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监国亡几，凤督马士英入趣即真，阁臣姜曰广曰：“盍徐之，示不忍忘先帝也。且吾甚忧上游左镇拥重兵劝进，而不首之，祸必始此矣。”士英曰：“何谓也?”曰广曰：“立君大功也，事出吾辈，彼未韦跗注者，其何说之词?今者问谁执牛耳，则四将尸焉。左镇视黄得功、刘良佐、乃与哙等伍;其他毛贼耳，容堪笮其头否乎?”士英曰：“上适在河北，四镇之遇，天也。左何为者?”曰广曰：“子亦知人情乎?今有豪家于此，格伯重事悉听焉;单门鼠猾，素仰奉之不遑。一旦阴主大狱，而厚利是私，大豪必怒。且掀翻之矣。今日之情，得毋类是乎?”士英默然。 居久之，曰广复为言，士英引他语乱之。己而曰：“天下事我寻当自判!”一日曰广复重言曰：“此亦子他日之忧也。”士英瞠目良久曰：“子岂以予难左，左曾足为大虞乎?昔渠居楚食绝，又耽视金陵也，己焚楚，拔营弊江抵皖矣。当事咸虢虢，予于时有鸠兵之役。黄闯、刘花马实左右焉;左闻丧魂返。又刘超之叛，吾殪无噍类，左念之，岂不犹心悸也?渠即愤而思逞，岂能冒訇磕者之〈疒多〉，而飞渡此长江哉?即令渡而抵城，彼来者巨舰也，乘其继而蹙杀之，尽为流尸矣。是役也，吾真可以封!”曰广曰：“如震惊宫阙，涂毒生灵何!固知吾子能，家之多难，未堪横出一枝耳。脱外接(两)(?)而内寻戈，斯亦卢兔相持，自献于田父者矣!”自是士英辄向人言：“新建公奈何以左镇恫喝我也!” 亡几，御史黄澍自楚至矣;有旨召对，而难端忽发。先是吏都侍郎吕大器疏抨士英奸贪雄诈，心事等温懿操莽。士英疏辨，旨慰问。及朝参，方思廷辱大器，鼻息拂然，而御史黄澍叩贺礼竣，即呼奏：“臣今舆榇来，矢以死击奸贼。”上问为谁，澍曰：“马士英也!士英从荷戈擢凤督，受先帝殊恩。及先帝围困，此贼拥兵坐视，河干之不一望焉，忍心无人臣礼至此，天下之恶，一也。既不忠于先帝，谊岂忠于皇上哉?且凤泗祖陵，千万世发祥根本重地也;祖制特命督臣建牙，正为今日。今士英闻警而抱头窜矣，将毋送祖宗藏玉，惟贼之蹂躏乎?曾不若细民之家，苟有一坏土，付细仆宁之，缓急犹相保也。祖宗在天之灵，实怨且恫深矣。士英身为不忠之乱贼，并陷皇上为不孝之子孙，万死有余戮!” 是日，闻御史言，群臣无不洒然易容倾听。澍则且奏，且泣，且骂，搏颡不休，涕下纵横覆面。上亦面赤，熟视良久，语阁臣曰：“御史言是!前来，试为再奏!”澍言：“士英不学无术，非宰相才。既雅负知兵，王室而多故矣，疆场之役，胡不戮力焉?皇上天之所启，士英妄贪天功，窜身政本，乃惟贿是闻，真怀奸败类之尤，王法所必诛，下士所羞伍者也。新朝具瞻，犹关风听，奈何令此小人尘点日月?使四方闻之，轻朝廷无人矣!臣姑摘其凤督赃私陈之：受武弁某某赇若干，婪文官及乡绅某某赇若干……”语未既，而何突出跪奏：“黄御史所列秽状皆实!臣奉差在楚，可为左证!”因戟手指天，顾士英而唾。监臣韩赞周斥之曰：“公论在外庭，内官无廷辱阁臣理，汝何为者厂是日，士英卒惶急无以应，气索声嘶，叩头乞罢而已。 亡何，澍过曰广所，曰广曰：“公昨庭奏侃侃然，得毋造次?夫贵阳未可动也，渠定策而有内援。”澍曰：“若然，奈何?其人非德类也，不可与图事，且左镇见水火焉。”曰广曰：“宰相待罪，古之制也。若夫将官逐阁臣，此岂盛德事?而左冒行之，脱朝廷之难割恩也，君臣从此郄矣。即令胁而勉从，其功庸可居乎?鬻拳兵谏，自纳于刑矣;李怀光、卢杞之胡不闻焉?怀光暴扬之表为杞宿奸，犯天下垒久矣。又奉天之功，于唐再造，然且万有余丧也。今左镇诚乃心王室，然未见殊勋;贵阳柄政，又席未爰。自古将相调和，国之福也。幸为左镇言，麟阁席地，吾实心奉之。国之安危，在此一举，毋轻动也。” 越日，澍以左书致御史郑友玄转示曰广，书言：“贵阳已兼四镇有之，今又据司马堂，将来杀我疆臣，此君侧奸贼，矢必(逐)(原本作“遂”，今依丈意改正)之!”曰广寄语黄御史：“左疏来，必力寝!”次日，曰广讼言于阁，高弘图曰：“置之!不忆恫喝之说乎?无益也!”曰广曰：“性无欺也，且惧及焉。”士英至，曰广卒述之，士英默笑而巳。其后颇用阮大铖言，多赍金珠美女结左欢。然郄已深，左终疑且厌薄之。乙酉春，左移檄以清君侧为名，称兵犯顺，士英疑出曰广、史可法嗾，两人几不测。夏五，清兵来，亦称伐马阮罪，兵渡江。士英逃，旋以降磔。 旧史氏曰：“予记事至此，未尝不仰天号泣，为之三叹息也!易称：‘覆饣束负乘’，岂不犹彰明哉?夫谋国一不慎，而蹉跌至此!嗟嗟!彼一身固不足恤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先皇帝时，政令多所更改，独持逆案甚力。群小百计掀翻，不能得。给事中阮大铖，名厕逆案中，海内正人，犹切齿辜未蔽，以通逆杀左魏故也。侨居金陵无聊，置女乐治具，日结纳诸贵人。亡赖子亦多为爪牙用者，相率婪金钱。而马士英从抚宣府罢归，亦寓金陵。以同籍，旦夕过从为欢昵。而大铖故阴贼善，因事中人，目得马而益雄也。厥后士英从谪籍督师凤阳。具出大铖援，感且刺骨，大铖乘国变，谋急燃灰。时有为延说者，兵部尚书史可法以语宫詹姜曰广：曰广盛言不可。可法曰：“吾亦惊外间有此声论。虽然，公慎语自重，渠恨公绝不通此，君真刽子手也!”曰广曰：“有命!龙鳞虎口，予数试焉。邀天今年已六十一矣!” 亡何，诸臣传单会议，时勋臣刘孔昭已揣知士英将入柄政，而所急者大铖也。遂首为言冤，且实才，余嗫嚅未敢言。曰广奋然曰：“何谬也!将为先帝报仇，而乃用仇先帝者?必也正名，非所以号召端良，激发忠义也。”诸臣相视久之。曰广复谓左都御史张慎言曰：“公风纪重臣，且负天下望。今邪正大关，亦噤不声乎?”慎言曰：“予初未尝言阮宜用也!”曰广曰：“不然，公何不言‘不宜用耶?’”事遂寝。及弘光登极，阁中持亦力，恩诏起废，置不列矣。有借端旁及者，弘图条旨折之，可法援笔，益以“敢引荐者，言官其力纠之，”曰：“守关不得不紧!” 及士英入，浸用事。每饭，意未尝不在大铖也。以荐谋之言路，无应者。己遂具疏，得旨部覆。因私干署部事少宰吕大器，大器拒不见。越日，特疏丑诋之，语甚峻。亡几，士英复以属礼部尚书顾锡畴曰：“吾善子，吾与子有言也!阮髯何用负天下，而人持之太急如是?今吾幸当事，必不以迫于党人，而弃所刎颈之交，谁能荐之?荐之，而大用可立得也。”锡畴逵巡笑。逊谢曰：“公不知仆之不肖，而思宠之，幸甚。虽然，家大人老矣，此三公不易之时也。仆以初立国，忍情来，察其意甚恨。今吾魂魄已不在此，旦夕差行。国之大用，愿推择可者。”锡畴且以语曰广曰：“推人入溷圊中，何大用也?”曰广调之曰，“子惧耳!”曰：“夫何惧?”曰：“益庵一炬灰，不未冷耶?”昔昆有鄙相顾秉谦者，以媚逆被焚，故曰广引调之。 自锡畴之复不应也，士英谋愈急。曰广心欲止之，未有间，而御史周元泰纠故督王永吉之疏至，先是兵部侍郎解学龙从田间书入条陈北方事宜，并才永吉。时方议用永吉援北，而元泰有言，于是曰广即疏自劾，盖以已先有揭请北援，末引学龙书故也。疏成，示士英，士英曰：“赘!”曰广曰：“台长言正，阁中职首用人。少差，何以对天下万世?王，吾门人也，亦实才，然且俟论定。夫丧己以犭旬人，智者有不为耳!”是举也，曰广可以不言而言者，将以风止士英，毋妄荐引也。每酒酣，推此类具言之，而士英弗善也，谋愈急。既度外庭终无应者，乃与大铖精心事内。久之，诸意得，亦思提擢大铖而恐不及矣。阴谋定，士英复疏荐大铖。旋发票，士英佯出，令一老仆叩头曰广所，乞拟“报可。”曰广曰：“谁也?”仆曰：“主人翁同年阮也!”曰广(怫)(原本作“拂，”今依文意改)然曰：“为语而公，呆矣，何至乃以名节犭旬人!而公常言渠脸为人画成花脸难，吾宁洁白去耳!安能不惜面目，使人指笑我，唾吾背乎!” 会小送手票，曰广即属之：“为我呼韩公来!”韩来，曰广曰：“请从此辞矣!”赞周愕然问故曰广曰：“不知贵阳荐阮耶?不去何为?”赞周曰：“公，人望也，如中兴何?”曰广曰：“自有人在，者何能为?”赞周乃长吁久之，曰：“国事至此矣，外庭终戒心，奈何!”日广曰：“否!意者公其眩听于朋党之说也。夫李绛则有言矣：‘君子必合君子也;’岂必与小人合，而后谓之不党耶?” 茶至，曰广指而譬之曰：“此松茗也;或欲益焉，则越之天目，吴之阳羡，闽之武夷，齐之蒙山，皆臭味也。搀之溲溺，谁不哕吐焉。不可苟合，道也;不能强同，性也。隳道乱性，人类失矣。且吾何党，亦惟史公之故，群小实有よ心。吾锐身为之救，亦实惟其人实忠勤，可属大事。专当一面，史于吾未有夙昔也。且善植党者，不时贵是党，而党一违时失势之人乎?其他不过刘念台、高斋、黄石斋、吴鹿友、郑玄岳四五人止矣!公亦当知数公本末也。”赞周曰：“闻皆大吕也。”曰广曰：“然!阮于内庭，枝连也。贵阳之荐，呼吸通谋，生诚不能默默处此，亦知言之无益，所以不惜以片肉投馁虎，一苇障狂澜者，存此，明国是，留正气，而思为先帝发愤也。” 赞周曰：“公毋著相为也，不票焉足矣!”曰广曰：“公不知危不扶，颠不持，焉用彼相哉?吾本无心用世，何至忍死弹冠?亦以宗社沦亡，殡宫冤酷，诚不胜热血人，遂真不自量也。始欲聚四方之力，选四镇之锋，督师仗钺而临之，朝臣缟素而送之，张义声以北伐也;而不能。继又请简偏师。给能将，拓逻北鄙，争先处强，且以为义旅援也;而又不能。继又请募润之水师，粤之火器，分汛而棋布之江，巡宣大阅，夫将次第举之;而又不能。并告以规胜之在江北也，荆承其所必争也，亦惟是左镇、刘洪起是赖，则亦惟是鼓之砺之;而又不能。继又欲使江干有蔽，口宿重师，环城于有牢，家作内政，庶几立三辅训巷战之义也;而又不能。吾技穷矣，而不能止，古之经也，若犹是碌碌取充位为也，将举平生而尽丧之，天下后世，其谓予何!” 赞周曰：“公既有请矣，复条旨而不行，自存任其咎者，已无与公事矣!”曰广曰：“公安所得谬语而称之。阁臣但司票拟，则一精灵书饶为之。古人不应云宰相之贤否，视天下之安危也。夫黄阁之条旨，亦犹黄冠之书符也;书符者，一举笔而天神听命，雷电交轰，斯足尚耳。今符悬而精魅且见，旁观者举窃笑之矣，犹不窜，而披发叩齿禹步俨然，何为也?嗟乎行矣!微智未伸，初心顿负，岂乐为此举哉?亦诚有大可惜者，以夺其情也。今外论皆以张承业望公。公贤声素著;公即不爱国家，胡不为平生少自爱?吾请以自爱者爱公何如?”赞周曰：“谨受教!”于是明日□，称疾不出，盖逆知召对有说故也。 越日，上果召士英、大铖，乃越次面进大铖兵部侍郎。弘图执争请下廷议，与大铖相擢。先是，曰广即具疏以去就争，疏称：“是举也，先帝十七年之定案，顿付逝波;新朝数日前之明纶，竟同覆雨。梓宫未冷，增龙驭之凄凉;制墨未干，骇四方之观听。”言甚恳。疏入，上遣官宣谕，曰广附谢，并陈先朝小人通内致乱之由，语详曰广疏中，志殷鉴也。上所以答慰藉之者，亦甚温且悉。自是科臣袁彭年、罗万象、李沾等，台臣詹兆恒、郭维经、朱国昌等，群起合纠，章集，士英亦气沮。事复寝。 士英见时无可奈何。一日，乃佯为好语，顾曰广大笑曰：“吾前荐阮髯，觉亦大高兴。今念之，殊自失。”曰广曰：“无咎者存乎悔，即失途未远也。”居亡何，复谓弘图：“若辈讲声气耶?虽然，孰予若?予弟张天如，走千里一月，为经纪其后事也，人谁问死天如也!”弘图曰：“公亦知天如为新建公高足耶?公此意大佳，来!吾辈不错也!”曰广曰：“凡吾所为者是非耳，千秋万世后，宁将以阮辈为君子耶。”士英曰：“吾固知之，人言尔辈横见规图，不然，吾何以至此?”曰广曰：“毋听谗言，黾勉同心，且坛玷相奉也。” 监军佥事越其杰者，士英内姻也;其人颇通明，而老于世故，数以此谏士英，良苦。士英曰：“吾所以荐阮者，了情面耳!非有他，幸为我过新建所，愿言英之不敢悖正人也。”曰广闻之，喜以语弘图。 亡何，士英密疏，复他有所荐引，谋愈深。弘图笑语曰广曰：“南人复反矣!及左都御史刘宗周两疏攻击，遂咆哮无忌云。厥后曰广行，而大铖即以是日出受事。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弘光登极，从龙诸挡势渐张，又时若窘急，日思出为渔猎计。先朝奸王坤，首借催饷，营差吴越，以阁臣高弘图等力持寝。 亡何，奸人导之缉事，群心动，谋设东厂矣。以弘图、曰广俱在告，群噪王铎出谕行，铎不可。越日，曰广入直，铎备言状，曰广曰：“今发不遂，必再发，请摩厉须之!” 巳而御史祁彪佳疏至，指陈缉事、诏狱、廷杖为三大弊政，力请禁革。曰广读之而喜，曰：“佳哉!吾辈有题目矣!”即条旨云：“所奏三大弊政，虽系旧制，实为府奸。生事害人，屡见事前。失祖宗忠厚立国之意，结臣民怨恨解体之端。朕痛心之日久矣!览奏，洞悉情隐，犁然当心。有裨新政，其如议行，且著为令!并播告天下，示朕更始之意，今后敢有奏请者，以违制论。科道官立行纠参，阁臣拟谕，朕将览焉!”条上，旋发改，曰广持不可，趣者三矣，曰广应之，曰：“自有说在，”至是复交趣，曰广乃变文云：“国家新造，人情未附。朕多难孤立，时凛渊冰。若寡恩多事，府怨臣民，朕虽凉德，不至于此!所奏三弊政，洞悉至隐，深当朕心。但先朝署建缉事，原为判送营干，关系匪轻。奸恶不剪，良善不安，如有前情，着五城御史不时纠察以闻。其知情容隐，及不留心体访者，俱以溺职论。” 方条毕，而罪孙承绣之旨下。承绣者，先朝防河大也，以部变潜逃，致有言，曰广拟重功降调，戴罪立功自赎。会旨下，竟复原官。曰广恚甚，乃疏摘之。并上所改旨，大约言：“朝廷有法则重，守法则法存。法者，君与天下共守之，不宜有偏私。若夫君有短垣，而君自逾之，其又何诛焉?监臣孙承绣封疆潜逃，罪坐重典。臣从薄隐，因奉上传。及见疏下，超然法外，臣甚骇之!夫罪重于丘山，而罚不动其毫毛;根批于疏远，而网漏于贵近。此非所以信赏罚而昭宫府一体之义也。又先朝缉事之设，贻毒最深。汪直、刘瑾乘之窃弄，既凶于国，亦及其身。先帝初年，误听尝试。究使利归群小，怨结朝廷。末造虽除，已成噬脐之悔。矧今何日，而有此声?将使釜鱼风鹤之民，转益惊布，不至鸟兽散不止。若然，宗社不可知，何厂卫也?诚宜以此时昭示，遏绝其原，不意重烦乾断，臣不敢奉诏。不谨，亦不取顿负初心。伏乞升下自为宗社计，少凝睿听，断于持法，毋使奸人得窥浅深。幸甚!”疏入，旨乃报可，事由此复寝;而所以答疏语者，已有旨，非阁体也。曰广以让韩，韩惶恐，引罪谢不知，云：“皆从龙新进不谙大体所为也。”曰广因为言先朝贤怀恩，李(芳)(原本作“若”，今据明史校改)强谏故事，赞周曰：“解如不听何!吾昨有言矣;先帝读学勤政，十七年如一日，则诚贤君也!徒以听信内官，一旦至此!一剂毒药，皇上并不调引。便嗑耶?”