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克武1904年留学日本，会见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

1905年，因“取缔规则事件”回国，在上海中国公学继续学习。

1906年冬，奉同盟会总部命返川开展武装斗争。他在重庆、泸州等地与朱之洪、谢奉琦、佘英见面，继又到成都与黄树中在草堂寺秘密集会讨论武装斗争，到会的有张培爵、黄金鳌、余切、陈伯珩、龙光等30余人。

在四川各地联络革命党人，设立机关，发展同盟会员，积极组织起义，先后发动泸州起义、成都起义、广安起义、嘉定起义等，但每次都因事机泄露、叛徒出卖、众寡悬殊等而失败。

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熊克武参加了由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他领着喻培伦、但懋辛、秦炳、饶国梁等16人组成的小分队，炸开两广总督署后墙，冲进督署去捉总督张鸣岐，张早已闻风而逃匿，广州起义亦告失败。武昌起义爆发，上海的四川党人公推熊克武组织蜀军北伐。南京临时政府任命熊为蜀军北伐总司令。不久南北和议成，孙中山命熊克武率部返

熊克武，四川井研县盐井湾（今研经镇）人，生于1885年12月26日。

父亲熊宝周以开中药铺行医为生，母亲邱氏生有子女8人，熊克武排行第二。幼时，家中生计艰难，父亲常告诫子女，要“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只有这样长大后才能有出息。

熊克武8岁时开始在镇上读私塾，闲时帮家里卖桑叶，收蚕茧等。13岁时赴荣县方家冲但氏家族私塾读书，在吴蜀等老先生引导下，熊克武的爱国思想得到启蒙。以后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下，为挽救祖国的危亡，争取自己的前途，熊克武决心留学日本。1904年冬，熊克武和好友但懋辛穿巫峡，渡东海，先到上海。12月7日，由上海乘船到达日本横滨，再改乘火车到达东京。

1905年夏，熊克武和但懋辛同时考入东斌学堂学习军事。东斌学堂具有浓厚的革命气氛，在这里求学的留学生思想十分活跃，熊克武进入东斌学堂后，思想更加倾向于革命。

7月25日，熊克武在东京程家柽家里见到孙中山先生。

是年8月，孙中山先生在东京创建

1906年冬，同盟会总部命令熊克武返川，与谢奉琦、黄树中共同主持四川同盟会工作，联络会党武装斗争。熊克武先到重庆、泸州等地与朱之洪、谢奉琦、佘英会见，然后到成都与黄树中于草堂寺召开武装斗争的秘密会议，到会的有张培爵、陈伯珩、黄金鳌、余切、龙光等30余人。

会后，熊克武化名邱济川，赴重庆、泸州、宜宾、屏山、井研、永宁、永川等地去联络革命党人，设立机关，发展同盟会员和委派负责人，为发动武装起义奠定基础。

1907年10月1日，他与佘英、谢奉琦等在江安、泸州组织武装起义，因事泄失败。随即赴成都，又与黄方、杨维、谢持等于10月4日举行武装起义，亦因事泄失败。尽管泸州和成都起义失败了，但四川党人并没有气馁，他们急图再举，发誓要替死难同志报仇，并决定12月13日晚在宜宾再次组织起义。

然而，因叛徒雷东垣将起义的全盘计划向官府密报，起义再次夭折。

1908年春，熊克武和佘英潜往日本东京购买枪弹，在吴玉章、宫崎寅藏

熊克武实权不多。唐继尧为了牢固控制四川，并进一步向陕西、湖北扩张，于1918年9月以五省靖国联军总司令的身份到重庆召开了联军会议，并抛出一份《川滇黔三省同盟计划书》。对这份实则“亡川”的同盟书，熊克武感到难以接受，拒绝在上面签字。

熊克武执掌四川军政两权后，深感四川历经多次战役，人民长期遭受抢夺骚扰、横征暴敛之害，生活十分痛苦。为了整理川局，整顿军队，恢复地方秩序，减轻人民负担，振兴实业，决定召开靖国各军首脑会议，商议治理四川的纲领。为了贯彻实施纲领的决议，熊克武做了许多工作：

