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五大臣出洋 到了近代，从秦始皇以来左右中国政治文化的根基遇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谭嗣同名言。 这个现象在晚清以来的社会变革中有很多例子：大家知道清末出现“立陷运动”。我们以前说它是比较温和的“改革”，其实从今天的眼光看，它应该说是相当“激进”的。当时有两种“立陷”，一种是日本式的立陷，是要尊皇统敬天皇的。另一种是英国式的立陷，它除了保留一个王室外，其他和共和制没有什么区别，而当时清末民间的立陷派主张的都是英国式的立陷。 严格地说，英式立陷派和革命党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尽谈立陷派的软弱性、妥协性、摇摆性，好像它缺乏革命派的坚定性。其实孙中山的一派，尤其是在国内的那帮人和立陷派的区别并不明显，只是在海外侨民中这两股势力打得不一乐乎。 孙中山与中华革命党在日本 我们经常提到梁启超和孙中山在海外的论战，说他们在原则上有什么什么分歧，实际上他们当时就和现在的政治侨民一样，表面上看政治岐见颇大，实际上争的主要是经济资源——海外捐款。在国内这两派还是合作居多，包括武昌起义都是两者联手行动。当时的立陷派主张是很激进的，他们主张只保留一个象征性的国王，其他一切按共和制运作。 清末外国华侨 这些立陷派在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恰恰就是广东的宗族自治势力，立陷派在广东的一个组织“广东立陷联合会”。它是一个由个人成员和团体成员的组织，它的团体成员中就有27个“宗族自治研究会”的团体。这些团体支持立陷派和当时东南沿海的宗族势力兴起是一致的。 后来中国教科书上夸大了“族权压抑人权”的状况。我们现在一谈到家族，就谈“四大绳索”中的“族权”如何如何恶劣，祠堂怎么剥夺个人的自由，阻碍自由恋爱，私设公堂等等。这种现象当然也存在，但是的确被大大地放大了。 在传统时代族权并没有那么厉害，当然它毕竟也是一种传统权力，在高度现代化以后它是不是还能保留下来，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在初期近现代阶段，当时压抑人权的主要是中央集全国家的法家化权力。而此时，宗族的活跃是民间社会生活的涌动，是社会多元化的一种表现，或者说随着大共同体的一元化的解构、法家传统的衰落，中国同时出现的“西学”的兴起和儒家的复兴，它们之间不是对立的，而是一种并行的潮流。这一点在明清两代的非主流思潮中已看出端倪。 清末民初广州 明清两代一直就存在着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所谓“启蒙思想”，即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些人，一直延续到后来包括康梁、章太炎、谭嗣同。他们都一个共同点，就是建立在弘儒批法、批道德基础上来呼吁改造传统、来呼吁中国社会的进步。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黄宗羲。 顾炎武像 在70年代，中国历史上的进步人物都被带了一顶“法家”的“桂冠”，甚至说朱元璋也是法家，张居正也是法家，总之“封”了很多法家。不知大家注意了没有，始终没有人给黄宗羲带上一顶“法家”的帽子，而奇怪的是也没有说黄宗羲是儒家。黄宗羲非儒非法到底算什么家？思想史上该如何归类呢？ 黄宗羲从49年以后就被公认为是一个进步思想家。象郭沫若、侯外庐、范文澜等学者都很欣赏黄宗羲。儒家既然是反动势力，而黄宗羲又是进步思想家，所以黄宗羲就不能说是儒家。但是如果说他是法家又太不像话，因为黄宗羲几乎从商鞅一直骂到张居正，所有被认为是法家的人他无一不骂，所有被认为是儒家的人他无一不赞，而且黄宗羲对在“评儒批孔”中提到的包括井田制、宗族传统、礼义仁孝等儒家崇尚的东西都高度评价，但是对被认为是法家改革的那一套，包括郡县制、科举制等都是极力否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70年代的人们只好对他采取回避态度闭口不提。可见政治运动左右下的学术多么滑稽可笑。今人回过头来看，会觉得那时的人都跟傻缺一样，但凡有一点常识都不会用所谓大人物的好恶、用此一时彼一时的“政治书皮包装历史”。可是在当时的氛围下人们趋之若鹜地跟着鹦鹉学舌，唯恐大合唱的队伍里少了自己，甚至争当弄潮儿的人不在少数。 黄宗羲当时提出的反砖制、反皇权，基本上都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法家传统的一种抵制，用他的话说就是反对“用法之法”。