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衡(1888-1971年)，名钟权，四川人，1921年至云南行医，云南四大名医之一，当代火神派的重要传人之一。吴佩衡18岁时，受业于当地名医彭思溥先生，20岁左右曾听学于火神派真弟子卢铸之(1876-1963年)先生的“扶阳医坛”。其后深精《内经》、《难经》、《伤寒论》经典著作及火神派创始人郑钦安先生(1804-1901年)《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三部著作，中年以后集中精力研究张仲景学术思想，认为“盖凡一种学问，非寝馈其中数十年，斯难知其精义之所在。”1930年吴佩衡先生代表云南中医界应邀赴沪，出席全国神州中医总会，抗议汪精卫取缔中医之反动条例。其后留沪行医6年，抗战前夕返回昆明并行医，1939年被推选为省、市中医师公会理事长，1945年创办《国医周刊》杂志，以资促进中医学交流。1945-1950年间，创办云南私立中医药专科学校，任校长职。解放后，先后任云南中医进修学校副

自幼读四书五经，后因家境贫寒，靠种田已很难生活，遂弃农从医。18岁到会理县城林春堂中药铺，拜当地名医彭恩溥为师，入医门当学徒。旧社会学徒生涯十分艰苦，无所不为。他立志从医，故从不懈怠，起早贪黑，勤奋苦学。潜心学习四年后，谢师承医业回乡。最初，因行医经验不多，加之医术尚浅，故遇到疑难重病常常深感棘手。但满眼的贫疾交加的病人的困境，激起他奋发苦学医学的决心。他感到医学这门科学，不勤求古训，博采诸家学理之长，单靠师传、口授，是不能修到精湛、独到的医术，从而也很难很好地解除病人之苦。于是，边行医、边总结、边探索、边钻研，几度春秋，他采众人之长，以理论求诸实践，用实践丰富理论，获得不少可贵的临床治疗经验，医术日精。如对瘟疫与瘟病的治疗，他认为人身真阳之“少火”决不可损，邪热之“壮火”必须消灭。他既吸取前人经验，又不墨守成规，而多有创新。行医数年，声名渐传，博得群众的信任和称赞。当时该县有名贡生张姓老医

1921年离乡来云南。初到昆明，欣闻名医不少。他虚心学习他人经验，但不盲目跟从，用自己的方法医好了不少病人，令当地同行吃惊不小。

中年以后，吴佩衡集中精力深研仲景学说，倡导经方学理，强调阴阳学说为中医理论的精髓，辨证论治是临床诊疗的准则，冲破了当时某些世风俗习。他尊古而不惟古，力求实际，大胆创新，古方今用，拯救了不少垂危病人。时一高官的独子患伤寒病，病势垂危，奄奄一息，经中、西医多次治疗均未获效，已宣告无救。吴佩衡照仲景法，采用大剂四逆、白通诸方，一举而险除。吴佩衡回春绝技，最突出地表现于伤寒坏症、肺脓疡、阴胆症、肝水肿等阴症险疾上，经他放手治疗，都得救治痊愈，显示了他在医术上的超群技艺和个人胆识。逐渐名扬全市。

他一贯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日理百诊，来者不拒，从不马虎了事。他诊治病人，不分高低贵贱，无不精心医治。对贫穷无钱的病人，除免费义诊外，还经常免交药费；对疑难重病，则亲自前往督促病人服药；有

吴佩衡先生得学于郑钦安火神派学术思想，多注重扶人之阳气，擅用附子，长于使用经方，应用附子，胆识过人，对疑难重证、失治、误治之阴寒重症，每以大剂附子力挽沉疴，处方每剂附子辄用60g，重则每剂250-500g。先生的主要著作有《中医病理学》、《伤寒论条解》、《伤寒与瘟疫之分辨》、《麻疹发微》、《吴佩衡医案》、《吴佩衡中药十大主帅古今谈》、《附子的药理及临床应用问题》、《医药简述》、《伤寒论新注》等。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引用郑钦安的学说，在临床实践中，处处发扬郑氏学说，如总结辨别寒热证的十六字要诀：寒证“身重恶寒，目瞑嗜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热证“身轻恶热，张目不眠，声音洪亮，口臭气粗。”这些均来源于郑钦安的阴阳辨诀之中，出于一源，可谓是进行简化、深化郑氏的阴阳辨证之法。与郑钦安一样，吴氏临床擅用四逆辈之类、郑氏创用方及自创用的回阳饮(附子、干姜、炙甘草、肉桂)等方剂。吴佩衡先生精辨寒热、十六

受郑钦安影响，此方吴老论述和运用最多，并在治阳虚阴寒证得基础上有所发展。吴老说：“此方起死回生，易如反掌，实乃补火种之第一方也，使用得当，因病加减，应用无穷，可以治数百病。”四逆汤中的附子是该方的君药，在治疗“阳虚阴寒”证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用量的多少关系着临床的治疗效果。纵观全本医案，吴老用附子之量十分惊人，一般在30g以上，多至100g、200g、300g。最多用至450g。前几日和云南中医学院的一位老师聊到吴老用附子，该老师透露说吴老为方便患者，在院子里常年摆一大锅，一刻不停在熬四逆汤，病人来了，一经诊断明确就舀一勺给病人当场服用。这也算从另一侧面了解吴老用附子的盛况吧。但是，吴老大剂量使用附子，是建立在严格的辨证基础上，真正做到了辨证准确而又胆大心细。吴老认为：“只要诊断确切，处方对证，药量充足，即能克敌制胜，转危为安。古有病大药大、药毒病毒之说。顾面临危重征候勿须畏惧药毒而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