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山（1899年～1972年），原名曾如柏，又名修生、宪朴、曾珊、唐古。乳名洛生，书名宪璞，字玉成，号如柏，化名唐沽。曾庆红之父。

1899年11月10日生于江西吉安县永和镇白沙锦源村。父亲曾彩芹，是一位文化素质很高的清末秀才，为人道德高尚，助人为乐，他把自己学到的知识献给村里的青少年儿童，自己创办学馆，教书育人，在村里有很高的威信，母亲康春玉是一位勤劳贤淑、眉目清秀的妇女。由于家境清贫，儿时只跟随父亲断断续续念过三、四年私塾，大部分时间帮助母亲从事家务和农业劳动。

1915年他被送进赣州一家丝线作坊学徒三年，帮工两年，这使曾山在青年时期受到了艰苦的磨炼。曾山1925年随兄曾延生参加农民运动。

1926年10月，由曾迎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2月当选吉安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参与组织全县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随起义军南征到广东。同年冬入教导团当上士、事务长，参加广州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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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山小时随父亲曾采芹读过上年私塾，后做过学徒，种过田卖过肉。1925年秋，在哥哥曾延生（共产党员）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团体“觉群社”，投身革命。1926年10月，由曾迎祥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2月，曾山任吉安县农民协会筹备处执行委员。他发动儒林区农民，将当地一名破坏农会的土豪劣绅曾伏苟捆押送县，后经县长批准召开公审大会，将其处决。7月，奉命赴广州，进叶剑英领导的四军教导团，12月，参加了广州起义。月底，返回吉安，受党组织指派，到吉安县官田、敖城等地发展党员，建立中共芳井支部。

1928年春，他先后担任中共吉安县南区和西区区委书记。是年农历四月初九，曾山与周冕、萧仕梅、萧志铎等率领官田一逞的贫苦农民，举行了“四·九”暴动。6月，任中共吉水县委书记。1929年5月，中共赣西特委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曾山被选为特委委员。10月，赣西革命委员成立，曾山任主席。1930年2月，曾山以中共赣西特

参与组建新四军

1937年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飞抵延安，陈云、曾山同机到达。在大雪纷飞的延安机场，曾山见到了毛泽东、洛甫、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并和毛泽东、陈云等一起合了影。这是“二苏”大后，阔别近四年，曾山头一次见到毛泽东。

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13日，会议根据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作出了《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决议》高度赞扬了南方游击区艰苦奋斗的同志们。14日下午1时，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等问题。洛甫、毛泽东、项英、彭德怀、凯丰、刘少奇、张国焘、陈云、康生等出席会议，李富春、曾山列席会议。

项英作报告后，毛泽东、陈云、李富春、刘少奇、彭德怀等先后发言，热烈讨论，曾山也发了言。曾山发言的要点是：“在各游击区要根据具体情形采用各种办法解释新政策，争取更多的人来拥护党的新政策”；“在干部中要进行新政策的教育”；“

1899年12月出生，江西省吉安县人。1925年参加农民运动。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2月，当选为吉安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随起义军南征到广东。同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

1928年春回家乡，任中共吉安西区区委书记，组织发动农民参加赣南武装起义。同年冬任中共吉水县委书记。

1929年1月，任中共赣西特委组织部部长。6月，任赣西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0年2月，当选为中共红四、红五、红六军前委常委。3月，被选为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务委员，同时任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6月，任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同年10月，被选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并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务委员。

1931年1月，被中共中央指定为苏区中央局委员。同年11月，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1932年11月。受到“左”倾领导者不公正的批判，改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财

几次战斗中，曾山率领红军独立团打了不少胜仗，缴获了不少战利品。一次，有位同志分到一双新袜子后，便把一双破旧袜子扔到门口草地上。曾山正巧打此路过，他摇了摇头，弯下腰将袜子拾了起来，回到屋里洗了洗。烘干后，坐在门前石墩上认真补起来，补的针线又细又密，旁观的同志无不啧啧称奇，夸到：“曾主席好手艺。”