他说现在这种制度就是把天下当作一小之私，天下等于被皇帝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而皇帝十分害怕别人和他争天下，为了这个目的就制定出无数的法，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用一人以治其私，又用一人……”发展出一套完整的非常繁琐的制衡机制，以至于搞得“布法不得不密，而法一密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 言下之意，天下之乱就是这个“法”造成的。当然他讲的“法”不是我们现在说的“法”，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说，天下之乱就是法家的那一套造成的。黄宗羲的这些话的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就是孔孟的儒家思想。孔孟思想并不仅仅是现在人们理解的“民本思想”。有些人说孔子讲“人治、德治”，就是要对老百姓好一些。如果仅仅是这样讲，还不足以成为近代-现代化的一种资源，因为这种思想在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朝代都存在。 传统儒家的小共同体的自治观念对解构中国法家传统的确是一种有利的武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在黄宗羲那些人眼里，小共同体的自治传统和个性解放并不矛盾。黄宗羲一方面强调小共同体应有它的自治性，他很反感“科举制”，认为应该恢复“乡举里选”，也就是恢复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即我称之为“准儒家”那个时代的很多做法，但同时他却并不把个性解放看成是小共同体自治的威胁。他认为砖制制度的根源在于否定了个人利益，“是使天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立，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也”。 黄宗羲对砖制制度在这个意义上的批判从形式上非常近似于近代自由主义。因为近代启蒙思想对砖制制度的批判主要不是说砖制制度妨碍了大多数人的意志，而是说它侵犯了公民的个人权利，剥夺了每一个人的公民权，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质疑砖制制度的合法性的。 黄宗羲像 吴旭（清）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一直到戊戌时期当时的中国人在非常顺利地接受“西学”的同时丝毫没有感到“儒学”对这个过程有什么妨碍。他们都认为“西学”和“儒学”都是对当时现实制度改造过程中的一种资源。象戊戌时代的很多思想家，梁启超、谭嗣同都是很激进的。谭嗣同有一句名言“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 这里的“大盗”指的就是“秦政”、就是“法家”，孟轲在《孟子》这本书中对“乡愿”骂得很厉害，它指那些“八面玲珑、屈从权势、丧失节气、没有原则、屈意迎奉的“风派”。这是传统儒家很厌恶的，他们提倡“刚直不恶”、“清流、清议”“东林党人”“海瑞”式的忠诚。这自然和“乡愿”是对立的、格格不入的。但是这种“乡愿”传统中庄周的思想很突出，所谓“大盗”和“乡愿”的互补，就是“法道互补”，就是“强权哲学”与“犬儒哲学”的互补。梁启超、谭嗣同这些人都认为中国两千年以来，“大盗之政”和“乡愿之学”摧毁了“孔学”，以至于使“孔学”不绝如缕，已经被摧残的所剩无几了。 如果要说现在还有一点传统的话，主要就表现在黄宗羲这些人身上。谭嗣同曾说过一句很极端的话，意思是“自从荀子以后就没有什么书可读”，按照他的说法，董仲舒、朱熹这些人的书都很糟糕，但是如果说还值得一读的，就是黄宗羲、顾炎武他们这些继承了孔孟传统的人，而我们又继承了顾、黄的传统。 谭嗣同 如果以此类推，从孔孟到顾王黄，再到康梁，这是正统儒家的线索。如果按照梁启超、谭嗣同的说法，儒家后来分化了，其中孔孟是正宗，而荀子是异端，后来就变成法家了。那些保持正统儒家价值的人并没有妨碍他们接受“西学”，并没有妨碍他们对“西学”中最本质东西的认识。在他们看来，西学与儒学并不扞格，起码可以相向而行相互扶持走一段同道的。 *本文由音频整理而成， 未经作者本人审核） — 每更一图： 金雁/插画
导读黄宗羲是明末清初著名教育家、经学家、思想家等。黄宗羲曾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极力主张用“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限制皇帝的权利。当然，虽然我们都知道黄宗羲的主张是对的，但在封建专制时期，他必然会遭到很多阻力。黄宗羲算是很早就有民主思想的人，对他还不太了解的朋友，可以通过下文来认识下黄宗羲，一定不要错过啦。 儒家大礼儒家从孔子那里就提倡厚葬，甚至后世还有人说，孔子是殡葬行业的祖师爷，甚至到了后来，儒士们垄断了殡葬行业，那小日子过得很不错。 