月1日)，字至能 (《宋史》等误作“致能”)，一字幼元，早年自号此山居士，晚号石湖居士。汉族，平江府吴县人。南宋名臣、文学家。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范成大登进士第，累官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乾道三年(1167年)，出知处州。乾道六年(1170年)，作为泛使出使金国，索求北宋诸帝陵寝之地，并争求改定受书之仪，不辱使命而还。乾道七年(1171年)，自中书舍人出知静江府。淳熙二年(1175年)，调任敷文阁待制、四川制置使。淳熙五年(1178年)，升任参知政事，此后相继知明州、建康府，颇著政绩。晚年退居石湖，并加资政殿大学士。绍熙四年(1193年)，范成大逝世，年六十八。累赠少师、崇国公，谥号“文穆”，后世遂称其为“范文穆”。 主要成就 政治 范成大数次出任地方官员，从州守至制置使。他在职责范围内，兴利除弊，不遗余力; 知处州(今浙江丽水)时，创义役、复堤堰、兴水利、建桥梁。 知静江府(广西桂林)时，厘盐政、奖士类修古迹。 任四川制置使(后改管内制置使)时，减酒税、罢科籴、练将士、修堡寨、蠲租赋、荐人才。 知明州(今浙江宁波)时，蠲积欠、罢进奉。 知建康(今江苏南京)时，举荒政、赈饥民、捐税敛、开军仓以济贫乏，移余财以代秋租。 范成大的这些为政举措，对减轻地方负担、改善百姓生活、促进农业生产、安定社会秩序，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文学 范成大素有文名，尤工于诗，与杨万里、陆游、尤袤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又称南宋四大家。他早年一度深受江西派的影响，现存的一些早期作品中，可以看到不少语言涩滞、堆垛典故的现象，和一些似禅非禅、似儒非儒的议论。不过，范成大在学江西诗风的同时，比较广泛地汲取了中晚唐诗歌的风格与技巧，继承了白居易、王建、张籍等诗人新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如《乐神曲》等四首，便明言“效王建”，他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突破了江西诗风的笼罩。尤其许多近体诗，委婉清丽中带有峻拔之气，有他自己的特点。其诗风格轻巧，但好用僻典、佛典。 范成大曾长年在各地任地方官，周知四方风土人情，诗中反映的生活面比较广阔。例如他描写民生疾苦的诗，继承了唐代杜甫及元、白、张、王新题乐府的传统，且以写法新颖生动而别具一格，像《后催租行》中借老农之口所说的“去年衣尽到家口，大女临歧两分手。今年次女已行媒，亦复驱将换千斗。室中更有第三女，明年不怕催租苦!”语气冷隽，但批判现实的力度并不亚于白居易诗的大声疾呼。 范成大诗中价值最高的是使金纪行诗和田园诗。他在使金途中所写的七十二首绝句，把自己在沦陷区的见闻感触一一纪之于诗，主要内容是描写沦陷区山河破碎的景象，中原人民遭受蹂躏、盼望光复的情形，凭吊古代爱国志士的遗迹以表示自己誓死报国的决心。如《青远店》《州桥》《双庙》等，反映了北方人民的痛苦生活和他们的民族感情。南宋诗人描写中原的诗大多是出于想象，而范成大却亲临其境，所以感触格外深刻，描写格外真切，在当时的爱国主题诗歌中独树一帜。 范成大退隐石湖的十年中，写了许多田园诗，其中以《四时田园杂兴》最为著名。[9]这组诗共60首七言绝句，每12首为一组，分咏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和冬日的田园生活。在古代诗歌史上，田园诗事实上大多是士大夫自抒隐逸情抒情诗，如王维、孟浩然诗中的田园风光都是作为诗人静谧心境的外化而出现的。除了少数陶诗以外，古代田园诗中对田园生活最重要的内容--农事反而是忽略不顾的，偶尔出现的樵夫、农人也往往被赋予隐士的性格。至于农村生活的主人公农民的劳作生活及其种种疾苦，唐代诗人如元稹、张籍等往往把此类内容写进《农家词》《田家词》一类乐府诗中。这些诗中没有田园风光的描写，在习惯上也不被看作田园诗。范成大创造性地把上述两个传统合为一体，全面、真切地描写了农村生活的各种细节。