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赵煦是宋神宗赵顼第六子，元丰八年即皇帝位。今天趣历史小编带来了一篇文章，希望你们喜欢。 宋哲宗赵煦是宋朝的第七位皇帝，在位十五年，他做皇帝的时候是北宋党争最激烈的时期，赵煦刚继位时因为年幼，由祖母高滔滔(宋英宗之妻，宋神宗之母)垂帘听政，高滔滔支持的是旧党(保守派)的主张，所以赵煦亲政以前是旧党拼命的打压新党(变法派)，高滔滔死后，赵煦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执政，他是支持变法的，因此又开始大力提拔新党，拼命打压旧党。 赵煦初登基时只有九岁，被祖母高滔滔和旧党士大夫们看管的很严，即便他所崇拜的父亲宋神宗实施的一系列政策被几乎全部推翻，他也不敢表现出有反对的意思，所以他做皇帝的前八年过得很憋屈，为了能保存自己，赵煦一直隐忍不发，直到祖母高滔滔去世。 高滔滔死了，压迫得赵煦几乎喘不过气来的大山没有了，赵煦开始意气风发，他召回以章淳为代表的所有新党成员，贬斥几乎所有的旧党成员，除了新党的政治主张被他认同外，久被压制后而产生的报复性快感大概也占据了主要因素。在旧党代表中，赵煦最厌恶的有三个人。 被旧党强制安排的老师程颐 程颐和其兄程颢并称“二程”，是当时的儒家学派“洛学”(因其长期在洛阳讲学而得名)的创始人。他们主张的学说在后世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去人欲，存天理”，“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程颐是支持旧党一派的政治主张的，又有名气，因此被旧党选中为赵煦的老师(擢崇政殿说书)，程颐的学说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其实是很有利的，程颐也试图以此来影响赵煦接受他的主张。 但程颐忽视了赵煦才十岁，年轻人是有叛逆心的，如果仅仅是灌输旧党的保守主张还很正常，那仅仅是政见不同而已，可程颐和其背后的旧党成员为了塑造他们心中的完美君王，不停的干涉赵煦的私生活，强制性的要求皇帝按照他们的标准来做人。札记《古今谭概》中记载： 程颐为讲官。一日讲罢，未退，上偶起凭栏，戏折柳枝。颐进曰：“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拆。”上掷枝于地，不乐而罢。 小孩子刚下了课，一时高兴，折根树枝来玩，也被程颐干涉批评，怎么能不让赵煦反感?程颐做为旧党选定的主讲老师，担负着监视、警告、改造赵煦这个皇帝的主要职责，他的教学方法不是循循善导。《宋史·列传第一百八十六》中记载： 颐每进讲，色甚庄，继以讽谏。 对于一个十来岁的少年，而且是一个皇帝来说，在胸襟还没有养成的时候，程颐的这种教学方式是很让赵煦厌恶的。程颐后来因为得罪了太皇太后高滔滔和旧党大臣，被政敌(以苏轼为首的蜀派大臣)攻击而辞官。《宋史·列传第一百八十六》中记载： 帝尝以疮疹不御迩英累日，颐诣宰相问安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当独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 但赵煦并未领情，在亲政后任由新党打击程颐，将已辞官在家讲学的他贬斥到四川涪州看管，直到赵煦病死，也没有一丝宽宥这个老师的心思。赵煦的兄弟宋徽宗赵佶继位后，为了给兄长出气，还曾下旨剥夺程颐所有的功名，销毁其所有著作。程颐并非无才，可他把皇帝当成普通学生一样的说教，终于招致赵煦的厌恶，是很可惜的。 呼吁“以母改子”，以此推翻宋神宗在世时所有政策的司马光 司马光是《资政通鉴》的作者，仅此就值得他流芳百世了，但这位历史名人在宋神宗、宋哲宗两朝的新党和旧党之争中也干过不少龌龊事。 司马光是旧党这个群体的头号扛旗大佬，好不容易熬到宋神宗这个变法的最大老版驾崩，他当然要出面代表旧党来废弃新法，但人死为大，何况是先皇帝制定的政策，要变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强行更改，那岂不是逼迫新皇帝不孝?结果司马光鼓捣出一个新方法，以太皇太后的名义废除新法，恢复旧制度。