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张景岳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以军功起家的家庭，祖上世袭绍兴卫指挥使，食禄千户，家境富裕。他自幼聪颖，喜爱读书，广泛接触诸子百家和经典著作。其父张寿峰是定西侯蒋贵门客，素晓医理。张景岳幼时即从父学医，研习《黄帝内经》。

十三岁时，随父到北京，从师京畿名医金英学习。他学有所成，给人看病，非常认真。张景岳晚年曾回忆说：“余少年时，每将用药，必逐件细尝，既得其理。”

青年时广游于豪门，结交贵族。当时上层社会盛行理学和道家思想。张景岳闲余博览群书，思想多受其影响，通晓易理、天文、道学、音律、兵法之学，而对医学领悟尤多。

景岳性格豪放，可能受先祖以军功立世的激励，他壮岁从戎，参军幕府，游历北方，足迹及于榆关（今山海关）、凤城（今辽宁凤城县）和鸭绿江之南。当时北方异族兴起，辽西局势已不可为。数年戎马生涯无所成就，使景岳功名壮志“消磨殆尽”，而亲老家贫终使景岳尽弃功利之心，解甲归隐，潜

张景岳早年推崇丹溪之学。朱丹溪处于《局方》盛行的时代，医者每多滥用辛热燥烈药物而致伤阴劫液，故朱氏以“阳有余阴不足”立论。明代医学界河间、丹溪的火热论相火论占统治地位，更有时医偏执一说，保守成方，不善吸取精华，反而滥用寒凉，多致滋腻伤脾苦寒败胃，成为医学界的时弊。

景岳在多年丰富临床实践中，逐渐摈弃朱氏学说，私淑温补学派前辈人物薛己（1486年－1558年）。薛己身为明太医院使，主要为皇室王公等贵族诊病，病机多见虚损，故喜用补。景岳出身贵族，交游亦多豪门大贾，故法从薛氏，力主温补。特别针对朱丹溪之“阳有余阴不足”创立“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学说，创制了许多著名的补肾方剂。

张氏学说的产生，出于时代纠偏补弊的需要，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因其用药偏于温补，世称王道，其流弊使庸医借以藏拙，产生滥用温补的偏向。

张景岳善辨八纲，探病求源，擅长温补，并在其医学著述和医疗实践中充分反映。治疗虚损颇为独到。反对

张景岳中年以后著书立说，著作首推《类经》，它是对《黄帝内经》进行全面、系统的一次分类编述和注释。其编撰“凡历岁者三旬，易稿者数四，方就其业。”成书于天启四年（1624年）。张景岳对《内经》研习近三十年，认为《内经》是医学至高经典，学医者必应学习。但《内经》“经文奥衍，研阅诚难”，确有注释的必要。

《内经》自唐以来注述甚丰，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注》为最有影响的大家，但王氏未注《灵枢》，而各家注本颇多阐发未尽之处。《素问》《灵枢》两卷经文互有阐发之处，为求其便，“不容不类”。故景岳“遍索两经”，“尽易旧制”，从类分门，“然后合两为一，命曰《类经》。类之者，以《灵枢》启《素问》之微，《素问》发《灵枢》之秘，相为表里，通其义也。”

《类经》分经文为十二类、若干节，根据相同的内容，拟定标题，题下分别纳入两经原文后详加注释，并指出王冰以来注释《内经》的各家不足之处，条理井然，便于查阅，其注颇多阐发。

景岳思路

在整个中医理论发展史中，张景岳的医学思想体系居有重要地位，代表着中医理论的新的发展阶段。他的以温补为主的思想体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对中医基础理论的进步和完善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进一步完善了气一元论，补充并发展了阳不足论，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水火命门说，对后世养生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张景岳医学思想体系的发展与宋明理学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理学思想是中国思想文化形态中最具哲学性的思想体系，集儒释道三家于一身的理学构建了新的以“太极”为核心、理气相随的哲学形态，吸收了当时高度发达的自然科学成果，被誉为中国本土的有机自然主义萌芽。

张景岳的医学思想深深植根于理学思想之上，运用理学家的观念对《黄帝内经》作了全新的诠释，著有《类经》等书，并成为后世医家学习和研究《内经》的范本。

张景岳晚年集自己的学术思想、临床各科方药针灸之大成，辑成《景岳全书》64卷。成书于其卒年1640年。“《全书》者，博采前人之精义，考验心得之玄微。”