范成大成功地实现了对传统题材的改造，使田园诗成为名副其实的反映农村生活之诗。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谓之“也算得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这类诗在南宋末期产生极大影响。 范成大还写了一些反映人民悲苦生活的小诗，如《夜坐有感》《咏河市歌者》《雪中闻墙外鬻鱼菜者，求售之声甚苦，有感三绝》等。范成大诗的语言自然清新，风格温润委婉，只有少数作品风格峭拔。范成大诗的艺术成就很高，然而其诗风的个性不够鲜明。 范成大的文赋在当时也享有盛名。词作情长意深，前期作品与秦观相近，后期作品则近于苏轼。他也写了一些应酬唱和、山川行旅、叹老嗟悲以至讲论佛典禅里之作。 杨万里对范成大颇为推崇，他在《石湖居士诗集序》中说：“公风神英迈，意气倾倒，拔新领异之谈，登峰造极之理，萧然如晋宋间人物。公训诰具两汉之尔雅，赋篇有杜牧之刻深，骚词得楚人之幽婉，序山水则柳子厚(柳宗元)，传任侠则太史迁(司马迁)。至於大篇决流，短章敛芒，缛而不酿，缩而不僒，清新无丽，奄有鲍、谢(鲍照、谢朓);奔逸隽伟，穷追太白(李白)。求其只字之陈陈，一倡之呜呜，而不可得也。今海内诗人，不过三四，而公皆过之，无不及者。予於诗，岂敢以千里畏人者，而於公独敛袵焉!” 近人钱基博称范成大诗“异陆游之圆润，同万里之清迥”，且“风趣幽隽，音节清脆。大抵得笔之峭秀于西江，得味之幽隽于晚唐，味幽而格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称他：“初年吟咏，实沿溯中唐以下……自安新安掾以后，骨力乃以渐而遒;盖追溯苏黄遗法，而约以婉峭，自为一家”。但钱基博认为此言“似矣而未尽”，于是又细论范成大、陆游、杨万里三人道：“其实得山谷(黄庭坚)之遒炼，而不为捃摭;逊东坡(苏轼)之豪放，而约以婉峭;异陆游之熟易，而同其清新;有万里之幽瘦，而避其俗俚。万里善用其长，肆意有作;成大则避所短，敛手勿犯。陆游语多乐易;万里、成大意含怅惘。皆出入江西，而欲有所变以自名家者也。” 范成大的作品在南宋时期即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明人蒋一葵称“乾、淳间，诗人称诚斋、范石湖及陆放翁为巨擘”，到清初，其作品影响更大，当时流传着“家剑南而户石湖”(“剑南”指陆游《剑南诗稿》)的说法。 书法 范成大善书。其书法清新俊秀，典雅俊润，只可惜他为诗名所掩，书名不彰。明陶宗仪《书史会要》谓范成大“字宗黄庭坚、米芾，虽韵胜不逮，而遒劲可观”。范成大的书法曾受他母亲的影响，他的母亲蔡夫人，是北宋四大书家之一蔡襄的孙女。 范成大传世墨迹，以尺牍简札居多。他在成都与陆游饮酒赋诗，落纸墨尚未燥，士女已万人传诵，被之乐府弦歌，题写素屏团扇，可惜这些墨迹都未传下来。现今所能见到的范成大手迹，以他五十四岁所书《明州赠佛照禅师诗碑》为第一，此碑早佚，但有宋拓本藏于日本东福寺。范成大现存的手迹还有《兹荷纪念札》、《垂海札》、《荔酥沙鱼札》等，他的行书《田园杂兴卷》也常为人们所乐道。 明代王世贞在《弇州山人稿》中说：范成大“归隐石湖时作即诗。无论竹枝、鹧鸪、家言，已曲尽吴中农囿故事矣!书法出入眉山(苏轼)、豫章(黄庭坚)，间有米颠(米芾)笔，圆熟遒丽，生意郁然，真是二绝。”董史在《皇宋书录》称其：“(范成大)近世以能书称”、“字宗山谷、米老，韵胜不逮而遒劲可观。”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杨万里(1127年10月29日—1206年6月15日)，字廷秀，号诚斋，自号诚斋野客，吉州吉水人。南宋文学家、官员，与陆游、尤袤、范成大并称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杨万里早年多次拜他人为师。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举进士，授赣州司户参军。历任国子监博、漳州知州、吏部员外郎秘书监等。在朝廷中，杨万里是主战派人物。绍熙元年(1190年)，借焕章阁学士，为金朝贺正旦使接伴使。