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六年（1728年）正月七日，钱大昕出生在江苏嘉定城西四十多里的望仙桥镇。钱氏祖籍常熟，明代正德年间，七世祖钱镃入赘嘉定管姓，遂定居于此。祖父钱王炯，父亲钱桂发，都是秀才，以教书为业。他刚满周岁时，祖父便教识字，五岁时，送至本村塾馆读书，十岁以后，又先后随祖、父到所在塾馆就学，并为他讲授历史故事和教习作诗。这对于他早年知识的增进，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乾隆七年（1742年），年方十五岁的钱大昕离开家乡到嘉定县城，向著名学者曹桂发问学。当年，考中了秀才。在考秀才的过程中，他的文才受到了主考官刘藻的特别欣赏，在全县士林中也获得了较高声誉。先是本县宿儒王尔达（王鸣盛之父）慕其才而许婚季女。不久，城东坞城顾氏又延其至家课读子侄。这样，钱大昕学习更为勤奋。在坞城任教时，他于授徒之暇，“晨夕披览”，通读了顾氏家藏的《资治通鉴》《廿一史》等大量史籍。与此同时，他还留意著述，在阅读李延寿《南史》《北史》两部史

钱大昕著有《二十二史考异》，远受顾炎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治经方法论的影响，近受惠栋“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的治经宗旨的启发，遵循由训诂以明义理的原则。在他看来，文字是《六经》的载体，只有先识字审音，才能真正弄懂经书所蕴涵的义理，训诂明，义理才能明。他说：“《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文不正，非训诂则经之义不明。”又说：“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有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因为重视音韵训诂在获取经书义理中的重要作用，钱大昕对汉儒的训诂考订之学有极大的兴趣，对汉儒的治学非常欣赏，给汉学以较高的评价。

钱大昕云：《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训诂始；谓训诂之外别有义理，如桑门以不立文字为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学也。训诂必依汉儒，以其去古未远，家

对于宋、明学术，钱大昕从两个层面上进行了驳难：在工具层面上，钱大昕对宋明人研究学术的方法进行了抨击，他说：“自宋、元以经义取士，守一先生之说，敷衍傅会，并为一谈，而空疏不学者，皆得自名经师。间有读汉、唐注疏者，不以为俗，即以为异，其弊至明季而极矣。”又说：“宋儒说经，好为新说，弃古注如土苴。”在钱大昕看来，宋人治经，不通训诂，率意改经，重视发挥，喜与前人立异，好为惊世骇俗之论，实际上流于空谈，没有根柢。这也是钱大昕往往以汉学与宋学对举，扬汉学而抑宋学的原因。

在思想层面上，钱大昕对宋、明理学中的很多范畴都进行了驳难。如他论“性即理”云：宋儒谓性即理，是也。谓天即理，恐未然。“获罪于天，无所祷”，谓祷于天也，岂祷于理乎？《诗》云：“敬天之怒，畏天之威。”理岂有怒与威乎？又云：“敬天之渝。”理不可言渝也。谓理出于天则可，谓天即理则不可。

“性即理”是程朱理学关于人性的一个重要范畴，由程颐提出，朱熹进

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累官少詹事，督学广东。后历主钟山、娄东、紫阳书院，专心讲学和著述，与戴震、王念孙、王鸣盛、黄丕烈、顾广圻相互切磋，与经史文义、音韵训诂、典章制度、氏族地理、金石、历法，无不精研。

家富藏书，举家经史子集，考证文字得失，曾自述“官登四品不为不达，岁开七秩不为不年，插架图籍不为不富，研思经史不为不勤。因病得闲，困拙得安，亦仕亦隐，天之幸民”。

藏书处有“十驾斋”、“潜研堂”、“孱守斋”，宋刻元版手抄之本，达数十种。藏书钤有“万经”、“平生一片心”、“纶阁舍人”、“臣大昕”、“瀛州学士”、“东宫亚相”、“游于盛世”、“宫詹学士之章”、“年开七秩”、“南海衡文”、“钱大昕印”、“竹汀居士曾观”、“文学侍从”等印章。

著作主要有《廿二史考异》《潜研堂文集》《十驾斋养新录》《唐书史臣表》《元史艺文志》几十种，逾几百卷，前三种用力最多。《元史艺文志》著录元、辽、金之书，

钱大昕是一位“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的学者，在各个领域都有建树。

①王俊义较为全面的评价了钱大昕的学术成就，指出钱大昕有进步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他并非只钻故纸堆，专搞烦琐考证，他没有脱离现实的政治斗争，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在其学术着述中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另外，王俊义还研究了钱大昕的义理观，认为钱大昕主张通训诂而明经，经明而义理即明，不存在六经之外的义理，亦不在文字、声音、训诂之外求义理，也就是寓义理于训诂，将考据学放在第一位。

②周清澍总结了钱大昕在经学、史学、目录学、文字音韵学、舆地、职官、氏族、金石、年代、元史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钱氏是乾嘉时期学识最渊博的史学家和若干学科的倡导人。吕友仁归纳了钱大昕“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即不分门户，唯是之从；言必有据，无征不信；文必己出，反对剽窃；平等讨论，知错即改；订讹规过，意存忠厚；奖拔人才，折节交下。并对《潜研堂集》的学术价值进行

“予观弈于友人所，一客数败，嗤其失算，辄欲易置之，以为不逮己也。顷之，客请与予对局，予颇易之。甫下数子，客已先得手。局将半，予思益苦，而客之智尚有余。竟局数之，客胜予十三子。予赧甚，不能出一言。后有招予观弈者，终日默坐而已。”——钱大昕《弈喻》

大意：一次，钱大昕在朋友家里看下围棋。一位客人几次输棋，他讥笑客人失算，总是想替他改放棋子，认为他赶不上自己。过一会儿，客人请求和钱大昕下棋。刚刚下了几个棋子，客人已经取得主动的形势。棋局快到中盘，钱大昕已不支。终局计算双方棋子，客人赢了十三子。以后有人邀请他观看下棋，钱大昕整天默默地坐着罢了。

寓意：现在求学的人读古人的书，常常非议古人的错误；和现在的人相处，也喜欢说别人的错误。人本来就不可能没有错误，但是试试彼此交换位置来相处，心平气和地估计一下就能够认识别人的失误，也能看到自己的失误！

现嘉定外冈镇西有钱氏宗祠，外冈秦徐村有钱大昕墓。钱大昕墓极其简朴，一碑、一案而已。墓道两旁，各有一对石兽与石马，石兽的下方，刻有“嘉庆二十有五年十月”。墓碑不是原先的，竖立着的是已故上海图书馆馆长、国学大家顾廷龙先生一九八四年题写的墓碑。

藏书印有：“竹汀”（朱文方印）、“孱守斋”（朱文方印）、“钱印大昕”（白文方印）、“大昕私印”（白文方印）。

钱大昕的自铭砚：钱大昕有洮河老坑自铭砚一台，上铭：泉清堪洗砚，山秀可藏书。落款乾隆三十七年盛夏。并有阴刻“及之”印鉴。

《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八·儒林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