古人讲厚葬，是孝的一种体现，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棺椁的层数，古人都是土葬，我们通常说的棺材是个统称，实际上里面的叫棺，外面的叫椁，最高等级的葬礼外面可以包七层椁，这是天子的规则。 诸侯大夫依次递减，丧礼可以说是儒家最看重的礼仪制度，没有之一，比结婚都要隆重得多，丧礼上穿什么衣服，一点都不能错，错了的话可能会有杀身之祸。 按照黄宗羲的级别，不说很多层吧，起码一棺一椁是要有的，而且以他的身份和孩子自身的身份实力，他孩子是在清朝做官的，黄宗羲的棺椁本身也不会太寒酸。 古代的中国人，到了中年之后，都以有一副好棺椁为荣，这一点跟皇帝一继位就为自己修陵是一个道理，没什么不吉利的。 厚葬可以说一直都是中国的传统，也是每一个奉行儒家伦理观的人，必须要做的，尽管早在孔子的时代，墨子就提出过反对厚葬，认为这实在是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但这个制度之所以被保留下来，说明他本身所蕴含的正面价值是巨大的，对于凝聚人心，维护社会稳定，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黄宗羲给儿子的一封信，像天被捅破了一层窟窿一样，黄宗羲明确表示，死后第二天就入土，这是反对“久丧”，《红楼梦》里的秦可卿就停灵七七四十九天，以表示隆重。 “殓以时服”，下葬时只想和日常一样着装——这是拒绝专门置办寿衣，反对“多为衣衾”，这些都是在提倡节俭，看起来也没什么，最惊世憾俗的就是表示，“安放石床，不用棺椁”。 这是完全抛弃了儒家礼法，这件事不但黄宗羲需要巨大的勇气，关键压力最大的还是他的孩子，要知道他的丧礼肯定是他儿子办的，如果真按照黄宗羲的遗嘱，这不知道要被多少人说三道四。 黄宗羲这是老糊涂了吗，当然不是，他写这封信的时候，距离自己的死亡还有七年时间，这期间他的儿子动员所有力量来说服父亲，但最终黄宗羲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想法，就是要裸葬，作为一代大儒的黄宗羲，最后这是要背离儒家了吗，为什么死之前会有如此奇怪的想法呢? 最后的抗争黄宗羲出生在浙江余姚的书香门第，良好的家学传统为日后黄宗羲成为博学鸿儒打下了基础，年轻时代的黄宗羲颇有侠士风采。 他的父亲黄遵素被魏忠贤阉党迫害致死，崇祯上台之后，大力清除阉党及其余孽，当时有个阉党重要成员许显纯崔应元，在刑部受审。 黄宗羲出庭对证，没想到突然从袖中掏出一把锥子刺向许显纯，并当众痛击崔应元，拔掉了了他的许多胡须归祭父灵，这简直就是一名刺客的作风呀。 黄宗羲的行为被人称为“姚江黄孝子”，连崇祯皇帝感叹称其为“忠臣孤子”，正当所有人都欢欣鼓舞地进入崇祯朝，却发现没了阉党的朝廷依然是糟糕到一塌糊涂。 随着崇祯吊死在煤山，李自成最终兵败，大明江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轰然倒塌，直到南京城陷落，很多人都一时没有回过神来，一切来得实在太快了。 也因为南京陷落的快，本来阮大铖是要逮捕黄宗羲的，结果南明的弘光政权玩完了之后，黄宗羲回到家乡，组织义军，起兵抗清。 这一反从三十多岁，到五十岁，黄宗羲整个壮年全都贡献给了抗清事业，但说实话，自从弘光政权灭亡之后，全国性的代表明朝的政权已经没有了，各地的抗清运动，也很难从本质上动摇清朝的统治。 后期涌现出了很多原来的藩王打出抗清的大旗，黄宗羲跟随的是鲁王，但终究是寡不敌众，打游击的黄宗羲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抗清事业。 鲁王经过一段萍漂，落脚于宁海以南、台州以东的健跳所，所是当时明朝的军事防御单位，似乎终于是有了一个立足之地，实际上这个地方紧靠大海。 清军来了，鲁王君臣就驾船逃入大海，黄宗羲的文字清楚地记录了当时的困境 海泊中最苦于水，侵晨洗沐，不过一盏。舱大周身，穴而下，两人侧卧，仍盖所下之穴，无异处于棺中也。御舟稍大，名河船，其顶即为朝房(金銮殿)，诸臣议事在焉。 苦涩中带着倔强，自嘲中带着不屈，而黄宗羲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居然还有过很奇特的任务，那就是去日本请求帮助，不知道这鲁王算不算是病急乱投医，但黄宗羲还是带着使命去了日本。 虽说是艰苦，但多少还是能谈出些眉目的，要不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呢，当时留在日本负责出兵事宜的是一个叫黄孝卿的人，他在日本长崎可算是彻底丢了中国人的脸，你这可是来乞师的，没想到这家伙在长崎却过起了逍遥自在的生活。 当时的日本，正处在民风奢靡的时代，长崎更是如此，官方妓院就不计其数，这个黄孝卿是夜夜笙歌，流连忘返，完全忘记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这件事让当时的日本完全看不起这个人，出兵的事也就因此耽搁，前前后后黄宗羲一共去过三次日本乞师，但最终都因各种缘由未能成功。 乞师不成，黄宗羲回国后，返回故里，没有继续留在鲁王身边，而他的抗清事业也开始转入地下，成了一名自由战士。 