曰广曰：“上闻公言云何?”赞周默然久之曰：“亦似惭也。终两可。”曰：“缉事之说何如?”曰：“亦似止。” 亡何而谋复作，群又度非上震怒，则阁臣终持不下;非频争忤旨，则上亦不怒;事不见端，则阁臣亦不争。于是令群小，故以坐厂分司者书之幛扇矣。出入扬扬，意得甚也。弘扉见而怪之，果谓曰广曰：“事急矣!为之奈何?”曰广曰：“前已尽言之。即言之，亦无加焉;事不可絮。夫渔者非为浴也，而浴在其中。毋己，其托之请谕惩贪乎;谕惩贪，并缉事而申明之矣。”于是曰广拟谕一道，谕曰：“朕惟周官六计，所冠惟廉。官方清浊，国家治乱关焉。先圣云：‘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盗何由炽?先朝末习，朕不忍言。岂法网阔疏欤?由廉耻道丧，无以感发其良心故也。周成刑措不设，汉文耻言人过，朕甚慕之。顷禁缉事，断自朕衷。夫约束愈宽，所以期待者愈重，朕意岂有极哉?谁实无良，尔诸臣其曲体朕意，勉自砺也，岂惟国家之休!夫君臣之道，期无相负。或有不率，莠盛苗秽，何可不锄?科道官其不时纠参以闻，朕将力明赠典，以(治)(原本作‘法’，姑妄易之，待考)负朕者!” 谕草具缮疏并上，以发明求出谕之意，示呵训也。旋发票;弘图条旨：“缉事允属弊政。览卿奏，洵救时针砭，着申饬行。谕即宣部院。”条上发改，弘图果力持不可，具疏争，而上亦果大怒。是日即召弘图对，切责以“尔辈党同把持，视圣旨为故纸，朕作一事，便禁切不得，但使我寄坐可乎。”弘图龈龈不奉诏，仰奏：“皇上即威震雷霆，微臣不避斧钺，敢昧死再进一言：缉事乱政，必不可行。”上愈不能平，复责以忮狠藐肆，弘图乃叩头谢：“臣愚不识忌讳，逆隆旨，亡状，万死!臣起家非文学，臣又衰庸，自知不称任使，不宜辱政本地。负主恩，当罢，请得乞骸骨!”上意乃解。弘图退以语曰广：“数月君臣鱼水之欢，是日已尽失矣!”盖群日挑激，先入甚深故也。然是役也，卒以弘图、曰广力持寝。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国变时，诸勋臣日藉藉，归狱文臣误国，宫詹姜曰广曰：“误国者可诛也!予数载林居，诸公当日召对，胡不言?”语稍塞。会立国，群谋援高皇帝开国时以魏国徐达为左丞相例，尚未发。一日朝罢，魏国公徐弘基、诚意伯刘孔昭等面奏：“文臣朋党误国，”并言“吏部尚书张慎言专权结党，擅引旧辅吴牲。”科道官李沾、郭维经等亦言：“诸勋臣不勤王，不忠;乃乘国变侵官乱政，并凯觎入阁事。”相擢久之，庭大哗。阁臣曰广请上处分，因求罢斥。上不允，谕以：“朝廷用人，自是吏部职掌。但有不当，许勋臣科道纠参。”于是孔昭立起，手招诸勋臣曰：“来!圣明已许吾辈纠参矣!速谢恩!”乃尽膝行前叩头，大呼“万岁。” 阁臣马士英忽奏：“不啻如勋臣言，皇上亦身在异同中!”阁臣高弘图顾士英曰：“岂谓迎立那?圣明在上，愚臣谨据实奏明。方难之殷也。讹言百出，或云先帝微行来矣，或云皇太子航海来矣，亦果有传立潞王者，则又有言桂王者。皆出旁人风影，所谓道听涂说也。臣等姑听而姑置之。及闻主兵者乐推，实有同心，其孰敢怀二，以自速罪戾?”曰广奏：“迎立关利害不浅，臣等俱缄口，听主兵者云何。二三翊戴，劳之应图。若借题兴狱，可寒心!兴朝所不宜有!惟皇上早赐裁察。国家幸甚!”上顾监臣韩赞周曰：“朕亦何心!此位大伴之所知也!万斤重担，付在朕躬。万一大家撒手，回思先帝，岂所忍言!”是日，上微不怿。越日召对，上谕：“勋臣嚣争，卿等何不力折之?”曰广曰：“天颜不违咫尺，诸臣乃敢愤争，已为辱国。臣等不能调和而镇戢之，仰烦明谕处分，良用自惭!亦以德薄望轻至此，故求罢斥，谢之。若迹涉佐闻，事益沸羹，非臣所以待罪纶扉之体也!”上是之。 退，复同弘图乞罢，旋以宣谕入直。曰广语弘图曰：“官不易方，为政之善物也。上在位日浅，未明习国家故事，并许勋臣纠参。此曹纨绔子，易动以利，天下事使渠辈得操长短，败矣!急挽勿失。”弘图曰：“为之奈何?具疏耶?”曰广曰：“差须之!言路中自有起而驳争者。” 亡何，科臣罗万象至矣，疏意大略如曰广言，两人读之甚喜。曰广即条旨去：“朝政阙失，原许诸人直言无隐，矧乃勋臣?但朕既而思之，朝廷设官，各有职掌。票拟归之阁臣;官守归之各部;纠参归之言官。乃便责成，并息嚣竞。祖宗二百年良法，岂容顿更?所奏甚是!今后纠参还责成科道等官别衙门不得借端旁挠，着申饬行。”旨下，诸勋臣计沮，知出曰广意，衔之深，厥后借端集喙矣。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闯贼之变，邸报断绝。民间颇有流传，中外大震。金陵群亡赖，挟饥军思逞，汹甚。勋绅富室，重足立矣。大司马史可法，将有勤王之行。诸言路属宫詹曰广止之，且内顾根本地。曰广力折之，怂恿趣严计守御;即发。越日集议，部分兵各门。仍责城巡城御史督察，而郭维经则中城行栅，以维经官金陵久，素得民故也。其护陵防江，则守备太监韩赞周，同魏国公徐弘基，诚意伯刘孔昭，咸加毖焉。韩复布诸，特严门禁。搜选卒骑五千，属锐司徒尽擐甲秣马，饬垒居中地而阵，厉士奋□□，防不测也。粤东解饷金适至，计部尚书高弘图立取以给饥军，军亦戢，于是奸人惮不敢动矣。久之，魏国约卿贰言路集其家，招入密室，边遽在焉。先帝果鼎成也，乃咸大痛。北拜稽颡，而号哭尽哀，扌文泪出。约冠服姑如常，禁讹言者，杀亡赦。 先是，诸臣耳语亦微及迎立事矣，佥推属主兵者。江南北诸绅，则群起拥潞王，曰广曰：“神宗皇帝圣子神孙，济济具在也。四十八载之深仁，何负于天下，而轻持其座，别与图功耶?恐天下有起而议其后者矣!”可法闻而是之，曰：“此兵端也!惟分定可以己之!说在获免矣!”(疑有讹脱)曰广曰：“虽然，今日之事，守犹创也，可辅则辅之。□实在复，子其图之!”可法曰：“以齐桓之伯也，听管仲则治，听易牙开方则乱。今吾辈之所立者，岂其不惟是听，而又何患焉?”拥潞者闻之大哗。以询诸绅，又颇于福推恶，司法于是引避不言矣。江干之饯，弘图私谓曰广曰：“渠即不为他人言;亦可不为公言耶!”曰广叩之急，乃曰：“福、桂两题也。前与凤督商之!”凤督者，马士英也。及晤士英图计，以亲以贤，惟桂乃可。 议既定，士英欲自以为功，即约诸臣晤于江浦，规布腹心。曰广不往，诸卿贰亦不往，语详曰广辨镇将疏中。往受语者，科臣李沾，台臣郭维经也。归而布之，凤督定迎桂矣。越日，可法亦以手书晓诸臣：“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遗议也，乃舍而立桂也。其潞藩，则仿古兵马元帅之制，暂借统兵马。”见者咸唯唯，曰广援笔答之曰：“亲贤两尽，理也;事则书生弗敢与知。但桂藩远在天末，诸藩迩集淮阳，恐奸人居奇，卒有黄袍加身之事。且太阿轻授，或至假是弄而真且成，则是重贻先恨也。而吾辈他日死，亦何面目见神宗皇帝于天上乎?”众读之，亦唯唯。 时南中咸知主兵者定议，己拟仪郎戒乘舆法物往粤矣。及士英归凤，则闻诸将高杰、黄得功、刘良佐毕集，大骇。讠之，乃知守备大卢九得合盟，亦有所拥立;而所立者，福也。士英度势之成也，敢无支吾;遂隐其前说，且乞附盟。于是士英称定策矣。卢者幼常给使恭皇帝，宫号“胎里红”者也：其首宣力以此故。而可法概未知之也，复书与士英，讼言福不宜立，多指斥语。士英得之，乃大喜。由此以挟可法也，于是揆席中枢，惟其所欲得矣。己即贻书南中曰：“吾已奉福藩，主三军也。”士英自是定策俨然矣。众集韩宅。是日，见其书者，初咸错愕;久之，亦复唯唯。 韩见诸臣无言，乃呼前置儿，徐布笔，执簿而请曰：“诸公既无遗议，请北拜押名。”众起趣拜;曰广曰：“不可!夫为天下立君，而若是之草草，非所以光昭令典也;是举也，高皇帝在天之灵，其实式凭之。盍出而大号焉!明晨祭告，然后行事。”众曰“诺!”而阮大铖刺得曰广语，遂文致以不画花押传邸报矣。士英闻之，则又大喜。以为：是役也，吾即自以为功，恨碌碌耳。幸可法以异议书与我;今曰广又不画押。此两人者，世所指名人也，又相善。此真可坐以异党，而发明吾之劳苦功高矣!乃属大铖等浸流恶言，冀以耸动福藩。及福王入宫，士英驰启云：“闻南中有臣，尚持异议。臣谨勒兵五万，驻剖江干，以备非常，志危险也。”自是士英定策，功渐隆高矣。 自士英之卖可法也，可法失势，悯墨而已。而攻史附马者，亦遂出。祭告之举，诸臣毕集，内官监未成行;而魏国大有言矣。弘基之言曰：“史君，可杀也!勤王无功，何以返为!”曰广愤然曰：“若夫握兵而不勤王者，又应生也乎哉!夫既忍死以图兴复，而乃尔长城之(俾)(?)坏乎?夫低节首公，知兵急病，史真其人，若之何甘心之!昔史公受知先帝也，尔曹顶奉天人不啻焉。权寄稍移，下石随起，此贾竖之行也!窃为世臣羞之!”语毕，大呼“高祖在天实闻斯语!”时曰广情词慷慨，须髯尽张，勋臣俱面相觑无言，而给事中李沾之咆哮忽起，众咸惊怪之。沾则攘祛大呼：“今日尚不立福王耶?吾撞死于此!”掖御史陈良弼佐之，刘孔昭亦作索剑状，曰：“大家死!大家死!”曰广呼语之曰：“尔辈何为者?吾为群掾史公发愤耳!若夫迎立，昨已定矣，序实应也。兵以临之，势成分定，其孰敢推迁以自干戮辱?此何为者?甚矣其淡也!”旁观者皆相视微嘻。及出，乃知是日福邸有人刺候，沾等讠冏知为此也。自是李沾亦俨然定策矣。韩出，趣祭告文。曰广撰，吕大哭书。吏白：“文办。”咸诣奉先殿，祭告如常仪。痛哭久之，乃起押名而退。弘图出，掏曰广手曰：“史乎史乎!危杀之矣!不图忠肃之事，再见今日!”大器曰：“将为救死，便图居功。人之无耻如是!” 亡何，福王舟至矣，可法尾焉，诸臣次第入见。通名毕，诉以国难家难之频仍也，哀痛不自胜，诸臣亦泣，旋请监国，王曰：“宗社事重，不不佞，不足以称宗社。愿请讨宜者;不不敢当。”群臣皆伏固请，王谦让者再。曰广曰：“以亲以贤无如殿下;但愿他日无忘今日之难耳!”王曰：“且晓所言!诸先生既谬推不，且不敢辞!”退而弘图、曰广、询于可法，“议何而二?”可法“咄咄，”张目吐舌而已，盖不敢斥言士英之卖己也。越日，诸臣奉法驾入宫，憩于寺，坐方定，而可法同李沾、陈良弼至矣，遽摔曰广，跪而盟曰：“所不与同心者，神其殛之!”曰广愕然，起而问故，可法曰：“二三言路言公尚怀二也。”曰广曰：“怪哉!此辈又定策一功矣!”及可法入直，曰广复以前事问之，曰：“立今上者，亦子之初心也;因而成之，不亦善乎!”曰：“贵阳不与也，诋极口焉;且曰：‘渠守洛阳之所自也!’”曰广曰：“渠今定策矣!”可法笑。居久之，士英至。曰广亦问之，曰：“颇忆前事乎?江浦之晤，言犹在耳!史公亦告尔故图矣，其书犹在余所也!”士英面赤，曰：“立桂，史意也!予曰：‘亦佳，但须速耳!’”曰广乃大笑，曰：“果然立桂，子共主之矣。今日之事，如深相批引，水落石出，首功者不岿然一卢挡乎?”士英默然。 一日酒酣，曰广调之曰：“向读子疏，词气壮烈，董卓入洛阳时语，何以加焉?惜哉大才而小用之也!杀一措大而用兵五万也!”盖士英谋所以居功者甚僭，以故阴折之。乃曰广则语人曰：“是亦有功焉。微贵阳，事尽出诸将，不光。”而士英故暗大体，至沾沾时自伐：“皇帝，非我不立也!”曰广曰：“此非子所宜言!”士英勃然曰：“何谓也?”曰：“天子惟天所授，非人力也。如何立也，亦可废也，轻朝廷矣。且上序实应尔，天也。贪天功为己力，智者不为也。今有仕于此，吾子私之爵禄，而日翘明震矜之，难乎其受者矣。见施之德，几于不报，况君臣之间乎?且子毋以定策□也，吾与子言者，史公之定议而出(别)(灵皋按：此字恐系误排)也。”曰：“何以教我?”(曰广)(原作空一格，今依文意补)曰：“是举也，子实首矣，子其阴主而迹避之。易称‘群龙无首’老戒‘无为权者。’日月之际，其光焚铄。以伊周之圣也，而有忧患焉;绛侯狱，博陆族;韩富郄，贾似道无讥焉。爰及昭代，于忠肃有功而辟;杨文忠无罪而戍。故曰‘暴得大名者不祥，威震主者不畜，’非虚语也。子其避之，而以奉魏国;魏国尚可受也。然则今日之事，吾子自知之矣!”士英曰：“微子言，吾初不及此!吾乃今知之;吾将以告皇上。”然其意不怿也。 士英既以与定策，因得内外援，遂大鬻爵，下至驴儿灶养，几于(朱赫赫枣)(?)五囊十囊矣。日致多口，不胜，则思于威权镇服天下。首斥科臣袁彭年，而外议益藉。曰广风焉，士英愤而牛曰：“彼口我手，吾能杀之而已!遑恤其他!”曰广曰：“子其殆矣!不竞于德而竞于威，天下其孰能悦之?且死生，人之命也;应死应生，国之法也。法不可诬，命不能改。抑吾子精释而昧因果乎?袁自如杀毛文龙矣，袁亦不良死;梁大胸又不戒而杀袁，梁亦不良死。吴来之之杀薛宾廷也，陈赞皇之杀周宜兴也，其后皆不良死。死者有知，冥报不爽。人之杀人也，杀人也乎哉!夫负人两而卒偿之，甘以其身为戮辱，而取快于一时，则亦不智，而不可为也。子其慎之!”士英大不怿。 己而时录一小词示曰广，其事曰：“若使同官不相妒，也应快杀窦连波!”曰广见而笑曰：“图快耶?抑愁杀耶?”士英曰：“何谓也?”曰：“愁者造夹造打耳!”复问，曰：“凡事之来也，必造其端，故云簇曰‘造雨，’曲酿曰‘造酒。’长安前事之所造，吾子知之矣，而(造)(原本作“近，”今姑依文意改之)又何乐焉!”士英愈不怿。时主计者，告国用不足，士英大言曰：“新建公言朝政宜清，今何不作一清皇帝乎?”恚前语也。 一日，忽抚几大呼语曰广曰：“尔之折辱我也，屡矣!尔不知我性非人性，牛性也!昔在总角，先君一语呵斥，使性两年矣!”曰广笑曰：“佳乎，子之性也!天之生是使独也。然则人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马之性欤!”士英亦失笑。曰广曰：“吾实爱人也;抑心所谓危，便以告耳。面折人过，坐此热肠。昔在讲筵，乌程恒语敝门：‘贵师性过方严，难以适用矣!’吾旨其言而不能改也。古人云：‘非敢异物，亦性所得耳。’虽然，‘正言药也，”所以为氐黾则善矣，’子其勉之!”士英终不怿，曰：“甚矣新建公之善愧人也!实忌我功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寇准(961年-1023年10月24日)，字平仲，华州下邽人，北宋政治家、诗人，与白居易、张仁愿并称“渭南三贤”。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十九岁时，他金榜题名，汴梁城中春风得意马蹄疾; 三十四岁，他入阁为相，金明池畔天子亲手戴花，簪花少年，风华正茂; 四十三岁，他傲立澶州城头，几乎以一己之力挽救王朝于危亡; 六十岁，他被贬雷州，最终无声无息的客死南疆蛮荒之地。 