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时人呼为“神童”，李因笃的先世是山西洪洞人，金元时，迁移关中，定居富平东乡（今薛镇韩家村）。其高祖、祖父经商于陕北的延安、定边、安边一带。父亲，名映林，“始以文补邑诸生，少而刚方，绩学不怠，独好传注，以程朱为宗。”从师明末关学儒宗冯从吾，为得意门生。崇祯七年（1634年）4月，患病而亡，年仅27岁。其母田氏，为富平人田时需的女儿。是年7月，李自成率义军攻占富平，其居韩家村被围，祖母杨氏囿于传统“忠君”思想，率族人81人俱焚，3岁的因笃与弟因材随母去外婆家才幸免于难。从此，李家门户萧条，无依无靠，母子三人只得客居外婆家。

李因笃外祖父为增广生员，对因笃“提携教诲”，使因笃受到良好教育。因笃天资聪颖，5岁即读经史，过目不忘。7岁时，其母见因笃逐渐懂事，便取出其父遗书及冯从吾小像，哭诉曰：“此孔孟真传，若父畴昔之潜心从事者也，小子从此自励，若父为不亡矣。”因笃从此昼夜诵习，手不释卷，继承父志，学

李因笃在经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清初散文家汪琬与人论师道书谓：“当代未尝无可师之人，其经学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顾之宁人，李子天生”。说明他当时在经学方面可与顾炎武齐名。顾炎武在《抄书自序》中说：“天生今通经之士，其学盖自为人而进乎为已者也。”他推崇程朱理学，反对心学，他继承关学传统，弘扬张载以理教人思想，主张人既要洁身自守，又要有所作为。他向友人讲述自己的学术研究时说，他用了整整10年功夫研究《朱子全集》，希望把朱熹的思想与四书联系，找出它们关系，尽管有人嘲笑，但他不为所动，认为下这种功夫是值得的。

他主张“经世致用”之学，主张“师古不泥其意，用法不求其人”，认为深入经学的目的，在于通晓古今治国之道，以利于国计民生，并把这一思想贯穿于他的学术实践中。在他的《受祺堂文集》中，其中策论即占一半篇幅。在13篇策论中，其《漕运》《圣学》《荒政》《治河》《史法》《盐政》《钱法》《屯田》《用人》等9篇即为

李因笃一生安贫乐道，勤于研读，执教著文，毕生不倦，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其主要著作有：《诗说》《春秋说》《议小经》《汉诗音注》5卷，《汉诗评》5卷，《古今韵考》《受祺堂诗集》35卷，《受祺堂文集》4卷，《受祺堂文集续刻》4卷，手抄本《山汉论》1卷等。

李因笃在音韵学研究上，一生与顾炎武携手合作，《音学五书》是顾炎武音韵学的主要著作，写稿时，常与因笃商讨，顾炎武说：“深知吾书，海内惟李天生一人”。可见对李因笃在音韵文字学方面造诣的肯定。李因笃还研究了杜甫在七言律诗中使用仄声的规律和特点，得到当时朱彝尊等人的肯定。他著有《汉诗音注》和《古今韵考》。

李因笃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诗人学者，，与周至李颙、眉县李柏号称“关中三李”。李因笃自幼勤学好思，聪颖过人。八岁就能咏诗读论，提笔应赋。十一岁参加西安童子试，高中魁首，时人惊奇，誉为“神童”。

看着李因笃学有长进，才华过人，一家人特别高兴，尤其是外祖父视因笃若掌上明珠。这年过春节，外祖父特意为外孙买了新衣服和花炮，亲自带着李因笃给老师拜年。感谢老师的辛勤教诲。这位老师对李因笃也十分钟爱，常和因笃作诗题对。因笃每次都对答如流，使老师非常满意。大年初一，师生见面，自然格外高兴，免不了吟诗作对，以逗乐助兴。老师见李因笃身穿蓝色缎袍，朴素大方，彬彬有礼，天真可爱，开玩笑道：“三尺天蓝缎”。吟罢，老师和外爷都静静地盯着小因笃，看有如何反应。李因笃抬头骨碌了一下水汪汪的大眼睛，想起路过薛镇时，药店广告牌上的药名，随即和对道：“六味地黄丸”。这题对。幽默风趣，新颖别致，惹得外祖父和老师都哈哈大笑，连声称赞：“好

