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于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十七日（1842年7月24日）生于广东广州府香山县（今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郑观应的家境并不富裕，祖父郑鸣岐是一位文人，父亲郑文瑞是一个具有地方绅士身份的乡村塾师。郑观应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鸦片战争以后，在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买办成了时髦的职业，成为发财致富的捷径。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郑观应的叔父郑廷江、同宗兄郑济东都作了上海外国洋行的买办。咸丰八年（1858年），郑观应应童子试未中，即奉父命远游上海，弃学从商，在任上海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供走奔之劳。初至上海，郑观应先寄居在任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边听差，边习英文。

咸丰九年（1859年），郑观应由亲友介绍进入上海一流的英商宝顺洋行任职。同年冬，被派赴天津考察商务。在公余之暇，他与广东乡友梁纶卿入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开办的英华书馆夜课，专攻英文两年。通过这两年的英语学习，他比较广泛地了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一书中首次要求清廷“立宪法”、“开议会”，实行立宪政治，由此开启了中国的最高法意义上的宪法理念时代。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后编》“自序”中表达了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思想，认为“宪法乃国家之基础”，“宪法不行专制严”，“宪法不行政难变”。《盛世危言》在我国首次使用“宪法”一词，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此后“宪法”成为特定法律用语。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将“议院”理解成去除隔阂、整合人心、塑造统一意志，从而实现富强的有效制度工具。在他的描述下，无“议院”之国“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一旦开设起着朝野上下信息沟通作用的“议院”，“而后君相、臣民之气通，上下堂廉之隔去，举国之心志如一”。一旦这种沟通信息、统一意志的制度能够在中国确立，这个拥有全球最多人口的国度就将“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如此，则拥有“议院”的中国将不会面临任

郑观应在众多中国近代史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着作中，都被作为早期改良主义思潮代表人物之一而加以历史定位。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郑观应也是一位从事近代实业开拓、经营、管理的实业界前驱；在中国启蒙运动发展中，郑观应又名副其实地是一位最先全面触及启蒙思潮各项基本问题的启蒙运动前驱。作为实业家，郑观应的启蒙思想酝酿、成形和发展，便具有自己亲身实践的丰富经验与坚实基础；作为启蒙思想家，郑观应的实业活动便具有明晰的目标与开阔的视野。

《儒家文献资料汇编》：他朦胧地意识到，中国要获得真正的进步，必须解决体的问题。而问题也恰好出在这里。郑观应强调建立议院制度，以为能够解决体用两橛的问题，但在观念形态上，在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冲突问题时，仍强调中学具体也，西学其末也。

夏东元：郑观应是走在时代前列、观念不断更新的中国近代先进思想家。之所以说他“先进”，是因为他的思想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所迫切需要的近代化。所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提出了举办世博会，是中国主张办博的第一人。《盛世危言》中的《赛会》一篇集中反映了郑观应对世博会的理解，并大胆提出了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主张。他写道：“故欲富华民，必兴商务，欲兴商务，必开会场。欲筹赛会之区，必自上海始。”

“买办”一词最早见于明朝，是指为宫廷采购物品的代理人。清代在广州设立“公行”制度，“买办”一词又特指公行中洋商采购物品之人。五口通商后，公行制度废除，但买办不仅没有消失，地位反而变得重要起来，他们转而受雇于外国人所办的洋行成为华洋交易的中介人。郑观应是买办做得风生水起的人物，他先后做过生祥茶栈的通事、受聘为太古轮船公司总理之职。郑观应同时还投资于实业，先后参股于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造纸公司、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并纳资捐得郎中、道员衔，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也交纳日深。

父亲：郑文瑞

母亲：陈氏

长兄，郑思齐

五弟，郑翼之

郑观应故居位于广东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建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坐北朝南，为硬山式砖木结构，前后两进，中间天井曾加盖改为住房，面积约204.5平方米。该故居为郑观应于1903年出资为其父郑启华而建。现故居门额镶嵌一块长2.35米、宽65厘米的石匾，楷书阴刻“秀峰家塾”四字，落款“光绪二十九年孟春立”。有灰雕、墙画。屋内保存有木雕镂空神楼、神台，并雕有人物、花鸟、狮子等，具有中山清代的雕刻艺术特色。屋内还存有“奉旨出使暹罗查办事件”、“钦命广西分巡左江兵备道”两块木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