《宋史·列传第九十五》中记载： 是时天下之民，引领拭目以观新政，而议者犹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但毛举细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安石、惠卿所建，为天下害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 对于宋哲宗赵煦来说，司马光的这种做法是让他相当厌恶的，不单单是新法、旧法之争，最主要的是司马光做为臣子，在宋神宗尸骨未寒的情况下，就一举推翻了宋神宗生前的一切政策，翻皇帝的案。且不说赵煦和父亲的深厚感情，从帝王的角度来讲，身后事无法保障是最不能容忍的，司马光毫无疑问上了赵煦心中的黑名单，而且是最令他痛恨的人，没有之一。 司马光死的时候，赵煦还没有亲政，被迫追赠司马光各种荣誉职位。《宋史·列传第九十五》中记载 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太皇太后闻之恸，与帝即临其丧，明堂礼成不贺，赠太师、温国公，襚以一品礼服，赙银绢七千。诏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其丧，归葬陕州。谥曰文正，赐碑曰“忠清粹德”。 等到赵煦一亲政，马上把司马光一贬再贬，最后贬成崖州司户参军，好在赵煦还要顾及名声，没有同意章淳提出的开棺戳尸的建议。等到宋徽宗继位后，立奸臣“元祐党人”碑，把司马光的名字列在第一，刻在碑上。当然，现在普遍的说法把“元祐党人”当成是忠的，刻碑的主要经手人蔡京是奸的。 宋哲宗执政的最大障碍：“女中尧舜”高滔滔 高滔滔历经四朝，从皇后做到太皇太后，因其出身世家，所以成为了旧党在皇族中的最大代理人，宋神宗驾崩后，她开始垂帘摄政，在她的支持下，宋神宗搞的“熙宁变法”时的政策全被推翻，为了巩固胜利果实，高滔滔寄望于下一代，也就是赵煦能延续她和旧党执行的政策，因此对赵煦的要求极端严格。 据说，高滔滔对于赵煦的监视几乎达到极致，连皇帝睡觉都只能在她的眼皮子底下睡。对于赵煦的日常生活，更是“关心备至”，无一隐私可藏，对待赵煦的生母朱太妃也异常苛刻，曾因为朱太妃受臣子的迎接而大发脾气，指责朱太妃行事不当。大臣们上朝奏事，都是面对高滔滔，背对皇帝赵煦。种种这些都让亲孙子赵煦产生反感直至厌恶。 不过高滔滔是唯一有能力和名义废除赵煦皇位的人，所以在高滔滔生前，赵煦即使多有不满，也只能忍耐。高滔滔死后，赵煦估计也想报复，在《宋史·列传第二百三十》里有一段记录说章淳诬陷高滔滔和她的父亲有废掉赵煦皇位的想法，然后上奏赵煦，建议废掉高滔滔的追谥。 结中官郝随为助，欲追废宣仁后，自皇太后、太妃皆力争之。哲宗感悟，焚其奏，随觇知之，密语惇与蔡卞。明日惇、卞再言，哲宗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庙乎?"惇、卞乃已。 但赵煦没有同意，于是章淳又建议废掉高滔滔给赵煦找的老婆、皇后孟氏，这个意见被赵煦同意了。但在《宋史·列传第二百三十》的记录上还有之后赵煦后悔废掉孟皇后的语句，可直到赵煦驾崩，也没见赵煦有后悔的行动。 史书上记录赵煦报复高滔滔的行为都是“奸臣”章淳唆使皇帝干的，跟皇帝赵煦无关，可追废高滔滔也好，废掉皇后孟氏也好，都是皇家的家务事，以章淳的政治敏感性，大概不会主动的去提出相关的建议，可能是赵煦暗示章淳这么干的，也有可能是史官为避皇帝的讳，把赵煦主动干的事硬按在章淳身上。赵煦被高滔滔压制了那么久，没有怨气是不可能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很多人都觉得“明实亡于万历”，那么万历皇帝亲政后都做了哪些事情，有没有想过解决宗室人太多，耗费太大的问题呢?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万历七年(1579年)正月，明朝600多名宗室子弟因为未经朝廷批准擅自结婚，被告到朝廷。万历皇帝朱翊钧对此很重视，为此召见了内阁首辅张居正，问张居正处理意见。张居正的回答显示了他成熟老练的政治水平，他说： 第一，按照祖制，宗室子弟擅自结婚的，所生子女，朝廷只给名字，不给爵位。早年许多宗室子弟并没有严格执行这项规定，朝廷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生出来的孩子照样给名字给爵位。但是，嘉靖二十八年(1539年)，嘉靖皇帝朱厚熜重申了祖上的规定，朝廷又开始认真执行这项规定。 