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06年，20岁赴法国巴黎大学市政学院及国立最高美术学校油画系留学，3年后回国。1929年9月任上海新华艺专西洋画系主任、昌明艺专兼职教授，1931年至1933年任南京市政府技正，1933年4月进入侍从室，1935年至1938年兼任第四组组长，1938年6月，调行政院任秘书兼机要组长，1946年至1947年任行政院主任秘书，1947年至1949年4月，任杭州国立西湖艺专校长。1938年至1945年期间还在战时陪都重庆担任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理事长。1949年4月，蒋经国邀他去台湾，汪日章到了广州，徘徊羊城15天收到家里“母病危，速回归”的电报，匆匆赶回家乡。

1932年4月到1938年6月，汪日章任蒋介石官邸侍从秘书后（兼侍从室第四组少将组长）5年2个月，可以说是蒋介石的亲戚当中最接近极峰的一个。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任浙江省文史馆馆员、奉化县人民代表、奉化县政协副主席、浙江省文联委员、民革

汪日章同蒋介石有两层关系：一是汪日章的母亲是孙琴风的堂妹，因此，汪日章与蒋介石一样都称孙琴风为娘舅。算起来是表兄弟；二是汪日章的姐姐嫁给后竺村的竺芝馨为妻，竺芝馨是蒋介石妹夫竺芝珊的胞兄，因此，竺培基、竺培风、蒋经国、蒋纬国都叫汪日章为娘舅。蒋介石外甥竺培风与四川军阀杨森之女杨郁文的联姻，就是汪日章做的媒。

汪日章曾经跟随蒋介石亲历了几个重大历史事件：

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消灭异己，坚持反共内战，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热河大量国土沦丧，引起了国民党内一部份有识之士和爱国官兵的强烈不满，发生了1933年11月的福建事变。福建事变的主力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它的前身是北伐战争初期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在北伐中战功显赫。十九路军在上海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威震全国。可是触犯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将该军从抗日前线调到福建“围剿”红军。十九路军官兵从几年的亲身经历中逐渐看清了蒋

汪日章在侍从室期间，与蒋介石朝夕相处，也熟知蒋介石的生活细节。他生前看过不少有蒋介石形象出现的影视片，感到其中不少不符合实际情况。1989年10月28日，在历史巨片《大决战》中扮演蒋介石的特型演员赵恒多，为演好自己所担负的角色，专程来奉化体验生活。走访了蒋介石的这位重要幕僚。汪日章听赵恒多说明来意，非常热情，他希望能让观众通过电影《大决战》了解一个从历史到生活更为真实的蒋介石。为此，他同赵恒多讲了许多蒋介石的生活细节。

由于许多影片都有蒋介石回乡的镜头，《大决战》里少不了蒋介石第三次下野的镜头，所以汪日章的话题就从蒋介石回乡说起。他说：“我在担任侍从秘书期间，曾经多次跟随蒋介石回溪口，时间最长的一次是西安事变以后，在溪口先后住了110天，蒋介石伤愈后，经常在街上走动，从来没有看到像有些电影上表演的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那样如临大敌的镜头，有时路上有人聚观，卫士上前拦阻，蒋介石还要说，不要拦，不要拦

由于历史的原因，汪日章在解放以后曾经走过一段艰难曲折的路。但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一直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关怀和照应。1963年，汪日章上书周恩来总理，表示要重新拿起画笔，描绘祖国的大好河山。周总理了解汪的愿望后，便写信给中共奉化县委转告，鼓励他发挥自己专长，为人民创作出好的作品。1975年，汪日章写信给邓颖超，汇报自己情况，邓大姐指示有关部门，委托上海市委统战部派人来奉化，勉励汪日章在有生之年有所作为。1978年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奉化县人民政府对汪日章在政治上、生活上都作了妥善安排。1979年他当选为县人民代表，1981年被推选为奉化县政协副主席，1981年担任民革奉化县委会副主任委员。1980年省文史馆特聘汪日章为馆员，按月寄来工资。1985年奉化县人民政府为了照顾狂日章活动方便，特地为他在县城购置了一套公房，把他从乡村迁到新寓所。各级领导和政府的多方面关怀，使汪日章深受感动

