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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澳大利亚、欧洲的资料表明：普查发现男性成年人60%超重，女性体重45%超重，其中1/3的肥胖症患者[体重指数（BMI）＞30kg/m2]做了肝活检，病理研究显示：标本中单纯性脂肪肝的检出率为60%～90%，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的检出率为20%～25%，由脂肪性肝炎发展成相关肝硬化的检出率为2%～8%。 日本和上海资料均发现：近15年来，随着超重和肥胖症及其相关性疾病的增多，成年人中发现脂肪肝的患病率迅速增长。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已从少见病迅速发展为常见病、多发病。长期随访过程中，发现原先无脂肪肝者可能因为新近体重增加2千克左右，B超就出现了脂肪肝；原先已诊断脂肪肝的成人可因近期体重下降仅3千克左右而B超和化验显示脂肪肝已明显减轻，甚至消退。 另外亚洲黄种人的体质指数危险因素确实与欧美白种人不一样。如果采用针对白种人肥胖症的判断标准（BMI＞30kg/m2），那么仅有2%～3%的亚洲成人可被诊断为肥胖症。事实上，亚洲人种肥胖相关的糖、脂代谢障碍在BMI值较低时早已发生。 近期研究亚洲与欧美体脂分布的BMI的关系发现：新加坡成年人BMI比白种成年人平均低3kg/m2。来自中国香港和印度成年人的研究显示：亚洲人的BMI大约为23kg/m2时，已出现临床上血脂紊乱、糖尿病、脂肪肝等代谢综合征症候群等疾病表现。 因此，世界卫生组织为亚洲成人制定了新的BMI标准，规定亚洲人的体重指数（BMI）在23～25kg/m2即定为超重，BMI＞25kg/m2即为肥胖。而当出现BMI＞30kg/m2时即为重度肥胖。 按照BMI的新标准衡量，改革开放近30年来肥胖症的增长不仅侵犯成年人，目前已向青少年渗透。脂肪肝的危险因素确实应受到政府，卫生部门、医卫防疫人员和各个家庭的关注。
与许多其他类型的慢性肝病一样，许多NASH患者是无症状的，或可以表现为多变的或不明确的症状（例如疲劳、不适、右上腹隐痛等）。患者通常有肝大，有一些患者有脾大，但不常伴有肝门静脉高压的征象。实验室检查往往有血清氨基转移酶轻、中度升高，通常AST/ALT比值小于1；血清ALP和GGT水平升高也常见于NASH患者；低蛋白血症、高胆红素血症、凝血酶原时间延长较少见；血脂异常（如高胆固醇血症、高三酰甘油血症）和（或）高血糖比较常见，据报道发生率为25%～75%。患者必须做肝炎病毒标记和自身抗体等检查以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的肝炎。 NASH通常因实验室检查发现异常而得到诊断。NASH中也有一部分患者临床表现严重，呈亚急性临床经过，多由于服用一些特殊药物引起，表现为剧烈的、迅速出现的、严重的肝功能衰竭。例如，一些予以特定治疗的核苷类似物、抗有丝分裂药物或四环素治疗的患者甚至会出现暴发性肝功能衰竭和死亡。NASH主要的组织学特征表现与酒精性肝炎类似，如脂肪肝、肝炎[肝实质炎症伴（或不伴）有局灶性坏死]和不同程度的肝纤维化（包括肝硬化）。和酒精性肝病一样，在NASH脂肪肝中以大泡性脂肪肝占优势，其不同程度地浸润整个肝小叶，也有很少一部分NASH表现为显著的微（小）泡性脂肪肝，其他如急慢性炎性细胞浸润、马洛里小体也同样存在于NASH患者中。 一般会引起典型NASH的药物或毒物为：①金属物质。锑、钡盐、硼酸盐、二硫化碳、铬酸盐、磷、稀有元素、铊化合物、铀化合物。②细胞毒性或细胞生长抑制药物。L-天冬酰胺酶、甲氨蝶呤、氮杂胞苷（azacytidine）。③抗生素。重氮丝氨酸、平阳霉素、嘌呤霉素、四环素。④其他药物：胺碘酮、香豆素（3-α-丙酮基苄基-4-羟基香豆素、苄丙酮香豆素钠）、二氯乙烯、乙硫氨酸、溴乙烷、雌激素、氟司洛尔（flestolol）、糖皮质激素、降糖氨酸、奥拉米特（orotate）、哌克昔林、黄樟脑。 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发现哌克昔林会引起一系列肝疾病，包括类似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的损害，常伴有马洛里小体，并可导致肝纤维化。某些抗心律失常和抗心绞痛药物，如哌克昔林、胺碘酮，会引起磷脂性脂肪肝，表现类似急性酒精性脂肪性肝炎，伴有马洛里小体和融合的脂肪变性样改变。
疑问：听人介绍说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比较严重，容易发展成肝纤维化甚至肝硬化，那么什么叫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 解答：通常人们称脂肪肝多指单纯性脂肪肝，无症状，肝酶不高。如在此基础上受到“第二次打击”，如病毒、酒精、药物、感染、情绪波动等外源性因素，就会使肝组织出现炎症，肝酶异常或出现症状，便进展为脂肪性肝炎。 首先搞清两个概念，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是指除外过量饮酒（酒精性肝病）和其他明确的损肝因素所致的，以弥漫性肝细胞大泡性脂肪变为病理特征的临床综合征。NAFLD的疾病谱包括非酒精性单纯脂肪肝、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及其相关的肝硬化和肝细胞肝癌。 