第二，此事涉及600多宗室子弟，上千宗室人口，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将他们削夺爵位，着实有点可怜。为此，建议对于擅自结婚发生在嘉靖二十八年之前的，就算了，不必再追究;对于发生在嘉靖二十八年之后的，还是应该追究，削夺爵位。 张居正说的非常有道理，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听了张居正的回答后，万历皇帝说：这个规矩是皇祖(万历皇帝的爷爷--嘉靖皇帝朱厚熜)明确的，先生说的是，具体处置办法请先生与礼部商定。 事情到这里本来就告一段落了，但是借此机会，张居正又把宗室存在的重大问题、重大隐患向万历皇帝提了出来，张居正说： 1.无法足额发放宗室俸禄。 当今国家最难办的事情就是就是宗室问题，国家的财政收入有限，而宗室子孙繁衍无限，现今宗室子弟总计至少1.5万人，就算把全国的财政收入都拿出来支付宗室俸禄，也不够。国家的财政收入还要养官员、养军队，虽然有关部门四方筹措，但还是没有办法保障经费开支。 居正又言：今国家难处之事，无如宗室。盖国家财赋有限，宗室生齿无穷。今玉牒见存者不下万五千余位，即揭天下之赋以供之，尚不能给，况又有朝廷之经费、九边之军饷乎，是以有司极力措置，常若不支;宗室张口待哺，常苦不赡;......自今宜斟酌变通，稍为限制。五服之外，皆封爵有数，禄粮自省，......高皇帝初制亲王岁禄，皆以民贫赋，少有止给二千石及千石者，则知圣祖法意，原有变通。但兹事体重大，未可轻议，待数年之后，皇上益明习政体，灼见弊源，乃时颁明诏，告谕宗室，定为经久可行之制，......若失今不图，岁复一岁，将来大患必起于此，惟皇上深思而审处之。(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八十三) 2.宗室制度需要改革。 如果不给宗室发俸禄，他们将穷困潦倒。当年太祖高皇帝朱元璋虽然规定亲王年俸禄万石，但是，在实际执行上经常也没有给那么多，每年都是根据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确定下拨给亲王俸禄的数量，常常只是给两千石，甚至一千石，太祖对这项工作一开始就有变通。如今，我们给宗室发放的俸禄数量也需要变通。而且，对爵位的承袭，也要控制，比如限制“五服”之外的宗室子孙袭爵。 3.时机成熟再推进宗室改革。 这项工作关系重大，不可轻易处置，等过几年，皇上年龄更大、更加熟悉政务的时候，再对这项工作的利弊进行认真分析，慎重研究，通盘考虑，提出切实可行、可持续的解决办法，届时昭告天下执行。这项工作必须妥善处置，如果处理不当，将来必定出大事。 从张居正说的这几点看，张居正的确是忠臣。张居正如实向万历皇帝报告了宗室存在的重大问题和隐患。宗室人口这么多，如果盲目套用亲王年俸禄万石类似这样标准，财政肯定无法满足开支。张居正希望万历皇帝年长后再统筹考虑这个事情，而且必须拿出可行方案，不然年复一年拖下去，将来必然出大事。 作为一个臣子，张居正能说的都说了，而且说的都是真话，作出的判断非常正确、也非常尖锐。有人或许会问，既然当时宗室的形势已经如此严峻，为什么作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不联手万历皇帝马上开展整顿? 话说的轻巧，明朝宗室的待遇是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钦定的，早年因为宗室人口较少，对财政没有什么压力，所以前几任皇帝都没当回事。 到明英宗朱祁镇时代，问题慢慢开始出现了;到明孝宗朱祐樘(1487-1505年在位)时代，问题比较大了，朱祐樘开始限制亲王、郡王以下的宗室娶老婆的数量，但是效果甚微;到明世宗朱厚熜(1521-1566年在位)时，实在没办法足额支付宗室俸禄了，为此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出台了《宗藩条例》，对宗室子孙承袭爵位、娶老婆的数量等等做了一些具体限制。但这些都是皇室内部的自我革命，不痛不痒，治标不治本。明穆宗朱载垕(1566-1572年在位)在位仅仅6年，无论大臣怎样劝说，他干脆不理会这件事，能拖就拖。矛盾积累到万历皇帝在位的时候，问题已经相当大了。 前面几任皇帝都没有解决的事情，张居正作为一个外人能解决吗?当然不能。就我对张居正的分析，张居正不是唯唯诺诺的小人，更不是不敢当的人，他只是头脑相对清醒罢了。这种事情只有皇帝自己来处置才合适，一个外人鼓捣这事，一不小心就会被人扣上“藐视亲藩”“离间皇室”的罪名，到时候命都可能保不住。