一生大起大落，几经沉浮;一生辗转飘零、贬谪四方;一生毁誉傍身，荣辱相伴。 而名相寇准，却用他绝世的风姿与不屈的傲骨，凝炼出了两宋三百年最硬的脊梁，写就了千百年后依然不朽的传奇。 年少成名不欺君 公元961年，寇准出生于陕西渭南一户普通的书香门第。 其父寇湘曾是后晋的进士，只可惜生不逢时，在五代十国这个王朝纷繁更迭的乱世，寇湘短暂的仕途，也随着后晋政权的快速瓦解而草草终结。 从此寇湘便专心于辅导长子的学业，而寇准不仅聪明好学，还完美地继承了父亲考取功名的基因——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仅19岁的他，第一次赴京赶考，便高中进士。 太平兴国五年这一榜，可谓群星璀璨，即使与涌现出苏轼、苏辙、曾巩等不世奇才、号称“千年科举第一榜”的仁宗嘉佑二年科举相比，亦不遑多让。 这一科中，寇准、李沆、王旦、向敏中等六人，都先后位至宰辅，他们横跨太宗、真宗两朝，在当时都是名满天下、政绩斐然的良臣贤相。 当然这都是后话，此时摆在19岁寇准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宋初的科举制度，对于人才的录用有一套严格的程序，省试考取进士其实并不保险，最终还要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如果没有入天子法眼，也仍然有被一票否决的可能。 而根据过往的经验来判断，太宗皇帝偏爱老成持重之人，殿试时，太年轻的进士极有可能会被淘汰。 基于这样的原因，有人便好心提醒寇准虚增年纪，以确保入选，岂料寇准一口回绝，且义正言辞地说道“准方进取，可欺君邪?” 面对可能功亏一篑的风险，却不愿尝试看似无伤大雅的作弊行为，这样选择的背后，其实恰恰反映了寇准性格中两个最为显著的特点： 首先就是刚直，寇准一生行事都是光明磊落，即使面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巨大诱惑，年轻的寇准也没有因此而放弃做人的准则。 第二，拒绝弄虚作假，可能还有深埋在寇仲骨子里的傲气——以未及弱冠之年蟾宫折桂，寇准何等意气风发，如此光宗耀祖之事，哪能遮遮掩掩? 这种骄傲甚至高傲，自信乃至自负的心态，终其一生，都是寇准最鲜明的印记。 最终，寇准的坚持没有被辜负，殿试有惊无险，如愿进士及第。 “挽衣留谏”的君臣佳话 太平兴国五年夏天，新科进士寇准被外放到归州巴东任县令，三年任满，又调大名府成安知县。 虽然在地方上兢兢业业，政绩和口碑也相当不错，但毕竟天高皇帝远，一晃四年，寇准的仕途并没有什么起色，而与此同时，当年的同榜进士中，已经有人受到太宗的青睐和重用。 转机在不经意间突然降临，公元985年，西北党项族李继迁叛乱，成安知县寇准被抽调到前线督运军粮。 深处西北边境的寇准，将前线的所见所闻，经过分析思考以后，总结成一篇名为《御戎策》的书面报告上呈朝廷，而这是因为这封奏折，让寇准终于进入了宋太宗的视线。 此后寇准的人生开始扶摇直上，先后出任三司度支推官、盐铁判官、枢密院直学士、枢密院副使、参知政事，在三十多岁的年纪，便成为了大宋最年轻的国家级领导。 由地方进入中央，随着职务的不断提升，寇准获得了更多参与国家决策、展现政治才能的机会，当然也有了更多与皇帝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端拱二年(989年)，寇准奏事殿中，大胆进谏，但由于忠言逆耳，宋太宗很是反感，随即准备拂袖而去。 意见尚未发表完，皇帝便要提前离场，寇准我行我素的脾气也上来了，扯住宋太宗的衣角，劝他重新落座，直到把话讲完。 准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 寇准的行为虽然狂悖无礼，但出发点却是忠君爱国，尽臣子的本分。也许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事后宋太宗不仅没有追究寇准殿前失仪之罪，反而对其十分欣赏，甚至扬言“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 宋太宗有没有唐太宗的英明神武不好说，但寇准绝对是个比魏征更彪悍、更不要命的铮臣。 要知道，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别说在朝堂之上公然拉扯皇帝的龙袍，即使仰面视君便视为有意刺王杀驾。 读史至此，不禁感叹寇准有幸生在了北宋这样“不杀言官”的好时代，又遇到了惜才爱才的宋太宗，否则，“挽衣留谏”恐怕就会演变为一场流血事件，而不是后来流传千古的君臣佳话了。 而在一帮唯唯诺诺、只知阿谀奉承的臣子里面，始终刚直不阿、坦坦荡荡的寇准，虽然屡有冒犯龙颜之举，但这样光明磊落的性格，也越来越受到太宗的喜爱。 只是赵光义虽贵为天子，也有心效仿先贤，做一代圣主明君，但说到底他也是个凡人，也有平常人的喜怒哀乐，在百官群臣的俯首帖耳之中，被寇准这样的愣头青时不时的怒怼，时间一长，又难免心生芥蒂。 寇准就是这样一个让宋太宗又爱又恨的直臣——靠得太近，他浑身的刺无比扎人，离得太远，又总能记起他的优点和好处。所以纵观整个太宗朝，几乎都能看到君臣二人相爱相杀的场面。 君臣间的相爱相杀 公元993年6月，枢密使张逊和副使寇准从枢密院归家途中，张逊仪仗在前，而后面的寇准车驾却突然被一满身酒气之人拦住，跪伏路中，对其高呼万岁。 拦路称万岁，便是将寇准视为皇帝，这难免使寇准惹上欺君谋反的嫌疑，此事经过发酵，传到太宗耳里，赵光义便将张逊、寇准召到御前问话。 其实“万岁事件”可大可小——莫说寇准并无篡位之心，便真是要谋反，也不会蠢到在大庭广众之下，让一个疯癫之人当场高呼万岁。 宋太宗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寇准只要简单地摆事实、讲道理，最终无非大事化小，不了了之而已。 但性格无比强势执拗的寇准，哪能平白受这等冤枉，当即便将此事归结为有人暗中陷害，并将幕后的始作俑者直指上司张逊，理由是两人在枢密院的工作中经常出现分歧，而张逊便借机报复。 张逊也不是软柿子，随即怒斥寇准转移话题，要其老实交代问题。就这样，朝堂之上，张、寇二人你来我往、争执不休，直到面红耳赤仍不肯作罢。 国家最高军事机构的两大负责人，在御前如村妇撒泼，实在有失体统，宋太宗看在眼里，烦在心头，直至勃然大怒，随即下令，各打五十大板，将张、寇二人同时免职，并将寇准“发配”到山东青州任职。 但正如前文所言，赵光义对于寇准的感情，是矛盾而纠结的，盛怒之下将其驱赶出京，但气头一过，又十分记挂，而且时间一长，太宗更感烦闷。 终于在694年10月，赵光义再次下旨召寇准回京。 时隔一年，君臣重逢，太宗倍感亲切喜悦，甚至不等寇准落座，便迫不及待地将脚上的箭伤展示给寇准看，还颇为埋怨的责问道：卿来何缓耶?”(寇爱卿你怎么现在才来呀) 而寇准估计还在气头上，面对皇帝的真情流露，不冷不热地回了一句：“臣非召不得至京师。” 赵光义也并未计较，因为他此次重新启用寇准，除了私人情感之外，还有一件更为重要、甚至关乎赵宋江山基业的大事，非与其商议不可。 议定储君，又经沉浮 原来宋太宗继位日久，却一直未立储君，而帝国长时间没有明确接班人，对于社稷而言，觉非幸事。 其实也并非赵光义不想早立太子，只因他的皇位来自于其兄宋太祖赵匡胤，而且在皇位的传承过程中，还闹出了其涉嫌谋杀兄长夺位，史称“斧声烛影”的千古之谜。 也正因如此，让赵光义一直承受着皇位来路不正的流言蜚语。 随着时间推移，摆在赵光义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既然帝位得自太祖，那么干脆将皇权再次转交给兄长的子嗣，以自证清白。 但毕竟是千里锦绣江山，怎么甘心拱手相让，赵光义当然还是希望自己的儿子承继大统，但这样一来，又更加坐实了外界对其眷恋皇权、弑兄夺位的猜测。 就在这种反复的权衡、纠结之中，太子人选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而满朝文武，面对敏感的储君人选，大都明哲保身，采取装聋作哑的态度。 所以，宋太宗才迫切地希望敢直言、不怕事又有担当的寇准能够提供意见。 面对皇帝的询问，寇准并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侧面说道：神器所托，不可谋及他人，唯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 言下之意，即是要皇帝遵从内心的想法，自行定夺。此语正和太宗心意，于是追问道“襄王可乎?”寇准曰：“知子莫若父，圣虑既以为可，愿即决定。 几句简短的对话，对于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寇准似乎什么也没说，又似乎引导皇帝做出了最终的选择。 就这样，皇位传承尘埃落定——太宗第三子，襄王赵元侃被立为储君，即后来的宋真宗赵恒。 储君既定，寇准旋即再次高升，不仅以34岁的年龄成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而且太宗金口玉言，此后寇准所有仪仗、规制、待遇，皆与宰相一致。 位极人臣的同时，寇准也更受天子的信赖与器重，有人给宋太宗进献宝物通天犀，太宗令工匠加工成两条犀带，一条自用，另一条便赐给了寇准——对于臣子而言，这是何等的荣耀与恩宠! 但荣宠无以复加的同时，寇准又再度受到其性格的反噬。仅仅两年之后，重返中枢的寇准，又再次被贬。 究其原因，也与“万岁事件”没有本质区别，不过是皇帝对寇准的用人安排有所指责，如果寇仲及时低头认错，顶多就是批评教育。 但其在御前不停争辩，喋喋不休、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架势，对于这样一意逞强，不识大体、不知分寸的寇准，太宗不禁感叹：“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随后再次将其贬黜邓州。 只是谁料此次出京，竟成二人永别，真到997年太宗驾崩，这对相爱相杀多年的君臣，都未能再次相见。 而寇准直到1004年，才在参知政事毕士安的推荐下，重新在真宗朝入阁为相。 “澶渊之盟”——不朽的封神之作 真宗继位不久，即公元1004年秋(景德元年)，辽国大举南侵，深入宋境，兵临黄河北岸澶州城。 黄河天险一过，中原将一马平川，北宋将再无力阻挡入侵之敌。 辽军来势汹汹，前线告急文书一夕五至，而面对危局，北宋的高级官员，表现得更是惶恐不安：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提议迁都金陵，枢密副使陈尧叟是四川人，则主张避祸成都。 满朝文武，都在想着如何逃避，只有刚刚走上中枢岗位的寇准，力排众议，坚持发兵，北上抗辽。 面对软弱妥协的大臣，寇准严辞怒喝，甚至威胁要将临危避战者就地正法，朝堂之上，寇相正气凛然，百官噤若寒蝉。 面对皇帝，寇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权衡利弊，分析得失，终于打动了宋真宗，年轻的天子遂决定亲自北上迎敌。 目睹皇帝御驾亲临，澶州军民山呼万岁，热血沸腾，但真宗性格柔弱，甫至前线，面对契丹铁骑，又开始患得患失、犹豫不决。 为了给皇帝吃定心丸，寇准更是冒着枪林弹雨，整日在城头饮酒作乐，如此一来，才再次坚定了真宗抗辽的决心。 宋帝御驾亲征，澶州前线战意高涨，此后连战连捷，各路勤王兵马又旦夕将至，形势一片大好。而反观辽国这边，孤军深入，且战事不利，长此以往恐有难以脱身之虞。 有鉴于此，辽国萧太后主动向宋朝议和，但条件是需要宋朝归还关南之地，方才退兵。 真宗本来也不是坚定的主战派，见此情形，连忙见好就收，并安排曹利用为代表，赴辽营谈判。 为促成合谈，临行之前真宗还向曹利用交代：领土不得割让，但若要金银，百万两以内，都可以答应。 但寇准不愿意了，本来形势一片大好，寇准就有心决战到底，只是战争毕竟是劳命伤财之举，况且现在交战双方都倾向议和，他作为臣子再从中作梗，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他只能暗中拦下即将出行的曹利用，警告说道：皇帝虽然答应可以给一百万两，但你如果承诺超过三十万，回来我就杀你的头。 最终，在寇准的威胁之下，曹利用不辱使命，宋朝岁贡三十万两，两国合谈达成，史称“澶渊之盟”。 不得不说，做为同僚，强势、刚直、固执，充满攻击性和侵略性的寇准，自然令人难以亲近，当时甚至有“寇准上殿，百僚股粟”的传言，可见其人之威。 而作为臣子，不分场合、不死不休地坚持原则，这样的寇准，除了宋太宗，估计也很难受到当权者的赏识。 但就是这样又臭又硬的寇准，几乎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促成了澶渊之盟这种改变宋辽命运，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合谈。 此后，东亚大陆上两个最强盛的帝国——宋、辽名义上结为兄弟，并以此为基础，开创了两国延续百年的和平繁荣局面。 而做为澶渊之盟的“总导演”，寇准的声望和威信也在此时达到了顶峰。 黯然离去，时代悲歌 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正是寇准身上这种没有退路、不计后果的执拗，将他推向了光耀两宋的人生巅峰，也正是这种充满侵略性、又毫无分寸感的执拗，让他从九霄之上一次次重重跌入凡尘、甚至是地狱。 “澶渊”之后，很快就有一种声音传到真宗耳内，说寇准为了自己青史留名，才执意抗辽，其实就是孤注一掷的赌徒心态，而筹码则是皇帝的个人安危和大宋的江山社稷。