《全书·传忠禄》辑有景岳主要医学理论、医评、问诊和诊断、治疗原则等论文30余篇，多有温补学说的论述。

《全书·脉神章》录有历代脉学，其中诊脉之法和脉象主病多有结合临症经验的评论。

次为《全书·伤寒典》，补充“《内经》伤寒诸义并诸治法之未备”，论述伤寒病的证治。

《全书·杂证谟》列诸内科杂证的病因病机、治理方药和部分医评，并辅有部分医案，论述系统、精采。

《全书·妇人规》：论述九类妇科疾患，并指出妇科证多有情志病因，尤要注重四诊合参。

《全书·小儿则》：更述儿科诸病并治，在总论中提小儿“脏气清灵，随拨随应”的生理特点，很有见地。《全书·痘疹铨》、《全书·外科钤》各有论病及证治。

《全书·本草正》介绍药物292种，每味详解气味性用，很多为自己的临症用药体会，颇有

1、临证用药　精专简炼

张景岳处方用药，讲求“精专”二字，从不鱼目混珠，庞杂为用。这一特点在新方八阵中体现得最为明了，淋漓尽致。

张景岳认为：“施治之要，必须精一不杂，斯为至善。”故其首先大力提倡药力专一。他的自创诸方，药力均纯厚精专。如“补阵”中的左归饮、右归饮、左归丸、右归丸，皆由古方变通而得。此四方均去原方之泻，增培本之补，使其纯补而不杂，药专而有力。集中体现了张景岳“与其制补以消，熟若少用纯补”及“若用治不精，则补不可以治虚，攻不可以去邪”的用药思想。

其次，张景岳还力倡处方用药药味宜精。药杂味多，则药力必不能专。故药味精简，是景岳处方用药的又一大明显特色。据统计新方八阵计186方，每方药物超过10味的仅见13方，约占总方的7%；用药数以6~8味居多，共88方，约占47%；而5味药以下者共有58方，约占31%。平均用药，每方约6味。由此可见，景岳用药确如其言，药力精专，简便兼验。

景岳的许多自创新方（如左归丸、右归丸、济川煎、玉女煎、两仪膏等），乃在推陈出新基础上别出新途，活用古方并补前人之未备而成。景岳化裁古方妙在不落古人窠臼，而能自出新意。以古方为基础，执古方“意贵圆通”之意，创立了很多新方，临床试用，效果甚显。

如六味地黄丸本为补肝滋肾养阴之通剂，景岳以此为基础，举一反三，衍化出5首类方。大补元煎即六味地黄丸中增入人参、当归，即变滋阴养肾之方为大补气血之剂；左归饮即六味地黄丸加枸杞、甘草，改治肾阴不足，腰酸遗泄，舌红脉细；右归饮即六味地黄丸加杜仲、附子、肉桂、枸杞，用治肾阳不足，命门火衰，气怯神疲，肢冷脉细；左归丸即六味地黄丸加菟丝子、牛膝、龟板胶等而成滋补肾阴，填精益髓之剂；右归丸即六味地黄丸加附子、肉桂、当归等而成温补肾阳，用治命门火衰之方。

以上衍化新方均不离治肾培元之宗旨，以此为基础，或兼以温补气血，或兼以培补肾阳，或兼以滋肾养阴，或兼以填精补血。由此可见，

景岳十分重视人体正虚为病，基于“阳非有余，阴亦不足”之说，大倡扶正补虚之理。景岳用补，先以形体为主，注重温补精血。他在“八阵”中讲到：“凡欲治病者必以形体为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为先，此实医家大门路也。”景岳所言形者即阴之谓也，故又有“形以阴言，实惟精血二字足以尽之”的论述。

试观新方八阵，景岳常用的补精血药物有熟地黄、当归、枸杞等味。其中则以熟地黄为首选之品。景岳曾云：“形体之本在精血，熟地至静之性，以至甘至厚之味，实精血形成中第一纯厚之药。”新方八阵用熟地黄者计47方，占总方之25%左右。而补阵29方，用熟地黄者21方，约占72%。

景岳用熟地黄填补精血，所治病患极广，诸如外感表证、呕吐、水气、肿胀等等，此均为历代医家用熟地黄有所避忌者。景岳则不拘常法，信手拈来，屡收奇效。

其次，景岳用补的另一特色即是补必兼温。景岳曾云：“虚实之治，大抵实能受寒，虚能受热，所以补必兼温，泻必兼凉。”故于临证之际

张景岳是明代著名医学家，人们都知道他善用温补，却很少知道他还有一段急智解危的故事。

一户姓王的人家有个儿子，刚满一岁。一日，母亲随手拿一枚钉鞋的圆铁钉给儿子玩。小孩不知，误塞入口中，吞到喉间出不来。其母见状大惊，忙倒提小孩两足，欲倒出铁钉，哪知小孩反而鼻孔喷血，情况十分危急。孩子的父母连呼救命。

恰好张景岳路过这里，他见状急命其母将小儿抱正，小儿“哇”地一声哭开了。景岳断定铁钉已入肠胃，小儿父母早吓得六神无主，迭声哀求张景岳想想办法。

张景岳陷入沉思中，他记起《神农本草经》上有“铁畏朴硝”一句话，想出一个治疗方案。他取来活磁石一钱，朴硝二钱，研为细末，然后用熟猪油、蜂蜜调好，让小儿服下。不久，小儿解下一物，大如芋子，润滑无棱，药物护其表面，拨开一看，里面正包裹着误吞下的那枚铁钉。小儿父母感激不已，请教其中的奥秘。