其实，张居正对这个问题已经尽到了作为臣子的责任，该说的都说了，该提的建议都提了。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因为张居正在担任内阁首辅期间推行改革，得罪了不少大臣，他们在张居正去世后纷纷上书万历皇帝，要求清算张居正。糊涂的万历皇帝竟然听信小人之言，剥夺了张居正的一切官职和荣誉，并抄了张居正的家，饿死了张居正的大儿子。当年没有对宗室动手，张居正尸骨未寒就遭到如此恶毒的清算，若是当年张居正主导了宗室改革，可能等不到去世就被人搞得身败名裂了。 万历皇帝亲政后，对宗室问题颇为头疼，虽然也进行了多次研究，但是一直拿不出比较可行的办法，宗室人口越来越多，万历三十三年(1603年)，玉牒(皇室族谱-)上的名字已经有15.7万人，除了已经死去的，活着的应该还有好几万人。为了养活这些人，万历皇帝不得不违法征收矿税，拖欠军费，弄得民怨沸腾，军心不稳。万历皇帝去世24年后，即1644年，明朝灭亡，这一切都被张居正当年说中了。《明史》说明朝亡于万历，不是没有道理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对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明朝没亡，为何到崇祯年间，皇帝勤政反而灭了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趣历史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明朝实亡于内政腐败，至崇祯帝时，朝政官员个个明哲保身，崇祯即便多么勤政，也是一个人在唱独角戏，谈不上什么“励精图治”。 崇祯十七年(1644年)，也就是大明灭亡的那一年，他频繁地召见群臣，甚至有时一日三见，其目的无非是希望大臣们能提供好的建议，以改变紧张的局势。 但群臣的反应又如何呢?我们先来看看对于南迁一事群臣们的态度。 当时对于崇祯帝来说，南迁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起码可以自保。放弃北京，迁都南京，既可以保住半壁江山，明朝也不会那么快灭亡。 这个建议是由翰林学士李明睿提出的，但是崇祯本人是很矛盾的。如果南迁，弃守北京，在名誉上就会落下一个失国的罪名;但是李自成如火如荼的进攻态势，后金不断地袭扰，内忧外患之下，京城早已沦为危险之地。 迁还是不迁，他想把这个问题抛给群臣，由他们来做个决定。其实崇祯此举也打了自己的小算盘，只要群臣通过，他就顺水推舟地表个态，这样免得担历史责任。 可是，群臣比他狡猾多了。南迁一事在廷上朝议，大臣们的表态很有“用心”。左都御史李邦华认为，皇帝应该固守京师，让太子南下比较好。 崇祯一听，立马大怒，说自己经营天下十几年，都没干成什么事，一个孩子又做得了什么大事呢? 很显然，崇祯这是在狡辩，古代少年天子层出不穷，天子年幼，可以增派援手嘛。 众臣在此事上不表态，装糊涂，其实心里都有盘算。如果皇帝南迁，那么就会有一批大臣要留下辅佐太子，变成替死鬼;而如果京城一旦失守，那些力主随迁的大臣也会因此而受到责罚。 所以，不论赞成还是反对，在崇祯这里，都不会落下好处，那他们为什么要表态呢? 于是，对于南迁一事，群臣又抛回给了崇祯，最后合议的结果，就是请各路大军“入京勤王”。 但是勤王的军队没有等来，急报却先来了。情急之下，崇祯再度召见群臣商讨南迁一事，结果此事悬而未决，保定却失陷了，通道也没了，此事也不用议了。 在南迁提出之前的的撤关一事上，群臣的态度也是这样的。这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群臣是为了明哲保身，而崇祯本人又何尝不是太过爱惜知己的声誉呢? 作为一个帝王，事关大明存亡的大事都不敢决断，又何谈“励精图治”呢?有学者认为，崇祯是一个懦弱又生性多疑的人，虽有雄心，但怎奈内力不足，也是一场空谈。 每每召见大臣无所获时，他回宫后便痛哭，并且大骂朝中无人，还在自己的御案上写下过“文武官个个可杀”，实际上，他处理的官员也不少。 据史料统计，崇祯一朝，宰辅大臣像走马似的换个不停，内阁大学士换了50位，兵部尚书换了14位;被杀死或逼得自尽的督师或总督多达11人，巡抚杀了11位，这是直接死在他手上的官员。 而被他抓入监狱间接死亡或判刑的省部一级官员也有几十人。