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5月，周佛海出身于湖南省沅陵县凉水井乡。周佛海出世不久，其父病故，家境败落。周佛海在乡塾接受启蒙教育，后考入沅陵县高等小学堂。

1917年，他在好友和学校的帮助下，东渡日本留学。

1920年暑假，离别故土三年的周佛海决定回沅陵探亲。同年，又与陈独秀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11月初，离沪，返回日本读书。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仍赴日本留学。

1922年3月，周佛海从第七高等学校毕业后，升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科。

1924年，回国后，任国民党宣传部秘书，同年9月，脱离中国共产党。

1926年，任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

1927年，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总教官。

1929年，出席国民党三大，任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兼总司令部训练主任。

1931年，当选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

1935年，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

1937年，

随着台湾方面解密抗战时期国民党方面情报作战内容和戴笠部分档案，以及2011年10月8日三卷本《戴笠与抗战》的出版，国民党军统局长戴笠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大白于天下：周佛海早在1943年就已加入军统为国民党政府服务。

在这次出版的《戴笠与抗战》中，一项惊人的发现是证实了周佛海在抗战中与国民党政府的合作关系。之前，被盖棺定论的汉奸周佛海早在1943年就已被戴笠吸收进入军统，成为国民党政府在汪伪政权中重要卧底。周佛海于1938年9月与汪精卫投靠日本。

解密档案显示，周佛海经军统敌后组织策动其反正，以伪职掩护敌后工作，军统局地下电台曾架设在周本人和其妻弟杨惺华的私宅，照常工作；周佛海提供有关汪伪政权的军事、经济以及日本与东北的政治情报。此外，军统局特选派熟悉军事参谋业务的谍报人员，经周佛海推荐担任汪政权军委会作战科长，联络控制已接受策反的伪军部队。当时周佛海在汪伪政权中任伪军委会副委员长，负责指挥税警部队、

1921年7月23日晚，党的一大在李汉俊家中开幕，各地党的早期组织13名代表及2名共产国际代表，总计15人，出席了会议，这次开幕式又被称为一大的第一次会议。随后，从7月24日至29日，在李汉俊家召开了4次会议。据周佛海回忆，到了7月30日晚，会议开了好几天之后，“究竟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经验，他说，‘明晚一定换个地方。我们在此地一连开了几晚会，一定使巡捕注意。’我们说反正明天只有一晚，一时又不易另找地方，大概不要紧。于是决定仍在原地。”当第六次会议也就是会议的闭幕式即将召开时，突然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会场。代表们问他找谁，他用可疑的目光打量了一下会场，然后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说完后就急忙走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见此情景，机警地说：“这一定是侦探，马上散会，会议改期改地点后再开。”按照马林的布置，出席会议的人员除李汉俊和陈公博以外，立即离开了会场。十几分钟以后，法国巡捕包围了会场，

周佛海生于1897年，湖南沅陵人。在上中学的时候，他便是一个“不安分的青年”，曾在龙兴讲寺墙壁上，题上这样一首诗：登门把酒饮神龙，拔剑狂歌气似虹。甘为中流拦巨浪，耻居穷壑伴群峰。怒涛滚滚山河杳，落木萧萧宇宙空。不尽沅江东逝水，古今淘尽几英雄。那时，他已颇为“留心政治”，所以诗中透露出那雄心勃勃的气概。早年留学日本，曾参与组织旅日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广州未回上海前，一度代理书记职务。后仍回日本求学，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返回日本后，他实际上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1923年毕业回国。不久，他应邀来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兼任广东大学教授。随着地位的变化，他与党的离心倾向日益加重，并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中共广州支部负责人对他进行了耐心批评和教育，帮助他认识错误。但他毫无悔改之意，后来竟公开声明与共产党脱离关

1924年春，国共合作形成，中国革命形势飞速发展。时任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戴季陶以每月200大洋（银元）的高薪，邀请周佛海出任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以每月240大洋的高薪聘他兼任广东大学教授。戴季陶，邹鲁都是国民党右派，是反对国共合作的人。是后来西山会议派反对共产党的首要分子。周佛海受了他们的影响，革命思想不坚定，与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分歧越来越大，与党离心日益加重，周佛海不缴纳党费，不参加共产党的组织活动。还四处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

