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4月—1949年4月（30－39岁），1940年4月，转入重庆北碚，协助黄国璋先生筹建中国第一个地理研究机构，并于9月正式成立中国地理研究所。周立三负责人生地理组资料室工作；1943年在侯学焘、陈泗桥等人的配合下，负责《四川经济地图集》的编制工作。表明周立三是中国经济地图编制的先驱者；1944年参加国父实业计划“西北科学考察团”，为建国后组织新疆综合考察打下了良好基础，并发表了多篇论文；1946年到美国威斯康辛州大学研究进修，1947年回国，在中国地理研究所晋升为研究员；1949年解放前夕，中国地理研究所部分人员搬迁广州，留下一批科研骨干成立由周立三负责的南京留守工作站，周立三与当时地下党员施雅风领导了“反搬迁搞应变”斗争，成功地抵抗了国民党当局欲将该所全部迁往广州和台湾的图谋，为保存新中国地理研究机构和骨干力量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49年5月—1958年，协助竺可桢筹备中国科学

20世纪30年代初，周先生以优异成绩被浙江省教育厅选拔保送广东中山大学官费“留学”。在当时与周廷儒、楼桐茂先生一道号称“浙江三剑客”。在中山大学受到德国客座教授费师孟等的熏陶，嗣后又公派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深造，打下了全面的地理科学的功底。1943年回国。几经辗转，周立三来到重庆，于1940年进入中国地理研究所工作，在当时，这是中国惟一的地理研究机构。他利用一切条件和机会对地理学进行探索，并以所在地四川省为研究对象，和另两位助手搜集、整理四川省的自然、经济与社会资料，进行四川省经济地图集的编纂。那个时期的统计资料不全，调查工作不易，经费又十分有限，进行这项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经过认真地研究，细致地分析，他终于完成了这本图集的编绘和印刷。限于抗战时期的艰苦条件，这本图集的印刷质量不算高，但这是中国第一本分省的经济地图集，积累了可贵的科学资料，在学术上的综合观点和研究上的求实精神至今也是

解放后，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制定规划迫切要求进行地理学的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周立三先生深感这种需要，他积极倡议并组织多学科的新疆综合考察队，这项工作得到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的热情支持。新疆队成立后，从1956—1960年连续五年对新疆的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着重于农林牧业和水利）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周立三先后任副队长、队长，他重视以任务带学科，要求各专业组的活动密切联系新疆的经济建设。每年考察结束后，都要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政领导和生产部门汇报工作成果，提出对生产发展的建议。为了征求地方对科学考察的要求，确定若干重大的考察项目并制定好年度计划，周先生还组织先遣力量对下一年的工作地区进行预察，取得很好的效果。新疆队先后重点组织过额尔齐斯河的开发、吐鲁番盆地的综合利用、开都河改道与其对博斯腾湖的影响、塔里木盆地的盐土改良等专项考察，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科学成果。

周立三先生和新疆队的几位领导

中国有自己独特的自然环境，农业生产的地区差异悬殊。但是，长期以来存在着不能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农业生产的问题，在农业上“一刀切”的指挥方法相当普遍。周先生认为，农业的地区差异是客观存在，不同的农业区有大小不同等级的地域系统，农业区划就是依据客观的农业地域、分布规律，从发展生产出发，按地区生产条件与生产特点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去加以科学地分区划片，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并阐明各区的发展方向与增产途径，为规划和领导农业生产提供科学依据，这就有助于增强主动性，减少盲目性。因此，周先生把农业区划的研究作为农业地理结合生产实践的首要问题，50年代他就在新疆综考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省区农业区划的理论与方法。初步完成新疆农业区划。

60年代初，针对中国农业生产发展所受到的严重挫折，周先生和许多科学家联名向国家建议开展农业区划的研究，得到周总理的重视，农业区划被列为当时农业科技发展的第一项任务。周先生刚结束了新疆

周立三先生把极大的精力用以关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理学问题，

1983年10月，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为了加速太湖流域的规划和整治，组织上海市和苏、浙二省的农、水规划部门和有关科研单位，对太湖水系进行了一次实地踏勘，行程迂回曲折达数千里。周先生参加了全线考察，他发表了关于整治太湖水系的重要见解，指出要加强河湖水网调蓄功能的研究，并且强调基础资料的重要性，对以后承担这一课题的同志作了具体指导。一年后南京地理研究所把初步研究成果向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等部门汇报后，反响很好，确认该项工作为制定新的规划作出了重要贡献。周立三先生认为，地理学是一门区域性和综合性很强的科学，而经济地理学还有更强的实践性，因此，密切和经济建设相结合就成为他的基本学术思想，即使是理论性的探讨也离不开现实的经济生活。

周立三先生的研究工作和治学精神也是值得学习的。他从自己切身的经历深感地理学要为四化建设服务，就必

“关于划分中国经济区域的两个原则性问题的思考”，光明日报，1955年。

《甘青农牧交错地区农业区划初步研究》（与人合作），科学出版社，1958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地理》（与人合作），科学出版社，1963年。

《新疆综合考察的方法与经验》（与人合作），科学出版社，1964年。

《江苏农业地理》（与人合作），江苏科技出版社，1979年。

“应辩证地规划长江流域的经济开发”，《科学报》，1988年7月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地图集》（主编），地图出版社，1989年。

《生存与发展》（主持），科学出版社，1989年。

《主持发表1－4号国情报告》，1989年—1995年。

《中国农业区划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科大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