在明朝亡国前三年，也就是1641年，关押在监狱里具有大臣资格的官员也高达145人，而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当时具备大臣资格官员的十分之一。 这又说明什么呢?说明三个问题： 其一，朱由检是一个自负的皇帝，他并不擅长用人之术; 其二，由于他的自负与孤傲，也将言路堵塞了。明亡时，朝中大臣少有人表态，崇祯一逼问，就赶紧说自己有罪，再问急了，就说要么加紧练兵，要么加饷。群臣对国事这种态度，崇祯也是需要反思自己的。 其三，大臣们对崇祯早已有了他们的看法，崇祯认为文武官员没一个好人，而大臣们也认为他也并不是一个英明的君王，也就是说，君臣互相谁也看不上谁。 君臣都有问题，最终导致崇祯的命令也没人执行了，成了一纸空文。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吴三桂。 他收到入京勤王的命令，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因为当时的李自成兵力强大。但是作为臣子，他又不能不奉诏，于是就在路上故意磨蹭，一天行军三十里，所以在半路就收到了明亡的消息。 再者，在对待农民军的问题上，是剿灭为主还是安抚为主，一直没有定论，反反复复，李自成几次起死回生。 还有在与大清的激战中，袁崇焕被冤杀后，祖大寿、洪承畴成为抗清标志性的人物，结果他们两人都降清了。 如果说明亡，群臣有责任，那么崇祯帝的责任则更大。内政混乱腐败，实质都是人事，从帝王到臣子都出了问题，怎么会不亡呢? 那么明朝为什么没在朱由校时代崩盘，难道说宦官魏忠贤还有治国的能力吗?当然不是，而且恰恰相反，魏忠贤是明亡的特大罪人。 明朝在明穆宗至明神宗前期，曾出现过回光返照的迹象，隆庆新政、万历中兴，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在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又与群臣发生“国本之争”，导致28年不上朝，以至于刚刚积累起来的资本，再次被耗空。因此，有学者认为，明实亡始于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明神宗在位长达48年，也是明朝在位最长的帝王。在他死后，明光宗朱常洛只当了28天皇帝就离世了，权力就过渡到了明熹宗朱由校手上。 由于国本之争事件，朱常洛朝不保夕，终日活在恐惧中，对于长子朱由校也没什么教育，朱由校几乎就是在魏忠贤和客氏二人教导下长大的。因此，在朱由校当了皇帝之后，魏忠贤和客氏才有机会上位。 魏忠贤人称九千岁，在他专政期间，形成阉党集团，使得明朝的政治更加黑暗。 首先，在取得了朱由校的信任后，他先是掌控了内廷，审批奏章、培植党羽、迫害后妃。 其次，在把持内廷的同时，他还把手伸向了外廷，并结成了阉党集团。当时最著名的阉党党徒有五虎、五彪、十狗、四十孙等人。这些党徒遍布朝野，从朝廷内阁到六部，再到各地的总督，巡抚，魏忠贤的“九千岁”绝非虚名。 朝廷大小事务，基本都要向他请示，只有得到他的认可后才会有下文。这种情况发展到最后，变成朝政之事竟无人向明熹宗请示，举朝上下，只知魏阉，而不知有“皇帝”了。 更为重要的是，阉党利用权力迫害东林党人，其中“乙丑诏狱”、“丙寅诏狱”就是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 在“乙丑诏狱”事件中，杨涟、左光斗等六人被酷刑折磨致死;在“丙寅诏狱”中，更有周起元、高攀龙等七人死于酷刑。 在魏忠贤大肆逮捕东林党的同时，各地已是民变四起。明朝内政黑暗，不少正直之士死于魏忠贤的迫害之下，也难怪到了崇祯朝，大臣们话都不敢说了，崇祯自负是一方面，历史的前车之鉴，大臣们也不得不考虑在内。 那么，在天启年间，后金就没动静吗?有，我们看下在入关前，后金都城的变化情况，费阿拉-赫图阿拉-界凡-萨尔浒-辽阳-沈阳，后金都城的变化过程，就是后金不断强大的历史，同时也是明朝不断丢失国土的过程。 天启皇帝在位仅七年，在1620年即位后，努尔哈赤于1621年迁都辽阳。在1622年，努尔哈赤发起了广宁之战，此战之后，明朝丧失了整个辽东。 此后，努尔哈赤与明朝休战四年，直到1626年，努尔哈赤休整之后，再次向明朝发起了进功，不过这次他没有占到便宜，因为他的对手袁崇焕出现了。 所以，从时间线上来看，后金在天启年间大规模用兵两次，大部分时间在休战，之后袁崇焕出现后，延缓了明朝覆亡的脚步。 综上所述，明朝覆亡的主要原因还是内政，而魏忠贤的专政无疑是加剧了内政的混乱。