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翔鹤（1901-1969）现代作家。重庆人。1919年毕业于成都省立一中。1920年考进上海复旦大学、1923年转学到北京大学研究生班学习，专攻英国文学和中国文学。1923年起，和林如稷、冯至等组织“浅草社”、“沉钟社”，从事文学活动并在山东、吉林、河北等地教书。1939年经周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抗战爆发后返回故乡，次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成都分会常务理事。1945年任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委执行委员。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于1969年4月22日含冤辞世。有小说集《不安定的灵魂》，剧本《落花》等。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是一些忧郁悲观而又苦苦挣扎的青年知识分子，带有作者自身的投影。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四川参加革命文艺活动和爱国民主运动。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并负责《文学遗产》的编辑工作。此时创作有历史小说《陶渊明写&l

1901年3月19日生于四川省重庆市。1919年毕业于成都省立一中。1920年考进上海复旦大学。1922年在上海曾与林如稷、邓均吾、陈炜谟组织浅草社，创办《浅草季刊》。同年又办《文艺旬刊》。1923年转学到北京大学研究生班，专攻英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三年后执教。

自1927年至1936年先后在山东、河北省等校任教。“七·七”抗战爆发后返回故乡，次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成都分会常务理事。1939年经周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文艺界抗战活动。

同年又到爱国学生较为集中的国立六中四分校任教，并从事地下党的工作。1941年后因遭反动当局的恐吓威胁，被学校解聘。1945年任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委执行委员。1947年成都“六·二”事件后，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在李劼人庇护下得以脱险。解放后，陈翔鹤历任川西文教厅副厅长、川西文联副主席、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四川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先后任《文学

陈翔鹤从青年时代起就与文学结缘。1922年在上海曾与林如稷、邓均吾、陈炜谟组织浅草社，创办《浅草季刊》。同年又办《文艺旬刊》。时隔不久，浅草社核心人物林如稷赴法留学。同年底便北上到北京大学读书，并与杨晦、冯至、陈炜谟等人组织创办沉钟社，编辑出版《沉钟》半月刊。《浅草》、《沉钟》曾受到鲁迅先生的好评，认为《浅草季刊》“向外，在摄取异域营养；向内，挖掘自己的灵魂，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认为“沉钟社是当时中国最坚韧、最诚实、挣扎的最久的团体”。由于他们还是思想上不够成熟的青年，而走上“为艺术而艺术”的道路浅草、沉钟社作家为初衷，本想从纯文艺中求得生活为“高洁”，结果，却终于走向现实主义的道路。他的文学创作始于20年代初，是浅草和沉钟的主要小说家之一。

中篇小说《不安定的灵魂》中的“我”——孙树立在爱情上有过三次移情别恋，多次易地逃避爱情的牵绕，总是一个不安定的灵魂。作品借主人公这种飘忽不定的心

《文学遗产》是中国解放后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发表文章最多的一个刊物。在这期间，陈翔鹤对工作非常主动积极，经常往返于上海、南京、武汉、天津、成都等各大专院校，拜访那些研究有素的中国古典文学的老专家，和正在研究中国文学的青年学者，征询他们对《文学遗产》的意见，和他们讨论应该着重研究的问题，并约请他们为《文学遗产》撰稿。陈翔鹤从青年时代就读过不少的中外古典名著，知识渊博，他对许多古典作家的作品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而且轻易不肯放弃。但在陈翔鹤主编《文学遗产》期间，却能虚心听取专家们的意见，凡是他认为正确的意见，都很快地接受下来，改正或充实自己的主张。因此陈翔鹤和老专家与青年学者的关系都很好。

热心培养青年，积极奖掖后进，是陈翔鹤办刊的基本宗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古典文学界的年轻学人，几乎没有不曾受到《文学遗产》的沾溉与栽培。从五十年代中期到文化大革命前，陈翔鹤以《文学遗产》名义召集过许多次中青年

沈从文和陈翔鹤的友谊，始于上世纪20年代初。沈从文创作宏富，作品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如代表作《边城》、《湘行散记》等。陈翔鹤从1923年写小说《茫然》，到1960年写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在抒情、写实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他们彼此尊重，50多年书信往来不断，有学术思想的商榷，有艺术技巧的探讨，也有对文坛现状的忧虑。直到后来分别遭受到不同的处境，仍然“心有灵犀一点通”，如李陵答苏武书：“人之相知，贵相知心。”

1923年8月，沈从文经过19天的长途旅行到达北京。沈从文成了北大中文系的旁听生，并结识了中文系的陈翔鹤、德文系的冯至、哲学系的杨晦、英文系的陈炜谟。沈从文和陈翔鹤来往密切，他俩一同去北大中文系聆听鲁迅讲“中国小说史”，鲁迅小说集《呐喊》出版后，他们同去书店购买。陈翔鹤知道沈从文经济上比较困难，经常约沈共餐，从不让沈付款，对沈的接济也是经常的事。

黄秋耘在《文艺学习》分管古典文学和理论批评的编务，与陈翔鹤在一个院子里办公。两人在1954年认识，渐渐熟悉。陈翔鹤喜欢养花，在院子里养了十多盆兰花，黄秋耘也很喜欢，成为陈翔鹤的助手。每当风雨来临的时候，他们就得把兰花搬到走廊。二人还一起谈论古典文学。黄秋耘年轻，有问题便请教陈翔鹤，但二人又有许多不同意见。陈翔鹤随和，黄秋耘因此也随便了，二人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他们称得上一对“忘年交”，在院子里过了一段很舒心的日子。但1964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黄秋耘回忆：“记得是在1964年或者1965年，姚文元在一篇文章中不点名地批判了翔鹤同志和我，说什么有些共产党员不想革命，却神往于陶渊明的生活情趣，像听到‘空谷足音’那么狂喜。当时我们已经隐隐约约预感到，假如再有什么政治运动的话，恐怕是‘在劫难逃’的了。我也曾细细想过，像翔鹤同志和我这样的思想感情，大概是不大符合一个‘正统的共产党员’的标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