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四十七年，马士英与阮大铖同中会试。又三年，士英授南京户部主事。天启时，迁郎中，历知严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祯三年，迁山西阳和道副使。五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到官甫一月，檄取公帑数千金，馈遗朝贵，为镇守太监王坤所发，坐遣戍。然而此乃官场惯例，故而当时颇有东林复社集团之人上书称此为阉党构陷。

马士英后来流寓南京。跟阮大铖名挂逆案，失职久废，以避流贼，与马士英相结甚欢。

当时阮大铖的诗词“流传演唱，与东嘉、中朗、汉卿、白、马并行”，又得“识者推重，谓……实得词家正宗嫡派”，阮家戏班更是冠绝当时，号称金陵第一；兼且其门庭若市，“南中当事多与游，……呜驺坐舆，偃蹇如故；士大夫缱绻，争寄腹心”，可见相结甚欢的并非马士英一人而已。

不久复社和东林党人图谋以周延儒再相，秘密筹集政治资金。大铖企图与东林消除敌对，就献金万两佐之。后周大拜，入内阁，为首辅，欲报答。因东林同人反对而作罢。大铖推马士英以自代。马士英遂再起。

明末马士英，史称擅长绘事，工山水，《画征录》有“画法倪（瓒）、黄（黄公望），颇足以与思翁（董其昌）、龙友（杨文骢）肩随”之语。时至今日，作品已颇罕见。

书画见于《中国古代书画目录》二幅：青岛市博物馆藏山水绢画，南京市博物馆所藏山水扇面。南京市文物商店藏赠其妹婿杨文骢的山水扇面。弘光元年（1645）四月，杨文骢将此画转赠给万寿祺，并题识云：“衣白与瑶草皆传大痴一灯。衣白以古胜，瑶草以秀胜，皆是上座。此扇于文渊阁中赠余东行，年少见而悦之，因以相赠。乙酉四月，杨文骢识。”语虽寥寥，却颇关涉南明人物之间的关系。

安徽博物院藏马士英《仿沈周山水图》画轴（见图），纸本墨笔，右下钤“绸庵经眼金石书画记”鉴藏方印。画置景远山近水，山下矶渚，坡壑横陈，呈现江天辽阔之景。近景为疏林、水榭散落江渚之间，风情别具。有题跋：“白石翁为曹庭画，学倪迂笔而古健过之。雨后临此，形神俱似奇绝。丁丑秋日题马士英。”知作于崇祯十年（

马士英曾言：“若辈讲声气耶？虽然，孰予若？予吊张天如（张溥），走千里一月，为经纪其后事也，人谁问死天如也？”他说你们不是讲同气连声吗，你们谁能和我比？我为张溥经营后事，一月奔波千里，那会又有谁和我一样，去这么吊问一个死张溥？尽管张溥是东林巨子、复社创始人，当时东林诸人大多却都急着和周延儒讨论官位，最后一个关系隔了一层的人为他操办后事。

马士英与张溥的关系：原因是阮大铖与张溥交情颇好，崇祯时动用了自己与冯铨的关系，和张溥一起为周延儒复起而奔走，周延儒复出后，阮大铖要求他举荐自己，但周延儒迫于和东林——复社一脉有君子协议，不敢起用“逆案”中人，于是和阮大铖协商，最后阮提出起用好友马士英，于是马士英才被起用。马士英被起用时，尚在戍籍，也就是说他还是个带罪流放者，当时茫然不知这任命是怎么回事，至事后才知此乃阮大铖所为，故对阮感激涕零。而他与张溥的关系就此而起，也因此在张溥死后，为了替其经营后事而一月奔

在嘉靖朝的“大礼议”和万历朝的“争国本”事件中，东林朝士们孜孜以争的就是血统亲疏和长嫡，所谓的伦序纲常，按照他们的那套理论，福王朱由崧是当然的不二人选。

首先福王朱由崧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要比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两藩都居长，而朱由崧又是其长子，和崇祯是同一辈，乃是崇祯的亲堂兄，所以无论是论长幼还是依嘉靖继位的“兄终弟及”先例，他都显然优于惠、桂二王。

至于潞王朱常淓，不但血缘关系隔了一层，连辈分也要大崇祯一辈，所以怎么看都不太可能轮得到他。

但这个时候相当部分的东林党人闭口不讲嘉靖“大议礼”和万历“争国本”时，他们那套被奉为“万世法”的伦序纲常了，却开始讲起“立贤”来了。

大臣虑福王立，或追怨“妖书”及“挺击”、“移宫”等案；潞王立，则无后患。阴主之者，废籍礼部侍郎钱谦益，力持其议者兵部侍郎吕大器，而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皆然之。前山东按察使佥事雷縯祚、礼部员外郎周镳往来游说。