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恶毒的中伤开始让真宗信以为真，并逐渐疏远寇准，澶渊之盟后的第二年，对大宋居功至伟的寇准再次被贬。 此后寇准虽又在1019年被再次起复，但真宗逐渐昏聩，醉心迷信活动，病重之后更是受权臣丁谓摆布，又放任皇后刘娥干政。 而寇准忠心社稷，极其反对丁谓专权，皇后涉政，便与杨亿密谋由太子监国，不料消息走漏，皇后刘娥先下手为强，矫诏将寇准罢相。 随后，怀恨在心的刘娥对寇准是一贬再贬，直至雷州司户参军——宋朝虽不杀文官，但将老迈的寇准贬至南方蛮荒之地，其用意不言自明。 1023年，六十二岁的寇准，无声无息地死于雷州贬所，可怜两宋最风华绝代、个性鲜明的贤相，死时身无长物，唯有太宗当年御赐的犀带一条。 更令人唏嘘的是，寇准年轻时曾写诗“到海只十里，过山应万重。”谁知一语成谶，最后当真卒于东南门至海岸只有十里远的雷州，而此地，远离家乡万里……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刘备(161年-223年6月10日)，即汉昭烈帝，字玄德，涿郡涿县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蜀汉开国皇帝、政治家。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建安十七年(212年)十二月，刘备与刘璋决裂，并发动战争。刘备一直向成都逼近，诸葛亮、张飞和赵云亦入蜀助战，但刘备军队在雒城时受阻一年，直至建安十九年(214年)五月，刘备围困成都，刘璋才向刘备投降。 刘备大军进入成都的那一刻，却是一片混乱不堪的景象。 本来城里的人已放下了武器，下面要干的就是做好接收工作，军队、府库、官衙、房产、档案，这些都是重要部门或物资，所谓百废待兴，一切从头开始。 但是，刘备发现正需要大家各司其职做好这些工作的时候，大部分人却找不到了，上街一看，气坏了，原来不少人一进城就急着跑到府库去抢那里的财物，结果乱了套。 刘备很生气，但左右提醒他，这怪不得大家，因为这是他自己曾下过的一道命令。刘备怎会下这种奇怪的命令呢?据《零陵先贤传》记载，在围攻成都时，刘备与众人约定，如果成都攻破，府库里面的东西都归大家，他自己不要(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 刘备鼓励大家好好攻城，只要成都攻克，所有东西该拿就拿，能拿多少就拿多少，有了这样的命令，谁还关心正事? 有时候真怀疑这条记载有误，以刘邦那样的匪气和流氓习性，攻破咸阳之际尚知道约法三章，以不失民心，刘备向来以仁义自许，怎么可能下达这么缺心眼儿的命令? 但仔细一想也并非不可能。我们都知道，刘备的性格特点是有韧劲，能忍耐，喜怒不形于色，十分成熟和沉稳。但这样性格的人往往也容易有轻浮和任性的一面，因为性格中的忍耐意味着克制和压抑，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比如喝多了，或者特别高兴、特别愤怒的时候，往往有意想不到的言行发生。 看刘备的一生，这种状况出现得还真不少。成都近在眼前，梦想即将实现，为了确保走好这最后的一步，某次喝完酒后刘备一兴奋，顺口下达了那样的命令，不是不可能。 刘备虽然出身小商贩之家，但他公认的长处是豪爽。豪爽之人，视钱财如粪土，有福共享，有难同当，是他们吸引众人拼死追随的地方。 对于这样的命令，诸葛亮也不好阻拦，因为反对它不仅有损刘备的威望，也是和大多数人过不去，未来事业的路还很长，益州的情况也很复杂，还需要大家团结一心，所以恐怕想了想也就算了。 只是，这造成了刚入成都时的短暂混乱。 据《零陵先贤传》记载，将士们都放下武器，奔向各个官府仓库，自行拿取那里的财物(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 好在抢占的是官府财物，而不是老百姓，这总算让刘备手下的这支队伍与真正的土匪保持了距离。 稍稍安定下来后，刘备在成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据《华阳国志》记载，当时蜀中十分富有，刘备命令置酒大会，犒劳三军将士。刘备下令，拿城中百姓的金银颁赐给将士，把谷物布帛还给百姓(先主克蜀，蜀中丰富盛乐，置酒大会，飨食三军，取蜀城中民金银颁赐将士，还其谷帛)。 这条记载很奇怪，从老百姓那里把金银弄来赏赐给将士，难道连老百姓也抢了吗?又把谷物布帛还给百姓，这把人弄糊涂了，到底是抢还是给呢? 对照一下《三国志》，这个问题就明白了，《三国志》记载，刘备置酒大飨将士，取蜀城中的金银分赐给将士，把谷物布帛还给老百姓(蜀中殷盛丰乐，先主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 在原文中，《华阳国志》是“取蜀城中民金银”，《三国志》是“取蜀城中金银”，《三国志》少了一个关键的“民”字，这一少就好理解了，刘备颁赐给将士的是官府里的金银，而非老百姓的。 与之前《零陵先贤传》的记载相对照，可见刘备入城后，不仅将士们自行拿取了原刘璋官府中的财物，刘备也拿了一部分，并把它们分赏给了有功将士。 为什么又还其谷帛呢?之前提到，成都城破之时，粮草尚够吃一年，大概刘璋为保城，实行了“战时经济政策”，把城里老百姓家的谷物、布帛这些重要物资都集中起来，由官府统一调配，刘备进城后，把这些东西分别还给了百姓。 用城里官家的金银赏赐将士，把本属于老百姓的谷物布帛还给大家，这符合当时的情况，也符合刘备既豪爽仁义又不侵害百姓的一贯性格，在对史料的分析上，关键要看有没有那个“民”字。 但是并非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这样理解，元人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时说道：“凡是城里所有公家、私人的金银，都全部拿来分别赏赐给将士，至于谷物布帛，则各自归还其原来的主人(凡城中公私所有金银，悉取以分赐将士，至于谷帛，则各还其主也)。”按照胡三省的理解，刘备不是一般的差劲了，简直就有点混账了。 公家的金银好办，都在金库银库里，有封条有登记，用多少拿多少。老百姓家里的金银呢?挨家挨户去征、去抢吗? 有人认为，这与谷物布帛一样，不是刘备下令征抢的，是刘璋原来命人从百姓那里集中起来的。这种说法的可能性较小，一来缺乏史料支持，二来刘璋没必要那么做，围城守城，粮食、布帛是命根子，金银再多也没用，要集合城中官民的士气，到人家家里拿金子银子，既没有那样的道理，更没有这样的必要。 刘备这次大赏群下，出手极为阔绰。 据《三国志》记载，刘备的赏赐按功劳大小分成不同等级，享受到最高一档的有4个人，分别是诸葛亮、法正、张飞和关羽，赏赐的标准是黄金500斤，白银1000斤，钱5000万，锦缎1000匹。 这是一大笔财富，用巨款来形容都嫌不够。两汉法定货币是所谓的“钱”，也就是那种铜铸的“孔方兄”，所谓多少钱就是多少枚铜钱，曹操的父亲曹嵩曾花1亿钱买了个太尉当，就是用了1亿枚铜钱。 在汉代，黄金是比较珍贵的，也可作为货币流通，秦汉初年1斤黄金值1.5万钱左右，王莽时期1斤黄金约值1万钱，以后金价虽有起伏，但大体保持在1万钱至1.5万钱之间的水平。500斤黄金相当于500至700万钱。 至于银的价格，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是黄金的五十分之一的水平，但中国古代普遍缺银，汉代金银比价约为5倍，即5斤银相当于1斤黄金，1000斤白银，相当于200斤黄金，折合200至300万钱。 刘备赏赐给诸葛亮等4个人的东西，不算锦缎大约折合6000万钱左右。6000万钱，从购买力的角度，合现在大约多少钱呢?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桓帝时1石米的价格是50钱。《汉书》中明确，汉代1石为4钧，30斤为1钧，1石即120斤。根据对汉代出土的各种“权”也就是秤砣进行的考证，汉代的1斤相当于如今的半斤，1石即相当于现在的60斤。 现在1斤米约2.5元人民币，按照平价理论推算，汉末的50钱相当于如今15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汉末每钱与现在人民币之间的“汇率”约为1比3。6000万钱，相当于如今1.8亿元人民币。 诸葛亮等人转眼成为“亿万富翁”，其他众人受到的赏赐虽然没这么多，想来也不会很低。 从刘备制定的赏赐标准看，他没有按照职务高低、资历大小或跟随自己的时间长短来排定，在享受最高标准的4个人里，法正虽不是旧部，但他是谋取益州的功臣，不用多说;诸葛亮的职务虽然不是最高，但他和张飞、赵云一道出了大力，也不用说;关羽没来益州，但他镇守荆州有功，也应该。 如果张松还活着，受到最高标准赏赐的将不是4个人，而是5个。 下面赵云、黄忠、魏延、孟达以及所有为平定益州出过力的人，也都会按照一定标准领到赏赐。 富贵来得有点突然，跟随刘备一路披荆斩棘的将士们个个兴高采烈，可有人还嫌不过瘾，提出了宏伟的想法。 据裴松之《云别传》记载，有人跑到刘备那里提出建议，说成都城里还有不少官家的房产地产，城外还有许多公家的园地桑田等，不如把这些也分赐给诸将(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 分了钱不说，还要分房地产，看来富贵如毒药，可以让一个人的胃口变得越来越大。一般来说这种建议都会受到大伙儿的欢迎，刘备也没有马上拒绝。 赵云听到了表示反对：“霍去病当初说匈奴未灭、无用家为，现在的国贼何止是匈奴，还没有到求安稳享乐的时候。只有到天下平定的那一天，大家各返故乡，再谈享受才合适(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士民初罹兵革，遭受战乱之痛，田宅都应归还其主人，令其安居复业，然后制定差役、赋税政策，这样才能让大家安心。” 革命尚未成功，先别谈论享受。哪天事业告成，一个个荣归故里，到那时再过荣华富贵的生活不迟，现在还远不是时候。刘备有时会冲动，但他绝对不傻，他当然采纳了赵云的建议，只是赵云做了回恶人。 刘备是政治家，不是经济学家，他不懂得保持收入平衡才能稳定经济的道理，花钱过于大手大脚，结果马上就遇到了麻烦。 《零陵先贤传》记载，刘备进入成都不久，就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刘备搞政治行，打仗也还行，但抓经济是外行，他问诸葛亮该怎么办，诸葛亮趁机向他推荐了刘巴。 诸葛亮对刘巴一向器重，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在诸葛亮刻意保护下，并经刘备专门下达不许侵害的命令，刘巴总算躲过了一劫。但是，到了刘备手下刘巴并不开心，大家知道这个人脾气有点怪，而刘备又不待见这个人，加之其一向清高孤傲，尤其看不起带兵打仗的人，所以平时大家对他也不太礼貌。 《零陵先贤传》记载，有一次刘巴跟张飞在一起，整个过程中刘巴一直保持沉默，不搭理张飞，张飞特别生气。这件事让诸葛亮知道后，诸葛亮专门找刘巴谈心。 诸葛亮对刘巴说：“张飞虽是武人，但他一向敬慕先生。主公现在聚合文武精英，共谋大业，先生虽然天性清高，但也应稍稍注意一下自己的态度(足下虽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 刘巴虽然知道诸葛亮的好意，但他一贯耿介，不肯屈服：“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怎能与一介武夫交谈呢(如何与兵子共语乎)?” 刘备看在诸葛亮的面子上一直对刘巴隐忍，但刘巴的这个态度让刘备越来越不舒服。刘备生气地对诸葛亮说：“我欲平定天下，但这小子是专门来捣乱的。他心里的真实想法还是想去北方投奔曹操，不过是借道这里罢了，哪里是帮我成就事业啊!” 不搭理人，是态度问题，在刘备眼里，这又升级成了政治立场问题，要被刘备这么定了性，刘巴就危险了。 诸葛亮赶紧替刘巴解释：“要论运筹于帷幄之中，我远远比不上刘巴!如果论提棰擂鼓、集会军门、召集百姓这些事，那就另当别论了。” 干事情需要人才，干大事需要顶尖人才，在诸葛亮眼里，无论战略还是智慧，刘巴都是最顶尖的人才，是现在正需要的人。只要他有本事，就别介意那些琐事，对刘巴这样的人，该尊重的还是要尊重，该忍耐的还是要忍耐。 刘备见诸葛亮如此坚持，也不好再说什么。 刘备曾经对人说：“刘巴这个人，确实才智绝伦，不过也只有遇到我才能用他，如果不是我，他难以获得任用(子初才智绝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难独任也)。” 忍这种臭脾气，也就是我了，刘备此话像是自我表扬，也像是自我解嘲。 在诸葛亮的一再推荐下，刘备请刘巴过来商量如何破解当前遇到的经济难题。这是刘巴的长项，加上他来益州多时，对于本地情况比较了解，刘备提出的难题在他看来并不是什么大事，刘巴说：“容易!” 刘备问具体该怎么做，刘巴建议平诸物贾。 简单地说，物贾即物价，平诸物贾就是平抑物价。当时益州经济受到的是暂时性破坏，物价飞涨，百姓怨气很大，要收回人心，就先要平抑物价。 刘备当然认为正确，但这是目标，不是措施，刘备要的是如何做。 刘巴提出的具体措施也很简单，铸造新的货币，一枚新货币等值百钱，然后以行政手段强制推行。 通货膨胀意味着货币贬值，一种解决办法是增加供应量以平抑物价，使商品价格回归理性。另一个办法是默认贬值，不增加供应量，而增加货币投放量，建立新的物价秩序。 前一种办法解决问题比较彻底，但需要时间;后一种办法解决问题比较快速，但治不了根本。在当前局面下，突出的问题是钱不够用，那就干脆发行新钱，解决军用不足难题当立竿见影，刘巴的经济学是后一种模式。 刘备采纳了刘巴的建议，下令由官府专断发行大面值货币，增加货币供应量。 