这年9月的一个深夜，中共广州区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周恩来亲自上门做周佛海的工作，劝他三思而后行。但周佛海一意孤行，第二天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了一封长信，声明退出共产党。1924年秋，在对其无法挽救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为纯洁党组织，准其脱党。

脱党后，周佛海逐渐蜕化为国民党右派分子，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周佛海以右派分子戴季陶为“榜样”，积极开展反共宣传。标榜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周佛海连同广东大学（中山大学）的几名教授，创办了以反共为主旨的《社会评论》。发表：《反共产与反革命》，《再论反共产与反革命并答中国青年》……等一系列文章，为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摇旗呐喊。周佛海就是通过反共去投靠蒋介石的。周佛海以反共理论家自居，他以他的反共理论和对蒋介石的忠诚，深得蒋介石的赏识与重用，负责为蒋介石起草讲话与命令等。周佛海终于挤进了蒋介石智囊团，为蒋介石内战、独裁出谋划策，成为蒋介石身边的“文胆”之一，颇得蒋的宠信，而周佛海的地位也节节高升。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部政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汪精卫趁着蒋介石发表抗日讲话时候，逃离重庆，飞抵昆明，周佛海受戴笠秘密指派，随汪精卫及汪的老婆、亲信等人乘坐欧亚航空公司的一架专机，逃到越南河内。20日，时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的陈公博也尾随而至。

一九四零年三月三十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中央政府。周佛海夺得了伪财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等要职，后又任伪行政院副院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伪警政部长、伪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伪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委员长、伪上海特别市市长等职务。

汪精卫的伪中央政权成立时，伪政府中的各院，部，会的汉奸要员，都是在周佛海笔下提名产生的，伪政府实际上是周佛海炮制而成，周佛海对此十分得意。他在日记中说：“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他甚至狂称：“人生有此一段，亦不枉生一世也！”在形式上，周佛海地位仅次于汪精卫和

在抗战中期，周佛海嗅出日本人不行了，就抛弃了曾向汪精卫作过的信誓旦旦的“表白”和“保证”，厚颜无耻地倒向了蒋介石，拜倒在蒋介石的脚下。

1942年10月，他背着汪精卫，派人潜往重庆，为重庆方面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还安排重庆的特工人员设计杀死了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后又利用自己上海市长的身份，在上海及杭州一带部署军事力量，阻止共产党等革命势力进入上海。日本投降在即，南京伪政权被迫解散，周佛海向蒋介石再表忠心：“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在主席之前。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奉蒋介石之命，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令其指挥所属税警总团、上海市保安队及警察，以及杭州地区伪十二军等，负责维护上海、杭州一带治安，阻止新四军武装收复沪杭地区。后应周佛海的请求，任命他为行动总队司令，全权指挥驻沪杭伪军。就这样，周佛海摇身一变成为抗战的有功之臣。上海的老百姓不明底细，都被搞得稀里糊涂，不知蒋介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一九四六年四月，国民党当局先后开始了对汉奸的公开审判。首先受到审判并被处以死刑的是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接着，陈公博、梅思平、褚民谊、林柏生、陈璧君等汉奸，一一受审判，分别被判以死刑、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受到应有的惩处。但周佛海逍遥法外，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质问当局为何在大小汉奸受到审判时，“独头等汉奸周佛海不知其何以久无消息？迫于压力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审判周佛海。由判死刑，后减为无期徒刑。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周佛海病死在监房中。

周佛海为民国时期最活跃的政治投机分子。其个人政治色彩随着政治投机活动而变化多端，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一大”代表之一，一度是政坛大红人物，之后投入蒋介石幕府，抗战爆发后又以卧底身份与汪伪政权合作，为国民党的抗战做出了幕后贡献，但同时也做了一些有愧于历史和人民的勾当。

著有《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往矣集》、《物价问题》、《周佛海日记》等。译有《互助论》、《社会问题概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