他为反清的传递情报、营救抗清志士、替抗清武装筹措经费、策反清军将领……与他合作的，主要是钱谦益，两人联手做了许多事。 大约以1659年为标志，郑成功攻打南京而功亏一篑为标志，黄宗羲终于感觉无望，渐渐放弃努力，感觉一切都没了希望。 但记住一条，黄宗羲终其一生，都是没有在清朝做官的，后来很多人攻击黄宗羲，说他人品有问题，就凭这一条，足以证明黄宗羲的大节，历史一再证明，那些整天把大义挂在嘴边，叫得最凶的人，往往也是投降最厉害最彻底的，这方面东林党和复社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黄宗羲对自己一生的评价是 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 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最终黄宗羲把全部的经历，投入到了著书立说之中，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思考的源泉，写出了一系列震铄古今的作品，其思想深度，远超同时代甚至是近代之前所有的儒家知识分子。 裸葬之谜黄宗羲一生经历了六位皇帝，明代四位，万历、天启、崇祯、弘光;清代二位，顺治、康熙，其人生跨度之大，经历之跌宕起伏，堪称史诗级人生。 黄宗羲最终选择裸葬，并非是在反对儒学，经过了深入长期的思考之后，黄宗羲希望获得的是解放和自由，回归到人的本真上去。 《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最出名的著作，在这里他放弃了华夷之辩，转向了更为直接的民本主义，讨论着国家人民到底意味着什么。 而他当年的好友吕留良，最终和他反目，因为吕留良一直坚持反清，并认为黄宗羲是叛徒，因为黄宗羲曾经说过康熙是个好皇帝这样的话。 这里无意于讨论两个人的对错，但民国时期的章太炎曾严厉批评过黄宗羲，这就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作风，根本没有经历过绝望，奢谈抗争。 黄宗羲把大好年华都用在了抗清的事业上，并且亲自在鲁王身边待过，翻开南明史你就会发现，假如你是当时的反清义士，你也会感到绝望甚至是愤怒，南明的这些“皇帝”“王爷”们，全都是内斗内行，外斗外行，把大量的精力都花在了无谓的内斗上去，黄宗羲亲身经历过这些。 但他并没有像钱谦益那样，黄宗羲终生不做清朝的官，这一点已经说明了一切，在大节上，黄宗羲比钱谦益强上百倍。 当七十八岁的黄宗羲决定祼葬时，他的心胸已迈过了许多沟壑，寻常之人站不到那样的高度，黄宗羲走出了两千多年的窠臼，裸葬就是他对人生最好的注脚和解释。 » 黄宗羲是一个怎样的人 黄宗羲为什么坚持裸葬
黄宗羲（1610.9.24-1695.8.12），汉族，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鱼澄洞主、双瀑院长、古藏室史臣等，学者称梨洲先生。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东林七君子”黄尊素长子。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家”，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与陕西李颙、直隶容城孙奇逢并称“海内三大鸿儒”。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他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黄宗羲的政治主张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有及其重要的意义，对以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黄宗羲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一生著述多至50余种，300多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明文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 目录 1基本资料 2人物生平3主要成就4人物评价5史籍记载6亲属关系 基本资料1 本名：黄宗羲别称：梨洲先生字号：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鱼澄洞主、双瀑院长、古藏室史臣等所处时代：明清之际民族族群：汉族出生地：绍兴府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出生时间：1610年9月24日去世时间：1695年8月12日主要作品：《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南雷文定》《四明山志》主要成就：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地位：海内三大鸿儒、中国思想启蒙之父 人物生平2 明万历三十八年八月初八（1610年9月24日），黄宗羲出生于绍兴府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其地名浦口村，属浙江省余姚市明伟乡。