袜子缝好的当晚，曾山召开了省委机关全体同志会议，他拿出那双补好的袜子高高地抖了抖，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这是一双破旧袜子，补一补，不是照样可以穿吗。可是我们有的同志却把他扔掉了，谁扔掉的，我不追究，严肃说起来，扔掉的是红军的传统啊！要知道这虽是一双普普通能的袜子，它可是同志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呀，同志们！”曾山越说越激动。

说着说着，台下一位同志如坐针毡，只见他坐不是，站不是，很不自在又很不安心起来，突然。“哇——”地一声哭了。曾山同志走上前去，吃惊地问道：“你为啥哭？”那个战士低下头，不好意思地承认说：

毛泽东生前不止一次地讲过：“我在中央苏区，很多地方得益于曾山同志的帮助。”“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曾山同志是有功的。”毛泽东为此专门随曾山到其家里慰问，称赞曾家“满门英烈”。

曾山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都始终以共产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立党为公，勤政为民，一心一意为革命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纪念曾山诞辰110周年座谈会

2009年12月12日是吉安籍老一辈革命家、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曾山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当天，吉安市委、市政府隆重举行纪念座谈会，回顾曾山同志光辉的一生，缅怀他的革命业绩，追忆他对家乡的亲切关怀，学习和继承他伟大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品德风范。

省委、省政府对此次纪念活动非常重视。座谈会召开前夕，在吉安县曾山革命事迹纪念室曾山同志塑像瞻仰仪式上，省委、省政府及省委书记苏荣、省长吴新雄向曾山同志的塑像敬献了花篮。曾山同志亲属曾庆绘、曾庆洋，部分省、市党史研究专家学者应邀参加座谈。

座谈会上，曾山同志亲属代表、原中国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部长曾庆洋少将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了曾山同志的感人事迹和崇高品德。与会代表分别结合党史研究以及工作实际作了发言，深情追忆曾山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业绩，表达了家乡人民对曾山同志的深切怀念和无限敬仰。大家谈到：曾山同志

曾山的一家，是一个革命的大家庭，真是满门忠烈，浩气长存。父亲曾彩芹是农村小学教师，他思想进步，热爱共产党，为了党的事业，主动要求中共吉安县委，将他所在的农村小学作为党的交通站，义务为党组织传递情报，掩护党的组织开展各种活动。经中共吉安县委讨论批准曾彩芹为秘密交通站长。说秘密交通站其实就是曾彩芹一人，他既是站长又是交通员，样样事情都必须他亲躬，都要亲自跑腿。几年来，他不论数九寒天还是赤日炎夏，无论刮风下雨，白天黑夜，他都每天身披蓑衣，晚上打着灯笼，送情报，送战友上井冈山寻找毛泽东，聆听革命真谛，传播革命火种，多次掩护游击队，痛打白狗子、反动民团，赢得了上级和革命群众的好评。曾彩芹曾先后三次被捕，仍为革命到处奔波送情报，化险为夷，然而不幸于1931年又被国民党反动派发现，关押在监狱，严刑拷打，逼迫曾彩芹招出地下党负责人，曾彩芹为保守党的机密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结果被敌人活活打死，惨不忍睹。

曾山的

1950年7月，淮河两岸发生了严重的水灾，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及时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淮河”的号召。为了根治淮河水患，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华东局作出了治理淮河的决定，正式成立了治淮工作委员会，任命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的曾山为治淮工作委员会主任。淮河两岸的河南、山东、安徽三省的省长和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为副主任。

在治淮期间，曾山非常重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吸收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和华东各高等院校水利、土木工程系的毕业生参加治淮工作，做出了卓越的成绩。陈毅元帅经常表扬曾山善于发现人才，而且善于培养和使用保护人才。

当时，华东水利部属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1950年7月，淮河发生严重水灾，根据中央决定，10月在蚌埠成立了治淮委员会，曾山兼任淮委会主任，由河南、安徽、山东三个省的省委书记或省长任副主任。华东水利部副部长汪胡桢、钱正英在淮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曾山长期的革命生涯，表明他是实践党的这一优良传统的模范。在中央苏区根据地时，曾山担任江西省苏维埃主席。他率领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配合红军的反“围剿”，建立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成绩卓著。毛主席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在江西根据地的斗争中，曾山有功劳。曾山在实际工作中，处处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30年代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当时，有的同志主张按照耕种能力大小来分配土地，以为这样可以发展生产。曾山经过深入农村调查，主张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强调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争取群众、激发农民参加革命斗争、保卫胜利果实的积极性，同时也对发展生产有利。曾山的正确主张，得到了毛主席的赞同。在中共赣西特委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肯定了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主张，还根据这一精神制定了一个土地法。大量事实证明，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对巩固