后出为江东转运副使、反对以铁钱行于江南诸郡，改知赣州，不赴，乞辞官而归，自此闲居乡里。开禧二年(1206年)卒于家中，谥号文节。 杨万里的诗自成一家，独具风格，形成对后世影响颇大的诚斋体。学江西诗派，后学陈师道之五律、王安石之七绝，又学晚唐诗。代表作有《插秧歌》《竹枝词》《小池》《初入淮河四绝句》等。其词清新自然，如其诗。赋有《浯溪赋》《海鱿赋》等。今存诗4200余首。 主要成就 政治 杨万里力主抗金，反对屈膝议和。在进奏皇帝的许多“书”、“策”、“札子”中，他一再痛陈国家利病，力排投降之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面对中原沦丧、江山唯余半璧的局面，他指出：“为天下国家者不能不忘于敌，天下之忧，复有大于此者乎!”(《千虑策·国势上》)告诫统治者要时刻不忘备敌谋敌、御敌制胜。他既大胆批评孝宗经过符离之败，“前日之勇一变而为怯，前日之锐一变而为钝”(《千虑策·君道中》)，又坚决反对一些人轻易用兵、盲目冒进，主张以“守而取”(《与陈应求左相书》)的积极、慎重策略，稳步进取，先实国力而后图恢复，以求最终胜利。他看重和同情人民，认为：“民者，国之命而吏之仇也。”(《千虑策·民政上》)将国家命运系之于人民，指斥官吏只会敲骨吸髓地压榨人民，激起人民的仇恨、愤怒和反抗。因此，他提醒光宗“要节财用、薄赋敛、结民心，民富而后邦宁，兴国之计，就在于此。”(《转对札子》)。杨万里为人清直，个性刚褊，孝宗贬他“直不中律”，光宗称他“也有性气”(《鹤林玉露》甲编卷四)。 杨万里立朝刚正，遇事敢言，指摘时弊，无所顾忌，因而始终不得大用。他一生视仕宦富贵犹如敝履，随时准备唾弃。在作京官时，就预先准备好了由杭州回家盘缠，锁置箱中，藏在卧室，又戒家人不许置物，以免离职回乡行李累赘，就这样“日日若促装”待发者。乾道三年(1167年)上政论《千虑策》。《千虑策》分“君道”、“国势”、“治原”、“人才”、“论相”、“论将”、“论兵”、“驭吏”、“选法”、“刑法”、“冗官”、“民政”共三十篇，深刻总结了靖康之难以来的历史教训，直率批评了朝廷的腐败无能，提出了一整套振兴国家的方针策略，充分展示了杨万里的政治主张。 杨万里为官清正廉洁，不扰百姓，不贪钱物。江东转运副使任满时，应有余钱万缗，他全弃之于官库，一文不取而归。退休南溪之上，自家老屋一隅，仅避风雨。当时诗人徐玑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投杨诚斋》)，正是他清贫一生的真实写照。 文学 诗歌 杨万里广泛地向前辈学习，但又绝不为前辈所固，而是立志要超出前辈。他说：“笔下何知有前辈。”(《迓使客夜归》)又说：“传宗传派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庭坚)陈(师道)篱下休安脚，陶(渊明)谢(灵运)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他正是以这种不肯傍人篱下、随人脚跟的开拓创新精神，终于“落尽皮毛，自出机抒”(《宋诗钞·诚斋诗钞》)，别转一路，自成一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风。初学江西诗派，重在字句韵律上着意，五十岁以后诗风转变，由师法前人到师法自然，创造了他独具特色的“诚斋体”。诚斋体讲究所谓“活法”，即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情趣，用幽默诙谐、平易浅近的语言表达出来。如《檄风伯》：“风伯劝尔一杯酒，何须恶剧惊诗叟!”就充分体现了诚斋体的特色。 [10] [26] 他的“诚斋体”诗，具有新、奇、活、快、风趣幽默的鲜明特点。 杨万里的诗歌作品不拘一格，富有变化，既有“归千军、倒三峡、穿天心、透月窟”的雄健奔逸气势，也有“状物姿态，写人情意，则铺叙纤悉，曲尽其妙”(周必大《跋杨廷秀石人峰长篇》)的委曲细腻功力。如《闲居初夏午睡起》：“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写得情致深婉，人称“胸襟透脱”。