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谭是东汉哲学家、经学家。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省淮北市相城区）人。爱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喜非毁俗儒。哀帝、平帝间，位不过郎。王莽时任掌乐大夫。刘玄即位，诏拜太中大夫。光武帝时，任议郎给事中。因坚决反对谶纬神学，“极言谶之非经”，被光武帝目为“非圣无法”，险遭处斩。后被贬，出任六安郡丞，道中病卒。他把烛干比作人的形体，把烛火的精神，提出“以烛火喻形神”的有名论点，断言精神不能离开人的形体而独立存在，正如烛光之不能脱离烛体而存在一样。王充称道他的著作是“讼世间事，辨昭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论衡·超奇》）对后来无神论思想发展有所影响。著作有《新论》二十九篇，早佚。现传《新论·形神》一篇，收入《弘明集》内。《新论》以清严可均辑本较好（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另有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今存《仙赋》、《陈时政疏》、《抑谶重赏疏》等文（见《艺文类聚》及本

其父于成帝时为太乐令。桓谭“以父任为郎”；或说桓谭入任，是由宋弘的推荐。桓谭擅长音乐，善于弹琴。宫廷举行宴会，皇帝往往命他弹琴助兴。他博学通达，遍习《五经》，皆训诂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其喜欢古学，多次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还喜欢歌舞杂戏。穿着简易，不修威仪。对俗儒轻视讥笑，因此多受排挤。

西汉末年，桓谭官位不高，不过当个郎官而已。他与傅晏相善。傅晏是傅皇后之父，起先颇为得势，稍后董昭仪受皇帝宠幸，其兄董贤因裙带关系而用权，傅皇后日益被疏远，傅晏因失势而闷闷不乐。桓谭告戒他要防宫廷之变，注意董贤的动向，要收敛、谦退，以避祸殃。傅晏接受了桓谭的意见，才免遭董贤之害，“故傅氏终全于哀帝之时”。

董贤当上了大司马，闻桓谭之名，要与他结交。桓谭是正派人物，先奏书劝告他“以辅国保身之术”，未被接受，就不与他往来。王莽掌握大权时，天下之士大多数对王莽吹牛拍马，阿谀奉承，以求升迁。桓谭则不然，“独自守，默

刘秀当上了皇帝（称光武帝），桓谭被征召待诏，上书言事“失旨”，即不符合光武帝的要求，未被任用。后来大司空宋弘推荐了他，任为议郎、给事中。

他呈上《陈时政疏》，论说时政，主要内容是：

他说：“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于辅佐。”故须任用贤能，争取“政调于时”。他在《新论》里论道：“治国者，辅佐之本。其任用咸得大才，大才乃主之股肱羽翮也。”意思是，皇帝的辅佐，乃治国之本；国家用了大才，犹如长了翅膀，就可以腾飞。他认为贤才有“五品”，最高级的是“才高卓绝于众，多筹大略，能图世建功者，天下之士也。”就是说，大贤的主要特点是能为国家出谋筹略，建功立业。他指出，自古以来在用人问题上有一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发现和使用人才方面存在三难：一是贤才少，而庸才多，“少不胜众”，贤才被凡庸所淹；二是贤才特异非凡，往往不被人所认识，“乃世俗所不能见”；三是贤才往往被谗、被疑，还往往受害。故他强调：“是故非君臣

后汉书卷二十八

桓谭字君山，沛国相人也。父成帝时为太乐令。谭以父任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辨析疑异。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憙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哀、平间，位不过郎。傅皇后父孔乡侯晏深善于谭。是时，高安侯董贤宠幸，女弟为昭仪，皇后日已疏，晏嘿嘿不得意。谭进说曰："昔武帝欲立卫子夫，阴求陈皇后之过，而陈后终废，子夫竟立。今董贤至爱而女弟尤幸，殆将有子夫之变，可不忧哉！"晏惊动，曰："然，为之奈何？"谭曰："刑罚不能加无罪，邪枉不能胜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艰难，或驱使医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番。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宾客，必借以重势，贻致讥议。不如谢遣门徒，务执廉悫，此修己正家避祸之道也。"晏曰："善"。遂罢

桓谭的论著很受时人和后世学者重视。稍晚的王充很推许《新论》，他说：桓谭作《新论》，“论世间事，辨昭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这个评语是很高的。范晔写《后汉书》提到，桓谭是两汉之际著名学者，与杜林、郑兴、陈元等人“俱为学者所宗”。对于他坚持反对谶纬迷信的态度而遭受打击以至“流亡”的命运，不胜感叹，一者说“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再者说“桓谭以不善谶流亡”，对于他坚持明智的学术观点深表赞赏，对于他被害至死无限同情，可谓对桓谭为人为学恰当而公允的总结。桓谭治学，求知求实，追求真理，不唯命是从，不怕打击迫害，这种治学精神，难能可贵，值得士人学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