史可法偷偷约见马

正史说法：壮烈殉国

马士英在弘光朝覆灭后，被大明绍宗、鲁监国两势力拒之门外，马士英于是盘桓于浙江一带，期间多次参与抗清战役，直到在江浙一带最强大的抗清势力吴日生的部队兵败后，马士英亦遁入空门躲避清廷缉拿，后因叛徒出卖，被清廷抓获，最终不屈就义。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也对马士英之死有详尽的记录描写：

清实录记载，顺治三年六月二十日，浙闽总督张存任疏报：副将张国勋等进剿太湖逆贼，擒获伪大学士马士英、长兴伯吴日生、主事倪曼青。捷闻，令斩士英，其有功将士，所司察叙”。蒋良骐《东华录》卷五，“（顺治三年）六月，浙闽总督张存仁疏报：副将张国勋进剿太湖逆贼，长兴伯吴日生、主事倪曼青俱被获，伪大学士马士英潜遁新昌县山内，都统汉岱追至台州，马士英属下总兵叶承恩等降，并报称马士英批剃为僧，即至寺拘获，并总兵赵体元，令斩之”。······马士英在唐、鲁两政权中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他并没有因此就转投清方，而是尽力以抗清的实

关于贵阳马士英家族的史料，大多源自明万历年间黔宦郭子章所撰《封御史马腾海公墓志铭》。而清代《贵阳府志》、《黔诗纪略》等地方典籍收录郭文时，因“讳恶”之故，有意将马明卿儿子马士英之名削隐而去。

贵阳马氏原为淮南仪真（今江苏省仪征市）人，明初，始祖马成自仪真从戎入黔（为马氏入黔一世祖），以功升至指挥使，子孙世袭其职，遂为黔人。六传至马福，为昭勇将军、贵州卫掌印指挥，“握卫符三十年，卫政肃举，晚辞荣学禅，筑精舍键户修持”。马福长子应龙承袭祖职；次子云龙，字翔高，号腾海，“弱冠，为郡之诸生，每试辄高等，数入棘闱，屡蹶”。马应龙科场失意后，携孺人幼子隐居于贵阳城北谷七堡（今修文县谷堡镇境内），其“足不履城闉，口不道世故，家藏书充栋，间于理数、堪舆诸帙一涉猎焉”。卒于万历辛丑年（1601年）十一月，享年六十四岁，甲辰年（1604年）四月四日安葬于起龙山。云龙生有五子：长子禹卿，以军功世袭指挥；次子文卿，隶

民国修《修文县志》有：“马家桥，在城（修文县城）东十五里，马腾海建。上倚金钟山，下跨鸡心石流来之水”；“马文卿祖墓，在城东十五里石安寨右侧。文卿，明代官御史”；“马世英祖墓，在修文中南区第五保石鞍寨右侧，有马世英阁老祖墓一冢。形势颇佳，乡人名曰交椅穴”之记载。如今，马腾海所建之古桥——“马家桥”早已损毁，但作为一个大地名却永远地留存了下来。石鞍寨的“马文卿祖墓”、“马士英阁老祖墓”早已难觅踪迹，询之当地村民却一脸茫然。幸有县志确载，否则人们连“马家桥”之来历都难以道明。马家桥、石鞍寨原为明代贵州卫属下谷七堡辖地，即马云龙隐居之所，亦为马氏卜葬家人之“风水宝地”。之后其裔孙迁往贵阳、马家寺等地定居，马氏家族在此销声匿迹。

民国修《贵州通志》记载：马云龙（马士英祖父）之墓在贵阳府城南观风台侧。而郭子章所撰马云龙墓志则指明葬地“起龙山”，也许就是贵阳观风台的前称。观风台，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

《明史》谓马士英“为人贪鄙无远略，复引用大铖，日事报复，招权罔利，以迄于亡”。顾诚的《南明史》评价马士英固然不是救时之相，但把他列入《明史·奸臣传》似乎过重。至于把他同阮大铖挂在一起称之为“阉祸”更是无中生有。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云：“弘光阁臣贵阳马士英，兵败后，亦削发入四明山中，为清兵擒戮，事见刘銮《五石瓠》……老友安顺姚大荣先生谓《明史》以士英入《奸臣传》不当，撰《马阁老洗冤录》以驳之，其说允否，自有公论。惟士英实为弘光朝最后奋战之一人，南京即覆，黄端伯被执不屈，豫王问‘马士英何相？’端伯曰‘贤相。’问‘何指奸为贤？’曰‘不降即贤’。谅哉！

历史上，马士英的一大污点是出任大明弘光皇朝的宰辅后，重用其同年友阮大铖，为时论所不容。阮大铖一朝大权在握，便对讽刺他的复社成员大张鞑伐，或拘捕下狱，或肆意杀害，但根据当时的一些历史资料记载，认为马士英对阮大铖的行为是有所限制的，没有放任阮氏恣意妄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