NAFLD分4型：I型单纯性肝细胞脂肪变，它通常呈良性非进展性肝病；Ⅱ型为肝脂肪变+小叶内炎症，多为良性肝病，不属于NASH；Ⅲ型为肝脂肪变+小叶内炎症+气球样变，它是不伴有肝纤维化的NASH，可进展为肝硬化；Ⅳ型为肝脂肪变+小叶内炎症+气球样变+Mallory小体（马氏小体）和（或）肝纤维化，它是伴有纤维化的NASH，可进展为肝硬化。 当脂肪性肝炎有明确的病因时，须明确诊断为相应的疾病（如酒精性脂肪性肝炎、药物性脂肪性肝炎等）。它们被统称为继发性脂肪性肝炎。 因此，在确认NAFLD时先应彻底排除过量饮酒（亚太地区标准为每周饮用乙醇量＞350g）这一导致肝病的重要因素。目前公认的区分酒精性和非酒精性肝病的饮酒阈值为男性每周＜140g，女性每周＜70g。饮酒量介于两者之间的肝损伤原因，考虑乙醇和代谢因素并存。饮酒和肥胖对肝损伤有协同作用。NAFLD患者可能根本就无安全的饮酒阈值，偶尔的“小酌”就可能作为“第二次打击”导致脂肪肝进展为NASH。 在单纯性脂肪肝基础上，因长期过食、病毒、酒精、药物、毒物、感染、巨大情绪波动、体重减轻、肠外营养等因素（称为二次打击）导致的肝组织炎症性病变、肝细胞损伤，会出现临床症状或肝酶异常，即发生脂肪性肝炎，并可能向肝纤维化进展。有人认为，脂肪性肝炎是隐匿性肝硬化的前期病变。单纯性脂肪肝不需治疗，脂肪性肝炎则需治疗。
H.Yki-Jarvinen教授强调在诊治糖尿病患者时一定要想到肝脏的问题，并介绍了最新出炉的欧洲非酒精脂肪肝的临床指南和糖尿病性脂肪肝的诊断流程。诊治糖尿病患者，应该进行肝脏方面的检查，首先检测肝酶，对于肝酶高的患者要排除其他原因（例如肝炎病毒感染和饮酒等），再结合患者的血脂、体重、尿酸等情况综合考虑做出诊断。还要结合肝脏超声诊断。总体而言，肝酶+超声+病史就可以做出诊断。她强调指出，作为糖尿病专科医生，一定不能忽视代谢综合征和心血管危险因素，要考虑到脂肪肝和代谢异常的问题。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Kenneth Cusi教授介绍了糖尿病性脂肪肝的治疗。许教授指出，目前糖尿病性脂肪肝治疗药物研发的很多，但真正能用于临床的还是少数。Cusi教授主要谈到了几种研究比较成熟的药物。其一为吡格列酮。研究显示，应用吡格列酮后，能够减轻甘油三酯在肝脏的沉积，改善患者的脂肪肝情况。其二为利拉鲁肽。许教授谈到，美国已在减肥治疗中应用该药物。我国患者应用利拉鲁肽后，80%～90%的患者能够出现体重下降，尤其腰围下降明显，是一种非常有前景的药物。其他药物尚在研究中。
非酒精性单纯性脂肪肝（NAFL）与非酒精性脂肪肝性肝炎（NASH）主要有三方面不同（摘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临床研究网病理工作组指南）。 （1）NAFL与NASH的临床表现和病理改变均不相同。NAFL年龄轻，超重者少，血脂常正常，合并糖尿病、高血压和代谢综合征比较少见，空腹血清胰岛素正常。而NASH患者通常年龄较大，临床常有严重的胰岛素抵抗现象，体重指数（BMI）异常，空腹血清胰岛素和三酰甘油水平增高，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降低，常同时能查出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以及代谢综合征合并存在。 NAFL的病理常表现为不伴或仅伴有非特异性炎症的肝细胞内脂肪小泡或大泡变性积聚。而NASH在肝细胞呈大泡、小泡或混合性脂肪变性的同时还存在肝细胞气球样变和（或）肝细胞坏死等肝损伤的表现。典型的NASH，其组织学改变均呈肝小叶中心性分布。 （2）NAFL与NASH在进展为纤维化方面不同。NAEL极少进展为肝纤维化，但目前随访时间很少超过10年，因此认为NAEL存在进展为肝纤维化的可能性，但一般较慢。在肝穿刺活检中，偶尔也可见到NAEL的临床诊断患者可出现少量肝纤维化。而NASH则肯定与肝纤维化的形成和进展并加重有关。 （3）众多随访发现：NAFL与NASH的预后不同。无论来自整个人群还是血清转氨酶升高的个体的随访资料均发现：NASH肝病发生肝硬化和肝硬化合并症而引起死亡人数在显著增加。而NAFL（单纯脂肪肝）与肝病相关性死亡无密切关系。
（1）仅在组织学上发现肝细胞中有大泡样脂滴而没有炎症表现者，可认为无组织学进展。 （2）当组织学上发现肝细胞有炎症坏死、肝纤维化的患儿肯定会进展至肝硬化。 （3）已发现儿童肥胖发生脂肪性肝炎，肝纤维化的发生率比成人明显高。 （4）Matteoni提出儿童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演变的四个阶段：单纯性脂肪肝→脂肪性肝炎→炎症伴肝纤维化→肝硬化。警惕儿童脂肪肝有疾病较快进展的危险。 （5）至今尚缺乏相应的研究评估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在儿童中的风险。 （6）132例患儿的回顾性分析中，98例完成了10年的跟踪随访，发现10年后21%儿童脂肪肝出现了组织学上肝纤维化；而28%的儿童已出现肝硬化。 （7）关于儿童脂肪肝的进展与特定的人群可能密切相关。 （8）已发现西班牙儿童、亚洲儿童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病情重，比成人进展快，预后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