据南宋洪遵所著《泉志》考证，刘备下令铸造的这种新钱又称蜀钱，形制有三种：一是四铢重量、面值100钱;二是八铢重量、面值150钱;三是五铢重量、面值100钱。 据《南史》记载，为推行货币新政，刘备下令收集旧钱和铜铸造新钱，他自己身体力行，把帐子上的铜钩都捐了出去。 货币贬值的直接后果是现有财富的缩水，受冲击最大的是现有财富的拥有者，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财富掠夺，但由于有强力的军政手段作后盾，这一措施收效最快也最明显。 据《零陵先贤传》记载，新措施推行后，也就短短几个月时间，财政困难的局面便被化解。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刘备(161年-223年6月10日)，即汉昭烈帝，字玄德，涿郡涿县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蜀汉开国皇帝、政治家。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东汉末年，群雄逐鹿，诸侯争霸，汉失其鹿，天下共逐。经历过血与火的厮杀，最终脱颖而出三个强大的诸侯：曹操，刘备，孙权。可是，以汉室正统自居的刘备，为什么没能一统天下反而逐渐衰亡最终被曹魏所灭了?不是因为刘备实力最弱，也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而是因为刘备一方的战略太死板，不懂得变通。 刘备不能一统天下的根本原因 想当初，刘备从一个卖草鞋的起家，带着关张两位猛将，从讨伐黄巾起家，飘飘荡荡了二十多年仍然一无所有，没有丝毫立足之地，后来因为名声打了出去，得到了著名谋士徐庶的效忠，情况才有所改善，可是好景不长，徐庶被曹操以老母要挟不得不离去，为弥补歉意，向刘备举荐了卧龙诸葛亮。 刘备怀着忐忑的心情去请诸葛亮，在初见时，毛头小子诸葛孔明就为刘备透彻的分析了天下局势，并且提出了千古名篇隆中对的政治规划，让刘备茅塞顿开，经过刘备的诚恳邀请，诸葛孔明出山供刘备驱驰，从此，刘备一朝崛起。 (1)策略是否具有可实施性? 但不得不说的是，隆中对真的就那么好吗?或者说隆中对的政治价值和可行性对于刘备而言真的有那么高吗?隆中对就才花而言无疑是千古名篇，历史早就证明了，可是其中规定的政治规划对刘备真的合适吗?就像伟人曾经说的：隆中对从一开始就错了，那么，事实到底如何呢?我们不防先来看看隆中对是怎么规划的： “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 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 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59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 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 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从内容中可以看出，当初隆重对提出占有荆益二州待天下有变两地同时出兵曹魏，却没有实际考虑到以他们自己当时的实力能否守得住荆州这样的易攻难守的战略要地，也没有考虑到你自己长期占领荆州东吴愿不愿意，要知道，荆州对东吴的作用相当于汉中对益州的作用，东吴能答应? 可以说东和孙权和占有荆州就是相互矛盾的，没道理你时刻威胁着人家安全，人家还得乖乖地和你合作联盟吧? (2)隆中对前后实施起来具有矛盾性 而这种矛盾注定了蜀汉和东吴只能相互消耗，根本没有发展的空间，时间一久只能自取灭亡，所以说隆中对的政治规划从一开始就是错的，或者硕不适合刘备，因为隆中对要实现必须要有强大的军力支撑为前提，而刘备恰恰没有，这就显得隆中对的规划对于刘备一方而言根本就是脱离了现实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也就无法实施，说白了隆中对只是一篇才华横溢的政治类文章，没有多大的实用价值。 如果说把刘备的军力换成曹操，才有可实施性，说到这里不得不让人怀疑一点，根据隆中对的规划，一切政策的实施都是以强大的实力为依靠前提，感觉隆中对更像是为曹操谋划的，好像刘备来请诸葛亮只是碰巧装上了，然后，孔明直接改了关键的几个地名，新鲜的給刘备的隆中对就出炉了。不能怪我这么怀疑，实在是只有这样才说得通啊。 刘备怎么做才能一统天下? 话说回来，要是刘备在占有荆州和蜀中的最早期，把荆州人口迁入蜀中大力发展千里沃土搞经济壮大国力，再以荆州为条件换取东吴出兵牵制曹魏兵力，蜀汉再从汉中向西北夺雍凉之地，以马超为先锋，诸葛亮为帅，五虎将齐出，刘备魏延留守， 以马超家族在雍凉多年的影响力再加上己方的战力夺取雍凉应该不难，到时拥有大量优质战马培养大量骑兵，居高临下呈鲸吞之势虎视关中应该很容易吧?也能避免一系列连锁事件的发生消耗了蜀汉国力，孔明也不至于被累死在五丈原吧?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新建皇朝对前朝的态度在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带你详细了解历史真相，一起看看吧! 淝水之战前的历朝皇帝对前朝皇室大都予以善待，赐予爵位，使其善终，而淝水之战后的历朝皇帝对前朝皇室大都十分残忍，斩草除根。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 淝水之战前的历朝皇帝对前朝皇室的态度较为仁慈 一，新朝 莽乃策命孺子曰：“咨尔婴，昔皇天右乃太祖，历世十二，享国二百一十载，历数在于予躬。《诗》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封尔为定安公，永为新室宾。於戏!敬天之休，往践乃位，毋废予命。”又曰：“其以平原、安德、漯阴、鬲、重丘，凡户万，地方百里，为定安公国。立汉祖宗之庙于其国，与周后并，行其正朔、服色。世世以事其祖宗，永以命德茂功，享历代之祀焉。”……又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百王不易这道也。汉氏诸侯或称王，至于四夷亦如之，违于古典，缪于一统。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汉书) 公元9年，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对西汉最后一位皇帝孺子婴予以善待。王莽封孺子婴为安定公，待之以宾主之礼，允许他祭祀汉朝先祖。也就是说王莽对孺子婴是平等的主人与客人的关系，并不是君臣关系，孺子婴不是王莽的臣子。 王莽对西汉宗室基本上也是善待，只是把西汉宗室诸王贬为公。 二，曹魏 黄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以河内之山阳邑万户奉汉帝为山阳公，行汉正朔，以天子之礼郊祭，上书不称臣，京都有事于太庙，致胙……封公之四子为列侯。(三国志) 公元220年，曹丕篡汉，建立魏朝，对东汉最后一位皇帝汉献帝予以善待。曹丕封汉献帝为山阳公，对他待以宾主之礼，允许汉献帝祭祀汉朝先祖。也就是说曹丕对汉献帝是平等的主人与客人的关系，并不是君臣关系，汉献帝不是曹丕的臣子。 曹丕对东汉宗室基本上也是善待，只是把东汉宗室诸王贬为侯。 三，西晋 封魏帝为陈留王，邑万户，居于鄴宫;魏氏诸王皆为县侯。……己巳，诏陈留王载天子旌旗，备五时副车，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晋书) 公元266年司马炎篡魏，建立晋朝，对曹魏最后一位皇帝曹奂予以善待。司马炎封曹奂为陈留王，对他待以宾主之礼，允许曹奂祭祀魏朝先祖。也就是说司马炎对曹奂是平等的主人与客人的关系，并不是君臣关系，曹奂不是司马炎的臣子。 司马炎对曹魏宗室基本上也是善待，只是把曹魏宗室诸王贬为公。 四，前秦 坚徙及其王公已下并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封新兴侯(晋书) 公元370年苻坚消灭前燕，对前燕最后一个皇帝慕容予以善待。苻坚封慕容为新兴侯，对前燕宗室苻坚也予以善待，只是将他们迁往长安。 淝水之战后的历朝皇帝对前朝皇室的态度较为残忍 一，南朝 封晋帝为零陵王，全食一郡。载天子旌旗，乘五时副车，行晋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用晋典。上书不为表，答表勿称诏。……九月己丑，零陵王薨。(宋书) 公元420年刘裕篡晋，建立宋朝。他表面上对东晋最后一个皇帝司马德文很好。实际上次年就派人杀死司马德文。 封宋帝为汝阴王，筑宫丹阳县故治，行宋正朔，车旗服色，一如故事，上书不为表，答表不称诏。降宋晋熙王燮为阴安公，江夏王跻为沙阳公，随王棨为舞阴公，新兴王嵩为定襄公，建安王禧为荔浦公，郡公主为县君，县公主为乡君。(南齐书) 公元479年萧道成篡宋，建立齐朝。他表面上对刘宋最后一个皇帝刘準很好。实际上篡位不到一月就派人杀死刘準。 封齐帝为巴陵王，全食一郡。载天子旌旗，乘五时副车。行齐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用齐典。……诏曰：“兴运升降，前代旧章。齐世王侯封爵，悉皆降省。其有效著艰难者，别有后命。(梁书) 公元502年萧衍篡齐，建立梁朝。他表面上对萧齐最后一个皇帝萧宝融很好。实际上篡位次日就派人杀死萧宝融。 其以江阴郡奉梁主为江阴王，行梁正朔，车旗服色，一依前准，宫馆资待，务尽优隆(陈书) 公元557年陈霸先篡梁，建立陈朝。他表面上对萧梁最后一个皇帝萧方智很好。实际上篡位次年就派人杀死萧方智。 一，北朝 己未，诏封魏帝为中山王，食邑万户;上书不称臣，答不称诏，载天子旌旗， 行魏正朔，乘五时副车;封王诸子为县公，邑一千户……五月癸未，诛始平公元世、东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家，特进元韶等十九家并令禁止。(北齐书) 公元550年高洋篡东魏，建立齐朝。他表面上对东魏最后一个皇帝元善见很好。实际上篡位两年后就派人杀死元善见。他对东魏宗室也十分残忍，将他们全部杀死。 封魏帝为宋公(周书) 公元557年宇文觉篡西魏，建立周朝。北周表面上对西魏最后一个皇帝元廓很好，实际上不久就派人杀死元廓。北周对西魏宗室较好，只是降低爵位并没有赶尽杀绝。 二，隋朝 以周帝为介国公，邑五千户，为隋室宾。旌旗车服礼乐，一如其旧。上书不为表，答表不称诏。周氏诸王，尽降为公。(隋书) 公元581年，杨坚篡宇文周，建立隋朝。他表面上对北周最后一个皇帝宇文阐很好。实际上不久就派人杀死宇文阐。他对北周宗室也十分残忍，将他们全部杀死。 三，唐朝 公元618年李渊篡隋，建立唐朝。他表面上对隋恭帝杨侑很好，实际上篡位次年就杀死杨侑。 四，宋金 迁恭帝及符后于西宫，易其帝号曰郑王，而尊符后为周太后。(宋史) 公元960年，赵匡胤篡后周建立宋朝。他对后周最后一个皇帝柴宗训很好。 丙午，辽主延禧入见，降封海滨王。(金史) 公元1125年，金灭辽，金对辽朝最后一个皇帝耶律延禧较好，对辽朝宗室一般，并未赶尽杀绝。 二月丙寅，诏降宋二帝为庶人(金史) 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金对北宋最后一个皇帝赵桓较差，虽没有对北宋宗室赶尽杀绝，但对他们很差。 六，元明清 六年甲午春正月，金主传位于宗室子承麟，遂自经而焚。城拔，获承麟，杀之。(元史) 元朝 1234年元灭金，元朝对金朝宗室赶尽杀绝。 五月乙未朔，伯颜以宋主鳷至上都，制授鳷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大司徒，封瀛国公(元史) 1276年元灭宋，元朝对南宋最后一个皇帝赵较好，对南宋宗室较好。 丙寅，克通州，元帝趋上都(明史) 1368年明灭元，明太祖为避免背上弑君的恶名，放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妥懽贴睦尔逃离大都。明朝对元朝宗室抗拒者杀死，投降者善待。 壬戌，故明鲁王、荆王、衡王世子等十一人谋乱，伏诛(清史稿) 清朝 1645年清灭南明弘光政权，对明朝宗室赶尽杀绝。 态度转变原因 既而慕容垂攻苻丕于鄴，慕容冲起兵关中，谋杀坚以应之，事发，为坚所诛(晋书) 一，前秦覆灭的惨痛教训 前秦在淝水之战失败后，前燕宗室纷纷起兵反抗前秦，导致前秦迅速土崩瓦解，走向灭亡。 二，前朝皇帝及宗室的态度 淝水之战前的前朝皇帝及宗室对历朝的皇帝并没有威胁，且大都采取合作态度没有反抗，所以对他们予以善待。淝水之战后的历朝皇帝害怕前朝皇帝及宗室反抗，为了不留后患，所以对前朝皇帝及宗室十分残忍，赶尽杀绝。 三，害怕背上弑君恶名 淝水之战前的历朝皇帝为了表示自己的仁慈，同时害怕担上弑君恶名，所以对前朝皇帝及宗室较为友好。淝水之战后的历朝皇帝为了避免担上弑君恶名，就采取掩耳盗铃的方式，说前朝皇帝是得病而亡，前朝宗室是因为谋反才杀死他们。 四，统一天下的需要 处于天下分裂时期的就善待前朝宗室。曹魏善待东汉，是为了招降蜀汉与孙吴。西晋善待曹魏则是为了招降东吴。前秦善待前燕是为了招降东晋。北宋善待后周是为了招降十国。 五，前朝与本朝皇帝的关系 王莽善待西汉，因为其在西汉受到很高的礼遇。赵匡胤善待后周，是因为其深受后周厚待。元朝杀尽金朝宗室，是金朝害死了元朝的先祖。清朝杀尽明朝宗室是因为明朝害死了清朝的先祖。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都是兵出汉中，诸葛亮失败了，韩信为何能成功?