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大铖（1586年～1646年），字集之，号圆海。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中进士。天启初，由行人擢给事中，不久因居忧还里。阮大铖曾经列籍东林，为高攀龙弟子。同乡左光斗是东林在宪司的领袖人物，也是大铖倚以自重的朋友，他在打倒方从哲引入的非东林阁老史继偕等人的“斗争”中立下头功，因此名列东林骨干，在《东林点将录》中绰号“没遮拦”。天启四年春甲子，吏科都给事中出缺，左光斗通知大铖来京递补。而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一伙人因为与左光斗发生内讧，因此“以察典近，大铖不可用”，而准备改用高的另一名弟子——同为东林闯将的魏大中。等到大铖至北京时，赵南星一伙人使之补工科。吏居第一，而工居最末。本来按资历递补应该轮到吏科的阮大铖。此时魏忠贤出现了，他让阮大铖遂得偿心愿。但是，阮大铖的官没能做多久，东林的可怕压力就让他上任未及一月便弃官逃回老家。从此大铖与东林决裂。魏忠贤当权时，他被召至京城，为太常少卿。他深

自古小人有才者亦多矣，如唐朝诗人沈佺期、宋之问，宋代有孙觌、方回，蔡京，明时有严嵩、赵文华等。而每逢社会发生疾遽变革时代，尤其多见如此人品虽差，但是文采斐然的“精英”。此类人物过去有之，只是不知未来还会有怎样的变故。大铖与东林党钱谦益可谓其中师表。

评论说：大铖为人反复，固然不足道，然所以臭名昭著者，盖反出东林而已。而查其与光斗辈差池，亦不过反复得保身（光斗未得保身）而已。然而其反复之故，东林中人又有六七分责任。故曰：大铖为人偏激而猾。故观大铖，可知东林之七分，还有三分，则留待迂人也。

今日评论前人功过，当应不以人废言。所以陈寅恪在遗作《柳如是别传》中曾有一段谈论阮大铖的文字：“圆海人品，史有定评，不待多论。往岁读咏怀堂集，颇喜之，以为可与严惟中之钤山，王修微之樾馆两集，同是有明一代诗什之佼佼者”。

章太炎先生亦曾有评语曰：“大铖五言古诗，以王孟意趣，而兼谢客之精练。律诗微不逮，七言又次之。然榷论

纵观大铖一生的官宦生涯只有大约二年左右的时间。然而大铖却是着实有文采，而且结交广泛，在放意归田的一段时间里，如史可法、文震孟、张岱、范景文等一批名士，皆曾是大铖游宴倡和的人。这在阮大铖的《和箫集》和《咏怀堂诗》之中，都收有大量唱和之作。

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如阮大铖《咏怀堂诗外集》乙部中，有十四首作于天启甲子的还山诗，其中有：“星占处士山中卧，影弄婴儿世上名，但使榆关销战斗，何妨花坞有深耕”。又有：“拂袖行呤归去来，草堂猿鹤莫相猜，云霄自愧无修翮，雨露谁为弃不材”。虽然是描写归隐一类的诗歌，虽有怨气，但却不多，确是深得还山诗之三昧。诗不但写的漂亮，也并不脱离实际，倒是完全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

大铖不但在诗歌作上的确是文采斐然。而且于戏曲创作上，也显示出过人之处。如《燕子笺》《春灯谜》等陈寅恪先生认为尤推佳作。不过他也沿袭明末规矩，利用戏剧来进行政治宣传。如大铖在戏曲《双金榜》中以戏中人，分别影射

阮丽珍（1607年—1653年）女，明代人，阮大铖女。自幼受父辈文学熏陶，擅于编剧、作曲、吹弹，被誉为“江南才女”。著有《梦虎缘》《鸾帕血》等剧。

据《阮氏家谱》记载：“大铖行传九字集之号园海，万历丙辰进士，历官光禄正卿，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生万历丙戌（1586年）九月，卒阙。配吴氏，封安人，生卒葬俱阙。女一，适曹台望，奉内院洪批议将台望三子柽继立为嗣孙。”

由此可知，阮大铖无子，只有一个女儿阮丽珍，后来嫁给曹台望，后将外孙曹柽继立为孙。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阮柽以下又经历十一代，子孙繁衍，人丁兴旺，成为阮姓中的大户。

明末戏剧家阮大铖，由于为人奸佞，品格低下，多为士林所摈斥。因此，三百多年来不但对他戏曲作品缺少系统的剖析与评价，就连他的籍贯也出现了“桐城不要，怀宁不收”的情况，至今未能确认，以致留下了一个历史性的悬案。

现有的各类辞书都一致沿用《明史》上的说法，把阮大铖定为安徽怀宁人，故清代有“阮怀宁”之称。（见《池北偶谈》）《明史》是清代桐城人张廷玉主持编辑的。他当时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加太保，位高权重，任《明史》总裁，自然有很大的权威性。由他拍板定案的事，别人也不敢妄议。直到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怀宁县编修县志，上百名举子秀才经过多方考证，发现阮大铖并非怀宁籍，因而对《明史》上的这个论断表示极大的不满《怀宁县志·山川》，当记到县境内的名胜百子山时，加了一段语气颇重的注解：“旧志云明季阮大铖自号百子山樵，辱此山矣。大铖实桐城人，今礼部题名碑及府学前进士坊可考也。”公开把阮大铖这个“急权势，善矜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