又如《戏笔二首》《擞风伯》《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夏夜玩月》等，也都写得机智活脱，极有思致，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杨万里十分注意学习民歌的优点，大量汲取生动清新的口语入诗，往往“假辞谚语，冲口而来”(蒋鸿翔《寒塘诗话》)，因而形成通俗浅近、自然活泼的语言特色。 杨万里一生留下大量抒写爱国忧时情怀的诗篇。他充任金朝贺正旦使的接伴使时，因往来江、淮之间、迎送金使时亲眼看到沦丧于金朝的宋朝大好河山和中原遗民父老，心中郁满国家残破的巨大耻辱和悲愤，爱国主义诗歌创作表现得最集中、最强烈。如著名的《初入淮河四绝句》：“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其一)、“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莺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其三)，唱出了灾难深重中爱国士人和广大人民的共同情感。又如在见到金山吞海亭已成专为金使烹茶的场所时，他发出痛苦的呼喊：“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雪霁晓登金山》)鞭挝了南宋小朝廷的屈辱和无能。此外如《题盱眙军东南第一山》《读罪己诏》《故少师张魏公挽词》《宿牧牛亭秦太师坟庵》等，或寄托家国之思，或呼吁抗战复园，或歌颂抗金将领，或讽刺卖国权奸，都是直抒爱国思想的名篇。 杨万里的绝大部分爱国忧时诗篇，不像陆游那样奔放、直露，而是压抑胸中的万丈狂澜，凝蕴地底的千层熔浆，大多写得深沉愤郁，含蓄不露。如《过扬子江》：“携瓶自汲江心水，要试煎茶第一功。”表面似乎是说亲自动手汲水煎茶的雅兴，其实是蕴藏着深刻沉痛的感慨羞愤，须参照《雪雾晓登金山》一并领略。杨万里说过：“谁言咽月餐云客，中有忧时致主心。”(《题刘高士看云图》)他不仅有那些吟咏江风山月的写景抒情作品，还有不少也是抒写爱国情怀的诗篇。如《豫章江牵二首》《九月十五夜月，细看桂枝北茂南缺，未经古人拈出，纪以二绝句》《月下杲饮绝句》《初九夜月》等，都写得曲折多讽，意味深长，蕴含着对国家残破、中原未复的深沉郁愤。晚年在《夜读诗卷》中曾沉痛自叙：“两窗两横卷，一读一沾襟;只有三更月，知予万古心。”其诗中寄寓的深意，值得后人细细咀嚼。“吾生十指不沾泥，毛锥便得傲寰衣?”(《晚春行田南原》)杨万里不以士大夫自居，一生热爱农村，体恤农民，写了不少反映农民生活诗篇。如《悯农》《农家叹》《秋雨叹》《悯旱》《过白沙竹校歌》等，还有《歌舞四时词》《插秧歌》等写出农民劳动的艰辛和欢乐，《望雨》《至后入城道中杂兴》等都具有比较高思想性和艺术性。 [10] [26] 杨万里主张以人事说《易》，反对“空谈性命”。提出“兴国在人”的社会政治思想。 词 杨万里所作词风格清新，富于情趣，颇类其诗。杨万里的词受其诗作的影响表现出了诙谐幽默、新奇活泼的特点，且由于其笔触细腻，行文如行云流水，状物姿态、写人情意、铺叙纤悉，故其词作更加新奇巧趣，自成妙谛，具有幽默、诙谐的特色。再如《好事近·七月十三日夜登万花川谷望月作》，如平常闭谈，似漫不经心，无任坷文饰雕琢之迹，但上下两阅却给人以整体浑圆之美。上片不仅构思奇巧，而且光影朦胧，平中见雅。下片则以数字构成奇趣.如余音绕梁，意境清新，韵味浓郁.特别是词中又充满了动感，意趣之外更添生机。全词以活泼的笔调，勾勒出了一副秋夜的月景图，洋溢着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展示了作者对光明美好未来的憧憬，读后发人深思。他的另一首词《水调歌头》也同样采用了记叙的手法，将“玉树、藉节、蒲牙、海水”等平常之物写得饶有风趣，尤其是“酿作一杯春”一句，以春代酒，把祝福之情溶于一体，诙谐幽默，含意深厚。 杨万里的词在结构上，充分体现了“诚斋诗体”的特点。扬万里“诚斋体”的核心在于“活法”，而“活法”的最根本体现就是作品结构上的变化万千。尽管诗的篇章短小，容量也不大，但杨万里在诗的结构上却敢于创新，善于创新.以大起大落的手笔，使诗职出现无比巧妙的变化和多层次的曲折，而起承转合又能浑然一体。杨万里词的结构也如此。尽管其词的内容比较单薄，但由于结构上错落有致，曲径通幽，仍然给人一种曲尽其妙、趣味盎然的感觉。 