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元量出生在一个琴而儒的大家庭中。年轻时，因精于弹琴作画、写诗填词，“以词章给事宫掖”，成为供奉内廷的琴师，侍谢太后（理宗之后）和王昭仪（度宗之嫔），并与柴望（著有《秋堂集》）、马廷鸾（著有《碧梧玩芳集》）等有交往。

德祐二年（1276年），宋廷降元，元世祖诏三宫北迁大都。元兵入临安时，汪元量赋诗：“西塞山前日落处，北关门外雨连天。南人堕泪北人笑，臣甫低头拜杜鹃。”“乱点传筹杀六更，风吹庭燎灭还明。侍臣奏罢降元表，臣妾签名谢道清。”汪元量以宫廷琴师身份随谢太皇太后北行，“杭州万里到幽州”，目睹了南宋奉表降元的悲惨一幕，也亲身经历了三宫北上、燕京生活，由此写下了《醉歌》《越州歌》、《湖州歌》等具有强烈纪实性的诗史作品，以独特的视角记录宋元更替时期的真实事件，以补史书之不足。

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一月，土星犯帝位，朝廷上下议论纷纷。这时中书省提出天有异象是宋公族在京导致的，于是请求元世祖下诏迁

特色

汪元量的友人李珏跋元量所撰《湖山类稿》，称元量“亡国之戚，去国之苦，艰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亦宋亡之诗史”。“宋亡之诗史”，是汪元量诗的主要特色。它记述的史实，往往能补史籍之所未及。汪元量南归后，写了不少诗来反映人民在元朝统治下所过的痛苦生活，如《钱塘》《兴元府》等，可以看成是“宋亡诗史”的一部分。《湖州歌》《越州歌》《醉歌》是汪元量“诗史”的代表作。其深度和广度都超出其他宋遗民同类的诗。

风格

汪元量早期创作《居拟苏武》四首、《月夜拟李陵诗传三首》，立意、谋篇、遣辞都模仿古诗《李陵与苏武诗》《苏武诗》，痕迹过于显露。元兵南逼，国势飘摇，他的诗融入了时代的内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师法杜甫，模仿杜甫的秦州体，颇有心得。他在颠沛困顿之中，进一步领悟到杜诗“句句好”（《草地寒甚毡帐中读杜诗》）。他在大都所作的《黄金台和吴实堂韵》《平原郡公赵福王挽章》继承了杜甫的沉郁，而又有那个时代所赋予

邓光荐：忠钩义尽，光芒错落，照乘前后，其度越流俗，何翅百倍。（《题水云诗》原载《永乐大典》卷909）

曾子良：①出入贯穿，驰骋上下，乐府诗学黄庭坚，五言诗则有杜甫之遗风。②为人质朴简默，似不能言者。而德祐元、二间，贾似道悉精锐、竭帑藏以出，国人皆知其有无君之心，知而不敢言，言而不敢尽，水云秉笔直言，抉剔奸肠，尤见其忠肝义胆，使万世之下，仍使乱贼生畏。（《题水云湖山稿》原载《永乐大典》卷909）

潘耒：汪水云诗，元名人共相推许，有诗史之目。其咏宋幼主降元后事，皆得之目击，多史传所未载。（《书汪水云集后》）

李钰：①开元、天宝之事，纪于草堂，后人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湖山类稿跋》）

②汪水云《类稿》，纪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艰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微而显，隐而彰，哀而不怨，唏嘘而悲，甚于痛哭，岂《泣血录》所可并也。（《书汪水云诗后》）

汪元量返回钱塘一带后，往来鄱阳湖间，风踪云影，倏无定居。当时的人无法猜测他去留的踪迹，于是多认为他已经成仙，此说在民间流传甚广，当时的人都画他的像来奉祀他。

《改虫斋笔疏》记载：汪元量藏有赐砚，背刻“天锡永宝”四分书，右刻水云二篆字，左刻楷书绝句云：“斧柯片石伴幽闲，堪与遗民共好顽。试忆当年承赐事，墨痕如泪尽成斑。”

《宋诗纪事》记载：汪元量跟随三宫北去后留滞北京。当时同行的还有王清惠、张琼英等，都是以前宋廷里的宫人，擅长诗词，相见之后不一番涕泣。王清惠曾作《秋夜寄水月、水云二昆玉》，汪元量有诗相唱和：“愁到浓时酒自斟，挑灯看剑泪痕深。黄金台迥少知己，碧玉调高空好音。万叶秋声孤馆梦，一窗寒月故乡心。庭前昨夜梧桐雨，劲气潇潇入短襟。”话里行间满是别古伤今之情。汪元量获准离开大都时，曾经与其一起侍奉宋廷的十八个宫人在城内酌酒畅饮为其践行，击鼓弹琴，纵歌叙别。还没有唱几句话，便是哀音哽咽，泪如雨下。《

家世

汪元量是宫廷琴师汪琳的第三子，《题汪水云诗卷》中刘师复题诗云：“万里归来葺故园，阚湖新结小船轩。双亲八十喜康健，七子侍劳三十孙。”可得知元量共兄弟七人，水月亦当为其中之一，其余姓名皆不详。

《湖山类稿》卷四《南归对客》有“堂前双老亲，粲粲色敷腴”、“呼儿斫海鲸，新篱酒盈壶”的句子，说明元量自燕京南归杭州后，双亲还健在，膝下有子侄。

好友

在《增订湖山类稿》收的四百八十首诗、五十二首词中，汪元量的诗词唱和者以及诗词中提及的有交往的人物共有三十九人，包括柴望、奚秋崖、徐雪江、毛逊、林防、杨镇、杜德机、吴坚、家铱翁、黄千户、卢奉御、王奉御、王清惠（王昭仪）、赵与芮、留梦炎、文天祥、景僧录、严学士、昝顺（原名昝万寿）、青阳梦炎、李迁、周方、马廷鸾、章鉴、曾子良、陈杰、赵文、凤山提举、赵淇、皇甫秀才、傅立、刘桃冈、开先长老、张驴等。而在给汪元量的赠诗、题诗、序跋文中，又有刘辰翁、刘将孙、吴仁杰、赵众、胡

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汪元量《湖山类稿》13卷，《汪水云诗》4卷，《水云词》2卷，已佚。清代乾隆间，鲍廷博刻刘辰翁选《湖山类稿

关于汪元量入道的原因，学术界颇有争论，以下几种看法兼而有之：

其一、元初道教受到帝王的推崇，社会地位颇高，道士的生活比较优越，生活方式比较自由，以道士身份南归对于一位宋室旧臣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其二、汪元量一向认为自己是汉族儒生，以全真教为代表的道教中兼容的儒家思想正好可以使汪元量在道教信仰中保留自己儒家的印记。而其中的遗民情怀也正好满足了汪元量的心理需求，满足他精神上的某种归依感。

其三、蒙元民族的统治，曾一度使汉族儒生处境艰难，并对汉族文化的传承产生了很大的消极作用。而道教是汉族文化相对比较纯净的留存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