降生前夕，母亲姚氏曾梦见麒麟入怀，所以，宗羲乳名“麟儿”。父黄尊素，万历进士，天启中官御史，东林党人，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职归籍，不久下狱，受酷刑而死。崇祯元年（1628年）魏忠贤、崔呈秀等已除，天启朝冤案获平反。黄上书请诛阉党余孽许显纯、崔应元等。五月刑部会审，出庭对证，出袖中锥刺许显纯，当众痛击崔应元，拔其须归祭父灵，人称“姚江黄孝子”，明思宗叹称其为“忠臣孤子”。黄宗羲归乡后，即发愤读书，“愤科举之学锢人，且建‘续钞堂’于南雷，以承东林之绪”。又从学于著名哲学家刘宗周，得蕺山之学。崇祯四年（1630年），张溥在南京召集“金陵大会”，当时恰好也在南京的黄宗羲经友人周镳介绍参加复社，成为社中活跃人物之一。这年，他还加入了由名士何乔远为首领的诗社；后来，黄宗羲与万泰、陆符及 主要成就3 黄宗羲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尤其在史学上成就很大，而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是一位从“民本”的立场来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者，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他的政治理想主要集中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限制君权《明夷待访录》一书计十三篇，该书通过抨击“家天下”的专制君主制度，向世人传递了光芒四射的“民主”精神，这在当时黑暗无比社会环境下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原君》是《明夷待访录》的首篇。黄宗羲在开篇就阐述人类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他说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是为了“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释其害”，也就是说，产生君主，是要君主负担起抑私利、兴公利的责任。对于君主，他的义务是首要的，权力是从属于义务之后为履行其义务服务的。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然而，后来的君主却“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 人物评价4 黄宗羲自云：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马叙伦称道黄宗羲是秦以后二千年间“人格完全，可称无憾者”的少数先觉之一。顾诚在《南明史》批判黄宗羲的基本论点只是一句话，东林人士是“君子”，与东林异调者为“小人”。夏允彝《幸存录》书中说：“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边制寇，卒无实着。”黄宗羲真不愧是刘宗周的弟子，反驳道：“夫筹边制寇之实着，在亲君子远小人而已。”中国国务院温家宝：我喜读黄宗羲著作，在于这位学问家的思想有着朴素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身为天下人，当思天下事。而天下之事，莫过于万民之忧乐了。行事要思万民之忧乐，立身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应谨记这些道理，并身体力行。清华大学教授秦晖：黄宗羲的思想本身当然也有缺陷，但他在民权理论上确实有超越卢梭的地方。东方网（《不可忘记黄宗羲》）：他猛烈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表示“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已，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得出君主专制是“天 史籍记载5 《清史稿·黄宗羲传》 亲属关系6 父亲：黄尊素（东林七君子之一）母亲：姚氏，出身上虞夹塘姚氏，著名藏书家姚顺宇之女。弟：黄宗炎、黄宗会儿子：黄百药、黄正谊、黄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