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二年，倪元璐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倪元璐、黄道周、刘理顺俱为名臣袁可立门生，死事最为悲壮，天下公认忠烈。

倪元璐、黄道周、王铎皆于天启二年成进士，其时孙承宗、袁可立等为考官，后二公联兵抗清共筑辽海屏障，且二公皆不为阉党所喜，时人有指其为孙党者自此始。元璐曾为袁可立撰有《袁节寰大司马像赞》，言语间充溢着对先师的敬仰。册封德府，移疾归。还朝，出典江西乡试。

暨复命，则庄烈帝践阼，魏忠贤已伏诛矣。杨维垣者，逆奄遗孽也，至是上疏并诋东林、崔、魏。元璐不能平，崇祯元年正月上疏曰：臣顷阅章奏，见攻崔、魏者必与东林并称邪党。夫以东林为邪党，将以何者名崔、魏？崔、魏既邪党矣，击忠贤、呈秀者又邪党乎哉！东林，天下才薮也，而或树高明之帜，绳人过刻，持论太深，谓之非中行则可，谓之非狂狷不可。且天下议论，宁假借，必不可失名义；士人行己，宁矫激，必不可忘廉隅。自以假借矫激为大咎，于是彪虎之徒公然背畔名义，决裂廉隅

在学书的道路上，倪元璐最得王右军、颜鲁公和苏东坡三人翰墨之助，以雄深高浑见魄力，书风奇伟。黄道周曾在《书秦华玉镌诸楷法后》云：“同年中倪鸿宝笔法探古，遂能兼撮子瞻、逸少之长，如剑客龙天，时成花女，要非时妆所貌，过数十年亦与王苏并宝当世但恐鄙屑不为之耳。”正如黄道周所言倪元璐在植根传统的同时，又在竭力寻求变化，其学古人，灵活变通，学到举一反三。

其受益苏字，便能将苏字的扁平结字特征，反其道地化为偏长狭瘦的自家构字法则；学王字，却能把王氏书中居多的方笔，变成自己腕下能随机生发的圆笔；晚年用力颜（真卿）字，去其“屋漏痕”意，书风渐趋浑沉，又能将揉、擦、飞白、渴笔等技法引入其中，借以丰富作品内涵。并以奇险多变的结体，聚散开合随机应变，再以字距极密、行距极宽的章法布白，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图像。其行草立轴代表作有《冒雨行乐陵道诗轴》、《赠乐山五律诗轴》等。同时代王季重（即王思任）曾戏评倪书如“刺菱翻筋斗”，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明人无不能行书者，倪鸿宝新理异态尤多。”在古代书法的品评中，用“异态”二字称誉，所见只有宋代的苏东坡称张旭的草书“异态生动，号称神逸”，明代的项穆评颜真卿的书法：“独其《自叙一帖》，粗鲁诡异，且过郁浊，酷非平日异态”。康氏所说的“新”与“异”，有两层意思：一是不同于一般的明人书法；二是不同于一般的帖学书法，这二者对于倪书来说是统一的。倪元璐书法有明人行书流便秀雅的特点，又有涩劲朴茂的风貌，其源出于帖学书法，又含有碑学特别是六朝碑学的特点。

既以风骨凌厉，“异态”高古，清劲奇趣，格调旷达的特点，展现出明代气势豪迈、奔放的书风，行书流利犹如“凌鱼奋尾，骇龙反拘”，体现明人行书流便秀雅的特点，但又以其不求表面点书之精，这就超越了明代书法的一般风格，能惟求气势之盛，集形、意、气为一体，依意而生、率真天成，把明代的书风推向情与美相结合的道路，从而能达“通神”的极高境界。此其

与黄道周

“黄、倪二人是袁可立的得意弟子，又同朝为官，更重要的是二人在书法字画等共同志趣方面最为契合。······在得知倪元璐因袁可立辞官自己也要请辞后，黄道周和陈彦升、陈子龙等人，来倪元璐家中劝阻。”（闽南师范大学王翔《黄道周诗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