汪日章没有辜负周恩来、邓颖超和各级领导的期望，他在有生之年，热情奔走于北京、杭州、奉化之间，出席各种会议，参政议政。撰文作画，联络海内外亲友，接待来访宾客，忙得应接不暇，不知老之己至。他撰写的《蒋介石在故乡》、《我所知道的宋美龄》、《回忆俞国华》等文章，为海内外多家报纸所刊登，有的还为台湾杂志所转载。他创作的美术作品《秋瑾》、《奉化水蜜桃》，曾在北京、香港、台湾展出。他在接待中，常以亲身经历宣传祖国新貌，家乡可爱，为促进奉化建设、加速祖国统一尽了自己的一分力量。

如果没有“留法同学”周恩来的特别关照，做过蒋介石侍卫长后又留在大陆的汪日章几乎不可能躲过上个世纪如此频繁的风雨。后来，他一直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关怀和照应。1992年去世时，其社会职务是奉化县政协副主席。　汪日章应该是个画家，但关于他从艺的资料寥若晨星。自2000年在杭州邂逅他的一张画作后，我一直关注这个充满传奇的人物。不过，至今也仅在已停刊多年的《西湖》杂志1982年第8期中，找到一篇他自己写的文章《我与美术》。此文仅数百字，半页的篇幅，似乎要浓缩他不平凡的艺术经历。

“许多人都知道我做过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是搞政治的。却不知道我是学美术的，而且从事过美术教学活动。一九二九年，我留法回来，就聘于上海新华艺专，担任西洋画系主任。在此期间，我与庞薰琹等人在上海原法租界金神父路发起组织“台蒙画会”。……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爆发，我后撤到重庆，即使是在兵荒马乱中，仍有闲情，拿起画笔。一九四0年，倪

从历史看汪日章的艺术地位，他也应在这个行列之中。1926年，他从上海艺专毕业后，赴法留学，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油画系，该校当时在法国算正宗派美术的最高学府。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国从这所高校毕业的仅徐悲鸿、颜文梁等寥寥几人而已。

汪日章是画西画的，以水彩画与油画为主。余生也晚，没见过他的西画真迹。近几年中国油画价值得到大幅提升，在拍卖会上，与他同时代的那些留法画家，其作品动辄叫价百万元以上。我不禁想，汪日章如果一直从艺，该会怎样？

如果没有“老乡”蒋介石的关照，汪日章不会搁下画笔。

1931年的一天，汪日章去南京拜访同乡暨留法同学毛庆样，毛当时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两人在房内交谈时，蒋介石信步走了进来。毛于是将汪介绍给了蒋介石。当蒋了解到眼前这位小伙是奉化同乡，并且是萧王庙镇孙氏舅父的外甥时，就主动介绍他到南京市工务局工作。在那时，能得到蒋介石的推荐，是件很荣耀的事，于是汪日章急忙搁下了画笔，做起了政府公务员。两年后，汪又在毛庆样的推荐下，进待从室当他的助手。后来毛庆祥专任机要室主任，由于同乡加远亲的关系，蒋介石即提拔汪日章为侍从秘书，以后又兼任侍从室第四组少将组长，为蒋掌管印信文电，备受蒋的信任。汪日章生前谈起此事，曾感慨地说：“我从艺术转到政治，纯粹出于偶然，要是那天不去探望毛庆祥，要是蒋介石不进来，要是他不问我具体情况，要是……那我的人生道路将是另一个样子了。”

因了这层关系，再加上工作得力，汪日章仕途顺畅。1938年

解放军渡江之后，势如破竹，国民党做着迁台前的最后准备。1949年初夏，称他“娘舅”的蒋经国专门通知汪日章，他亦在迁台之列。汪日章毕竟和蒋氏父子有较深的关系，如今又专门通知，如何能不去呢？

但他的夫人坚决反对，她哭着说：“要去你一个人去，我是不去！带着4个孩子，咋走得动？”那时，他们最小的女儿闻西刚刚出世，大女儿闻歌也才8岁。考虑、争议再三，最后汪日章决定只身南下见机行事。汪日章乘杭州至广州的最后一次列车，直达羊城。在那里，他徘徊观望，整整滞留了12天。突然，汪日章接到妹妹发来的紧急电报：“母病危，速回甬。”正在彷徨的汪日章，为尽人子之道，又念及妻子儿女，急急忙忙乘广州到宁波的最后一班轮船，回到了家乡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