散文 杨万里的散文中亦不乏佳作，他为文兼擅众体，步趋韩柳。其作品中密栗深邃、雅健幽峭之处，尤与柳宗元相似。 杨万里的散文，具有相当丰厚的社会政治内容。除了像《千虑策》及《程试论》是专论国家长治久安、恢复中原的大计之外，其余如诸多的表、启、疏、奏、割，也大都具有极为强烈的针对性，其中或者力陈收复大计，或者批评政治积弊，或者反映民生疾苦，措辞尖锐。他的《海鳝赋》是写采石之役，南宋将士以海鳝船大破企图渡江南侵的金兵，使局势转危为安一事，文章先写敌军首领的骄横，再写海鳝船功能的神妙，写宋军将领的指挥有方，将士的英勇善战，写敌人的愚蠢与失败。最后凭吊遗迹，抒发感慨，指出天险不可恃，而须修仁政，重人材，收民心，国家才有希望。其《浯溪赋》以读元结浯溪刻碑《中兴颂》为引子，严厉地批评了唐玄宗的荒淫误国，批评的虽然是唐玄宗、肃宗时的政治，而实际上是影射宋徽宗和宋高宗。至如他的许多上书及割子，如《上寿皇论天变地震书》《上陈应求(陈俊卿)左相书》等，都是极言时事，指斥弊政，批评妥协投降政策，力主国家自强的文章。这些作品，见解深刻，说理透彻，文笔畅达，字里行间奔涌着令人感奋的爱国激情。 杨万里散文的另一特点，是刻意于鸿篇钜制的写作。这又大体上分为两类。一是政论和策论文字，二是碑志与传记作品。杨万里的政论和策论短则三、四千字，长则上万言。文章纵横捭阖，引古证今，反复辩驳，逻辑严密。既有不容人不折服的论辩气势，又有很强的文学性。其《心学论》中的《圣徒论》及《千虑策》多是长篇论文，基本上都将一篇分作数篇。或以上、中、下三篇为一大篇，或以上、下两篇为一大篇。从形式上讲，这种方式取法于秦汉子书，但逻辑更为严密，如《千虑策》的《国势》。长篇政论以其篇幅长，易于散缓，作者便必须精心安排结构。杨万里的论辩散文在这方面有几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其一是将要论述的主要观点围绕同一中心逐一条列，逐一论述，又在论述中时时作一小收束，这种方式使文章首尾贯一，浑然一体，结构不但不至于散缓，还易于形成一种排山倒海的论辩气势，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其二是多用对比论证的方法。杨万里散文中，非常喜欢用论辩的方式，在对比中将是非臧否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三是以丰富的学养来充实文章，使语言显得极为精确。杨万里的诗歌曾受到过江西诗派诗风很大影响。江西诗派资书以为诗，无一字无来处的理论主张，同样影响及于他的散文。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历史上松锦之战带来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当年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四城失陷，祖大寿举城投降，致使“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不清楚的读者可以和趣历史小编一起看下去。 京师大震，王朴以“首逃”之罪被逮捕，法司开庭审讯。御史郝晋发言：“六镇罪同，皆宜死。”“三桂实辽左之将，不战而逃，奈何反加提督”。兵部尚书陈新甲覆议，“但姑念其(吴三桂)守宁远有功，可与李辅明、白广恩、唐通等贬秩，充为事官。” 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1642年)五月十九日处死王朴。职方郎中张若麒被弹劾下狱，兵部职方主事马绍愉给予削籍的处分。吴三桂受到降级处分，镇守宁远。松锦大战标榜着明朝在辽东防御体系的完全崩溃，明朝在辽东的最后防线仅剩下山海关的吴三桂部。 从此，明朝山海关外，仅剩下宁远一座孤城，关宁锦防线彻底被摧毁。而此时清兵则加强了对明朝的军事压力，锦州落入满清之手后，取代了义州成为清兵伐明的前进基地，清兵采取更番驻防的办法在锦州前线屯驻兵力，并且征调朝鲜兵驻防，力图把锦州打造为蚕食明朝领土的前进基地。 面对清朝的步步紧逼，明人的危机感十分强烈。