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内容，不知能否帮助大家拓展一些知识? 历史上，西汉开国时的韩信和三国时期的诸葛亮，都曾从汉中出兵关中，诸葛亮显然是想走和刘邦统一天下时同样的道路，可为何韩信成功了，诸葛亮却失败了?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解释，抛开网友们常探讨的韩信和诸葛亮的个人军事能力对比、战术对比、曹魏及蜀汉的实力对比等不谈，从韩信、诸葛亮分别对刘邦、刘备做的规划中就能找到答案。 在韩信被刘邦拜将后，两人有那么一番谈话，一般称之为《汉中对》，在这次谈话中，韩信比较详细地阐述了汉军进攻关中之地，能很快且轻松拿下的根本原因，《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记载的原文如下： 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阬秦降卒二十馀万，唯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 韩信在这段话中，提出了三个观点，其一，项羽留在关中看住刘邦的章邯、董翳、司马欣三王基本已经废掉了。他们本为秦将，却没能在项羽的残暴压力下保住家乡和子弟兵，眼睁睁看着数十万子弟兵被坑杀，关中的军心、民心不能为他们所用。 其二，刘邦在关中的名声很好，因为在他最早攻进关中时，沿途秋毫无犯，还对关中百姓约法三章，保住了社会秩序的安定。反观项羽，一进入秦都咸阳，就开始搞破坏，抢劫一把后就走了，留下一堆烂摊子，关中老百姓对其恨之入骨。《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 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 其三，当初，诸侯分兵攻打关中时，名义上的天子楚怀王熊心和诸侯们有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刘邦先进入关中，在天下人心中，关中本就应该是刘邦的。是项羽不守约，强行把刘邦赶到蜀中，如果刘邦夺取关中，除项羽外，其余诸侯是不会说什么的。 在韩信看来，汉军出汉中兵进关中，有军心、民心，包括天下诸侯们的同情心在手，算是大势在我，再加上韩信天才般的领军才能和自信，夺取关中是轻而易举的事，实际上也是如此，当汉军发起进攻后，只用了三、四个月，就完全搞定了关中。 再来看诸葛亮的规划，四百年后的诸葛亮在刚遇见刘备并接受考察时，也做过一番《隆中对》，其中，虽然没有详细的对关中之地的谋划，却有对整个天下的谋划，但对于包括关中在内的北方地区为啥要欢迎刘备，只有大而化之的政治宣言，原文如下： 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在这段话里，包括关中等北方地区的老百姓为啥要欢迎刘备?诸葛亮说的是：“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所以：“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这其实就是忽悠，和韩信描述的汉军出关的政治优势，以及面对的毫无斗志的三秦军队相比，没有一点实际意义。 曹魏不比项羽虚弱，那位楚霸王都没有搞什么军令、政令上的统一，治下其实是一盘散沙，曹魏是一个有统一政权的国家，到诸葛亮正式北伐时，经过曹操几十年的经营，北方地区的百姓和豪族，大多认可了曹魏的统治，关中的魏军不会如章邯、董翳、司马欣那样一触即溃，会拼死抵抗蜀汉军队，熬到援军到来。 至于刘备“帝室之胄”的身份，对于老百姓来说啥也不是。刘邦当初离开关中时，是留下了相当好的名声和实际行为才走的，关中的老百姓知道，如果刘邦打回来，他们能过上好日子，可蜀汉军队在关中一点根基都没有，老百姓对他们也不了解，视蜀汉为侵略者，豪族的支持也没有，诸葛亮即使能攻占关中，也不太可能在几个月内稳定住局面。 如果《隆中对》中的完整战略能达到，蜀汉能从荆州也出一支兵马，或许北伐还有可能成功，因为荆州面对的南阳、汝南等地区，是刘备、关羽、张飞长期驻扎并经营过的地区，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当初关羽水淹七军一战时，就联络过不少南阳、汝南等地支持刘备的豪族、山贼，攻占这些地方，蜀汉还有可能很快站稳脚跟，能作为继续北伐的后勤基地。 但诸葛亮北伐时，荆州已经没了，只能强行从西凉、关中打开缺口，马超已死，其余的蜀汉元老们，包括诸葛亮在内，此前来都没来过这些地方，民心是没有的，军心曹魏不缺，整体实力又在蜀汉之上，即使不是司马懿这种战略高手来防御，换个差一点的，比如张郃，他不被司马懿阴死的话，诸葛亮也未必就能战而胜之。 所以，综合以上分析，韩信出川时，方方面面的形势都对刘邦麾下的汉军有利，《隆中对》中所描述的：“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正好应在当时的汉军和刘邦身上，韩信可以大大咧咧的表示：“三秦可传檄而定也”。而诸葛亮出川时，就没有任何优势，他是在不熟悉的地区，没有民心支持的情况下，打的是一场侵略战争，本来实力就不如人，当然会失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沙丘之变的真相是什么?让趣历史小编带大家拨开历史的迷雾，回到那刀光剑影的年代。 公元前210年，千古一帝秦始皇，在第五次东游的过程当中，忽然病逝。 随着秦始皇病逝，历史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秦始皇去世之后，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要马上选出下一位皇帝。而秦始皇临终之前，则是命令身旁的近侍赵高，写了一封诏书给自己的长子扶苏，让扶苏返回咸阳继承皇位。 但就在这个时候，负责草拟诏书的赵高，却忽然产生了一个惊人的念头：既然秦始皇去世的事情，目前只有自己知道，而且诏书也是自己草拟的。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自己完全有能力篡改诏书，改立其他人做皇帝呢? 这个念头，一经出现，便迅速蔓延开来。赵高很清楚，自己这样做的风险很大，一旦事情暴露，肯定是株连全家的大罪。但同时，如果他成功了，那他对下一位皇帝而言，就有了拥立之功。等到新皇登基之后，不管是权力还是财富，肯定都是唾手可得的。 面对巨大的诱惑，最终，赵高还是决定，铤而走险，篡改秦始皇的遗诏。不过，要想篡改遗诏，他还需要另外两个人的配合。这两个人，就是秦始皇的幼子胡亥，和丞相李斯。 胡亥作为秦始皇的幼子，无疑是这场政变中最为核心的关键人物。因为当时秦始皇的所有儿子里面，只有胡亥跟随着秦始皇，参与了这场东巡。也就是说，当时赵高唯一能够拥立的，就只有胡亥这一个选择。而如果胡亥不答应的话，赵高的计划就不可能成功。 至于丞相李斯，同样也是关键的一环。因为李斯和赵高一样，都有着直接面见秦始皇的权力。而且李斯作为丞相，还有控制百官的能力。可以说，在整个东巡队伍当中，除了秦始皇之外，就数李斯的话最管用。如果李斯不配合，赵高根本不可能彻底遮掩住秦始皇去世的消息。 对于赵高当时到底是怎么说服胡亥和李斯的，我们不得而知。有可能三人是早有预谋，也有可能是赵高说服了两人，更有可能是胡亥先提出了这个想法。不管当时三人到底是怎么谋划的，总之，三人最后达成了共识：篡改秦始皇的诏书，赐死秦始皇的长子扶苏，拥立胡亥做皇帝。 就这样，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桩阴谋大案，就此发生。 接下来，三人先是对秦始皇的死讯秘不发丧，同时沿途购买了大量的鲍鱼，遮掩秦始皇尸体腐烂的味道。同时，赵高篡改了秦始皇的遗诏，将原本立扶苏的命令，改为拥立胡亥。另外，赵高还以秦始皇的名义，发下了一份诏书，发往北方的长城兵团，责令负责在北方监军的公子扶苏，就地自尽。 最终，在三人缜密的计划之下，扶苏自尽，胡亥登上了皇位。而胡亥登基之后，仅仅只过了两年，秦朝便爆发了那场著名的大泽乡起义。此后，没过多久，秦朝就亡了。而所有的这一切，恐怕都要源自于秦始皇死后的那场政变。 这场政变，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沙丘之变’。 那么，为什么胡亥登基之后，仅仅只过了三年，秦朝就灭亡了?为什么秦始皇死后，各地开始迅速爆发农民起义?为什么胡亥和赵高仅凭一纸诏书，就能赐死原本继承皇位的扶苏?如果扶苏即位的话，秦朝是否能够避免二世而亡的结局呢? 想要说清楚这些问题，我们还得从秦始皇在世的时候开始说起。 秦始皇在世的时候，因为其本人经历比较特殊，所以一直没有立皇后，也没有立储君。后世很多史学家分析，这应该是因为秦始皇的生母赵姬，早年曾经做了很多事情，甚至还曾经和宦官嫪毐联手，阴谋干掉秦始皇。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秦始皇掌权之后，一直对女子极为不信任。所以，秦始皇不光没有立皇后，终其一生也没有立一个正妻。甚至就连秦始皇后宫女子的姓名，后世都不得而知。 因为没有立皇后，所以秦始皇生前也就没有立太子，没有准确的继承人。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秦朝的满朝文武，都将秦始皇的长子扶苏，视作秦始皇的继承人。甚至就连秦始皇本人，也对扶苏青睐有加，把扶苏当做继承人来培养。 而扶苏作为长子，也没有让秦始皇失望。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扶苏就展现出足够的仁君风度，绝对算是一位合格的储君。更为难得的是，扶苏生性宽厚。所以扶苏即位之后，秦朝便多半可以休养生息，一改秦始皇在位时期，激进的作风，给天下一个盛世。 从史书上的很多蛛丝马迹来看，当时的秦始皇，其实也是这样想的。秦始皇也觉得，他在位期间，对秦朝百姓的压迫过于严重。而他去世之后，换上扶苏这样一个皇帝，秦朝能够有一段休养生息的时间。 但是，所有的这一切，在公元前212年的时候，出现了意外。这一年，秦始皇在咸阳坑杀了四百多名术士和儒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 顺便说一句，所谓的焚书坑儒，其实是两件事。焚书是指秦始皇之前决定，焚烧天下所有不利于国家统一的书籍。而坑儒则是因为，在焚书事件结束一年之后，很多方士借着帮秦始皇炼制丹药的机会，欺骗了秦始皇，而后很多儒生又借此嘲讽秦始皇。所以秦始皇一怒之下，才会将这些人全部坑杀。 对于这件事，秦始皇和扶苏之间，却持着完全相反的态度。扶苏生性宽厚，所以不忍心杀掉如此多的儒生，所以便和秦始皇意见不和。此后，秦始皇认为，扶苏太过仁厚，缺少了一位皇帝应有的铁血杀伐。 所以，在这之后，秦始皇就把扶苏派去了北方做监军，打算让扶苏看看北方的长城兵团和匈奴是如何战斗，以此来锻炼扶苏的铁血意志。 秦始皇的这番布置，其实非常有深意。除了要锻炼扶苏的意志之外，秦始皇当时也有让扶苏插手军队的意思。毕竟，扶苏从小长在深宫，基本没有在军队任职的经验。这就直接导致，扶苏在军中基本没什么班底。 而当时扶苏负责监军的长城兵团，则是整个秦朝最为精锐的军队。负责领兵的蒙恬，更是对秦始皇极为忠诚。所以，秦始皇相信，扶苏到了北方之后，可以逐渐在军中扎下根来，拥有自己的军中班底。而且在蒙恬的保护下，扶苏也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秦始皇的这番计划，其实已经非常完美了。可是他怎么都没想到，仅仅两年之后，他就会因病去世，而且死在了东游归来的路上。正是这个小小的误判，让秦始皇所有的计划，都彻底付诸东流。 扶苏前往北方之后，接下来的两年当中，秦始皇下令，第五次出游。这次出游，也是秦始皇即位之后最远的一次出游，足迹遍及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山东、河北等地，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原。也正是在这次出游途中，大概是因为旅途太过辛苦，再加上巡游队伍中的医疗条件有限。所以最终，秦始皇走到山东省平原县的时候，突然就病倒了。 此后，东游的队伍开始迅速返回咸阳。然而就在东游队伍，刚刚走到一半的时候，秦始皇就彻底不行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历史上发生了那场著名的‘沙丘政变’。 随着胡亥和赵高等人，联手篡改诏书，历史彻底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后世史学家普遍认为，如果没有这次政变，秦始皇去世之后，由扶苏顺利即位的话，接下来秦朝会进入一段休养生息的时间。如此一来，秦始皇对国家造成的压迫，就会慢慢解决。百姓的负担会逐渐变弱，秦朝的内部矛盾，也会逐渐减弱…… 但所有的这一切，随着沙丘政变的发生，就彻底不可能再发生了。 因为新即位的胡亥，根本没接受过完整的接班人培养。所以在胡亥眼里，皇帝只是一个随意享乐的工作，根本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这就是为什么胡亥登基之后，会把所有政务都交给赵高，自己只是一味享乐的原因。 至于赵高，本就是一个政治投机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而不是为了什么政治抱负。所以，赵高掌权之后，唯一想做的，就是如何掌握更多的权力，根本不管国家会怎么样。 所有的这一切，都导致沙丘政变发生之后，秦国逐渐走向了失控。 