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康年（1860-1911），清末维新派。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字穰卿，晚号恢伯。德宗光绪间进士。张之洞的幕僚。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报刊出版家、政论家。中日甲午战争后，愤励变法图强，欲化愚弱为明强。1895年（德宗光绪二十一年），参加上海“强学会”。次年，与黄遵宪办《时务报》，自任经理，延梁启超主编。曾著文宣传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后改为《昌言报》，不久停刊。1898年创《时务日报》于上海，旋易名《中外日报》，拥护清政府实行“新政”。曾支持上海人民反对法人侵占“四明公所公墓”。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俄军久驻奉天（今沈阳市）不撤，他愤然致电中外，慷慨力争。1904年任内阁中书。1907年在北京办《京报》。1910年（宣统二年）办《刍言报》。著有《汪穰卿遗著》、《汪穰卿笔记》等。

1860年出生，幼年随父在粤就读私塾。

1882年回里，在书局任校对工作，不久去汉口，开馆授业。

1886年入钱塘县学。

1889年考取八旗官学教习，后考取举人。

1894年，考取进士。

1890年，他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招，为其孙子授课，后任自强学堂编辑，翻译西方书籍，兼任两湖书院史学斋分教习。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受维新思想影响创立爱国组织中国公会，后应康有为之邀赴上海加入上海强学会，同年在上海创设蒙学会，发刊《蒙学报》。

1896年，清政府下令封禁强学会，他利用所余款项与黄遵宪等人创办《时务报》，自任经理，聘梁启超担任主笔。该报是当时维新派所创办报刊中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为旬刊，辟有论著、谕折、域外报译、京外近事等栏目，集中了一批著名的办报人才，如麦孟华、章太炎等，撰写了大量宣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政论文章，汪康年除主持报务外，也在报上发表了一些提倡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

首先是对报纸的定性，他认为"报者，若兵器，仁者用之，则可为至仁之事；不仁者用之，亦可为至不仁之事"（《论报章之监督》，《京报》，1907年6月21日，转引自《遗著》卷二，第32页）报纸是一种兵器，具有工具的性质，掌握在谁手中，它就为谁服务。因此要重视报品、报德，在汪康年眼中，报刊的品德有两点极为重要：一、真实无假，不应该为赢得轰动效应，捏造夸大事实；这样虽然当时见效，一旦为读者知情，必将失去读者信任。二、公正不偏，因报刊影响面大，立言必须公正，不能因一己之好恶，混淆事实，颠倒黑白。否则不但自贬身份，还会败坏社会风气，不利社会稳定。

其次，对报纸社会责任的认识，主要由4点，一、监督功能，"报章者，所以监督政府，而谋社会之公益者也。故于政府之得失，社会之利害，或誉扬而赞成之，或防维而纠正之，报章之职分宜然也"。主张报纸应监督政府和社会，以使其趋向良性发展。二

汪康年与张之洞的关系，始于光绪十六年(1890)。这一年三十一岁的汪康年在会试报罢后，即“应两湖总督张孝达尚书(之洞)之招，课其孙刚孙、道孙兄弟，旋在自强书院任编辑事，又充任两湖书院史学斋分教，一时名流之在张尚书幕中及官于武昌者，先生皆与纳交。”在随后的数年间，汪康年一直呆在湖北，在此期间，他逐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并初步建立起自己的社交网络，这决定了他此后一生的走向。甲午战争爆发后，张之洞代任两江总督兼江宁将军。应张之洞之邀，汪康年于1895年离开湖北前往上海，并开始着手创办维新报刊。在《时务报》的创办和发展过程中，汪康年与张之洞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复杂而微妙的展现。

汪康年在张之洞幕中多年，又曾任张之洞孙辈的家庭教师，但张之洞对他的评价却并不高。据张的亲信梁鼎芬所言，“(南皮)谓穰虽不甚明白，亦有不定处，然讲经济，办事有力。”仅对其办事能力表示赏识。1896年1月，北京、上海强学会先后被禁，

至于汪康年与梁启超的反目，虽然有张之洞多方施加压力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则是因为学术主张和变法策略的不同。汪康年虽然主张政治变革，但对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理论不以为然，并反对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宣传维新思想时渲染与康的师承关系。汪梁分歧公开化后，汪康年曾撰文指出：“康与卓如订交于庚寅年，两人交若兄弟，自开报馆以后，尤觉亲密。但以学术不同，加以构间，致渐乘异。”同时，汪梁之争也含有地域派别之见的因素在内。同为浙人的陈汉第曾致书汪康年云：“湘学已为康教所惑，浙学汲汲宜办，以杜其萌芽，先发制人，此其时矣。先生宁困生忧思，而不欲与同志独树一帜，昌浙学之宗派，绝粤党之流行，此汉所不解者也。”揆诸史实不难发现，认为汪康年是张之洞的代理人，汪梁分歧是洋务派与维新派之争的说法并不准确。戊戌变法失败后，当张之洞以朝廷代表的身分大力镇压维新派时，汪康年却不计前嫌，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再度接近，并在自己主办的《中外日报

1900年是汪康年与政治权威发生关系的第二个高峰期。是年为旧历庚子年，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八国联军的入侵、自立军起义、中国议会的活跃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使这一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关节点”。汪康年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并没有放弃变革的理想和希望，相反在前段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交往面，为寻求变革的道路进行了更广泛的尝试。1899-1900年，汪康年除继续与叶瀚、夏曾佑等江浙士绅和康有为、梁启超等海外维新派保持联系外，还开始与革命派、民间秘密会党以及日本人进行联络，多方探索变革之路。到了多事之秋的1900年，汪康年参与发起正气会和中国议会，试图在极度混乱的局势中以自己的力量影响甚至改变政局，以实现其变政革新的夙愿，从而达到了他一生中激进的顶点。

关于正气会、自立会、中国议会的渊源始末以及汪康年、唐才常等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桑兵教授撰有长文专门探讨，此处不拟赘述，只想借助已有的研究

汪康年是维新时期著名的改良派报刊活动家，一生创办近1O种报纸。他对中国早期报纸的经营管理和业务改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被称为“一代报王”。汪康年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报刊活动家，使当时的报纸内容向现代化革新并树立了现代报业的观念。当时中国报业刚刚起步，缺乏经营管理经验，而汪康年“殚精竭虑”，在经营报馆时很注重报纸的成本、利润及广告发行等问题，开创了中国报馆商业化经营的新时代。

汪康年提出的种种新闻工作思路，至今仍有其借鉴意义。此外，他对自身所处的新闻界，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具有普遍的意义，在这种精神中，既包含着过去士大夫上谏的因素，也有近代西方知识分子充当社会良心的责任感。新闻报纸业是晚清中国新兴的行业，极少传统可循，经验多来自国外，汪康年受西方自由、民主理念的影响较大，诉诸报业，故有较多创新、改革的措施出现。总之，汪康年丰富多彩的新闻实践活动，使他形成极具特征的新闻思想。提倡在报纸中讲真话，持公正立场，强调新闻的社会监督功能及对新闻行业的反监督等等，充分表现了他经过深入思考而获得的丰富的业内经验。作为中国近代民间有贡献的报人，汪康年在近代新闻史上是不应该被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