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乃强（1894年~1989年）现代著名藏学家，汉族，南充县双桂乡(今南充市嘉陵区双桂镇）人。民国4年（1915年）考入北平农业专门学校。毕业后，到北平《晨报》馆工作。10年（1921年）返回南充，协助张澜搞地方自治，任南充县实业局局长兼县立中学教务主任。后经胡子昂介绍，被四川军阀刘文辉任用为川康边区视察员，他本人也有志于研究川边历史地理，于是便辞去在南充县所担任的各种职务，举家西迁。

民国16~17年（1927~1928年），任乃强首次考察川边，徒步走遍川边11个县，写出各县的考察报告，并绘制各县地图，于18年（1929年）从理化（今理塘县）返回成都。这次考察不仅激发了他对藏族历史、宗教、文化和民俗等的兴趣和强烈的研究欲望，而且在瞻化县（今新龙县）与上瞻对甲日土司之女罗哲情措结婚，从而与藏区和藏族结下了不解之缘，定下了专门从事康藏史地研究和川边经济开发的目标。同年被刘文辉聘任为本部（二十四军

1950年受西南军政委员会等领导人的委托，为和平解放西藏献计献策。后被任命为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参与筹建西南民族学院的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在处境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未停止研究工作，完成了多部学术专著，并于1960年开始撰写《（华阳国志）校补图注》。1978年平反后，虽已85岁高龄，仍笔耕不辍，写出《青康藏高原采金刍议》和《漫谈四川的黄金》两本专著，为四川藏区等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1981年受聘担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主持编撰《川边历史资料选编》，1986年和1988年两次荣获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荣誉奖。1989年3月30日在成都去世，终年96岁。一生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20余部。其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藏学、民族史和四川地方史三个方面。藏学著作主要有《西康札记》、《西康诡异录》、《西康图经》、《康藏史地大纲》、《〈西藏政教史鉴〉校注》、《英藏汉文对照康藏

任乃强先生1894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15年考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本科（今中国农业大学）。五四运动中，作为学生领袖被捕入狱，后得全国声援，获释复学。192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旋返川，协助张澜先生创办四川第一所新型学校——南充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史地教员。1928年出版了近代第一部系统阐述巴蜀历史、地理沿革的专著《四川史地》（《乡土史讲义》）1929年，首次赴西康考察，以一年时间遍历康定、丹巴、甘孜、瞻对等十一县。餐风宿露，步行千里，”周历城乡，穷其究竟。无论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民俗、山川风物，以致委巷琐屑鄙俚之事，皆记录之“（《西康图经?自记》）。获得大量资料，相继撰成《西康诡异录》、《西康十一县考察报告》等文。

为冲破民族隔阂和语言障碍，在这次考察中，与藏族女子罗哲青措结婚。在她的帮助下，自1932年起陆续撰成《西康图经》〈境域篇〉、〈地文篇〉、〈民俗篇〉三卷。此书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广泛重视，推动了全国藏学研究，被誉为“边地最良之新志”，“开康藏研究之先河”。1933年应长兰先生之邀，赴广西考察。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对南方民族地区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调查，返川后相继任重庆大学教授、省三中校长等职。

1936年西康建省后，被推荐为建省委员，再次入康。继续完成了对西康各县之考察。1940年任西康通志馆筹备主任，为撰修第一部《西康通志》殚精竭虑，广集博征，作了大量工作，撰有《西康通志纲要》一卷。这一时期，他遍阅康区旧档和珍藏之藏文秘籍，广泛采集康藏民族资料，在研究工作中取得了重大成就。撰成《康藏史地大纲》，校注藏文史籍《西藏政教史鉴》等书，并发表《吐蕃丛考》等数十篇论文和《泸定导游》、《天芦宝札记》等三部长篇考察报告，发掘出王晖棺、樊敏碑等重要文物。

作为历史地理学家，任先生在地学方面亦有很深造诣。潜心于康藏地图的测绘研究工作，历时十五年，终以自己步测手绘所得，参以古今、中西、汉藏图籍，于1943年绘成百万分之一康藏标准全图和西康各县分图，填补了康藏研究中的一大空白。此图不仅成为当时国内外最精确之权威性康藏地图，并在解放西藏时被作为进军用图之蓝本。

1943年受华西大学之聘，兼任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研究员。此年，随华大考察团第三次赴康北考察，着重对寺庙和土司进行了研究。返川后，撰成《德格土司世谱》、《喇嘛教与西康政治》等文。对康区土司制度的演变及喇嘛教之发展，作了深刻剖析，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1946年，任乃强转任四川大学教授，为推动国内的藏学研究，它联合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发起组织国内第一个专门研究藏学的民间组织社团——康藏研究社，被推选为理事长，担任《康藏研究月刊》主编。在经费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它团结藏、汉学者，节衣缩食，支持刊物的出版，一直坚持到1949年9月，共出版29期。发表了大量藏汉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藏文典籍译作，开创了藏汉学者共同联合进行藏学研究的范例，对后来藏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50年，任乃强以其数十年研究之心得积极为和平解放西藏建言献策，它的不少意见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采纳。为解决进军西藏缺乏地图问题，他以自绘康藏全图为基础主持绘制了进军西藏的全部地图，为和平解放西藏做出了重大贡献，被国务院任命为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并参加了西南民族学院的筹建工作。此后，由于“左”的错误，令他一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但即使是被错划为“右派”监督劳动的日子里，仍未间断研究工作，相继完成了《川康藏农业区划》、《四川州县沿革图说》等多部专著。在民族研究方面亦从康藏地区扩展到整个西南地区。1960年撰成《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这部一百五十万字的鸿篇巨著，系统地考证和研究了大西南地区民族、历史、地理、经济的发展过程，探讨了西南众多民族的内在联系及其派分。纠驳了前人的诸多谬说，提出了大量新颖独到的见解，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任先生的冤案得到改正，年已耄耋（màodié）的他，振奋异常，以超人的精力，自1979年以来相继完成了《羌族源流探索》、《四川上古民族史》、《川藏边历史资料汇编》等七部专著及数十篇论文。并以多年考察心得，写成《康藏高原采金刍议》奉献国家，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重视，为开发康藏资源作出了贡献。

先生老年逾九十，仍思维敏锐，笔耕不辍，勤为研究生授课，为培养中青年研究人员不遗余力。1989年三月因病逝世，终年九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