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1643年)，辽东巡抚黎玉田题本称，“全宁仅马步四万余，瘦弱马匹数千余”，“堪战马兵仅三千”，且“分守于新旧十二城”，其余将士不过寥若晨星，面对“铸火造药百倍于我”，且虎视眈眈的清兵，如果不增派兵力，加强防守，后果不堪设想。 可见，在松锦之战后，明朝用于辽东抗清前线的正面兵力十分单薄，无法满足对抗满清主力部队的需要，如果清兵进一步发动进攻，明军则无法做出有效应对。锦州正面的清兵防御森严，明军是无法突破的。对于清兵占据锦州，蠢蠢欲动，明朝几乎毫无对策，因为此时的明朝内部已经千疮百孔，由于李自成农民军进展神速，关内大批明军主力不得不聚集在河南周围围剿农民军，辽东防线虽然吃紧，但并没有获得明朝大批援军，因此只能维持消极防御状态。 军队状况 在军队方面，明廷并非不知辽东前线的军队实力寡弱，对此明朝当局也做了一定的补救措施，他们令辽东镇自己募兵训练，新募兵额为三千人，负责人为辽东分练总兵黄诗。此人专门负责募集新兵补充辽东前线的损失，他在题本中称因为辽东前线连年用兵，“流离兵焚之余，虽经几番勾补招募难全”，表示交给他的募兵三千的任务很难足额完成，在短期内只能逐渐募集，逐渐训练。 明军实力严重被削弱，不仅兵力存在严重的缺额，且战马和大炮的数量十分匮乏，该年二月，黎玉田称宁远只有西洋红衣大炮十余位，而到了黄诗题本的六月期间，红衣大炮的数量也未增加，只有火力逊于红衣大炮的光明灭虏炮一百位，且募集的新军一切装备都没有到位，所以黄诗要求朝廷发“大炮二百位，三眼枪六百杆、盔甲一千顶副、大弓一千张、大箭一万只、腰刀一千把”，用以教练、装备新兵。 由于史料缺乏，明廷是否采纳了他的建议不得而知。从之后的史料来看，明廷并没有大规模增派兵力，顺治元年(1644年)山海关之战时，吴三桂的兵力不过数万人之数，兹可证明辽镇军兵并没有获得补充。 清兵蚕食 松锦沦陷后，明清双方都付出了巨大代价，明朝固然一败涂地，但做为胜利者的清朝方面的损失也很大，一时双方都无法展开大规模攻势。虽然如此，小规模冲突却不断发生。这说明清兵对占据全辽势在必得，且也拥有了攻占中原，取代大明王朝的野心，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和崇祯十六年(1643年)，清兵曾发动两次对宁远等地的攻击，并取得了一定的战果。 崇祯十六年(1643年)，清兵派郑亲王济尔哈朗、武英郡王阿济格率军攻占中后所、前屯卫等地，这次清兵的目的是“往征宁远”，这次行动清兵调动了红衣大炮和其他火器，可见是有准备而来。九月二十三日，清兵大部队抵达中后所，“二十四日薄暮，移军城北，以云梯挨牌及红衣炮急攻之”。到了二十五日，中后所就被清兵攻占。二十八日，前屯卫被攻占。根据《清实录》中的记载，清兵的战果十分丰硕，中后所明军被杀四千五百人，前屯卫明军被杀四千余人，此外还有不少俘虏，可能有所夸张。明总兵李辅明、袁尚仁等战死，损失惨重。 清兵利用红衣大炮接连攻陷中前所和前屯卫，沙河卫和中前所被明人所放弃。但清兵此次进攻的最终目的在于攻占宁远，在宁远城外最后却遭到明军吴三桂沉重打击，被迫撤退对宁远的包围。根据明方的塘报来看，该年十月初八日，清兵六万余逼近宁远城下，“拥载大炮，排山倒海而来”，可谓气势汹汹，清兵“不知我阵内有炮，蜂拥直前”，明军“伺其渐近”而发射红衣大炮，清兵则“惊魂拉尸，踉跄望老营奔回，嚎哭一夜，至次日卯时分，尽皆开营向东北遁去”。 朝鲜史料《沈馆录》也印证了明军在此战中英勇抵抗:中后所、前屯卫两城将陷之际，城中公私家舍一齐放火，无论男女，各自烧死，资粮机械，亦皆烧尽。分叱不喻，沙河卫段收入于宁远，中前所段收入山海关，举皆称守城清野之，故欲进欲留，军无见粮，且孔耿二将以前锋伤损，其军兵有倍于清人，以此速还，以为修养进去之计。由此可见，明军奋勇作战和清兵损失之情况。此战之后，清兵没有发动对宁远的大规模进攻。但是，当时关外的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已为清兵攻占，宁远孤悬关外二百里，难于固守，所以从长远来看，明朝放弃宁远，退守山海关势在必行。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八旗制度的特殊性注定只是昙花一现，从八旗制度诞生之初，其自身就掩藏着致命的弊病，那么清朝八旗制度的弊端体现在哪些方面?