在沙丘政变发生的同时，赵高篡改的那份诏书，也已经发往了北方。而当扶苏收到这份诏书之后，出于对秦始皇的信任，并没有想到是有人可能伪造诏书。再加上扶苏一直比较孝顺，负责送诏书的人，又是赵高的心腹。所以最终，扶苏只能选择自杀。 在扶苏自尽的同时，胡亥一行人已经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咸阳。然后靠着篡改的遗诏，帮助胡亥正式登基。当时的咸阳高层，虽然也有人质疑，但胡亥这边有遗诏在手，又有李斯这位丞相辅助。其他人就算想质疑，也没有质疑的能力。 所以最终，胡亥顺利登基，历史进入了秦二世的时代。 胡亥登基之后，对于秦朝当时存在的问题，全都视而不见，反倒是开始积极准备夺权。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胡亥把自己所有的兄弟姐妹，全部杀绝了。之前支持扶苏的蒙恬等人，也被胡亥逼死。 等到这些事情都做完了之后，胡亥便觉得自己可以高枕无忧了。所以在这之后，胡亥便开始沉迷享乐，所以政务都交给了赵高和李斯来处理。在这之后，李斯和赵高又开始相互斗争，争夺权力。如此一来，秦朝高层很快就陷入了一片混乱，统治机器很快就出故障了。 如果放在和平时代，统治机器出了故障，或许还有维修的时间。但胡亥摆烂的这个时间点，恰好是一个最关键的时间。要知道，秦始皇在位后期的时候，秦朝底层百姓的反抗心理，已经很强了。只不过是秦朝凭借着强大的统治机器，硬生生压制了这种反抗。但是如今，统治机器逐渐失效，秦朝政府的压制力量开始削弱，底层百姓的反抗，自然也就如期而至了。 公元前209年七月，也就是秦始皇刚刚去世一年之后，随着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轰轰烈烈的秦末起义，正式爆发了。 不过，客观来说，陈胜吴广起义刚刚爆发的时候，对于强大的秦朝来说，其实并不算什么问题。因为当时的秦朝，还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完全有能力轻易镇压起义。但问题是，因为高层政局的混乱，从陈胜吴广起义，一直到秦朝派出足够的军队镇压，这期间过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陈胜吴广率领的这支队伍，已经彻底壮大，规模达到了数万人之多。到了这个时候，秦朝再想镇压起义，已经很困难了。更关键的是，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原本隐居各地的六国旧贵族，开始纷纷起兵响应。所以等到秦朝政府真正反应过来，开始准备镇压起义的时候，这时起义的浪潮，以及席卷了整个中原大地。 客观来说，此时的秦朝其实依然有镇压起义的机会。只要秦朝高层这时候可以停止内斗，全力调动军队镇压，以当时秦朝强大的军力来说，并非太过困难。但问题是，当时李斯和赵高的斗争，已经如火如荼，这种高层斗争，无疑是进一步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接下来的半年当中，起义军开始向荥阳方向进攻，打算由荥阳方向进攻函谷关。而秦朝则是调动所有军队，在荥阳地区和起义军展开拉锯战。此后，陈胜又派遣了另外一支军队，绕过荥阳，奇袭函谷关，直接逼近咸阳。就在这支起义军即将攻入咸阳之前，胡亥终于难得下了一道命令，采纳了章邯的建议，赦免了骊山囚徒。靠着这支骊山囚徒军，秦朝最后反推了这支起义军，然后又在荥阳方向，击败了吴广率领的起义军主力。 所以，陈胜吴广起兵半年之后，秦朝靠着强大的军事力量，最终还是将起义暂时镇压了下去。就连陈胜和吴广本人，也死在了战争当中。到了这个时候，如果秦朝能够继续乘胜追击，优先解决起义军的问题，说不定还是有希望挽回局面的。然而咸阳这边，眼见起义军主力被镇压，赵高又开始疯狂夺权。半年之后，赵高诬陷李斯谋反，最终杀了李斯全族。 就在赵高斗倒李斯的这段时间，六国的旧贵族纷纷壮大，逐渐取代了原本陈胜吴广率领的起义军。就在李斯被杀两个月之后，项羽便率领军队，抵达了巨鹿地区，开启了历史上著名的巨鹿之战。 再之后，咸阳这边，赵高掌握了所有大权之后，干掉了胡亥，改为拥立子婴为帝。在这期间，项羽在巨鹿之战当中，大获全胜，刘邦也率军逼近函谷关。此后，子婴又诛杀了赵高，但子婴掌权的时候，刘邦已经进入关中，此时的秦朝，已经彻底没有希望了。 这就是秦朝灭亡的整个过程。 纵观秦朝灭亡的整个过程，我们不难发现：秦朝灭亡的开始，其实就是源自于那场沙丘之变。如果没有这场政变，扶苏顺利登基的话，秦朝高层基本不会有任何动荡。要是那样的话，就算陈胜吴广起义，最后也会被秦朝快速镇压。而扶苏登基之后，休养生息，很快就能恢复民力，缓和社会矛盾。 只可惜，随着胡亥登基，历史彻底走上了另外一条岔路。 所以，后世很多史学家认为，秦朝实际上就是亡在赵高的手里，这其实真的是很有道理的。如果没有赵高，或许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十字军东征，是指从11世纪末到13世纪末，前后持续将近200年、由罗马天主教皇和西欧封建领主发起的针对地中海东岸国家的战争，前后共计九次。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深刻影响了欧洲乃至整个东地中海的地缘格局，并将西欧人、拜占庭人、突厥人、阿拉伯人以及亚美尼亚人席卷在内，为中世纪的历史画卷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表面来看，十字军东征是一场由教皇发动的、出于宗教政治原因考虑而发起、针对突厥人和阿拉伯人的军事行动。所以，每个参加出征的西欧人才会在胸前和臂上都佩戴基督“十”字标记，“十字军”也因此而得名。但是如果深挖下去就会发现，引发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诱因非常复杂，其目标也不尽相同。那么，造成这场引发了剧烈地缘斗争的“东征”的因素有哪些，他们的目标又是什么呢? 十字军东征的内部条件 大约从公元十世纪开始，欧洲中部和北部地区的气候迅速变暖，致使曾经饱受苦寒困扰的欧洲腹地逐渐发展成为适宜耕种的庄园，城市大规模兴起、封建领主阶层迅速壮大。曾经被古罗马人贬斥为蛮族的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相继建立了以法兰西、德意志、波兰和基辅罗斯为代表的一系列成熟国家。这一切，都促使欧洲人口相较于古罗马时代出现了暴涨，不同封建领主之间、各个国家内部日趋激烈。加之十字军东征前夕，塞尔柱人西征和西欧灾荒，进一步欧洲的内卷化状况。为了夺取新的领地安置人口、转移社会矛盾，同时也为了夺取被塞尔柱突厥人占据贸易枢纽，欧洲的封建领主们和骑士阶层都具有东征的现实驱动力。 总体来说，“十字军东征”的重要推手是罗马天主教廷，这本身也是教廷“至高无上神权”的体现。然而在东征之前，以法兰克、神圣罗马帝国为代表的日耳曼世俗君主体系才是操控欧陆天主教世界的真正令主。毫无疑问，沦为世俗君主衬托的罗马教廷绝不会真心接受这种定位。为了促使君权屈从于自己，利用意识形态的控制力自下而上的倒逼世俗君主是最常见的套路。因此，以宗教圣战之名、行财富掠夺之事的十字军东征便成为罗马教廷最好的借口。也正因教廷在权力上的企图心，催生出诸如医院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等以宗教教义为思想武装的高度集权军事组织，继而对后来整个欧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十字军东征的外部条件 为了增加自身的权势，教廷以神的名义将信徒们收拢起来，并提出了夺回耶路撒冷的具体目标。作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共同的圣地，这里早在阿拉伯帝国崛起之初就成为了穆斯林的领地。虽然阿拉伯人曾长期对生活在这里的基督徒采取的颇为宽仁的友善政策，但到了1009年(埃及什叶派)法蒂玛王朝哈里发——“暴君”哈基姆任内，穆斯林摧毁包括圣墓教堂在内的所有耶路撒冷基督教堂和犹太会堂，加深了对非穆斯林的迫害。欧洲对阿拉伯人的态度也因此发生骤然变化。到了1055年，塞尔柱突厥人占据了阿拔斯王朝首都巴格达，挟“哈里发”以令群雄，在蛮横对待阿拉伯人的同时，进一步恶化了当地基督徒的处境。 穆斯林在地中海东岸的崛起，严重腐蚀了欧洲的地缘优势。不过，虽然s塞尔柱人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后，于1071年挫败了拜占庭联军的反扑，并在曼齐克特战役中俘获了对方的皇帝，但是穆斯林在地中海的优势却也因为诺曼人、热那亚和比萨人的崛起而丧失殆尽。到了1090年，诺曼人成功征服西西里岛，热那亚和比萨的舰队亦多次取得对阿拉伯人的胜利。而在1092年以后，伴随着塞尔柱最强大君主马利克·沙一世的去世，帝国也随之陷入了分裂。塞尔柱帝国和法蒂玛王朝的衰落，为十字军东征提供了绝好的外部环境。不过，长驱直入的行军毕竟是对军需补给能力的考验，所幸的是十字军并不需要担心这些。 1054年，早已貌合神离的基督教会正式大分裂，罗马天主教廷和拜占庭东方正教会之间的法理博弈，导致塞尔柱人侵袭拜占庭时，天主教世界的袖手旁观。不过，当拜占庭所遭受的威胁愈发强烈之后，也就再也顾不上所谓的宗教正统性了。不论是盘踞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两侧的拜占庭(东正教)，亦或是世界最早的基督教国家亚美尼亚(大公主教)，均对十字军的到来报以欢迎态度。至于从亚平宁半岛北部海岸兴起，并逐渐掌握西地中海商贸主导权的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和比萨人，更是期盼通过投资十字军东征，从而换取巨额回报。如此一来，本因长途跋涉而后继乏力的十字军竟然得以长期续存长达百余年。 十字军东征的目标 虽然因为诸多有利的内外条件，西欧教廷和封建领主们得以一次次的掀起宏大的东征军事行动，但也因此陷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目标的分散化。对于西欧以英王、法王、德皇为代表的封建领主以及热那亚、威尼斯等地的商人群体来说，掠夺东方的财富才是最为迫切的目标。后来，掠夺成性的十字军甚至为了获得战利品杀向了同为基督教的拜占庭。作为十字军东征前期的支持者，拜占庭和亚美尼亚则更倾向于十字军能够维护己方地盘的稳固。另外，对于罗马教廷而言，煽动十字军东征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提升自己在欧洲社会中的权势，故而“解放”耶路撒冷才是教廷的东征重心。 不仅如此，十字军本身便是由多股势力联结而成的力量，缺乏统一的军事将领。英王、法王等封建领主之间，亦存在长期的地缘博弈。英国狮心王理查一世就曾在东征归国途中被奥地利公爵奥波德五世抓获，后来转交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六世。威尼斯人亦曾利用十字军东征行动，拔掉了匈牙利王国在地中海的据点扎达尔，提升了自己在海上贸易的竞争力。正因如此，即便十字军拥有远胜于当年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种种优势，却最终因为内部目标不明确而在各怀鬼胎的博弈中走向失败。 综上所述，由于气候变化导致10世纪以后的欧洲人口暴涨，农耕封建领主和骑士阶层逐渐兴起，具有强烈的对外扩张欲望。同时，罗马教廷为了压过世俗君权和东正教会，以“神”的名义打出了收复耶路撒冷的旗号，掀起了十字军东征的序幕。1096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际，东方的塞尔柱帝国和法蒂玛王朝正处于衰落之中。同时拜占庭、亚美尼亚人和威尼斯等力量的介入，弥补了十字军长途作战的军事短板。 然而，十字军东征从一开始就面临战略目标和军事统帅不同统一的问题。最终，在内部的勾心斗角和外部叙利亚赞吉王朝和埃及阿尤布王朝的相继打击之下，逐渐走向了失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结束战国乱世的为何秦朝而不是其他国家?“遥望历史的河流，感受历史的沧桑，下面和趣历史小编一起走进了解。 公元前403年的三家分晋与前386年的田氏代齐使得中华大地结束了三百多年的春秋争霸，进入了战国七雄对峙的新格局。历史的主流由争霸走向统一，最后在前221年秦灭六国完成了统一大业。为什么历史最终选择了秦国，抛弃了其他六国，船长为你细细道来。 一，战国初期形势 首先我们先看看战国初期七雄的实力，七雄之中楚国、燕国、秦国为春秋时期的老牌诸侯，韩国、赵国、魏国、齐国为战国时期的新兴诸侯。春秋四大强国中楚国、秦国延续到战国时期，晋国则被一分为三：韩国、赵国、魏国，姜氏齐国被田氏齐国取代。 楚国在春秋时期吞并了许多小国，成为强国，到了战国初期仍为强国。秦国虽在春秋时期穆公称霸西戎，但穆公之后，秦国一直受晋国打压，国势走向衰落，所以在战国初期秦为弱国。 晋国在春秋时期称霸二百年，是春秋时期称霸时间最长的国家，西压秦国、南拒楚国、东制齐国，实力位居四大强国之首。三家分晋后，韩国、赵国、魏国倚仗晋国的基础，拥有强大的实力。 燕国在春秋时期就一直默默无闻，实力弱小，在战国初期仍为弱国。 齐国在春秋时期最先称霸，但齐桓公死后，齐国陷入内乱，田氏逐渐掌握齐国政权，最后田氏取代姜氏成为齐国君主。田齐凭借姜齐的遗产，在战国初期拥有一定的实力。 二，战国初期七雄的发展 魏国的魏文侯重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贤才，实行变法，大力发展经济，夺取河西之地，使得魏国实力大增。