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震惊全国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僻居皖东南一隅的宣城，学生们对何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何为巴黎分赃会议，以及五四运动的缘起等，似乎都茫然无知。幸因亦设在宣城的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章伯钧思想开明，他请恽代英上大课讲一战和五四形势，并欢迎同城的省立八中和省立蚕桑所的同学们旁听。恽代英深入浅出的演讲，使得胡允恭懂得了巴黎和会实际上是列强重新分割殖民地，导致中国“不败而败”的会议，中国反帝反封建任重而道远。胡允恭从恽代英宿舍读到他正在翻译中的《阶级争斗》，并把布哈林的《唯物史观》毛笔工楷抄了一遍，又接触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这是胡允恭接受马列主义启蒙教育之始。胡允恭还和宣城的进步师生一起上街游行，查禁日货。他后来回忆说，如果没有五四运动，他将“安心读书，准备一生从事栽桑养蚕工作”。

不久，蚕桑所停办。胡允恭依靠本家胡建侯、胡歧山寄自上海每月8元钱的资助，在芜湖补习功课并于1920年秋考入安徽

1922年底，国共两党联合创立上海大学，以于右任为校长，邓中夏任教务长，邵力子为总务长，陈望道为中文系主任，瞿秋白为社会科学系主任。1923年，上大二的胡允恭由瞿秋白亲自做介绍人，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胡允恭在上海大学，受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等耳濡目染，又广泛接触马列主义等进步书籍，经过一段时间党内组织生活的磨练，政治上日益成熟。

上海大学办学富有创新精神，实行学分制，必修课选修课兼开。几十年过后，胡允恭还对瞿秋白授课从黑格尔哲学到马克思哲学讲得十分透彻，旁征博引又深入浅出记忆犹新；对蔡和森阐述社会发展史，从外文版直接援引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有关章节十分钦佩；对同桌的张云因政治上摇摆不定，班上党组织没有及时讨论吸收他入党，后来不知怎么成了上大党组织负责人，惊诧莫名。50年代末，胡允恭才知他就是康生！

上海大学仅安徽籍学生后来出名者就有

1924年夏，胡允恭受上海党组织派遣，曾返回故乡以办“淮上中学补习班”为掩护，宣传马列主义，秘密进行党团组织的创建工作。1925年胡允恭奉派赴穗，任《革命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的主编。处于大革命时期的广州，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军人占了上风，他们积极进取，而国民党右派势力亦相当猖獗，新旧思想在这里激烈碰撞。胡允恭主办的刊物对“孙文主义学会”等右派组织散布的错误思潮予以有力的驳斥，给正在受训的黄埔军校第三、四期学员和东征士兵以很大的精神鼓舞。

1926年4月，胡允恭被中共两广区委军委调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五团担任团政治指导员。6月，同属十二师的三十五团和叶挺独立团最先从广州出发开始北伐。北伐军一路过韶关、克长沙，攻占汀泗桥、贺胜桥，直逼武汉三镇。9月，胡允恭在攻打武昌时左腿受重伤，在汉口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几乎成了半残废。

叶挺独立团的团政治指导员吴季严、一营营长曹渊、二营营长许继慎等都是安徽人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血腥屠杀共产党人。1927年7月，胡允恭奉中共中央指示，退出了国民革命军，潜回上海和寿县，坚持地下斗争。1929年秋，中央军委决定派胡允恭为驻烟台中央军事特派员，行前周恩来特地召见胡允恭，就胶东问题作重要指示，并替他改名胡克波。1930年1月，胡允恭的身份暴露，不得已退回上海，任江苏省委军委秘书。一次，他偶尔提及1922年曾在阜丰面粉厂高级职员于瑞生家中做家庭教师，周恩来便指示他设法利用这一老关系，办一书店作联络点。秋阳书店在成都南路西藏路口营业不久，胡允恭接替奉调安徽省委书记的王步文，出任书店董事长。某天，因叛徒出卖，导致书店被查封，胡允恭被捕。胡允恭入狱后，坚持说自己是进书店买书的乡下教师，被关上40多天后交保释放。

1930年秋，胡允恭由党中央另派赴山东工作，历任青岛市委宣传部长、济南市委书记、山东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等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省委书记胡允恭

朱蕴山获悉了此情况，建议胡允恭去福建，和同样与党失去联系的叶挺一起，联络十九路军反蒋。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胡允恭被派往新组成的兴泉省任公安局长。他在泉州给警察开马列主义课，公开宣传抗日反蒋，不料十九路军很快在蒋介石军队的夹击下失败，胡允恭随福建政府的主要领导撤退到香港。1934年5月，胡允恭转赴日本。

胡允恭身居海外，仍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他勤奋地学习马列著作，宣传革命道理。当时和他同学的菲律宾华侨白源地，在与蒋介石派到日本的特务进行斗争中，深受胡允恭的教育和影响。解放前夕，担任船长的白源地，将载有2500名国民党伞兵的轮船开到了连云港解放区。白源地同志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我原在菲律宾有几十万资产，为什么能在决定伞兵起义这一紧急关头放弃资本，冒着生命危险，毅然驾船起义呢？这完全是胡老夫妇在日本对我教育的结果。”

1934年，胡允恭受李济琛、陈铭枢和彭泽湘等人之托，到上海组建中华民族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胡允恭出任福建师范学院院长。1951年审干中他又受到不公正的停止党籍的处理，1952年调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包括“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胡允恭都受到过冲击。从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过来，在共产党执政时代还迭次被整，胡允恭的确感到冤屈，但他没有丝毫动摇对党的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一方面他仍兢兢业业为党工作，一方面他多次向有关部门写申诉材料，甚至直接写信给周总理，要求澄清他的问题。他受周恩来直接领导时间较长，相信总理是了解他的。但因当时党内存在不同认识，极“左”路线弥漫在党的政治生活中，胡允恭问题久拖不决。“文革”中，胡允恭蹲过“牛棚”，下过农场，放牛割草然渴望为党工作发挥余热的壮心不已，稍有闲暇则埋头科研。

1983年1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恢复胡允恭党籍，党龄从1923年算起。胡允恭重又焕发了青春，精神抖擞地投入到教学和科研第一线，并给上海、山东、江西、安徽有关部门撰写回忆文章，把信史播撒当代，留给后人。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胡允恭对史学研究尤其是日本史、南明史研究有很深的造诣。在台湾，他曾有机会浏览各大学的有关南明史的各种版本著作，从而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金陵丛谈》等著作由人民出版社等出版，内中的《“五四”时期安徽的学生运动》、《关于黄埔军校和中山舰事件》、《台湾二.二八起义真相》、《杨潮案件的前前后后》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