曾山曾经在不同的重要岗位上工作。他在每个岗位上都任劳任怨，顾全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充分体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崇高情操。

曾山早年投身革命，文化程度并不高，但他十分重视学习。他在党内担任过许多重要工作，许多东西他本来并不熟悉，但他虚心向其他同志学习，不仅胜任了党交给他的各项工作，而且十分富于创造性。上海解放后，他已经是党的重要高级干部，但在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办的干部文化补习学校里，人们常常看到他像一个普通学员一样刻苦学习，认真记笔记、讨论问题。

还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时，曾山先担任组织部长，后来负责支前工作。在这两个不同的岗位上，曾山都干得十分出色，受到同志们的好评。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我那时也在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工作，常常看到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曾山身穿灰棉布大衣，戴有护耳的棉帽子，脚上穿一双芦苇花编织的棉草鞋，亲自拿着小板凳，在找同志谈话。曾山常常讲

廉洁奉公、勤政为民是共产党人的本色。曾山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都始终以共产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立党为公，勤政为民，一心一意为革命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上海解放前夕，由邓小平同志安排我从部队转到华东局组织部任副部长，协助张鼎丞同志工作，同时也会同曾山筹备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工作。在江苏丹阳的日子里，我和曾山住在一起。当时，为了接管上海这个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对华东解放大军从物质上包括大量的粮食、煤炭、棉花作了充分的准备，曾山就是这些物资的大管家。而我们自己的生活却是十分艰苦，曾山和我吃饭常常是一碗面条，连菜也没有。但我们却感到十分兴奋，因为上海就要解放了，全国的胜利就要来临了。

当时国内外敌对势力散布说：你们共产党、解放军即使能打下大城市，也肯定管理不好大城市。毛主席针对这些谰言，教育和鼓励

上海解放后，曾山担任上海市副市长，负责经济工作。此时，由他经手的钱物不是成百成千，而是成万成亿，但曾山仍然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国民党曾经叫嚣：上海是一座大染缸，要让共产党红着进来，黑着出去。曾山当时的工作岗位，应该说是站在第一线的。我在与曾山交往中，没有感到他有任何变化，他还是那样廉洁奉公，勤奋工作。特别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是1949年上海解放后的那年冬天，当时实行供给制，他穿的那件旧棉袄已经破了，许多人都劝他换一件，但他从来没有想到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许多上海人都不会相信穿着那件破棉袄的是上海市的副市长。后来那件破棉袄实在不行了，他就做了一件罩衫罩在外面。为了建设好、管理好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曾山夜以继日地操劳，生活却依然十分清苦，以至因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晕倒在楼梯上。

曾山常常教育家人：“我们的一切都是劳动人民给的，我们永远属于人民。他从不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家人谋私利。解放初期，曾山同

1952年夏天，我国实行干部休假制度的第一年，我同曾山一起回家乡探亲。我们离开江西吉安老家已经20来年了，很想去看看家乡的变化和烈士家属的生活情况。我们从上海出发到南昌，再转车到吉安。记得就在去曾山家乡白沙的余家河渡船上，我们听到群众在议论，大概是他们看到了回乡探亲的我们两人，忽然议论到曾山。有的人说，乡亲们盼望曾山同志能回来看看。有的人发牢骚说，曾山现在官做大了，工作忙了，忘记我们了，不来看我们了；有的人说，曾山还是会来看我们的，他过去是我们江西省的苏维埃主席吆!他能来对我们现在的工作作些指点多好。曾山听了这些议论，只好半遮着脸对我笑。这些群众根本没有想到，衣着朴素、平易近人的曾山就坐在他们中间哩。

当天，我在曾山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即去陂下我家。可是到了距我家还有十多里的洋田，就有敲锣打鼓放鞭炮的人群，还有小学生载歌载舞，搞得我很尴尬。到家后，亲朋好友更是川流不息，有的提着一只老母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