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希雍约生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八岁父死，亲朋走散。因十七岁患疟疾，延医疗之久而不愈，检《素问))“夏伤于暑秋必痎疟，按感受暑邪治好了个人的小恙，且“方弱冠”，门户衰落，世累纠缠，以是多见愤激，碍膺之事十常八九，数婴疾病”，对岐黄之道产生兴趣，乃同无锡高攀龙的入室弟子司马铭鞠为友讨论习医。他认为温热阳明证居多，善用清醇寒凉折之，以重用石膏偏于养阴而驰名、凡遇险、怪之证，“俗医相顾却走”，人们“必拱手质请缪先生”。缪氏一生交友甚广，曾结识沈晋恒(字亮震)、张遂臣(字卿子)、王文禄(字世廉，即沂阳生)、唐不岩诸学者，不断同任丘僧裴在涧(客居金坛西禅寺)、督学陈赤石、别驾于润甫、铨部章衡阳、太学张旋浦、翰林史鹤亭、四明虞仰韶、中承沈少卿、金坛庄敛之相互礼尚往来。好搜集民间验方，所开“刀匕汤液与俗医左”(曲肱道人丁元荐《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序)。同王肯堂友谊较好，于南京无私地介绍了自己用酸枣仁补

《神农本草经疏》和《先醒斋医学广笔记》为其代表作。

缪公论治伤寒病，综合时代与地点之不同，颇“多独开门户”，化裁仲景成法，如对太阳之治，弃麻桂而主用羌活汤。这是因为江南之域，“从无刚劲之风，多有湿热之患。”而羌活正是祛风散寒除湿之要品，故为君药。同时，病值秋深冬月加紫苏、葱白。如病人自觉烦躁，喜就清凉，不喜就热，兼口渴，即欲传入阳明，羌活汤中宜加石膏、知母、麦冬，大剂与之，得汗即解。

缪仲淳治疗吐血时，认为吐血病机主要为阴虚火旺，迫血妄行，肝气升发太过，肝不藏血，气逆火升刑于肺金，伤于阳络。气逆血亦逆，火升血外溢。当然，由气火亢旺，肝不藏血引起其他出血如咯血、衄血亦可施用，因此提出论治吐血三要诀,即宜行血不宜止血；宜补肝不宜伐肝；宜降气不宜降火。

东垣《脾胃论》治脾，究属偏于升阳刚燥，缪氏虽崇其说，然又有所发展，慎用苦寒克伐之品，如黄连、山桅、黄柏、知母之类，以免伤脾作泄。而温燥劫津之品，如白术、陈皮虽曰健胃除湿，救标则可，多服反能泻脾，以其能损

缪希雍勤于钻研医道，勇于实践，对疾病的辨治独具匠心，其诊疗特色可概括为:变而通之疗伤寒；创三要诀治吐血；重视脾胃善甘润；真假内外辨中风；辛凉发散疗痧疹。

他因事游京师，将老母委托康孟修赡养，其母泻痢，康氏夫妇以子媳身份护理之，死后“敛以美材”(见李延《是南吴旧话录》卷二)，足见社交之广，尽皆休戚与共者。

缪公“重气节，娴经济”，为当地豪士。杨涟始上任常熟知县时，首先拜访他，并虚心向其求教，仲淳推荐隐湖大富翁毛清帮助政府开发水利、传授种植谷物的经验，还怂恿毛清之子毛晋到拂水山庄谒钱谦益为师，建设藏书楼(毛氏建有汲古阁、目耕楼)，高价收买宋、元刻本，造佳纸(毛氏造有毛边、毛泰纸)印刷出版书籍。

缪希雍性格豪放，先生和西冷诗社成员交往，每于花朝月夕“谈古今国事盛败，兵家胜负，风发泉涌，大声殷然，欲坏墙屋”，笾豆肴核，“酒酣耳热”，胸臆顿开，讲微言大义，“仰天叫呼”，逸兴遄飞，有宋人刘克庄描述之风:“推到胡床，旁观拍手笑疏狂”(《一剪梅》)，“痛饮需醉乃罢”(钱谦益《本草单方》序)。

缪氏之临证立论深邃，构思灵巧，语简法备，为后世众多贤哲所称道。自薛己以下，温补之风盛行时，缪氏能大胆抒发已见，倡导清凉，值得赞赏和学习。行医之余，勤于笔耕，积三十年心血，终撰成多本著作，《神农本草经疏》和《先醒斋医学广笔记》为其代表作，丰富了祖国医学宝库，故在当时就声誉卓著，与李时珍同列传于明史。

缪希雍的学术思想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缪氏认为“伤寒”是多种感染性疾病的统称，发于冬则正“伤寒”，发于春夏则为“温病”、“热病”，属于“非时不正伤寒之谓”。不论“伤寒”、“温病”，其“邪气之人，必从口鼻”，这是他的创见，对于明清时代温疫、温病学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是对形成温病学派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治疗吐血方面，他提出了治疗吐血三要诀；对于脾胃病的论治，缪氏善长甘润清灵之法；缪仲淳治中风用药甘润清灵，为清叶天士临床中风之治，开了门径，亦为张山雷治中风八法奠定了基础；在治疗痧疹方面，其所著《痧疹论并治法》、《痧疹续论》二文，至今在临床上还起着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