不清楚的读者可以和趣历史小编一起看下去。 弊病一 八旗制度的军事效能仅依赖游猎民族的风俗习性为基础，地方性强，而外部的军事适应能力极差。 八旗制度毕竟产生于简单的自然经济阶段，其战斗力必须依赖满洲人游猎尚武习俗的保持。在清朝建立之初，满族刚刚从长期的混战与游猎生产方式中走出，在那个时代对于白山黑水间的北方民族而言，弓弩战刀就是个人的谋生工具，骑射征战就是他们平素生活手段，强健的体魄与剽悍的民族性格都是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养成，成年男子往往就是天生的职业军人。八旗制度只须将他们有效的进行组织调派通过非常简单的方式即可以创造军事上的奇迹。从这一角度看八旗制度本身的建制实际是十分简陋原始的，它缺乏更高层次社会经济的支撑，也无法适应高层次的社会经济环境。 清朝入关以后，驻防关内的八旗军面对的是纯粹的农业社会以及繁华的市井生活，他们与游猎驯牧生产逐渐疏远。因此旗人失去了平素维持训练的生活模式，在平淡的农业田园与五花八门的城市喧闹环境中长大的年轻旗人自幼就无法接受艰苦环境的磨练，而简陋的八旗军事组织又无理长久维持有效的军事训练，久而久之八旗子弟的军事素质急剧下降。清中期以后关内八旗军的训练废弛，尤其是生活在城市内的旗人由于没有分配田地耕种，旗内任职又有限额，造成大量八旗子弟闲散终日，无所事事。于是他们就以养鸟逛街，唱曲听戏打发时光。朝廷发放的月饷经常被拿去赌博，有的甚至人还未到家饷银就全部花光。 光绪年间平定阿古伯叛乱时由于西北各省旗兵‘皆不能战’，清政府不得不舍近求远从满洲留守八旗中调拨尚存战斗力的部队前往前线。正是由于八旗制度本身并不是一个以高阶段经济模式为基础的制度，其军事建制缺乏适应近代社会环境的能力，故而无法保持军队的持久性建设。在八旗子弟长期脱离艰苦环境军事素质与精神斗志均已消磨以后，战斗力无法再恢复，逐渐变成老爷兵、公子兵，八旗制度也随之成了战场上的花架子。 弊病二 八旗制度自身缺乏长期维持军事财政的功能，经济支出不能有效用于军事建设，军队丧失财政基础。 八旗制度在入关以前实行兵民一体有机结合，这个前提是必须有旗人从事经济生产的土地。东北地区是满族故地，这里的土地分配个各旗的“旗产”没有任何争议。旗产平时分配由旗人耕种交纳产品后又由八旗组织进行分配供养军队，入关初期清朝八旗部队仅有10余万，生产一定的农副产品再用于并不庞大的军队，作到自给自足以耕养战，当时的清政府是有能力进行这种财政运作的。旗人们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养家糊口，即分担相应的军事任务无后顾之忧。 但，八旗部队入关之后关内土地原本属于汉族小农，远离满洲故乡的八旗军失去了供养的来源。起初清政府以圈占土地的方式来保证军队的补给，但很快引发汉族农民的不满社会矛盾尖锐。无奈之下清政府只得撤消了对关内土地的圈占，改以直接由朝廷财政供养所有旗人的方式进行维持，这便严重增加了中央政府的军费负担。驻防关内的旗人占八旗人口的一半以上，其中绝大多数没有土地，而清政府规定所有旗人不得经商、不得做手工业、不得私营土地、不得出卖劳动力、不得从艺为伶，这些规定严重限制了旗人自谋生路的途径，使他们几乎完全依靠朝廷的救济过活。 清代的军备制度又是复合形的，军队里除一般兵器：枪、炮、军刀、火药、旗帜、口粮是朝廷分发以外，其余的军备如：马匹、军装、盔甲、箭支、子弹等则完全由旗人们各自自行筹备。到清中期以后随着人口增长八旗军队增加至30万以上，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闲散旗人，而此时清政府的财力却日渐枯竭，这便造成军费的入不弥出。旗人们的唯一生活来源必须出自军费，当时清政府发放饷银已经捉襟见肘，日常训练即无法保证就更无力强化八旗军备了。 而旗人本身的贫困也使他们无力购买军需必备品，部队的装备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大不如前。