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映光(1883—1973)

字文六，临海县(今临海市)东塍镇人。青年时在临海县城求学，结识杨镇毅、杨哲商、王文庆等。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赴杭州就读于赤城公学，加入光复会。光绪三十三（1907）年春夏间，随杨镇毅回临海创办耀梓学堂，以响应绍兴大通学堂光复活动。不久，大通事败，先后充安徽督练公所书记、台州印山商业学校监督、安徽陆军测绘学堂教习。宣统元年(1909)至上海，创办《风雨报》。宣统三年（1911）冬，江浙联军会攻南京，任浙军兵站总参议。复以浙军代表身份赴武昌援鄂。旋任浙江代表，与十六省代表齐集南京，筹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912年，任浙江都督府民政司司长。1913年，改任内务司司长，署浙江民政长。1914年，任浙江巡按使。1915年12月，支持袁世凯，受封为一等伯爵。次年4月，童保暄、夏超等谋独立反袁，驱走附袁的朱瑞，宣布浙江独立，映光任都督，但又暗中密电袁表示效忠，袁授以将军衔。5月，因各界不满而辞职。1917年，居沪学佛。1918年，任北洋军阀政府国务院顾问。1919年，任山东省省长，注重修治黄河，著有《治河说略》。次年，辞省长职，居北京学佛。后应聘大总统府顾问。1923年10月，与蒋尊簋、吕公望等于宁波组织浙江自治委员会，宣布独立，旋即失败。1925年5月，被段祺瑞任命为临时参政院参政，又任善后会代表。1926年3月，任北洋军阀政府贾德耀内阁内务总长兼赈务督办，并与国务院秘书长邓汉祥同为贾内阁中坚人物。5月辞职后环游欧美等国。同年回家乡后，创立振华中学于临海城内。1929年，受佛教密宗灌顶法，称“法贤

屈映光，文六其字，浙江省临海县人，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二月六日。屈映光幼受传统家塾教育，及长入杭州赤城公学肄业。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二十五岁，于赤城公学毕业，同年加入革命组织光复会。宣统元年（1909），在上海创办《风雨报》，宣传革命，旋以环境恶劣而停刊。

宣统三年（1911）辛亥，屈映光参加杭州光复之役，被推为兵站司令。南京光复，屈映光以浙江代表身分，与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开会，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于焉诞生。

民国元年（1912），屈映光出任浙江都督府民政司长。民国二年（1913），改任内务司长，继而军民分治，受命为浙江民政长。民国三年（1914）

改任浙江巡按长。民国五年（1916），袁世凯称帝，浙江宣布独立，屈映光被推为浙江都督，翌年下野，退居上海，闭户学佛。

1918年，北京政府聘屈映光为国务院顾问，授赞威将军。1919年，复出任山东省省长。民国九年（1920），

屈映光学佛，曾先后皈依于谛闲法师，大勇法师、省元法师、持松法师、班禅活佛、诺那活佛、白普仁喇嘛。1929年，受密宗灌顶法，称法贤上师，由此显密圆通。

屈映光以其革命耆宿及政界前辈的身分地位，为佛教大护法。佛教每有外侮，屈映光即与沪上名流程雪楼、王一亭、施省之、关絅之等出面维护，颇受各界尊重。然亦已涉入过深，而遭受批评。如1929年，佛门缁素对于革新佛教制度问题，有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前者主张革新，利用寺产，创设教育机构，以培育僧才，建设中国佛教；而后者主张维持丛林寺院传统家风，不标新立异以附和时势。屈映光倾向于保守派，因而备受革新派的抨击。1931年及1936年，中国佛教会两次改组，亦有新旧派之争，而屈映光亦牵涉入是非圈中，遭反对者之非议。

1934年，屈映光与佛教界名流居士段祺瑞、汤铸新、赵恒惕、陈元白、韩大载、王一亭、史量才等发起组织“菩提学会”，以移译藏文经典及弘法利生为宗旨，对于汉藏佛教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屈映光在上海号召组织联合救灾会及僧伽救护会，自任救护总队长，出入战地，救护伤患。上海战事激烈时，逃入市区之难民数十万人，赖联合救灾会赈济活命。上海沦陷，屈映光辗转赴后方，出任赈济委员会副委员长（委员长许世英），仍以救济难民为务。屈映光侨寓重庆时，从贡噶活佛修学藏密，藏密分黄、红、白、黑四派，贡噶活佛属红教，屈映光亦承受红教法统。抗战胜利后，1949年屈映光迁居台湾，寓居桃园大溪，以弘扬密教为务。1956年，屈映光与赵恒惕等发起组织“修订中华大藏经会”，恒惕与屈映光分别担任正、副编审，辽东满分优婆塞蔡运辰念生担任总编纂。以限于人力财力，并未达成修订目的，仅就各种版本重行编纂，景印行世。总编纂蔡念生著有《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行世，而赵、屈二老在当时经费极端困难情形下，搜集国内外各种藏经版本，编纂成编，实非易事。

