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来音讯全无。在1910至1911年间，保拉曾好几次写信给维也纳的哥哥，但她从未收到过回信，也没有任何人捎来哥哥的消息。所以，当这位比她大7岁的哥哥突然闯入她的生活，保拉无法控制自己的怨言：“我对他说，假如这些年来，身边有哥哥在的话，我的日子就会好过很多。可是他却回答：我自己也一无所有，拿什么来帮你呢？我之所以从未写信给你，就是因为我帮不了你什么忙。”

阿道夫·希特勒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妹妹平静下来。他对妹妹大献殷勤，揣上钱包，带着妹妹进城去购物。保拉满心欢喜地穿上了哥哥掏钱买的漂亮新衣：“哥哥的这一举动让我难以忘怀。”

1896年1月21日，保拉·希特勒出生在希特勒家的哈费尔德农庄。是克拉拉·希特勒的第六个孩子。在保拉出生前，三个孩子，古斯塔夫、伊达和奥托已经夭亡。保拉4岁时，另一个哥哥埃德蒙也病死了。保拉出世时，58岁的父亲老阿伊洛斯已经退休一年，为了不至于虚度光阴，他开始钻研上了农活。

保拉11岁的生日被坏消息笼罩。母亲克拉拉躺在医院里，刚刚经历了一次切除癌肿瘤的胸腔手术，但是体内的癌细胞已经转移。

1907年，希特勒一家离开了林茨那个四楼的寓所，搬到了多瑙河对岸乌尔法的一处住所。保拉眼睁睁地看着母亲的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家中虽有“汉妮”姨妈帮忙照料，但母亲已经无法操持日常家务了。家务的重担也落到了小女孩的肩膀上。放学回家后，11岁的保拉得尽力帮着做饭打扫，而她18岁的哥哥阿道夫本应该体谅小妹妹在这个有重病号的家中所要应付的困难，但他满脑子只有自己那些计划。这年的9月初，哥哥阿道夫去了维也纳，那里的艺术学院在召唤他。

兄弟姐妹中只剩下妹妹保拉独自在家，还有个驼背的姨妈相伴。姐姐安吉拉只是定期过来看望。保拉得给病重的母亲喂水，帮她擦干净额头，然后一筹莫展地看着因疼痛而缩成一团的母亲。当阿道夫从维也纳回到家中，克拉拉已经奄奄一息。门铃响了，一个24岁的年轻女子应声去开门，她一头浓密

保拉成了父母双亡的孤儿。她和哥哥阿道夫每月可领取政府50克朗的孤儿津贴，兄妹俩每年共600克朗，这笔钱一直可以领到24周岁。因为领取津贴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年轻的阿道夫便悄悄使诈，他牺牲了妹妹保拉的利益，为自己谋得了一半的津贴。首先，他在写给政府部门的信中做了手脚。他写道：

尊敬的保险储金会负责人！

两名申请人恳请发放属其名下的孤儿津贴金额。申请人的母亲，海关官员的遗孀已于1907年12月21日因病去世，因而申请人已成孤儿，而且双双都未成年，尚无能力养活自己。其中，申请人之一阿道夫·希特勒于1889年4月20日出生在布劳瑙，申请人保拉·希特勒于1898年1月21日出生在上奥地利兰姆巴赫地区的费舍汉姆。监护人是林茨地区勒沃丁的约瑟夫·迈尔霍夫先生。两名申请人均属林茨行政区管理。特此重复申请要求。

阿道夫·希特勒，保拉·希特勒

乌尔法，1908年2月10日

在这封信里，阿道夫隐瞒了妹妹的真实年龄，把保拉的

保拉的生活中没有爱情，她一辈子都没有结婚，也从未和某个男友一起露面。

1920年，保拉和哥哥阿道夫重逢。一年后，兄妹俩再次见面。“我们一起去了林茨附近父母的墓地，”保拉说：“这是他的建议。然后我们在林茨告别。他回到慕尼黑，我回到了维也纳。”1923年，保拉第一次出国旅行，她去了慕尼黑看望哥哥。阿道夫·希特勒此时已经是慕尼黑的一个知名人物。他成了德国纳粹党的领袖，大权独揽。他如果在慕尼黑哪家啤酒馆露面，哪里就是一派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的景象。纳粹党内活动的大笔开支，还有哥哥乘坐的豪华轿车等等，都让保拉感受到哥哥阿道夫所过的生活很富有。但阿道夫没有想过要把保拉留在慕尼黑，让她在纳粹党的某个办公机构帮忙，或者替他管理家务。保拉自己也没有这个想法。

后来，阿道夫·希特勒策划慕尼黑暴动事件失败，妹妹保拉只是通过奥地利的报纸关注此事。她也没有和姐姐安吉拉一样，去监狱看望阿道夫。兄妹俩只限于偶尔书信来往，或者寄

战争快结束之前，阿道夫·希特勒意识到败局已定，末日即将降临。他打算把妹妹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此时，苏联军队步步逼近，已经距离保拉和她的女友——女教师格蕾特·鲍尔居住的魏滕不到100公里的地方。绝望的保拉正把一些私人文件、一台打字机、三袋子衣物藏到魏滕家中的阁楼和屋外的蜂窝里。但后来这些物品还是被苏联士兵发现。

希特勒委托马丁·鲍曼去救保拉。1945年4月中旬，马丁派的两个人坐着梅塞德斯车来到保拉在魏滕的家。“一个司机走进屋里，告诉我，他的任务是把我带到上萨尔茨山。两小时后就得离开这里。我很吃惊，因为我根本没想到会这样。我说，两小时内我无论如何都收拾不完……他们同意了第二天早晨再走。”保拉回忆道。她急急忙忙地整理行装。4月14日，她被带到了贝希特加腾，她的行李被放在了纳粹党内部旅馆“贝希特加腾饭店”里，然后她又被带到附近弗德布兰特的底特里希·艾克哈特府上。1923年，希特勒曾经在这座房子里拜访过他

贝希特加腾和周围的山将成为保拉度过人生最后阶段的地方，这片土地也是她哥哥的第二故乡。在这里，保拉给自己的角色赋予了一个新的定义：过去在纳粹年代，她不被允许以希特勒家族成员的身份生活，而她却是阿道夫·希特勒唯一一个活着的至亲，是“元首的妹妹”。

她的经济状况十分窘迫。她靠朋友熟人的接济过活，常常抱怨过去的好时光一去不返。“锦衣美食的年代过去了，遥远得像一个梦。”各种费用让她叫苦不迭：“虽然房间的租金已经打折，但我一听这个价就不愿支付，我更不愿靠赊账过活，这种日子实在没什么意思。”她租了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个柜子、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床和一个晾衣架。她在1949年3月写给一个熟人的信中说道：“由于情况变化，我从家里带来的衣物如今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件。它们看上去又过时、又破旧，让我根本提不起兴致去外面走走。我没钱来重新拾掇自己的外表……从我这最后几行字中您不难看出我抑郁的心情。”1948年，保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