张景岳解释说：使用的芒硝、磁石、猪油、蜜糖四药，互有联系，缺一不可。芒硝若没有吸铁的磁

“中年求复，再振元气”是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关于我国中老年医学的一个独具特色的学术思想。对其所提的“中年求复，再振元气”的意义和学术价值进行了探讨，并分析了中年求复，贵在复元惜元的思想和重要意义，以倡其中兴延寿之旨。

人所具有的天然寿命，古人称之为“天年”，认为是与先天元气相关。当然，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且往往取决于元气强弱。

从这一角度言，显然人是处于被动的地位，故张氏《景岳全书》云：“此人之制命于天也”。但是，另一方面，又很少有人能尽其天年，这与后天是否很好地调摄养生有很大关系：先天虽强，不加惜护，仍可夭折；而先天虽弱，但勤于慎节，有时反得长寿。

首先，张氏并非唯先天论者，他也非常强调后天的作用。正如他在《先天后天论》中所说：“后天培养者寿者更寿，后天祈削者夭者更夭”，“若以人之作用（后天）而言，则先天之强者不可恃，恃则并失其强矣；先天之弱者当知慎，慎则人能胜天矣。”

在《中兴论》中也指出：“若后天之道，则参赞有权，人力居多矣。”从这一角度言，人对自己的寿命在一定程度上又有某些主动权。故张氏又云：“此天之制命于人也”。通过这样的分析，张氏突出了人在掌握自身寿命上的能动作用，得出了“后天之养，其为在人”的结论，

中年时期是人体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我国古代对此早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且认为女子七七而男子八八则天癸竭，即标志着人体由此逐步进入了老年期，已可出现早衰和种种老年病。《备急千金要方》所谓“四十以上，即顿觉气力一时衰退；衰退既至，众病蜂起，久而不治，遂至不救”。

面对早衰现象和渐入老年，前贤反复强调了摄生的重要意义，认为决不可在衰老之后再重保养。因为衰老之体，元气大虚，精血枯竭，脏腑亏弱，欲求复壮、延年，其亦难矣。这也就是古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之经旨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但是，张氏并未停留于此。他进一步对预防早衰作了重要的探讨，并鲜明地提出了“中年求复，再振元气”先进卓越思想。

张氏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从他的后天保养的观点出发，发挥了预防早衰的思想。

他指出了早衰的产生是由于不知摄生，耗损精气，所谓“残伤有因，唯人自作”（《景岳全书》）。既然“所丧由人，而挽回之道有不仍由人者乎”，说明通过努力可能挽回早衰。因为，人的生命过程是有规律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经历着生长壮老，故早衰使之复常，才是遵循了生命的规律。

在这一意义上，他强调了挽回早衰。此时所作，并“非逆天以强求，亦不过复吾之固有”（《中兴论》），何乐而不为也。甚至他在论中还满怀信心地说到：“国运皆有中兴，人道岂无再振？这里的关键在于元气，早衰即是元气大伤的表现。而挽回早衰，即在重振元气。”这就是“求复之道……总在元气”。说明了应当抓住中年时期元气尚未大虚之机，认真地加以调理，使元气得以复常，而人身之根本得固。若以天年为百岁而言，中年时期的元气，难道不是还应该保持着大部分吗?

我们不难看到，张氏的“求复”之论，遥接了《

爱惜元气防范未然

《素问·上古天真论》认为，人生在世，可“度百岁乃去”。可见当时（上古）己发现人的自然寿命在百余岁。据《尚书·洪范》解释，“一曰寿，百二十岁也。”则更明确地指出寿命的极限为120岁。张氏在《中兴论》中亦认定人之天年在百余岁。即使人的个体寿命因遗传差异而有所不同，虽不可能春秋皆度百岁，但绝大多数人是应该达到90以上至100余岁的。

然而，事实上却是大多数人半百而动作皆衰，就其缘由，理当责之后天失养、元气受损。正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说：“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恃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常，故半百而衰也”。张氏亦持此见，认为除天灾人祸等客观原因外，乃是“唯人自憎”（《中兴论》）。既然是“所伤由人”，则“挽回之道，有不仍由人者乎”（《中兴论》）。

元气乃人身根本，且在体内不能永存。人至中年，元气则由鼎盛而渐衰，因而对之更当惜之再惜。但

沈钦荣：张景岳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具创新精神的杰出医学家。

连建伟：张景岳，无论是对绍兴地区的医学还是整个中医史，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也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高峰。张景岳写就的《景岳全书》，论其整体性、全面性、辩证性，至今无人能超越。

在浙江省绍兴市中医院的草坪上，有三尊雕像，其中之一便是张景岳，他端坐凝思，提笔写方。而在绍兴市越城区中兴南路和柯桥区104国道旁，还有两个以张景岳姓名命名的“景岳堂国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