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历史上人才辈出的时代之一。张君劢学贯中西，一生循着一个传统儒者的德性，主张以传统中华文明为根基，吸纳西方先进文化，力图以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把中国建成一个与本民族传统相适配的民主宪政国家，并毕生为这一目标而奋斗。但随着国共内战日见分晓，张君劢意识到他无法选择在国共任一方的庇护下生活，只有飘零海外，彻底地转入儒学的探究，因而他迄今在两岸仍是一个陌生的存在。

1887年1月18日，张君劢出生于江苏嘉定县一个儒医兼商人的家庭。6岁私塾启蒙，从小读书用功，悟性过人，特用功于朱熹的《近思录》，这滋养了他温和虔敬的性情，也培育了他一生“尊德性”的信念。可能因为家道中落的原因，12岁时，张君劢奉母命考入上海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接受教育（当时风气未开，社会还以科举为正途，故一般家庭不会送孩子上这种学校）。

在广方言馆，每周4天上午读英文，张君劢的英文技能得到了很好的训练。他大量阅读了译书局翻

《中西印哲学文集》《新儒家哲学发展史》《思想与社会序》《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等。

张君劢提倡复兴儒学，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均有建树，在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学史方面，他都是重要人物。于儒学哲学化方向犹有不凡成果。影响中国甚巨。

关于儒学“重学轻习”

历史上儒学有偏重“学”而轻视“习”的倾向，曾经遭遇大儒、通儒的批评。明末颜习斋就批评朱熹说“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之人者，皆晦庵为之也。”张君劢先生据此议论道：“朱晦庵一人是否负此吾国文弱之大病，暂不深论。然吾国人犯此文弱与不务实不好动之病，无可疑也。……迄于清末，曾文正出入戎马之中，乃发现操作之有益于身心，而有‘习劳则神钦’之箴言。”（《儒家伦理学之复兴》，见于《民主中国》复刊号，1961年2月）孔子儒学对“行为”有特殊的偏重；对“言说”有谨慎的警惕。重践履，是儒学非常个性化的品格。

关于“清议”

张君劢引黄宗羲关于东林党人“清议”的意见说：“清议者，天下之坊也（坊，谓防止也），夫子之议臧氏之窃位，议季氏之

张君劢一生充满着矛盾。他既被国民党绑架过和软禁过两年，其著作多次遭到国民党的查禁，又是蒋介石的座上客，支持过国民党的反共内战政策；他既与共产党有过很不错的关系，59岁生日时周恩来还送过他一块“民主之寿”的寿匾，又与共产党人势不两立，1949年被毛泽东宣布为“战犯”而遭通缉。

就学术一方面而言，他创办过政治大学、学海书院和民族文化书院，当过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教授，是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挑起者和后来《文化宣言》的发起人，与丁文江、陈独秀和胡适打过笔墨官司，并先后有《人生观》《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概论》《中国专制君主制之评议》《主国之道》《明日之中国文化》《新儒家思想史》等论著发表和出版，被公认是现代新儒家的重镇。他既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之一，长期担任民盟中央常委，又违背民主同盟的政治原则，率民社党参加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国大和政府，被民主同盟令其退盟

张君劢，徐志摩的第一任夫人张幼仪是其妹妹，前中国银行董事长张公权是其四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