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贞元四年（1156年），张从正生于金朝睢州考城县郜城乡（今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王庄寨乡吴屯村）。张从正因家乡民权为春秋时期戴国，而自号“戴人”。十余岁时承庭训，跟随父亲学医，博览医书，深究医理，勤奋自坜，弱冠成器，二十余岁悬壶应诊。中年时代，即成一方名医。他用药也以寒、凉为多。他以为风寒等是在天之邪气，雨露等是地之邪气，最容易使人染病。饮食的酸苦甘咸等是水的各种邪气，也是致病的原因，认为这些病因都不是人体内所应有的，一经致病；就应当祛除体外。祛除方法采用汗、下、吐三法为要，凡风寒痼冷等所致，疾病在下，可用下法；凡是风痰宿食所致，可用吐法。他行医奔波于陈州介徐州、汴京、归德府数十府、州、县，医疾救亡，功绩卓著，深得人民敬仰。张从正后来长期在陈州宛丘县行医，又有人称他为“张宛丘”。

金宣宗兴定年间，谕诏从正，补太医，因非其所愿，不久辞职归里，后与麻知几、常仲明等讲研医理，著书传世。约于公元1220

在学术上继承了《内经》《难经》《伤寒论》诸典籍的理论与临床观点，并很推崇刘河间的学术思想。

刘氏于临床上强调六气化火与五志化火的理论，治疗火热病应从表里分治以却散火热之邪。

张氏私淑其谈，但并不侧重于火热病机，而对于刘氏祛邪的观点很有体会，并结合前人的治疗经验，以及个人临床的体会，对汗、吐、下三法的运用有独到的见解，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扩充了三法的运用范围，并在理论上有所阐发，形成了以攻邪法治病的独特风格，为祖国医学的病机理论和治疗方法做出贡献，被后世称为金元四大家之一，又称为“攻下派”的代表。《金史本传》对其评价很高，称赞他“精于医，贯穿《素》《难》之学，其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然起疾救死多取效。”

张从正一生写了十余种医著，后被学生辑为《儒门事亲》一书，共十五卷，详细介绍了汗、吐、下三法的学术观点，记载了各种疾病的临床治疗，并附有医案。此书对研究攻邪派的学术思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张从正将疾病产生的病因总归于外界不同邪气的侵袭。他强调邪气致病，并非忽略人体之虚，或者忽略在疾病过程中有正虚的—面。他认为，疾病的产生主要是邪气的作用，若先补其正气则真气未旺，反而助长邪气的作用，更损伤正气，反而使人体正气得不到恢复。就象鲧治理洪水以筑堤之法，由于不疏通河道，反使洪水得不到控制。祛邪之法有似于治洪水疏通河道，反而使邪气得以祛除，正气得以康复。所以张子和提出了攻邪即是扶正的辨证关系，认为“不补之中，真补存焉”。其祛邪理论强调了人体应以气血通达为常。他认为，“《内经》一书，唯以血气流通为贵。”因此，张子和从这一认识出发，提出“陈莝去而肠胃洁，症瘕尽而营卫昌”的观点，认为通过攻邪之法，可以调畅气机，疏达气血，“使上下无碍，气血宣通，并无壅滞”，从而达到恢复健康的目的。

正因为张子和十分重视邪气致病和气血流通的理论，因此，其对补法的运用十分谨慎。强调补法的运用应当针对病情，不能滥用。反

张氏强调攻邪，将其归纳为汗、吐、下三法。张氏对此三法的运用十分纯熟。他认为，只要邪气存于肌表，尚未深入，便可应用汗法。他所指汗法，包括灸、蒸、熏、渫、洗、熨、烙、针刺、砭射、导引、按摩等，“凡解表者皆汗法也。”在具体应用方面，张氏认为首先要明辨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在实际应用时，不仅表证可用，诸如有里证者，若兼有表证之象者亦可应用。其中，张子和尤其注重辛凉与辛温发汗之间的分辨，注重从地区、季节、体质、感受邪气、禀性、脉象等方面之不同，以鉴别辛凉与辛温的不同适应证。在使用汗法时，强调汗出之时要周身出遍，要渐渐汗出，且不宜过多，这是十分重要的原则。

对于吐法，他认为凡风痰、宿食、酒积等在胸膈以上的大实大满证均可应用。如伤寒或杂病中的头痛，痰饮所造成的胸胁刺痛、失语、牙关紧闭、神志不清、眩晕恶心等，由于病邪在上，均可用吐法。当然，他所称吐法，不仅仅指涌吐而言，“引涎漉涎，嚏气追泪，凡上行者皆吐法也。”具

张从正承袭《内经》及张仲景学说，私淑刘河间之学，创“病由邪生，攻邪已病”的攻邪学说，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发病学理论。

在临床上，张氏吸取和发挥了前人理论，扩大了汗吐下三法的应用范围，促进了治法理论的发展，并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在情志治疗方面很有特色，为中医心理学的发展有所贡献。

张氏的攻邪理论突破了《伤寒论》六经辨证的常规用药规律，为后世温病学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张从正在前人理论与临床的启示下，为纠正时弊，提出一整套攻邪祛病的理论，并为中医的治疗学充实了很多丰富的内容，成为独具风格的一代名医，在祖国医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祖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至今仍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与深入研究。

毛德西．《从考城沿革谈张子和故里》：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1987年03期：“张从正，金代睢州考城郜城人，郜城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吴屯村。”．

关于张从正的籍贯，张从正在自己的著作《儒门事亲》中就已说明：“考城之郜城，戴人之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