屈映光于1973年年10月19日病逝台湾，享年九十一岁

屈映光幼年由祖母抚养，祖母长斋敬佛，谆谆教育孙子要救人济世。屈家是浙江台州临海的世家大族，家道殷实，在灾荒岁月常对穷人施粥施药，所以屈映光很早就从事赈灾救济工作。抗日战争前的1929年浙江闹水灾、1931年长江流域闹水灾、同年秋东北华北闹水灾、1933年察哈尔绥远闹灾，他都曾参与赈灾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成千上万的军人流血疆场，民众背井离乡成为难民，他更是坐不住了，在上海发起成立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又在佛门弟子中成立僧侣救护队，收容难民，抢救伤兵。因收容的难民日益增多，赈灾款即将用完，他于第二年躲过日本特务的跟踪，悄然离沪到香港去募捐。

在武汉的蒋介石听说屈映光到了香港，就邀请他到武汉去出任政府中新成立的救济委员会副委员长。原任命的委员长是孔子后裔孔庸之，挂名而不到任。代理委员长许世英，因为跟蒋介石有矛盾，托病躲在香港也不到任，所以屈映光实际上成了负全责的救济委

抗日战争胜利后，屈映光回到上海，又一次脱离政坛，专心佛学。他曾应广东名僧虚云长老之请，募捐重修广东乳源县的云门古寺。他曾多次在庐山居士林等地或自己家里闭关修法。闭关大都为七七四十九日，在此期间，断绝与外界一切来往，不食烟火之物，只饮水和吃水果。解放战争的炮火已经“隆隆”打响，对他来说似乎还相隔得很远很远，并没有放在他心上。直到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解放军大举南下，国民政府逃往台湾时，他才知道时世已经大变，竟不知自己的前途将会如何，感到十分迷茫。有人对他说，你不能再留在上海，于是他离沪经广州到了香港，暂住九龙。蒋介石怕他重回大陆投向共产党，就派人设法把他弄到了台湾，授以“国策顾问”的头衔加以笼络，表示对辛亥革命元老的尊重。

“国策顾问”只是个虚衔，不承担任何政治责任，也没有薪水可以领取。屈映光对此倒并没有放在心上。他认为既然到了台湾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就应当先了解一下当地有什么名寺古刹，有什么稀见的佛学典籍。台湾的佛门弟子久闻其大名，听说他到了台湾，就纷纷聚拢来，请他讲经弘法，带他去参观名寺古刹。他先在台北县北投善光寺停留了一个时期，觉得环境还不够理想，未见过的佛学典籍也不多，不久就去桃园县大溪福份山（又叫法鼓山）的斋明寺。他发现该寺藏经楼的佛学典藏十分丰富，就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名寺，从此就借住在斋明寺后苑，青灯黄卷，如饥似渴地阅读起珍贵的佛藏来。与此同时，他在佛门弟子的请求下，在斋明寺开设密宗讲坛，两星期一次讲经弘法。由于他佛经读得多了，佛学修养大有长进，在佛学界的声望大大提高。许多地方的佛学信徒，包括东南亚、澳洲、南北美洲的佛门弟子，慕名从四面八方赶到桃园县斋明寺来听讲，开创了台湾佛学界二十余年未曾间断的盛况。

屈映光早在20世纪20年代从欧美考察归国就已皈依佛门，师父给其起法名法贤，但他未曾剃发出家，一直是以居士身份修法。到台湾后，人们只知法贤上师的法名，他的俗家名字逐渐为人淡忘了。1972年10月1日，他的弟子在桃园县中坜元化院成立法贤学会。1973年春，台中县慈明寺住持圣印法师请法贤上师到雾峰山为修建万佛殿主持开工典礼，并传授密宗要义。屈映光受到这一事件的启发，认为北京有传播密宗的雍和宫，对蒙藏汉各族佛教信徒都有很大的吸引力，而台湾还没有密宗寺庙，于是决定筹款在台北五峰山兴建一座南方宝生佛刹，传播密宗教义。那一年他已是91岁高龄，还到处奔波筹款。钱募足后立即破土动工。过不多久，南方宝生佛刹的殿堂结构就已初具规模，他兴奋极了。由于过度的兴奋使这位高龄老人血压出现波动，一时卧床不起。弟子们把他送进桃园中坜新国民综合医院救治。1973年9月19日，屈映光终于走完他曲折迂回的人生道路，于当晚10点20

屈映光一生著作繁富，曾写有关于辛亥革命的回忆录，并多年坚持写日记，早年还喜欢诗词联语。

尤其是佛学方面出版有《金刚经诠释》、《心经诠释》、《无量寿经诠释》等多种。

他圆寂后，弟子们收集其遗著，准备出版全集。他著有《金刚经诠释》和《心经诠释》二书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