清朝中期以后这样的现象且越来越严重，试想一支连武器都装备不起的军队又怎能作战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的文物价值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其实，唐三彩骆驼载乐俑为研究唐代雕塑艺术、音乐舞蹈、人物如实提供了宝贵资料，它既是唐代文化艺术、制作工艺发达昌盛的重要物证，也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交流与融合。 制作技术 综述 唐三彩是唐代独特的一种低温釉陶工艺，因以绿、黄、蓝三色为主故名，制造时入窑两次，先烧釉，釉以铅为熔剂，高温下呈玻璃状可流淌。唐三彩正是利用这一特点，使不同色釉于高温下交混，制造出绮丽的艺术效果。 整套唐三彩骆驼载乐俑系分塑合成，骆驼和乐舞俑独立塑成，然后组装，复杂又严谨，为中国古代陶俑艺术之极品。 胎体工艺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的胎骨为瓷土胎，胎体装饰上则是采用了先刻花后填彩的手法。 施釉技法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在施釉技法上主要采用了“分区施釉法”和“点染融彩法”。前者是指器物上单彩、双彩和三彩的痕迹同时存在;后者则是借鉴了国画中的水墨晕染的手法，在陶器表面点上釉色以出现斑驳淋漓的效果。 进一步说，这件器物在施釉手法上主要采用的是“溜釉法”，即采用勺子等容器盛满釉汁从器物周围慢慢溜挂以施釉。在上釉过程中，由于唐三彩的釉流动性很大，玻璃质感较强，不同颜色的彩釉便会相互掺杂和融汇，呈现出独特的艺术效果，而这也是唐三彩的精妙所在。 造型制作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使用了模制法、雕塑法和粘接法。唐三彩的模制法主要受铜器制作的浇铸翻模法影响，通常来说，模制分为单面模和双面模，该器物的骆驼为左右合模，骆驼载着的乐俑则是前后合模，因此骆驼和人物之间的接合需要运用粘接法。而且整件器物许多局部经过了工匠的精密加工，也就是运用了雕塑法加以深入。 文物鉴赏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构思精巧、造型夸张、做工细致，充满着艺术的想象和浪漫的气息。唐代艺术家用浪漫的手法将舞台设置在驼背上，可谓匠心独具。整件作品中人物形象个个生动鲜活，连骆驼也显得沉稳有加，好似踏着音乐节奏徐徐行进。伎乐俑眉目刻画清晰，姿势各异、神情专注。特别是执拍板俑，侧耳凝神，像是被那美妙音乐所陶醉，栩栩如生。 该俑釉色鲜明亮丽，协调自然，堪称唐三彩中的极品。作品上的釉色虽然已有星星点点的脱落，但其生动逼真的造型，协调的比例依然传神。略显暗淡的釉色自然而柔和，釉中开片细而均匀，釉面的突起感、翘起感如早春新叶上细致的的纹路一样，既显轻薄，又十分干净。 文物价值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丝绸之路上商贸、文化、音乐等领域的兴盛与交流场景，为后世展开了一幅精美绝伦的民族间文化、音乐融合的真实画卷，对研究盛唐音乐、歌舞、服饰、文化交流参考价值重大。 从作品上看，乐俑所用的乐器基本上都是胡乐，而舞乐者均是穿着汉人衣冠。考古学家根据这些特点，指出这组舞乐俑的形象有别于胡舞，应是盛行于开元、天宝时的“胡部新声”。三彩骆驼载乐俑所示七种乐器中的琵琶、箜篌等都由西域传来，成为西域音乐东渐的有力证明。 不同于唐代早期偏重于素色的配色，该器物上釉主要是以浓重强烈的颜色为主，而且色彩层次分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盛唐时期的世俗风气，标志着唐三彩技术的成熟。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是一件具有艺术表现力和浪漫主义色彩的稀世艺术珍品，它不仅代表了当时唐三彩制作的最高水平，而且反映了唐代的经济文化、对外交流的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气概和蓬勃的生命力。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