李因笃(1631-1692)，字子德，又字天生、孔德，号中南山人，陕西富平人，其父李映林为关学名儒冯从吾的私淑弟子。他11岁入邑痒，13岁即食饩。1643年(崇祯十六年)因李自成农民军攻占西安，遂弃诸生。1659年(顺治十六年)至1667年(康熙六年)，在泾固道(1660年后转至山西雁平道)陈上年署中坐馆授读。1679年(康熙十八年)应博学鸿儒试，授翰林检讨，月余即以母老为由上疏陈情，获准归养。此后十年长居关中，著书立说。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病卒家中。著有《受祺堂诗集》(三十五卷)、《受祺堂文集》(八卷)、《汉诗评》(十卷)、《古今韵考》(四卷)等，《春秋说》、《诗说》、《杜律评语》，惜已亡佚。

李因笃向以学者著称于今人，在经学、史学、诗学、音韵学等方面均有建树，事实上他对诗歌创作颇为看重《病居承杜姻家方叔整辑诗稿感赋古体五百字》一诗曾经提到早年顾炎武规诫他曰：“所崇必经术，为赋何足取?

关学作为流行于关中地区的理学流派，在学术精神上具有鲜明特色。赵馥洁先生将关学精神归结为：立心立命的使命意识、勇于造道的创新精神、崇礼贵德的学术主旨、经世致用的求实作风、崇尚节操的人格追求、博取兼容的治学态度。作为关学传人，李因笃继承并发扬了关学精神，注重经世致用，道德践履，殊少空谈天道性命等理学话题，曾就荒政、钱法、漕运等诸多社会现实问题撰有策论，具有鲜明的实学特色。在诗学思想方面，他推崇明格调派，宗唐抑宋，贬黜议论。因此，他的诗歌题材从感时伤乱到咏史怀古，从忧国忧民到思亲念友，从言志抒怀到唱酬赠答，从山水田园到咏物题画，范围甚广，却未有阐述义理的所谓理学诗。钱穆曾说：“凡中国文学最高作品，即是作者的一部生活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作者的心灵史。”李因笃也曾表示自己为诗：“情寄信最深，勿论其妍丑。兼多俊豪共，尽是心血呕。”因此，其诗亦可视为一部李因笃的生活史和心灵史，可为今人深察其复杂的人生轨迹和

对于李因笃诗歌的艺术特点，前人多有评价。以潘耒所作的《受祺堂诗集序》较为全面。序曰：“富平李天生先生，关中豪杰也，为人豁达慷慨，自负经世大略，无所试其奇，一吐之于诗，其诗本风骚，出入古歌谣乐府：而以少陵为宗，意象苍茫，才力雄赡，既与杜冥合，而章法句法讲之尤精，千锤百炼而出之，此学杜而得其神理，非袭其皮毛者也。……诚得先生辈数人主词盟而树之帜，大雅元音庶几不堕矣乎！”后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其诗大抵意气苍莽，才力富赡，而亢历之气一往无前，失于粗豪者盖时时有之。”基本依潘氏之说。总体而言，李因笃诗歌的艺术特征别具特色，并与其诗学主张密不可分。

李因笃于盛唐诸家中最重杜甫。他不仅是清初注杜名家，在创作中亦自觉以杜甫为典范，最终得其神韵。表现为：内容上，他继承了杜甫忧国忧民、关注现实的精神，关心国家安危，反映百姓苦难；在风格上，感时伤乱，悲慨苍凉，颇有老杜沉郁之风；在形式上，或直接借用杜诗题目

李因笃的诗歌展现了一位关学名家崇高而丰富的精神世界和文学才艺，蕴含着丰富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有待进一步开掘。在明清之际，曾经享誉诗坛的关中籍诗人还有孙枝蔚、李柏、李楷、王弘撰、李念慈、王又旦、康乃心等人。相比之下，李因笃的诗歌无论是数量上、内容上、艺术上，还是诗坛影响上，均有突出表现。更为重要的是，他长期活跃在关中地区，是关中一地文学活动的核心人物，作品呈现出鲜明的关中地域文学风貌，应是清初关中诗人群体中的代表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