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时的军装，戴一身的毛泽东像章，收集的两百余枚毛泽东像章被盗以后，71岁的李德才吊颈身亡。　　一个旧时代的遗腹子。他始终怀念四十多年前的生活，以及那时他所拥有的灿烂青春。

　　30年来，李德才不厌其烦地寻觅着人群最密集处，开启他激昂而冗长的演讲。演讲的内容只有一个：毛主席语录。　　李德才去世了，整个县城都在谈论他的死亡。人们用一种混杂着伤感与戏谑的口吻回忆着这位71岁老人的一生，如同悼别一座早已风化的纪念碑。　　2012年2月25日深夜，在自家种满豆角与萝卜的菜地里，李德才用裤带将自己挂在了2米高的大棚支架上。直到次日早晨7时许，僵硬的尸体才被邻居发现。　　县城的人们能轻易地给他画一幅肖像：五短身材，大眼粗眉，大檐帽永远端正，墨绿军衣颜色早褪，右臂戴袖章，全身满缀着四十多枚明晃晃的毛主席像章。他总是推着一辆吱呀作响28自行车，车后贴着三块写满毛主席语录的纸板，车前挂着一张脸盆大小的毛主席画像——画像被老人当作了车牌。　　县城里的人大多能清晰地回忆起他的声音：亢奋。激动时，他会咧开干裂的大嘴，露出两排蛮横而不齐整的黄牙，双手像杨树枝一样摇摆。李德才如布道师一般，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李德才被选为队里的会计，负责计算工分。这份差事让他每个月轻松地就能拿够工分，并能多分些白面。　　李德才人生最辉煌的时期，是四十多年前的“文革”期间。　　清朝时，他的父亲李绿曾在衙门当差，后来回家做了农民，母亲张慧英则是缠着小脚的旧时妇女，贫瘠的土地及6个子女让这个家庭陷入困苦难熬的境地。邻居张明树至今记得，李德才一家是方圆几里最穷的，全家8个人躺在一铺炕上，几口人盖一床被。风刮一夜之后，只有人躺的地方还干净着。　　革命时代的降临改变了这个家族的命运。1950年，喧嚣的锣鼓声中，9岁的李德才目睹着父辈们烧掉了旧的土地契约，换回了新的土地证。李德才得以读完小学，并在逐渐成熟后担起一家重责。　　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李德才进入了西北12队，聪明好学的李德才被领导选为队里的会计，负责计算工分。这份差事让他每个月轻松地就能拿够工分，并偶尔能多分些白面。　　家里人都能吃饱了，

　　这里有没有卖毛泽东语录？”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他生气地指着书架说：“《盗墓笔记》，怎么能卖这种大毒草？”

他的家乡，曾是汉与匈奴、唐与突厥、宋与契丹、明与蒙古相争的军事重镇，也曾有过城墙高耸、哨兵游弋的繁华时代。建国后，褪去了昔日荣光，成为农民占到八成以上的国家级贫困县。　　然而1980年代以来开启的经济浪潮，也席卷了这个偏远的县城。30年来，低矮的平房、泥泞的沙石路如蝉蜕一般消失，崭新的商品楼、广告牌、酒店、KTV拔地而起，整个县城陷入了狂飙突进的城市化洪流中。　　如今，县城居民能收看的电视节目从12套增加到51套，固定电话从1978年的560户发展到4.4万户，移动电话用户数也已超过5.5万。李德才仍终日操持着两亩菜田，背诵着毛主席语录，试图如以往一样生活。当他推着小车走进县城，却发觉他成了县城里不合时宜的守旧者与游荡者。　　他卖菜羞于与人讲价，遇见老人还免费赠送，这让他仅能勉强维持温饱

　　外甥秦东武操办了老人的葬礼，合棺前他小心地将仅存的二十余枚毛主席像章，放在了狭小的楠木棺材中。　　李德才70岁之后，患上了高血压及脊椎病，引发了双手强烈的麻木疼痛。他无法再骑车，也不能再种菜。他只能将地租给了外甥秦东武。靠着每年七百多的土地租金和六百来块的低保生活着。　　在人生的最后一年里，李德才在街上继续游荡。就连在邮政局门口整日闲坐的老人也瞧不起他，认为他“落伍了，陷在旧时代里出不来”。　　他曾去县里肉联厂找侄子李宁借钱，二楼涌出很多人，对着他笑嘻嘻地指指点点。侄子不愿意见他，掏出10块钱，托人递给他。　　“他沉在过去，可我得想着将来。”李宁承认很难理解叔叔的怀旧，他自己的父亲在阳高一中当了一辈子的伙夫，“文革”期间死的时候，工资不到30块，一家人根本吃不饱。如今他在一家私营公司帮忙收购农副产品，每月赚一千多元的外快。“如今就算是打工，过得也挺舒心。”　　李德才仍热心管闲事。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