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鼎（1884—1911），陕西省白河县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陕西辛亥革命中最主要领导人之一。钱鼎家族为白河县旺族，书香门第。钱鼎“生有异禀，目光射人，体清癯”（郭希仁语），聪颖好学，少有大志。其蒙读于钱氏家族在双溪口（今陕西省白河县陈庄村厚子河口）办的两所家塾。钱氏家塾多延聘名师授科。清光绪癸卯（1903）年，钱鼎应童子试入白河县邑庠。

在私塾念书时，“钱鼎曾因课间带领一群小孩练习打拳而受到先生的训斥。先生说：“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你们学过的文章要好好复习，不要贪玩，荒废了学业。”上课时，先生走到钱鼎跟前问：“会背《三字经》吗？”“会！”“背错了可要挨手板子的哟”，钱鼎又答：“是！”然后就用清晰响亮的声音从头至尾背诵了一遍《三字经》，同时对先生的提问对答如流，先生暗自称奇。一次，在送先生回家的山路上与狼相遇。先生大惊失色，瘫倒在地；钱鼎则毫无惧色，自先生后冲上前去，举起手中的

陕西同盟会活动较早。1905年冬，井勿幕受孙中山委派回陕，积极宣传孙中山的民治民有民享的政治现代化思想，数月间，其足迹已遍布西安及渭北各县。到1906年春，井勿幕在陕上层和知识界中发展的中国同盟会会员已有30多人，并适时成立了中国同盟会陕西支部。早在三原召开中国同盟会第一次会议时，井勿幕就提出联络会党和刀客的问题。但由于陕西中国同盟会会员多是从未与会党打过交道的知识分子，认为会党和刀客中人是来自下等社会，不屑与其为伍，坚决反对与其为谋而作罢。同盟会陕西分会成立时，经井勿幕反复做工作，勉强通过了联络会党、刀客的方针，但真正做联络工作的会员很少。此时，陕西中国同盟会在上层和知识分子中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在群众中并没有基础，再加上清朝官吏的防范严密，又苦于购买枪弹没有着落，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基干力量，只能徒事鼓吹。

钱鼎回陕后通过郭瑞圃（河北人，鼎在保定入中国同盟会识郭）介绍结识陕西中国同盟会友人后

宣统三年（1911年）六、七月间，四川保路运动愈演愈烈；八月又传来武昌首义的消息。农历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钱鼎（时任新军一标一营队官）、张钫以参加满城一个满族同学的婚礼为名，趁机进一步侦察情况。农历八月二十六日（10月17日），钱鼎、张钫、张云山、万炳南、贺跋之等在西安小雁塔秘密会议紧急磋商，一致认为要抓紧这一时机，迅速组织起义。但考虑到驻扎城内南校场巡防营的哥老会还没有联系好，特别是他们军装局的“哥弟”没联系好，还需时间做工作，初步议定农历九月初八日举事。而四川省保路斗争和武昌起义也使陕西抚署和西安将军府对新军很不放心。为防兵变，他们密谋用调虎离山之计肢解新军。在将一标一营调汉中后，农历八月二十九日又突然下令，将革命力量最强的新军第二标所属3个营，从农历九月初三日起，每天开拔1个营，分别调驻宝鸡、凤翔、歧山等地。又从西路新调巡防营2个营到省城西安接城防。并计划在二标调出后，便立即

10月22日上午10时许，陕西新军在张风翙、钱鼎、张钫（时任新军混成协队官）的率领下，分三路发动进攻。因为，满人对新军防范甚严，除操练用的枪炮外，子弹均放在军装局保存；所以，先占得军装局成为掌握西安全城的关键。

由朱叙五、党仲昭、张钫带领炮营打响了西安举义的第一枪。他们首先抢占了西安城南门附近的军装局，缴获大批武器弹药。钱鼎、张宝麟则率新军一标二、三营百余人占领西关后，又到陆军中学迅速组成了500余人的学生军，安排该校教官马晋山、学生王一山、牛策勋率领，协助义军打开学堂库门，取出存储校内的1000支枪和16万发子弹，发给起义部队和起义学生。

然后，钱鼎等组织陆军学堂学生和义军，直接攻打藩台衙门和藩库。占领藩台衙门和藩库后，钱鼎令学生队驻扎藩库，严加保护藩库银两。学生军在战况激烈和局势混乱的情况下，始终保护着藩库存放的70万两白银（一说350万两）、300余两黄金及大量制钱，这些钱，对以后解决新政

西安光复后，钱鼎因连续几日无暇休息和饮食不能正常，精神已疲惫不堪。当别人劝他必须注意饮食和休息时，他说到，在这攘夺仇杀、人欲横流的时候，如果不速遏止，前途真是不堪设想。而围绕军政府的人员安排，同盟会、哥老会双方闹得险为分裂。当时，中国同盟会除钱鼎组建的一支300人的学生部队外，没有自己组建的完整部队。而哥老会的各级“舵把子”，几乎都掌握着数目不同的部队，新军原有的组织建制已荡然无存，全部瓦解，军事实力和军事指挥权自然在哥老会手里。

10月25日（九月初四），张风翙、钱鼎、张钫、张宝麟、张云山、马玉贵、吴世昌、刘世杰、马福祥等各起义将领10多人在军装局会议室，商议组建政府机构，定起义诸人名位。在推举大统领时，张凤翙表示：愿辞却临时大统领职务。钱鼎立即起身说：“我们起义，很快就能成功，张大统领指挥有方，功劳最大。现在西安虽然平静，但豫、甘两省清军势力强大，前途如何，未敢逆料，我恳请大统领再勿谦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