魏文侯奉行“三晋一体”的方针，联合韩赵，吞并中山，打败齐楚，扩大了魏国的领土，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第一强国。魏武侯时期吴起在阴晋之战大败秦国，巩固了魏国对河西的统治，魏国依然强盛。 前371年魏武侯逝世，诸子争位。韩赵趁机入侵魏国，最后虽然韩赵因为意见不一退军，但魏惠王却十分气愤，讨伐韩赵，三晋联盟彻底破裂。魏国在桂陵、马陵之战接连败于齐国，使得魏国损失惨重，走向衰落。 赵国的赵烈侯重用公仲连实行变法，使得国力增强，拥有一定实力。但赵国受到中山国的侵扰，所以对外依附魏国，借助魏国消灭了中山国。赵国虽然支持三晋一体，但却没有获得多少好处，魏国拿走了大部分好处。前383年赵敬侯入侵魏国的附属国卫国，魏国救卫攻赵，三晋联盟产生裂痕。前381年赵国向楚国求援，赵楚联军在棘蒲击败魏国。赵国虽然获胜，但损失也不小，中山国趁机复国。 前369年赵韩趁魏国内乱入侵魏国，埋下了魏惠王报复的祸根。前354年魏国包围赵国首都邯郸，后得齐国救助，击败魏国。但首都邯郸失陷，损失惨重。 韩国在三家分晋前实力就是最弱的，所以立国后依附魏国，支持三晋一体。韩哀侯灭郑，韩昭侯重用申不害变法，使得韩国强盛一时。但韩国处于四战之地，被秦楚齐赵魏包围，发展空间有限。 前369年韩赵趁魏国内乱入侵魏国，埋下了魏国报复的祸根。前343年魏国入侵韩国，后得齐国救助，在马陵之战击败魏国。但韩国损失惨重，彻底沦为七雄中最弱的国家。 齐国虽有一定实力，但前期受到三晋的压制。田齐桓公设置稷下学宫，招揽人才，奠定了齐国强盛的基础。齐威王时齐国重用人才使得齐国强盛。齐国在前353年的桂陵之战，前342年的马陵之战接连击败魏国，使得齐国取代魏国成为霸主。 楚国在战国初年固步自封，屡次被三晋击败。楚悼王于是重用吴起，实行变法，楚国走向强盛。但楚悼王死后，吴起被害，变法许多措施被废除，埋下了楚国无法彻底强盛的远因。 燕国在春秋时期本来就弱，战国时受到匈奴的侵扰，实力较弱。 秦国与魏国屡次争夺河西之地，在吴起的带领下魏国屡次击败秦国，占领了河西。前389年秦惠公率军攻打魏国，在河西之战惨败。 秦孝公时重用商鞅实行变法，秦国走向强盛，奠定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基础。 三，战国中期的形势 战国中期齐国在桂陵、马陵之战获胜，成为霸主。魏国在桂陵、马陵之战惨败，霸业终结。赵国连年对外争战，暂时衰落。韩国四战之地，受列国欺凌，沦为弱国。燕国实力较弱。楚国吴起变法，对外扩张，实力强大。秦国经过商鞅变法，走向强盛。 四，战国中期的发展 齐国的齐威王与魏惠王在徐州相王，齐国取代魏国成为霸主。前314年燕国内乱，齐宣王趁机入侵燕国，实力走向极盛，但也埋下了燕国复仇的祸根。前298年齐国联合韩魏伐秦，在函谷关击败秦国，使得秦国拉拢齐国，前288年齐湣王与秦昭王共同称帝。前286年齐湣王灭宋，引起各国恐慌。燕国趁机联合三晋与秦楚伐齐。前284年齐国在济西之战惨败，差点亡国。前279年在田单的带领下齐国虽然复国，但实力大损，再也无力称霸。齐国对六国心怀怨恨，埋下了秦灭三晋与齐燕时，齐国见死不救的远因。 魏国在桂陵、马陵之战惨败，再加上秦国趁火打劫，魏国实力大损，霸主地位丧失，沦为弱国。前294年，秦国在伊阙之战大败韩魏，魏国遭到毁灭性打击，彻底沦为附庸。 韩国的韩昭侯于前334年跟随魏惠王到徐州相王，后来虽然于前323年时韩宣惠王称王，但韩国实力依然弱小。前294年，秦国在伊阙之战大败韩魏，韩国遭到毁灭性打击，彻底沦为附庸。 赵国的赵武灵王于前306年胡服骑射，实行变法，赵国走向强盛。前296年赵灭中山，实力进一步增强，使得赵国有实力与秦国抗衡。 燕国于前314年发生内乱，齐国趁火打劫，使得燕齐结仇。燕昭王积极招贤纳士，发展国力，准备报仇。前300年秦开大败东胡，燕国的领土扩张到辽东，前284年在乐毅的带领下燕国在济西之战获胜，齐国差点亡国，燕国盛极一时。此后燕国屡次入侵赵国，但多被赵国击败，燕国走向衰弱。 楚国的楚威王于前333年灭越，楚国走向极盛。楚怀王时期，楚国屡次被秦国欺骗，丧师失地，楚国走向衰弱。前279年秦将白起攻楚，楚国在鄢郢之战惨败，丧失首都与大片领土。此战使楚国受到毁灭性打击，楚国再也无力称霸。 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对魏国趁火打劫，最后迫使魏国屈服，夺取了河西之地，加速了魏国霸主地位终结。秦惠王重用张仪，实行连横之策，瓦解六国合纵，对六国各个击破。 前316年秦灭巴蜀，使得秦国进一步强盛。前294年，秦国在伊阙之战大败韩魏，韩魏遭到毁灭性打击，无力阻挡秦国东出。前279年秦将白起攻楚，在鄢郢之战给予楚国毁灭性打击，楚国对秦国再也构不成威胁。 五，战国后期的形势 秦灭六国 秦国实力强大，成为唯一有能力统一天下的国家。韩、魏、楚、燕、齐走向衰落，无力与秦国抗衡。赵国保有一定实力，成为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国家。 六，战国后期的发展 秦国的秦昭王实行远交近攻之策，拉拢齐燕，蚕食韩、魏、楚、赵。在白起的带领下，秦国给予韩、魏、楚于毁灭性打击，赵国成为最后的阻碍。前262年秦赵因为上党爆发长平之战，白起在长平之战给予赵国毁灭性打击。六国再也无力阻止秦国统一。 前230年秦王政派内史腾灭韩，前228年秦将王翦灭赵，前225年秦将王贲灭魏，前223年秦将王翦灭楚，前222年秦将王贲灭燕，前221年秦将王贲灭齐。 七，原因 总的来说秦国是因为商鞅变法，改革彻底，君主贤明，重用贤才，志向远大具备了统一的实力。 韩国是处于四战之地，被秦齐楚赵魏包围，发展空间有限，一直是六国最弱的国家，无心也无力统一。 魏国在战国初期拥有强大实力，有能力统一，但后来三晋联盟瓦解，魏与齐争霸，秦国趁火打劫，魏国丧失了统一的实力。 赵国崛起较晚，受到秦国的强大压力，再加上燕国背后偷袭，已经丧失了统一的时机。 齐国在战国中期崛起，打败魏国，有统一的实力。但齐国战略失误，被苏秦的合纵政策欺骗，差点亡国，丧失了统一的实力。 燕国实力一直较弱，虽在燕昭王时期兴盛起来，但后来战略失误，投靠秦国，打击赵国，走向衰落，没有统一的实力。 楚国一直强盛，是最有能力与秦抗衡，完成统一的国家。但吴起变法被废，改革不彻底，使得国家无法彻底兴盛。再加上后来战略失误，屡次被秦国击败，丧失了统一的实力。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三命通会》在我国传统命理学上拥有非常高的地位，其作者为明朝进士万民英。而清朝编修的《四库全书》将他的著作《三命通会》和《星学大成》收录，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那么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关于卷三·论天月德的详细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夫德者，利物济人、掩凶作善之谓也。天德者，谓周天有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半，除十二宫分野，每宫各占三十度，共计三百六十度，外有五度二十五分半，散在十二佐宫甲、庚、丙、壬、乙、辛、丁、癸、乾、坤、艮、巽，谓之神藏煞没。每宫各得四十四分，所以子午卯酉中有甲庚丙壬，辰戌丑未中有乙辛丁癸，寅申巳亥中有乾坤艮巽，此十二位宫，能回凶作善，乃曰天德也。月德者，乃三合所照之方，日月会合之辰，申子辰会酉出，庚入垣于壬;亥卯未会干出，丙入垣于甲;寅午戌会卯出，甲入垣于丙;巳酉丑会子出，壬入垣于庚，故壬甲丙癸谓之月德，而辰未戌丑四月，天德亦同属焉。盖日月照临之宫，凡天曜地煞，尽可制服，故可回凶作吉。阎东叟云：贵神在位，诸煞伏藏;二德扶持，众凶解散。凡命中带凶煞，得此二德扶化，凶不为甚;须要日上见，时上不犯克冲刑破，方吉。凡人得之，一生安逸，不犯刑，不逢盗，纵遇凶祸，自然消散。与三奇、天乙贵同并，尤为吉庆。或财官、印绶、食神、变德，各随所变，更加一倍之福。入贵格，主登科甲，得君宠任;或承祖荫，亦得显达。入贱格，一生温饱，福寿两全;纵有蹇滞，亦能守分固穷，不失为君子。女命得之，多为贵人之妻。《三命铃》云：天德者，五行福德之辰，若人遇之，主登台辅之位，更有月德并者，尤好;纵有凶煞，亦主清显。《子平赋》云：“印绶得同天德，官刑不犯，至老无殃”。是天德胜月德也。 考大统历，有天月德合，乃五行相契之辰。月备合，如正月丙与辛合，二月甲与己合，三月壬与丁合，四月庚与乙合，余照此。天德合，如正月丁与壬合，二月坤与巽合，三月壬与丁合，四月辛与丙合，余照此。 有月空，如寅午戌月壬，亥卯未月庚，申子辰月丙，巳酉丑月申。 有月厌，正月戊，二月酉，三月申，四月未，五月午，六月巳，七月辰，八月卯，九月寅，十月丑，十一月子，十二月亥。 有月煞，寅午戌月丑，亥卯未月戌，申子辰月未，巳酉丑月辰。 有天赦日，春戊寅，夏甲午，秋戊申，冬甲子，乃四时专气，生育万物，宥罪赦过。如人命聚一月德秀合空及四大吉时生，更遇天赦日，尤妙。 此外又有天喜神，春戊，夏丑，秋辰、冬未，遇者主欢欣。 有旌德煞，如寅午戌、丙日进，亥卯未、甲日时，申子辰、壬日时，巳酉丑、庚日时。 有旌钺煞，如寅午戌、寅时，亥卯未、亥时，甲子辰、申时，巳酉丑、巳时。又，寅午戌见辛，亥卯未见己，申子辰见丁，巳酉丑见乙，亦谓之旌德。经云：“一神主旌德，五世不贫穷;内有旌钺煞，将相及三公。”德钺相会，不贵即富。 又有一种旌钺煞，寅卯辰人见癸酉，巳午未人见癸卯，申酉戌人见戊子，亥子丑人见戊午，乃四时专主诛戮之神，庶人主徒配;克本命，主恶死。 又有一种三公煞，寅午戌人壬子，巳酉丑人丙午，申子辰人乙卯，亥卯未人辛酉，乃坐四方专气来克生年，为五行毒气，庶人犯之，主非横恶死。若旌钺更与三公煞会同一位，主殊贵。今之谈命者论月德而诸煞不论，自是偏见，因并及之。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三命通会》在我国传统命理学上拥有非常高的地位，其作者为明朝进士万民英。而清朝编修的《四库全书》将他的著作《三命通会》和《星学大成》收录，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那么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关于卷三·论太极贵的详细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太极者，太初也，始也，物造于初为太极，成也，收也，物有所归曰极。造化始终相保，乃曰太极贵也。甲乙木先造乎子，坎水助而生，后终乎午，离火焚而死。丙丁火先喜出乎震，卯也，后喜藏乎兑，酉也。庚辛金得寅，乃金生乎艮，见亥乃金庙乎乾。壬癸水先得则生，后得巳而纳。经曰：“地陷东南，四渎俱流巽位，皆有始有终之意。”戊己，土也，喜生乎申，得辰戌丑未为正库。《理愚歌》云：“四库全时为至贵，位班上列据权衡。”人命入格，更有福气贵神扶，岂不为美。 有文昌贵，甲乙蛇口乙猪头，丙狗丁龙戊向猴;己午庚寅辛未贵，六壬卯位癸逢牛。 有文誉贵，如甲子人见壬戌、丙寅，禄前禄后一般神，必作公卿冠世人;立性天聪名誉播，富贵荣华事业新。 有文星贵，甲马乙蛇丙戊猴，酉台丁己亥辛求;庚逢戌狗逢虎，十位文星癸兔游。 有天印贵，甲子在寅中，乙逢亥亦同;丁酉戊申位，丙戌己羊宫;庚辛马蛇足，癸卯与壬龙;此号天印贵，荣达受皇封。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三命通会》在我国传统命理学上拥有非常高的地位，其作者为明朝进士万民英。而清朝编修的《四库全书》将他的著作《三命通会》和《星学大成》收录，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那么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关于卷三·论学堂词馆的详细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夫学堂者，如人读书之在学堂;词馆者，如今官翰林，谓之词馆，取其学业精专，文章出类。长生乃学堂之正位，如金命见辛巳，金长生在巳;辛巳，纳音又属金是也。临官乃词馆正位，如金命壬申，金临官在申;壬申，纳音又属金是也。余以类推。 诸家说有学堂会禄，如金长生巳，临官申，甲乙人得之;水土长生申，临官亥，丙丁壬癸人得之;木长生亥，临官寅，戊己人得之;火长生寅，临官巳，庚辛人得之。又名官贵学堂，以官贵长生之位为学堂，官贵临官之位为词馆也。 有学堂会食，如甲食丙，得丙寅;乙食丁，得丁巳;丙食戊，得戊申之类。兼官印、驿马，其福厚;遇禄、贵、奇、德，其气清;值刑克冲破，其气浊。清则科名巍峨，厚则官尊荣显，浊则福禄微薄，官职卑贱。 有生处见克，如甲乙人辛亥，丁丙人壬寅，戊己人甲申，庚辛人丁巳，谓之官星学堂。主登科甲，入侍从。 有纳音见帝旺之位而逢天乙贵处其上，如己酉人得丙子、庚子日、时、壬午人得辛卯日时之类，谓之学堂会贵，主清贵。 凡学堂词馆，切不要犯空亡及冲破，支干纳音不要见克，方为得用。《祝胜经》云：“甲辰丙寅，学堂不真;或止富荫，官职卑贫;读书修学，空有虚名。”此言学堂怕落空也。《三车》云：“学堂无气，惟利师儒。”此言学堂要乘旺也。《理愚歌》云：“学堂如更朝驿马，位极勋高压天下。”此言学堂要有马也。又云：“生来禄马真学堂，若同词馆主文章;遇中不遇人谁会，不遇冲克福禄昌。”又云：“文星聚处人中瑞，声华独冠英雄辈;降生不遇真学堂，才学岂能为拔萃。”此言学堂怕冲破受克也。况人命入格，合造化，又不在学堂词馆而得。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