一是缩编军队。四川连年战祸，不断扩军，军费大幅度增长，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1918年2月24日，熊克武以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的名义，电告各军负责人禁止招抚地方武装和土匪。3月5日，又发表《告川中军界文》，从减轻人民疾苦、军队编制实情、稳定川局等方面，反复陈词，指出必须坚决裁减军队，要求军界中的各级官佐从这几方面做好说服解

驱逐刘存厚之后，1921年6月，川军各将领在重庆召开善后会议。熊克武考虑到自己的政治立场尴尬，对南北两政府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提倡连省自治，还隐身幕后，将第二军军长刘湘推出主持川中军民两政，为了扩大影响，还组织了川军第一，第二军联合援助湖北自治运动，结果被吴佩孚打败。

川军对外发展受阻后，内部矛盾变得激化起来，在裁军问题上矛盾重重，结果川军第二军代军长杨森对第一军发动突然袭击，他迅速收缩部队，并联合川军第三军军长刘成勋一起打败第二军，迫使刘湘下野，杨森出川。但在战后分赃问题上又一次闹的不可开交，陈国栋一个小小的师长都感抗命，最后演变成一军（但懋辛）、三军（刘成勋），边防军（赖心辉）三军和三师（刘斌）、七（陈国栋）、二十一师（邓锡侯）三个师的大混战。战局呈现拉锯状态

1923年3月，吴佩孚指使杨森组织力量以反对熊克武为名反攻四川，同时派北军和黔军袁祖铭等部队支援，这时，川军刘存厚、邓锡侯、田颂尧等

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熊克武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7月，孙中山大元帅又任命熊克武为建国军川军总司令、川滇黔联军副总司令，北上讨伐曹锟、吴佩孚部。是年冬，熊克武接到孙中山先生用英文写的密信，主要内容是：“余此次北上，讨论南北统一大计，阻力很多，前途未可预料，但无论如何，仍需以武力为后盾。你为我党老同志，必能深体此意，望即将所部集中武汉一带，相机行动。”得此信后，熊克武在湖南常德扩编军队到4万人，为了培养军事干部，还成立了“建国军干部学校”，学员来自四川部队的下级军官和各部编余军官，共约400余人，分编4个队，训练6个月，熊克武亲任校长。

1925年1月，熊克武派但懋辛等与河南督军胡景翼商定，会攻武汉。

然而，3月12日，孙中山先生病逝北京，接着，胡景翼暴病身亡，使进取武汉的计划落空。这时，湖南省长赵恒惕倒向北方，决定以武力驱走熊克武。部队何去何从，立即成为热点，熊克武力

“九·一八事变”后，熊克武无时不关心祖国的命运和前途。面对危难的祖国，他感到居住在一个侵略自己祖国的国家里，是一种莫大的耻辱，便与喻培棣、但懋辛从日本经香港然后回到上海。然而，蒋介石并没有安排他实际工作，只是让他挂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国防委员。

1936年，张学良将军在发动“西安事变”前夕，曾赴上海倾听各方对抗日救国的意见，并亲往熊克武住宅与熊商谈。熊克武对张学良谈道：“日寇气势汹汹，亡国灭族之祸，迫在眉前，稍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应团结起来，共御外侮。”他希望张学良以大局为重，以民族大义为重，停止内战，一致对日。临别时，张学良向熊克武表示：“锦公之言，乃当铭记于心。”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熊克武扶病前往太原面见阎锡山，力主团结抗战。当时，冯玉祥正好也在太原，两人相遇，分外高兴，随即他们在行馆推心置腹地作了长谈。他们回顾了自己军戎生活的坎坷历程，谈到了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

8月13日，日寇

1950年1月6日，贺龙司令员受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委托，亲自来到成都布后街2号看望熊克武。

6月14日，熊克武作为特邀代表赴北京列席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正式任命熊克武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1年5月，熊克武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川康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兼召集人；10月，熊克武任全国政协委员，于23日前往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

1954年9月1日，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不久在人代会被选人大常委，继任第二届、第三届人大常委。

1956年和1959年，熊克武在民革中央第三届和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副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他年事已高，但仍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

1959年，74岁的熊克武代表人大常委会到河南、西安、四川、武汉等地视察工作，行