到天启末年，大规模农民起义才爆发。到崇祯即位后，正好农民起义、清军不断进功，内政混乱，都赶上了，所以，明亡。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很多人觉得汉朝的和亲政策是屈辱的，是前期打不过匈奴才不得已以公主作为代价去换取和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么汉朝的和亲政策是怎么来的?有哪些影响?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当年汉高祖刘邦北征匈奴，结果被冒顿单于率军围困了七天七夜，为了解围，采取了陈平的计策，具体的计策是秘而不传的。但是根据东汉应劭的猜测，应该是陈平让人画了一张美女像，派人送给匈奴冒顿单于阏氏(王后)，王后害怕刘邦那边进献美女，自己会失宠，所以就说服单于收兵了。 虽然当时是收兵了，但是匈奴和汉朝之间的恩恩怨怨是不会断的，大大小小的战争还是不少，为了让百姓可以安居乐业，刘邦问谋士刘敬有何计策，刘敬就提出了“和亲”这个概念，以此来将匈奴汉化。 此事记载在《资治通鉴》中，刘敬对刘邦说：“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陛下以岁时汉所馀，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辨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可无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知，不肯贵近，无益也。” 当然，就算刘邦肯把自己女儿鲁元公主嫁给匈奴单于，吕后也是万万不能答应的，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派出宗室女儿谎称是公主，嫁给冒顿单于作阏氏，而且“岁奉匈奴絮赠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 所以，和亲政策根本就是汉朝主动实行的，并不是迫于匈奴那边的形势，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对汉朝，对匈奴，和亲都是最好的路，毕竟要是一直打仗的话代价太大，战乱不断，对2个国家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 随着和亲政策的执行，汉朝争取到了边境60多年的和平与安定，取得了修身养息的重要机会，对匈奴来说，拿到人，拿到钱，还拿到吃的，并且还学习到了比他们先进的多的汉文化，一点也不亏了。 当汉朝实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了，汉武帝就出现了，在软硬实力的相互配合下，匈奴这个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游牧民族，终于被汉朝乖乖拿下，汉朝也发出了“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最强音。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10年），首位完成中国统一的秦王朝的开国皇帝。后人称之为“千古一帝”。姓嬴，名政。汉族，秦庄襄王之子，出生于赵国，故氏赵（先秦时期，姓氏并未统一，男子称姓，女子称氏，故秦始皇叫赵政）。公元前247年，即秦始皇13时岁即王位，公元前238年，即秦始皇21岁时在故都雍城举行了成人加冕仪式，从此正式登基“亲理朝政”，39岁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历史大业，称帝。前247年，秦王政即位，因年幼朝政由太后和相国吕不韦及嫪毐掌管。前238年（秦王政九年），秦王政亲理朝政，除掉吕秦始皇几岁登基、嫪等人，重用李斯、尉缭，自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定都咸阳。秦王政自认为自己的功劳胜过之前的三皇五帝，给自己起名“皇帝”。一生中有功也有过，与汉武帝并称为“秦皇汉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